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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前刘湘曾想在四川自造飞机，沈默士也从发动机、机身、经费等方面为刘湘释疑。沈默士不愧为专业幕僚，他向刘湘讲述的一席话，既考虑到主官的迫切心理，也为制造业特征打下伏笔。因为装备制造业大异于做衣服搞玩具，这是连贯的行业，也是个需要长期琢磨和探索的产业，更是一个来不得半点浮躁的产业，一句话概括：你得把它当“持久战”来玩，也许一辈子都难登堂奥，但是在当时的形势下，地方势力之间能到此地步也就不错了。因为形势的扭转常常出乎杰出幕僚的预料。
1933年，沈默士赴欧遍历法、比、瑞士、意、德、奥、捷克等工业国，每日考察参观，9个月后始得刘湘电召回国。返渝时，刘湘尚在疲病休养中，他即缮呈报告及计划，草拟内容如次：
现代步兵，仍为军事之主，编制与装备，注重火力弹性与运动速度，欧洲各国努力原则，与本军目标相同，不过更具体完备而已。
其一，连的战斗配备，以每班有轻机枪一挺，配60毫米小迫击炮一门，每排尚有手提机枪一二支，本军现只每排有汤姆生式手提机枪及47毫米小迫炮一门，现我厂中研造捷克式轻机枪，大批制造工具及检验样品均已完成，并于此次参观捷克厂，见有新式装弹机，亦能仿造，应展开制造计划，以每月能生产两百挺为宜。
其二，连的火网，限于1000米，营的火网在5000米以内；团属火网，最大5000米，师属火网，掩护*千米。至于运动性能，多趋向机动化。
其三，制造炮厂之设备费，并不如普通想象之天文数字，国内各地之大兵工厂，皆因设厂时，从无制造目的……名义规模虽大，而技术反平平无奇；今后本军从事建立之炮厂，应首先决定炮样种类，然后设备专门机器制造之，则技术新、用费轻，并可大量生产。
其四，膛线火炮制式，以法国式为最合理，故如今美国、日本、苏联、捷克、波兰等国均采用法国制式。
其五，川省环境，以每月能出四门野炮为目标……一切技术从新，利用所长，不必限定应在某国某厂采购，综计全部设备费，连厂房、靶场、弹道研究等，不会超出400万元。
……
沈默士从国外考察归来，恰遇西安事变，刘湘始自督署返家，进门就说：“今天张学良在西安出一大乱子，真是糊涂，把蒋委员长扣留了，尚不知局势如何发展！” 然后又问他，你们在外国的看法，日本究竟侵略中国否？
沈默士答道：“日本军阀专横，可能趁欧洲不景气中，侵袭我国，蓄势待发，国防应积极准备，以应事变；炮厂布置，已大致就绪，如无阻延，可办到一年半内即能出品。”次日，他们约在城郊金花桥一处幽静农舍吃豆花饭。刘湘先论及此次西安意外变乱，他认为，无论如何结果，必掀起全国大波动。
智识者的末路（12）
刘湘和高级幕僚的亲切关系，在日常生活上和吴佩孚相似，吴佩孚的幕僚汪崇屏说，吴氏每日三餐，都跟幕僚在一起吃。除了生病，绝不回家吃饭。这些都表示他的克己复礼，与部属共甘苦的精神。
抗战爆发前一年，谣言有传中央将用兵解决川局，但刘湘始终保持镇静，不为所动。抗战军兴，南京召开高级国防会议，刘湘亲自与会，并调五师人马出川，参加保卫京畿之战，其师长饶国华即在广德前线激战阵亡。闻刘氏离川时，有西南某显要，曾私加劝阻：不必亲身出席、静观变化之说。刘湘为表示全川誓做后盾，慷慨前往，此绝非多疑善变、狡诈心虚之军人所敢为者。
关于刘湘在汉口猝然亡故，社会传言腾于众口。沈默士作为资深幕僚，证明此前在成都曾得法国名医诊断，刘氏吐血症为胃溃疡病，已成深笃之状，若不出洋休养至6个月，恐突发不可救治。
学生出身的幕僚汪崇屏
河北省易县人汪崇屏也是北京大学毕业生，在校期间，为北大学生会干事部主席， 1922年，任北京大学校长室秘书，深得校长蔡元培器重，参加机要事务，负责吴佩孚之专线联络。1924年后，追随吴佩孚左右，任吴部参谋，及吴部驻北平代表等职。他也是学生参谋和康白情好有一比。
1924年9月，二次直奉战争初起，直军在山海关九门口前线一带布有大量部队，其后被奉军攻下。吴佩孚派援军总司令张福来率重兵增援。
此次吴佩孚的失败，固然由于冯玉祥的倒戈，然吴氏迟至10月11日始由天津亲赴山海关前线督战，汪崇屏分析说：
准备用海军截击奉军的交通线与后动补给，故乘渤海舰队司令官温树德所率领的旗舰，游弋海上，并指挥海军炮轰葫芦岛，终因风浪太大，不能上岸，也是主要原因。此时冯在热河前线与段祺瑞有电报通消息，但对奉方则无。可知冯玉祥与奉方并无默契。
吴的参谋长张方严在吴军中原来是一句话也不说的，但在此紧要关头却用吴的署名发了一个电报，催促后方的队伍赴援。冯玉祥得电后，知前方军情吃紧，不必再有所顾忌，便于10月19日自滦平回师，星夜疾驰，23日晨，即抵北京。等吴派在冯玉祥处的人回来，报告冯倒戈经过，吴问张方岩何以发电要后方增援？张一见吴的面就跪下说：“我错了。”吴说：“起来，我不杀你。”第二天（10月25日），吴率领参谋长幕僚等仍赴前线视察……张福来原为河南督理，等吴走后，其幕僚就将他拥着上船溜了。因此，20万大军无人节制，加之奉军猛攻，队伍溃乱，因而败北。如将队伍交给彭寿莘还可以支持，并且齐燮元、萧耀南亦可派兵增援，起码能将队伍撤走，不至于一败涂地。等到张福来一溜，20万大军就都垮了。
此次战争，奉军能够得胜，据闻有日本的援助，然张作霖驭下治军，都有他的一套，对文人很谦逊，对武人就用他那套“胡子”办法。就是连张学良都很行，在二次直奉战中，他所指挥的将领都是父辈的朋友，他对这些将领都以“大爷”称之，遇到什么事，总说：“大爷，你看怎样办？”那些老将领碍于情面，只好俯首听命；所以什么事都能顺利指挥（汪崇屏《吴子玉先生幕中见闻》）。
汪崇屏任参政，白坚武仍为政务处长，张其锽为秘书长，蒋方震、章炳麟曾一度分任参谋长及总参赞。白坚武是吴氏的旧人，二次直奉战败后，大家都说他的不好，但吴佩孚一生向不说谁不好，或张三怎样，李四怎样，所以始终未对白表示不满。后来，他跟吴说，孙传芳处很重要，他要去负责联络，吴氏就派他去孙传芳那里做自己的代表，结果一去不返。白坚武走后，政务处一切事情都归汪崇屏代理，但白坚武始终没有辞职，汪崇屏也没有正式接任。。 最好的txt下载网
智识者的末路（13）
汪崇屏分析吴佩孚不能成功的原因，不是吴佩孚没有能力，他应付一切都很好，并且在当师长时即享大名。汪崇屏以为，吴氏用人，尤其是使用高级幕僚出了纰漏，不甚得当。
譬如白坚武对人常有芥蒂，官腔多，真话少。蒋百里（蒋方震）在他那里时间很短，张其笈时间较长。吴佩孚的幕僚长张其锽早年在广西习武，遍访名师，以为武林秘籍尽在掌握之中，又多览经史，觉得学问足够纵横捭阖，他因谭延辏У慕樯艿萌胛馀彐谀弧Ｆ淙吮Ц捍蟮煤埽９以诳诒叩氖恰拔医幢氐笔〕ぃ５缎∈云袷谴笳煞蛩保克臀馐细妫匆云涫跏⒁拙⒚怼⑿窍嗟难а次馀彐谒忝档梦馐细刑居⑿鬯酝�
后进的，以汪崇屏最年轻，汪氏跟白坚武等人不同，他为人平易，也不会打官腔。张其锽跟汪崇屏最要好，人称张其锽是小帅，说，小帅哪样都好，就是有点疯。蒋雁行是傻子，因此他俩被称为“一疯一傻”。张其锽有时聪明，有时糊涂，但雁行确实有点傻，例如攻南口时，汪和张其锽在北京，傻子在长辛店。此时使靳老二掌握兵权，就是傻子所干的，因此，后来却吃了大亏。武汉战事紧张，傻子将靳老二的高汝桐师调往，高部刚刚在河南阳奉阴违，徘徊不前，并且堵着铁路不让援军过去，因此武昌终于不守。
汪崇屏以为，吴佩孚的不能成功，除了用人不当外，另外的原因也许是目标太小，圈子太狭。一个窝里抓螃蟹，不能容纳大量的人才。查家墩总部成立时，蒋方震带了好几个人去，都被任为高级参谋，但没有几天就都*了。
名作家入幕
日本人安岗秀夫著《从小说看*民族性》发表于20世纪20年代中期，诋毁中国人甚烈。这个安岗氏以为中国人寻求食物原料之际总好和*发生联想，中国的菜单，大部分是和壮阳剂的性有所关联。嗜是如是，嗜笋则“因为那挺然的姿势，引起想象来的罢”。
鲁迅先生《马上支日记》中，征引该书多处论断，加以反驳。鲁迅认为，笋的可贵，是在可以做箭，用于战斗等等，“并非因为它挺然翘然像男根”（《鲁迅全集》第三卷，331页）。而且笋在南方，就跟大白菜在北京一样，至为普遍。因为它常见于南边的竹林中的食桌上，故“虽挺然翘然，和色欲的大小大概是没有什么关系的”。
安岗氏又着重提到中国小说《留东外史》，认为该书恶意描写日本人在性方面的不道德，但亦将中国留学生的无品行，不自觉地招供出来了。为此，鲁迅认为：“这是真的。要证明中国人的不正经，倒在自以为正经地禁止男女同学，禁止模特儿这些事件上。”
鲁迅先生穷根究底，指出安岗氏分析中国饮食与性之谬妄荒诞。却也从另一方面指摘道学家的首鼠两端，毫无特操之可恶。鲁迅慧眼如炽，辩证通透，孰是孰非，可以不言而喻。
但鲁迅后面一段感慨已避开《留东外史》而生发开去。此处可稍作认识。《留东外史》，平江不肖生著，以百余万字巨作正侧多面极写民国初年留学界、军政界情形，尤着力刻画民初在日本的中国人群像。其中又以两种人为主。一种是拿着国家公费，沉湎女色和铜钱的浪子阔少；另一种是二次革命失败，亡命逃日的革命志士。因此，书中既有志士亡命，落拓风尘、挑灯看剑的事迹，也暴露道学的伪善、荒淫，阔少诈骗嫖赌，政客的争风吃醋。即从回目上也约略可见。如第六十一回回目“作儿女语一对可怜虫，论国民性许多无耻物”即是。因为整个场景在日本，故亦染翰侧写日本人的种种陋习。故日人安岗氏要加以辩白。 。。
智识者的末路（14）
就《留东外史》文本而言，虽古今小说汗牛充栋，此书置身其间，实堪称巨作，其文藻采纷披，笔酣墨饱，虽百万余言而炼词炼意，无不雅健雄隽，表情达意至事件的歧出分合，又无不一一如臂使指，整个结构宏阔稳妥，生气流动，如一台蓊郁葳蕤、野芳勃发的硕大花架。其书不避酣畅之议论，而见识超卓，又决无半分堆砌郁塞之病，为全文增色不少。晚清民初，报刊层出，举凡政经文史，大率皆在论说之列，《留东外史》妙笔生花，放论高谈，大抵也以时代风气使然。作者乃倜傥不群之人物，亦可想见。
《留东外史》的作者向恺然，笔名平江不肖生，20世纪30年代即给何键做幕僚。他14岁考入长沙高等实业学堂，不到一年，即因纪念蹈海的陈天华，被开除学籍。旋即东渡留学。后返国，曾任倒袁运动的北伐军第一军法官，讨袁失利，再次赴日。此期间著有《拳术》《拳术见闻录》，连载报端，颇耸动视听。
20世纪30年代初期，他应湖南省政府主席何键之聘，回乡兴办国术，任湖南国术俱乐部、湖南国术训练所秘书。
抗战军兴，向恺然辞去秘书一职，随桂系廖磊去安徽，任第二十一集团军（总司令廖磊）办公厅主任，并兼安徽省政府顾问、安徽大学文科教授、省政府参议等职。1947年冬，解放军二野南下，进攻安徽立煌县（今金寨县），向恺然被俘，审查经历清白而释放，他择道蚌埠、南京返回湖南。当时，正值程潜主持湖南政界，向恺然遂随程潜一道起义，其后被安置在省文史馆及政协任职。
以一纯粹文人，而为幕僚，其所作为，显然较康白情敬业也专业得多。
丁文江与孙传芳
丁文江是以客卿和幕僚的身份参与孙传芳的行政系统，当时孙已经是五省联军总司令，丁先生之长才不在军事战略上，是以不可能有什么建树。但是在社会行政方面，则确为一时之选。
孙传芳最得势之际，曾放豪言：秋高马肥，正好作战消遣！好像运筹帷幄，天下独大的样子，可是在当他被赶出南京又想反扑的时候，却又通电发布文告说，“敌至赣边，犹迟缓进，兵临城下，尚尔言和”，又显出他骨子里的犹豫和徘徊。
孙传芳在驻节南京，以联帅自封，贵极一时，他的机构很多，除了三个厅、十大处以外，还有各类高参：军事、文学、政治、经济等，其中像蒋百里、章太炎都被聘请，月薪高至二三千元。当时的总参谋长是刘宗纪，精通军事，熟悉多国语言，足智多谋。另外秘书长是陈季侃，他是前清的举人，文章写得很好，他对孙传芳献计献策很多。当时的东南五省是全国的财富汇聚之地，孙传芳依托于此，大肆笼络人才。他对蒋百里和章太炎特别尊崇，企图以他们的战略头脑、文章学术为己所用。
丁文江正式的名义，是淞沪商埠总办。孙传芳希望留名青史流芳百世，他说，“吴佩孚喜欢讲《易经》，我喜欢讲兵法，亦喜考古”。他在南京举办了两次投壶尊孔雅集。一是联络感情，二是以礼贤下士的招牌发现幕僚和参谋人才，其中确有不少人上书献计献策的，怀揣所谓锦囊妙计，远道而来者也所在多有。
一般来说，各地的军阀都各有野心，拥兵自大，各据一方，他们之间时而变敌为友，时而弃好成仇，大抵上并不存在根本意识形态方面的对立。
智识者的末路（15）
但孙传芳的刚愎自用也影响到他对形势的判断。1927年春，北伐军占领南京，将其赶至江北，当时有幕僚建言，如果他在长江北岸伺机观变，可能北伐军内部会起变化，因为也不稳定，所以他的高参们都不同意立即反攻南京，可是他一意孤行，结果遭到了北伐军海陆两路的包抄夹击。李宗仁、白崇禧和何应钦进攻迅猛，而长江上的海军军舰不断开炮攻击，这是8月下旬的酷暑天气，孙部阵亡官兵弃尸稻田中，尸体腐烂腥臭，令人窒息。他的部属苏桂荣、李耀先等后来回忆说：“在龙潭车站附近，尸横遍野，田水为赤，被机关枪扫断的柳树枝条，满堤皆是。”
安徽陈调元驻南京的代表孟星魁曾在办公之外与孙传芳闲谈，曾经问他说“中国军阀割据对国计民生均有不利，不知有谁能够统一全国军政，这是一个首先要研究的问题”。孙传芳就说，“我们这一代人中，我自问无能，我只做一个吴越的钱王，就心满意足了”。这倒是他的心里话。
孙氏与蒋百里是日本士官学校先后同学，曾经有人利用同学关系从中斡旋，许以优厚条件，蒋介石派张群向孙氏建议，蒋先生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兼华南联军总司令，孙为国民革命军副总司令兼华北联军总司令。可是孙氏毕竟滞后于时代，竟然不为所动，最后退居天津，依然心有不甘。后来被弱女子施剑翘报父仇击毙于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