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定有重要事。9点钟，许广平由海婴和孙儿周令飞陪同，祖孙三代到了董秋斯家。刚入座，还没来得及呷一口茶，许广平便取出一封上呈党中央的信（草稿），内容是关于戚本禹盗窃鲁迅书信手稿一事，并要求追查其下落。许广平把信交给董秋斯看，想听听他的意见。在与凌山的交谈中，许广平不禁悲从中来，一激动，声音突然变得沙哑，心脏病急性发作。她赶忙含服两片硝酸甘油，仍不见好转。海婴见状，匆匆将许广平送往北京医院。当时的医疗系统已被*、“四人帮”一伙人认定是“城市老爷卫生部”，加以重炮摧毁，正常的医疗秩序全被破坏，处于瘫痪状态。尽管许广平是全国人大常委，病历被转到别处，仍未能幸免于临危被拒于医院门外的厄运。等到费尽了口舌，办妥手续，再行抢救，为时已晚。是日下午，周恩来到医院向许广平遗体告别，并慰问其家属。海婴将许广平要求查寻鲁迅书信手稿的遗书交给周恩来。次日凌晨周恩来到许广平家，当面向陈伯达、江青、姚文元等人读了许广平的遗书。当晚召开“中央*”碰头会，派傅崇碧提审戚本禹，追查鲁迅书信手稿。后来查明：鲁迅书信手稿就被江青藏在她的保密室里。原来江青知道鲁迅书信手稿中有涉及她30年代的丑闻的内容，怕传出去坏事，所以窃为己有私藏。事后，江青假惺惺地说：“是我们没有对她保护好。”保护是假，谋害是真！
鲁迅在赠许广平《芥子园画谱》上题诗曰：“十年携手共艰危，以沫相濡亦可哀，聊借画图怡倦眼，此中甘苦两相知。”这是他们坚贞爱情的真实写照。许广平对鲁迅的爱岂止是共同生活的10年，这以后在那阴阳阻隔的32年里，许广平无时无刻不是在以生命之沫“濡”鲁迅，在捍卫这面民族魂的大旗。她是为捍卫鲁迅先生的遗物而倒在对敌斗争的前沿，这是真正的“士为知己者死”！
征引及参考书目：
许广平：《许广平文集》，江苏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
陈小滢：《散落的珍珠——小滢的纪念册》，百花文艺出版社，200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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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古红颜多薄命——悲情庐隐（1）
数*人物，岂能只看今朝？
上世纪初叶，是英才辈出的年代，尤值称道的是巾帼不让须眉。仅以五四时期北京女高师而言：苏雪林、冯沅君、黄庐隐、毛彦文、石评梅、陆晶清、谢冰莹和许广平等，日后的她们或是在各自领域成为卓有建树的学者、作家、教授，或是成为反封建、追求女性解放，为社会做出贡献的英才。让人颇为惊异的是，她们的婚恋、人生遭际都有这样或那样的不幸。最为悲情的当属庐隐。
初恋男友林鸿俊
庐隐是与冰心齐名的五四女作家。诚如她的名字所昭示：“庐”的真面目已被“隐”去。在近半个世纪的岁月中，她鲜少被人提及，只在近年才“出土”。她的惊世骇俗的婚恋却比她的作品更为世人所关注——性格即命运。
庐隐（1898—1934），原名黄淑仪，又名黄英，福建闽侯人，乃父是举人。命中注定，她生不逢时。庐隐出生时，恰逢外祖母逝日。母亲视其为“不祥的小生物”，情感的屏幕上蒙了层阴影。生母不愿哺喂她，雇一奶妈喂养。小庐隐模样不俊，身上长满疮疥，脾气倔强不讨喜，且好哭。家人均厌恶，差点被父亲葬身江流。喂养她的奶妈看她太可怜，带回乡下自己抚养。庐隐3岁时，父亲鸿运高照，放任长沙知县，庐隐才被接回。3年后，厄运陡至，父亲突然病故。寡母带着庐隐5个兄妹到北京，寄居在舅父的屋檐下。家庭的歧视、冷落严重地伤害了庐隐幼小的心灵。9岁那年，庐隐被送进收费低廉的女子慕贞学院接受启蒙教育，她在“没有爱，没有希望，只有怨恨”的情感中度过了灰色的童年。所幸大哥黄勉对她比较关爱，助她考进了女子师范学校，读了5年。庐隐聪明、勤奋，在师范学校时大量阅读古今小说，林纾译的300多种小说，她都看了一遍，被同学称为“小说迷”。她在《红楼梦》、《西厢记》和《玉梨魂》的恩爱情仇中植下了文学的种子。
17岁的庐隐已出落成大姑娘了。但她的长相实在平平，扁平脸，塌鼻子，又矮又瘦。她自嘲“短小精悍”。已是谈婚论嫁的年龄了，同住的姨母家来了位亲戚叫林鸿俊，曾在日本留学，因父病回国。父不幸病逝，在北京逗留期间，与庐隐相识。林鸿俊长庐隐3岁，他欣赏庐隐的聪明、干练和善良，试托人向黄夫人提亲。黄夫人觉得他没有受过良好的教育，拒绝了。林鸿俊很伤感，写信致庐隐，倾诉对她的仰慕，坦述自己幼年丧母、青年丧父的凄凉身世，以及不能与之结为秦晋之好的悲哀和绝望。这信引发了庐隐强烈的共鸣和同情，激起了对母亲的势利的一腔义愤。“一个南方人，具燕赵慷慨悲歌”之气的庐隐，毅然决然地向母亲表示：“我情愿嫁给他，将来命运如何，我都愿意承受。”母亲了解女儿执拗的性子，只好退让，提出的条件是对方必须大学毕业，学有所成后方可成婚。林鸿俊欣然接受，在婚约上签了字。庐隐为林的学费四处张罗，有一位亲戚动了恻隐之心，资助了林鸿俊2000元。
林鸿俊如愿以偿考进了北京工业专科学校。这时庐隐高中毕业，当时大学不招女生，她便在中、小学代课，游走于北京、安徽、河南之间。两年后，北京女高师招生，庐隐要去报考，母亲极力反对。庐隐为筹学费，又到安徽教了一学期书，积攒了200元，于1919年秋报考女高师，因错过考期在国文专修科旁听。一学期后因成绩优异与同为旁听生的苏雪林转为正式生。 电子书 分享网站
自古红颜多薄命——悲情庐隐（2）
那时，受五四新思潮的影响，学生们的思想十分活跃。庐隐借李清照的词句“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述志。今天*，明天*，后天讲演，活跃非常。她被班级推选为学生会干事、福建同乡会代表，与学生会主席王世瑛、陈定秀和程俊英3人年龄相仿（班上年长的有抱孙者），志趣相投。4个人自制统一服饰，上着灰色线套衫，下穿花边黑绸裙，颇有游侠味。4人出入相随，形影不离。庐隐说：“我们4个人就像战国时代的四公子，我是孟尝君。”一时，“四公子”的雅号传遍校内外。庐隐的文章写得俏拔，连自视甚高的苏雪林都说她“每遇作文时，先生发下题目，我们伊唔苦吟，或终日不能成一字，庐隐端坐在椅子上低着头，按着纸，笔不停挥地写下去，顷刻一篇脱稿。”庐隐此时开始在报刊上发表文章，纵论社会，阔言人生，倾诉女性的苦闷与烦恼，向往女性的自由和解放。她悄悄地将自己与林鸿俊的恋爱过程写成《隐娘小传》，以表达她不计门第，不讲地位、金钱的恋爱观。
但现实是多变的、残酷的。林鸿俊是个勤奋好学的青年，大学毕业后，要求庐隐践诺与他结婚。庐隐以自己还没毕业为理由拒绝。在庐、林订婚后的交往中，两人志趣不同，渐生分歧。林虽经过五四的洗礼，但思想守旧，认为女子无才便是德。特别是林毕业后，在山东糖厂当工程师，有经济实力让妻子享受闲适优厚的生活时，便劝庐隐在多事之秋不要抛头露面，不要热衷于社会活动，做一个相夫教子贤惠的知识女性。同时，还表示他并不满足自己的现状，准备报考高等文官。云云。庐隐对林鸿俊这种沉溺于享受的庸俗思想本就不满，又听说他这个工科出身的人还要去报考高等文官，甘当军阀政府的政客更为恼火。她对好友程俊英说：“林来信总讲他目前的地位、收入、享受，太庸俗了。我已经回信，请他另找高明。”性格豪放磊落的庐隐，真的与林鸿俊解除了婚约。
庐隐当初为“仗义”挺而献身，与林订婚，时下又因道之不同而与林分道扬镳。她的初恋，来也匆匆（草率），去也匆匆（干脆）！令人回味。显然，个中不乏他因。
有妇之夫郭梦良
1919年初冬，庐隐在北京学界福建同乡会成立大会上，结识了郑振铎、郭弼藩（梦良）等。郭梦良（1897—1925）时为北京大学哲学门的学生，在北京*兼职。在大会上，他的睿智、简短的发言引起庐隐极大的兴趣。那时，男女生分校，还处在男女授受不亲的时代，大家互不相识。开会时还男女分坐，中间用一条大白布隔成“三八线”。这次同乡会上，为弘扬五四精神，大家决定创办《闽潮》杂志，郭梦良任编辑部主任，庐隐是编辑，天作之合。他们由此相识、相知、相爱起来。
郭梦良是个性格沉稳、有思想、有宏图的青年，他的人品和才华令庐隐倾倒。特别是郭的文章写得相当出色，颇多创见，是位饱学之士。郭梦良也欣赏庐隐，在频繁的接触中作不懈的追求。他向庐隐坦言，他是有家室的人，20岁时父母包办成婚，与妻子谈不上爱情。他是新婚一个月后才入北大的。
庐隐陷入两难的困境：一边是已订婚的林鸿俊，一边是有妇之夫的郭梦良。她在《海滨故人》中尽情地宣泄她的彷徨、苦闷：“青年男女，好像一朵含苞未放的玫瑰花，美丽的颜色足以安慰自己，诱惑别人……但是等到花残了，叶枯了，人家弃置，自己憎厌，花木不能躲过时间空间的支配，人类也是如此……恋爱不也是一样吗？不是和演剧般，结局无论悲喜，总是空的呀！并且爱恋的花，总是衬着苦恼的叶子，如何跳出这可怕的圈套，清静一辈子呢？”一次“四公子”在王世瑛家聚会，横卧在一张大床上聊天，庐隐就这揪心的烦闷征求朋友们的意见。她说：“我倒没什么问题，退婚罢了，就是郭梦良不忍抛弃无辜的妻子。”3个好友尽谏诤之责，几乎众口一词：请她慎重考虑。庐隐也感到人言可畏。她曾想离开郭梦良，可又禁不住郭梦良的一往情深。她实在割舍不下。
自古红颜多薄命——悲情庐隐（3）
1921年庐隐加入了茅盾、郑振铎创组的文学研究会。她是第一批会员，登记的序号是13，是继12位发起人之后的第一位，也是首批21位会员中唯一的女作家。她的《一个著作家》经郑振铎推荐，已在全国最有影响的茅盾主编的《小说月报》上发表，大大地鼓舞了她创作的自信。她由此正式开始她的文学生涯。
庐隐就是庐隐，独一无二的追求个性解放的新女性。面对家人的责难，亲朋的嘲讽和世人的唾骂，她竟向郭梦良坚定地表示：“只要我们有爱情，你有妻子也不要紧。”一语惊天下。庐隐一意孤行，于1922年夏在上海与郭梦良以“同室”的名义结婚。这一惊人之举震动了文坛乃至社会。
然而，新婚的欢乐是短暂的。婚后，庐隐与郭梦良遵郭父之命回福建老家探亲，与郭的发妻同住在一间屋檐下。自尊心极强的庐隐这才体会到“做小”的尴尬和卑微。她遭受到冷遇、歧视，犹如掉入绝望的深井。我行我素惯了的庐隐忍受不了“胯下之辱”，1924年，她在致好友程俊英的信中辛酸地哀叹：“……过去我们所理想的那种至高无上的爱，只应天上有，不在人间。……回乡探视，备受奚落之苦，而郭处之泰然。俊英，此岂理想主义者之过乎？”愤懑郁结在胸。
悲哀的是，本生活在北京的庐隐的母亲黄夫人，从内心是爱女儿的。当初庐隐执意与林鸿俊订婚，她做了让步，为成全女儿，她将私蓄2000元托亲戚之名，资助林鸿俊上大学。可到后来，庐隐闹退婚。也罢。竟下嫁一个有妇之夫“做小”。庐母遍受亲友、街邻的冷嘲热讽，无地自容，不得不迁回老家，终日郁郁寡欢，不到两个月便告别人世……
庐隐与郭梦良又回到上海，郭梦良忙于自己的事业，创办上海自治学院，研究人生哲学，编辑《人生观大论战》，忙得席不暇暖，无法陪伴庐隐。是时女儿出世了。庐隐在致程俊英的信中大叹苦经：“我现忙于洗尿布，忙于柴米油盐，而收入甚微，不得不精打细算。营养不良，我们身体都欠佳。啊，这就是人生！”厄运接踵而来，郭梦良本就有肺病，由于积劳成疾，一病不起，于1925年10月6日撒手人寰，把10个月大的女儿郭薇萱留给了庐隐。面对灭顶之灾，庐隐硬撑着把郭的灵柩护送回福建，与郭的父母及发妻在一起生活了度日如年的8个月。她揽镜自怜：“我常自笑人类痴愚，喜作茧自缚，而我之愚更甚于一切人类。”在精神濒临崩溃的边缘，为了生活，庐隐于1926年夏回到北京师大附中教书，与好友石评梅成为同事。石评梅的情人、*一大代表高君宇病逝，葬于北京陶然亭。庐隐以此为素材，写了《象牙戒指》。庐、石同是天涯沦落人，她俩终日以烟打发时光，以酒遣愁。或去陶然亭面对垒垒荒坟，放声痛哭；或强作欢颜，狂放高歌，游戏人间……郭梦良死后，庐隐写了啼血文字《郭梦良行状》，三周年时又写《雷峰塔下——寄到碧落》，以“这断藕的残丝”，敬献亡夫的在天之灵。
毁灭的打击是接二连三的，1928年9月30日，庐隐最亲密的挚友石评梅患急性脑膜炎猝亡。庐隐深悟到生命的脆弱如荷叶上的露珠，绝望中感叹“死比生乐”。
这时的庐隐虽是孤雁一只，但她的声名还是招来一些形形色色的追求者。一个在政法大学读书的叫瞿冰森的青年，是郭梦良北大好友的弟弟。在一次宴会上他与庐隐邂逅，对庐隐寄予很深的同情，关心、体贴、劝慰庐隐，并向她表示爱意。庐隐干涸的心田自然希望得到爱的雨露，但她考虑自己的处境，有点自卑，觉得“我不应当爱他，也不配承受他的爱”。她抑制情感的依恋，理智地拒绝了他。可瞿冰森并不理解庐隐的良苦用心，反用刻薄的语言讥讽她。卑鄙的是瞿竟带着一位靓丽的少女到庐隐面前炫耀，刺激她。庐隐被击垮了，她真想一死了之。
自古红颜多薄命——悲情庐隐（4）
“小爱人”李唯建
庐隐新寡时已年届30，本就其貌不扬，加之心灵上斑痕累累，她已把爱的梦想锁在心灵深处。郭梦良死后，她向“四公子”表示：“我学静轩，抱独身主义，孤云般自由自在！”“庐隐丧夫后一段光阴过得极为苦闷，生活倾向于颓废，常常喝酒喝得大醉。追求她的男友颇众，她一个也不放在眼里，高兴的时候，对于这些人稍稍假以辞色，与其宴游，若他们开口求婚，庐隐必将他们大大排揎一顿，把他们轰出去。这时候的庐隐似微有点玩弄男性的倾向，大概是由于心理过于郁结使然。”苏雪林如是说。
一个青年大学生，悄悄地走进庐隐的视线，他叫李唯建。
李唯建（1907—1981），成都人，1925年考入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青年诗人，长得很帅气。常在报刊发表诗作，已与徐志摩、沈从文、邵洵美等名流有了交往。庐、李的相识，确是缘分。某次，李唯建经梁漱溟介绍去北大哲学系拜访林宰平教授。李见林的书桌上有本庐隐与人合编的《华严月刊》，崇拜名人的李唯建便萌生拜访“浪漫女作家”庐隐之念。经林宰平介绍，他们相见了。初次面见，李唯建因路遥没能守时，庐隐面露“一些不豫之色”。但深入交谈后，两人在情感的深处产生了火花。李唯建是孤儿，早年丧母，他的潜意识中渴望“一个好的有力量的乳母”。而庐隐长他9岁，创作上又是成功人士，正是他冥冥中想觅得的对象。
他们相识之后，便频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