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耻不获闻大计，其在东京破坏军器密输之举，党未深罪之，章氏仍不自安，阴怀异志。立宪派阳逢迎之，太炎暗喜，辄为他人操戈。
如太炎者，未老而已糊涂，老顽童顽劣之气不改，甚而越聚越深。
马君武说，总理的思想很高超，而这种思想的得来，完全由于他的努力读书。他可以说是手不释卷的人。医学、政治、经济、历史、地理……尤其喜欢看战史。中国战史中，他很钦佩李秀成解南京之围那一段。李秀成用兵打杭州，一路扫过去，势如破竹，再由杭州打回南京，终于解了南京之围。（《马君武文集》474页）
大木百寻沧海万仞：时代巨人及其幕僚（6）
他看过的名著，大都分送给身边追随的助手，马君武就得到他很多的书籍，很珍贵地藏在上海吴淞家里，1937年日本侵占上海，连他学生时代积累到后来的藏书，通通挨烧了。
同盟会会章的起草人，是马君武、陈天华、汪精卫三人（《马君武文集》472页）。
中山先生在南京就职期间，气氛热烈，他身边投效革命的年轻人很多。像马君武等，刚从欧洲回来，赶到武昌城下亲冒矢石，又赶到上海欢迎孙先生，再转南京出席会议。“正是三十年华，英气蓬勃。连夜赶回南京，一路叫着*万岁，喊得声音都破。但那时精神很好，一切应付裕如”（《马君武文集》469页）。
马君武说：“民国成立的时候，总理要让位给袁世凯，自己去办铁路，这件事，胡、汪都说不要紧，而我坚决反对，因为我看准了袁世凯是个坏人。但总理去意已决……跟总理出来，大家都是一肩行李，两袖清风。到了上海，我又给总理派做秘书长。
民国元年总理重到日本去，王亮畴、戴季陶和我一班人随侍在侧。那时候日本的欢迎者热烈极了。来欢迎的人们和车子，直使路为之塞。据说为日本人欢迎外宾空前所未见。”（《马君武文集》475页）
马君武以为，中山先生的伟大，在勤于求知，他频年奔走革命，稍有空闲，便又浏览各种书报，学问渊博精深。他的主义、政纲、政策等，目光何等远大。他待人接物都是推心置腹，不记私仇。就是公开反对过他的人，表示服从之后，和先前一样待遇。
知人善任。对于用人，并无亲疏贵贱之分。唯一的标准就是看你能做什么事，所以当时的革命志士，望风景从。因此“孙君具有一种魅力，能使欧美之士无论其居何种地位，一接谈之后，即倾倒赞美之”。（《马君武文集？孙总理》）“革命事业三事，军事、外交、财政。孙君虽非军事专门家，然其最近十年所专研究者，为战术学，屡起举行革命，富于经验。至于财政和外交问题，则我敢断言，通计中国人才，非孙君莫能解决矣。孙君之真价值如此，日人宫崎至谓其为亚洲第一人杰。”（《记孙文最近运动及其人之价值》247页）
柏文蔚记孙中山先生过天津时遗言：北洋军人全不可靠，我们应以广东为革命根据地，组织军队，非根本解决不可。
孙先生实在是不亲干戈之人，如中国症结可以政治解决的话。动刀动枪，实为迫不得已。
胡汉民在临时总统府时期，统筹秘书班子，文件大小他都要过目，四面八方来求见孙中山先生的他都要先行见面接待，他就睡在孙先生寝室的外间，每天晚上梳理白天的重要事件报告孙先生。孙中山助手中，如陈其美、胡汉民等也算是某种意义上的幕僚。
他的秘书——整个大秘书班子有庶务长沈某自称内务大臣，招摇于外，强征民间的车马，胡汉民就让江苏都督将他拘捕。沈某的继任者就是应夔丞，他还兼任卫队长，飞扬跋扈，胡汉民也将其抓捕，并欲杀之，被孙中山制止，只是解除其职务。当时的参议院中，同盟会籍议员占大半，执著于三权分立之说，好持异议。譬如有些人说，定都南京那么远怎么控制东北呀，不等于放弃吗？此类言论以章太炎、宋教仁为代表。当时南京如开追悼阵亡烈士大会，章太炎居然撰写对联讽刺：群盗鼠窃狗偷，死者当不瞑目；此地龙盘虎踞，古人毕竟虚言。胡汉民认为这是公开的反革命言论。
大木百寻沧海万仞：时代巨人及其幕僚（7）
有一天，安徽都督孙毓筠派专人来求济于政府，孙中山先生批给20万元，胡汉民马上到财政部拨款，可当时的金库里面只有10个大洋。当时战火纷飞，临时总统府的行政令不出都门半步，政府各部亦仅备员名义而已。可见当时作为秘书的也真是困难重重。
另外一件事情，则特别显露了秘书班子对个人性格的制约。胡汉民提倡朴素、简易的民风。当时要地北方将士出文告，由总统府秘书雷铁厓撰稿。胡汉民认为他用词艰深，就说，这个是要让普通士兵都能看得懂的，就像棉被、稻谷一样是非常普通的东西，而不能是罕见的山珍海味。于是否定了他的文稿，让另一个秘书任鸿隽重拟。雷铁厓非常愤怒，拂袖而去。并有诗句说，八年革命党，半月秘书官。胡汉民认为这是名士气太重，很难做好行政工作。
关于这件事情雷铁厓另有说法。雷先生也是老同盟会员，资格几乎不在胡汉民之下。
关于这段时间的秘书工作，胡汉民说，张謇推荐了十几个人来总统府做秘书，胡汉民一个也没录用，于是张謇就在上海一带扬言说，胡汉民善于揽权，好像一个第二总统。当时汪精卫说，他们骂你，等于是赞扬你非常负责呢。
张发奎对胡汉民的看法深透入骨，“学问渊博，责任心强，人格完整，私生活也很简朴，但他心胸狭窄，没有孙总理的气度”。
至于汪精卫，“软弱无能，作为行政院长，他本身没有主意，不敢对蒋先生进言，却又官气十足，忘了他从前的理想”。到了抗战民族危急之时，他还“把自己对蒋先生的仇恨，放到民族大义之上了”。
“汪氏一去，国民党的分裂遂无法避免，而分共清党也就势在必行。后来我见到蒋总司令，便问他说，汪先生为什么一定要赴汉口。蒋说：“我早已料到留他不住，留他不住。”（《李宗仁*》上卷）
“蒋氏此话，颇能得到我们的同情。其实，汪氏坚持赴汉的是非问题，颇难定论。汪氏此去，显然是有嫌于蒋氏而出此。他二人彼此了解甚深，绝非我辈外人所可臆测……今幸北伐胜利，武汉中央请他回国复职，正是千载良机，他自当速去武汉。他和蒋氏斗法很久，吃亏已多，现在在上海一无凭借，自然不敢和蒋氏盘桓。俗语说，给蛇咬过的人，看到草绳也害怕，正是汪氏这时的心理。汪氏武汉之行，既有其个中玄妙，不足为外人道。所苦的是我们这批赤胆忠心，希望党内团结，完成革命的同志。我们诚心诚意地希望汪氏出来领导，而他却浇了我们一头冷水，未免太失望了。”（《李宗仁*》第32章）
李宗仁此种看法，多少暴露汪精卫性格弱点，只适合在幕僚地位辅佐，不宜做主官以控制全局。问题是中山先生辞世后，汪氏心理却已膨胀，个性、智力和时势、他人形成剧烈拉扯，他的悲剧也就到来了。
伪政权时代，被周佛海等人先拨弄、后播弄，实在是有苦说不出。硬着头皮去做，往往事与愿违。一切都是那么的勉强、支绌。所以汪晚年要说：“心宇将灭万事休，天涯何处不怨尤。”
若胡汉民、廖仲恺、汪精卫、蒋介石……之属，当中山先生去世后，他们谁也不服谁，各有所长，智慧无法像孙先生般予以超越，德量更无法像孙先生那样涵容服人。几个便打杀开来，而蒋先生以权谋手腕领先，其余便各个分化，至汪投敌，意气成分很多。唐德刚先生的《书缘与人缘》，对汪兆铭有一大处把握的总评：“汪精卫这个大汉奸，他在中国历史上的罪恶是道德大于政治的。其实他的伪政权并未做太多的坏事，他抗拒日寇在中国大陆征兵前往南洋作战，且不无可记者。汪氏之劣迹，是他破坏了民族道德——他不该以国民党副总裁之尊，于抗战最艰苦阶段，谬听老婆之言，反身投敌……他们一旦投敌，乃把我们这个黑白分明的民族道德弄得一片模糊，使当时抛头颅洒热血的爱国志士，在道德上莫知所适；而人类渣滓的汉奸，则个个手舞足蹈，理直气壮起来。汪氏在历史上的罪恶，莫有大于此者。”（广西师范大学版《书缘与人缘》11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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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幕僚助手，胡汉民等人固为一代精英。但他们毕竟在孙先生身边工作，较之孙先生的超常睿智，他们的事功就大为逊色。孙先生的谋略，是从大处着眼，以总的关节来带动诸般细节，而不是在个人意气上运用功夫，斯于大局无补。
因为营救汪精卫一事，孙先生就批评了胡汉民等人。
那时汪精卫因刺杀案被捕。同志悲哽，于是胡汉民、陈璧君、黎仲实等放弃革命军事运作，派人进北京，或以金钱疏通，或谋劫狱，想将汪精卫从牢狱中予以搭救。
孙先生就在马来西亚西北部的槟榔屿秘密会议前，批评了他们。先生说：“余对于革命职责，断不容忧伤憔悴以死……我意再起革命军，即所以救精卫也。夫谋杀太上皇可以免死，在中国历史亦无前例，况于满洲？其置精卫于不杀，盖已为革命党之气所慑也。”（《孙中山集外集》149页）
事实上正如孙先生的判断，一年后清廷不支，不仅释放汪精卫，还要赔礼道歉呢。而胡汉民等人欲以传统方式营救汪精卫，小处着眼，费力费事，反而于事无补。
至于廖仲恺和胡汉民两人之间，中山先生对之如何呢？他对他们是辩证地运用。虽然对廖特别推重，但他在前方督师的时候，后方留守的要职，委胡而不委廖。他北上的时候，代帅的交椅，授胡而不授廖。不知者以为廖不如胡，其实先生自己自有定夺。他说：“我如果把大权交给胡，廖可以服从；如果把大权交给了廖，则胡一定不服，广州从此多事矣。因这两句话，就可以使我们知道廖、胡之为人了。但中山死了以后，广州的大权，落入鲍罗廷手中，既不属于胡，亦不属于廖；不过在事实上，廖比较尚握有重权，胡则仅一空洞之外交部长及中央党部之工人部长而已。他既非外交人才，更不善于做工人运动，这不过鲍罗廷和他开开玩笑而已。廖则以党代表及财政部长之尊严，俨然为广州新政府之中心矣。本来在官位上是廖不如胡，至此胡反不如廖矣。胡汉民非肯屈居人下者，此中山在日，早已洞若观火，中山既死，汉民失势，岂肯罢休？故广州从此多事矣。中山远见，诚可佩也！”（杨新华《廖仲恺与胡汉民》，《现代史料》第二集，上海，海天出版社1934年版）
戴季陶：报人生涯也是幕僚作业的一种
戴季陶主编《民权报》期间，因公开反对袁世凯而短暂入狱，报纸被迫改为《民权素》。
入狱更知专制之苦。
他的笔名天仇，因该报而大肆传播。故当其返川之际，受到英雄般的欢迎。这和雷铁厓到北京时一样。民众对舆论英雄的崇仰一直可下推到索尔仁尼琴回苏联之际，因文字的力量受到民众的欢迎是一样的。
戴季陶少壮幕僚激烈心曲，一直保持到终生。《民权报》初期以反袁为职志，兼以抨击唐绍仪、熊希龄、章太炎等。戴季陶被捕后，他的妻子钮有恒安慰他：“主笔不入狱，不是好主笔，我为君贺！”
这些争民权、争言论自由的先驱，是何等的胸怀与襟抱。
他的文章多“铁血”、“击杀”字样，极具短兵相接的战斗力、爆破力。这来源于他性格中的坚韧与躁急。连蒋先生也说他“好恶偏宕，辞气时涉矜厉”。蒋先生还抱怨和他共事之际“吃亏受气”（《蒋介石年谱初编》，中国档案出版社，1992年）。
在南洋时，雷铁厓受命教授孙先生的女儿读书，戴季陶来后，铁厓又让他教。他1911年底才见到孙先生。一见即大受先生的赏识。次年即任秘书，实为幕僚。直到孙先生去世。
大木百寻沧海万仞：时代巨人及其幕僚（9）
他在同盟会中资历较浅，孙先生的助手、秘书很多，各有专长。除了雷铁厓因与胡汉民赌气甩手而去，时间较短，其他还有：戴季陶、王亮畴、陈兰荪、宋庆龄、马君武、徐季龙、宋家树……或长于数理，或长于法学、或长于政治学……
像戴季陶这样的年轻人，中山先生对之亦慈亦温亦严。甚至对其衣饰都有恰到好处的指导。孙先生对他们总是蔼然长者，点到为止。是响鼓不用重锤的点拨，绝不是严词苛责。因宋教仁被刺，决定讨袁时，黄兴拟法律解决，戴季陶力持不可，曾代表孙先生与黄兴辩论。
志行坚毅源于眼光高迈
秘书，或曰幕僚人物中，戴季陶和雷铁厓等是铁血派，以他们的杰出的头脑根本看不起袁世凯，而是先知般识破袁世凯的用心。他们对举袁世凯做总统，痛驳其非。这和胡汉民、汪精卫颇见出区分来。
戴季陶睿智，北上迎袁世凯当天，就看出袁的虚应故事，料其必有异图，遂转赴天津。果然北京曹锟实行袁氏之计，发动兵变。
孙、黄出于战略或仁民爱物之考虑，对袁世凯多有褒扬和期待，而戴季陶单刀直入褫其画皮，拒不为其所迷惑，很快，接踵而来的种种事实证明他的胆略、眼光确有超常之处。
胡汉民左右权衡，黄兴又鼎力促之，遂加让步，“和议若不成，唯有割腹以谢天下”！黄兴复汪精卫函：“*大统领一位，断举项城无疑。”并劝中山先生“禅位于袁”（《黄兴集》94页）。
汪精卫更不可理喻，他直是逼宫，所说极不成话，谓中山先生“岂欲做洪秀全第二，据南京称帝以自娱？”（《辛亥革命*8集》419页）
章太炎也推波助澜。所以，当时睿智、坚定，而承受巨大精神痛苦者，反而是一班年轻的报人，他们多是孙先生的幕僚和助手，当时在党中地位不是很高。
戴季陶赞扬陈其美刚毅、坚韧，他更推崇朱执信的崇高、纯洁。二次革命流寓日本期间，他和陈其美是中山先生最得力的助手。因为孙中山原来的高级助手黄兴、胡汉民等不是情绪低落就是意见有分歧，或者心灰意冷，甚至有见异思迁倒向北洋军阀的，这样戴季陶的作用就显得更大了。他在日本期间参与主办《民国》杂志以外，还帮助孙先生处理各种事务。有一次，几个印度人到日本拜访孙先生，戴在外屋告诉他们说孙先生不在，孙知道后非常生气，派人请回印度客人，同时责怪他自作主张。他在日本期间，经济上很不宽裕，一些同盟会的老会员衣食都有困难，有时还有因为天冷无法取暖而生病的。他和陈其美曾经从日本到中国东北，联络江湖上的革命者，其中戴季陶在大连活动近两个月。
1917年8月，戴季陶又被任命为民国大元帅府秘书长，主要工作是协助孙中山护法。不久因为军阀的排挤，只有流徙上海。在上海期间，他大力支持五四运动，还写了不少文章，研究和指导工人运动，其文章启蒙色彩相当浓厚，批评北洋武人政府，抨击封闭迷信式的国粹研究。他在1919年9月写的文章，阐明革命的目的是人类普遍的平等和幸福，是要给每个人自由发展的机会。他认为那些从事政治和投身政法运动的人不要企图以义和团式的政策来遏制世界的潮流，不要企图以欺诈的手段、焚书坑儒的政策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