量的乳母”。而庐隐长他9岁，创作上又是成功人士，正是他冥冥中想觅得的对象。
他们相识之后，便频繁地通信、往来。通信时，李唯建自称“异云”，庐隐署名“冷鸥”。浪漫诗人李唯建在了解了庐隐坎坷的人生后，予以极大的同情，他自语“同情心太大太深，便变为伟大纯洁的爱了”。一只孤独的“冷鸥”在一片漂泊的“异云”中翱翔穿行起来。李唯建在信中渐谈渐深，大胆地表白：“我愿你把你心灵的一切都交给我，我虽是弱者，但担负你的一切我敢自夸是有余的！”甚而膜拜道：“你是我的宗教，我信任你，崇拜你，你是我的寄托。”面对着情感爆发的火山，庐隐毕竟是见过世面的，李唯建的骑士风格、浪漫情怀和生性的随便，她是体察到的。庐隐还比较冷静，先是婉拒，后是疑虑，她直言：“我爱你太深，便疑你也深。”然而，信越通越多，话题越来越深入、越来越直白。庐隐心灵的渴望，生理的需求，面对难以抗拒的诱惑，她再也无法招架：“请你用伟大的同情来抚慰我吧！”李唯建烤化了庐隐，终使庐隐眼前的“世界变了颜色”。庐隐情不自禁地融入了李唯建的怀抱。
20世纪20年代的北京，庐隐是文坛当红的作家。当初她与林鸿俊解约，公然下嫁使君有妇的郭梦良“做小”；如今新寡的她又带着前夫的孩子与一个小她9岁的大学生恋爱，这是一桩货真价实的爆炸性桃色新闻。社会舆论，亲朋故旧的指责、嘲笑、谩骂劈天盖地而来。向具大丈夫气概的庐隐奉行“生命是我自己的，我凭我的高兴去处置它，谁管得着”的心态，坦然以对。倒是她的老同学苏雪林为其辩护：“不应当拿平凡的尺，衡量一个不平凡的文学家。”
庐隐、李唯建将他们68封“没有一句，甚至没有一个字是造作出来的”情书，发表在陆晶清、谢冰莹合编的《华北民国日报·副刊》上，后结集为《云鸥情书集》在上海出版。庐隐的好友王礼锡在序中评论说：“这一束情书，就是在挣扎中的创伤的光荣的血所染成。它代表了一个时代的青年男女们的情感，同时也暴露了这新时代的矛盾。”
自古红颜多薄命——悲情庐隐（5）
1930年8月，庐隐辞去北师大附中的教职，与她的“小爱人”（谢冰莹语）到日本度蜜月。
蜜月随着流水的日子淌去，积淀的是平淡，淡至发腻、发涩、发苦！
1931年8月，他们夫妇由杭州到上海。庐隐实现了她的“三窟”：教书（工部局一女中）；写作（最大的收获是以“一·二八”抗战为题材的长篇小说《火焰》，突破她惯写恋爱和知识分子的框子，做出有价值的探索）；做家庭主妇。但生活并不是像她想象的那样美好，柴米油盐酱醋茶的艰辛、繁重、烦琐累得她“像负重的骆驼”。“小爱人”李唯建呢，当初“你是我的宗教”的誓言已忘在脑后。他生性疏懒，不好好工作，又有大男子主义思想，长期闲散在家。庐隐曾劝他努力上进，他如风过耳。他不干家务，要求庐隐既做职业妇女养活全家，又做贤妻良母；特别是对待两个同母异父的女儿有明显的偏向。这令庐隐十分伤心：喝酒浇愁，打麻雀消愁。而“小爱人”李唯建却乘庐隐外出打麻雀消遣的当儿，不时溜出家门，以致有朋友在灯红酒绿的四马路碰见他“疑心他在逛什么，哀叹‘这位女作家太不幸了’。”（程俊英）朋友们担心李唯建出事，出面请舒新城介绍他到中华书局编译所工作。
天妒英才。1934年5月13日，庐隐分娩时难产。为了省钱，他们没上医院，请民间的接生婆。庐隐子宫被接生婆划破，一摊鲜血，带走了一个鲜活的生命。庐隐在转往大华医院的救护车上留下了遗嘱：“开追悼会要用基督教仪式，口中不断地念上帝，主。”庐隐就这样匆匆地走完了她36个春秋的人生之旅。
庐隐离世，李唯建悲痛欲绝，已不能作为。庐隐的后事由舒新城、刘大杰操办，葬于上海公墓。27岁的李唯建，贫穷至极，无力抚养两个女儿，由舒新城出面邀请庐隐的生前好友把庐隐的哥哥黄勤请到上海，将郭薇萱交给他抚养。庐隐的著作版权归郭薇荃所有。庐隐周年，李唯建写《忆庐隐》追怀，70岁时又作自传体长诗《吟怀篇》回忆与庐隐恋爱、生活的往事。“冷鸥空留逐波影，异云徒伤变幻性。”煞是委婉动人。
冷鸥衔走了异云。庐隐这朵五四文坛上的奇葩凋谢了，诗人李唯建也由此在文坛上消失了。1981年11月李唯建逝世于成都。
七嘴八舌话庐隐
关于庐隐的为人与为文，她的朋友们有中肯的评说：
“虽然这几篇（指《海滨故人》集内前7个短篇，笔者）在思想上和技术上都还幼稚，但‘五四’时期的女作家能够注目在革命性的社会题材的，不能不推庐隐是第一人。”（茅盾：《论庐隐》）
“我平生最瞧不起锋芒外露或浮而不实的人，对于庐隐不仅不讨厌，竟反十分喜欢。这中间有两种原因：一则佩服她敏捷的天才。……二则庐隐外表虽然飞扬跋扈，不可一世，甚或骄傲得难以教人亲近，其实是一个胸无城府、光明磊落的人。”（苏雪林：《关于庐隐的回忆》）
“在那群老同学中，她是比较最能接受新思想的；在别人对于新诗小说的创作还在迟疑犹豫的时候，她的作品已在报纸上发表了。她那微近男性的谈吐，她那时似傲慢的举措，她那对于爱的热烈追求，这些使她的老友对她常有微词的地方都可以显示我们她是有个性的，有使她不落于庸俗的个性。”（冯沅君：《忆庐隐》）
“人生是时时在追求挣扎中，虽明知是幻想虚影，然终于不能不前去追求；明知是深渊悬崖，然终于不能不勉强挣扎；你我是这样，许多众生也是这样，然而谁也不能逃此罗网以自救拔。”（石评梅：《给庐隐》）
“庐隐的天真，使你疑心‘时光’不一定会在每一个人心上走过；喝酒是她爱的，写文章是她爱的，打麻雀是她爱的，唯建是她爱的……”（邵洵美：《庐隐的故事》）
“庐隐就是这么一个很痛快的人，高兴起来，就哈哈大笑；烦闷的时候，就痛饮几杯；伤心的时候就大哭一场，看不顺眼的事情，就破口大骂，毫不顾到什么环境不环境。”（谢冰莹：《黄庐隐》）
“庐隐既是一个受时代虐待的女性，她又是一个叛逆时代的女性。”（陆晶清：《浅谈庐隐及其作品》）
而庐隐自己则说：“我想游戏人间，反被人间游戏了我！”“我就是喜欢玩火，我愿让火把我烧成灰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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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月的书签——苏雪林日记中的七七八八（1）
皇皇400余万言十五卷本《苏雪林日记》（台湾成功大学出版，1999年4月，本文引用日记的文字均出于此），加之苏先生的其他赠书、纪念册和画集，满满地占据了我书架的一档。苏先生赠的这部日记已搁置了8年，每当目光触及，总有一种愧对先生的惶恐和不安。丁亥秋暮，我躲进小屋牖下，用半个月的时间跑马观花，以日览一本的速度，“观”完先生后50年（1948—1996）遗留在人生旅途中的花瓣。
途坎坷，花似锦。
苏雪林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名有争议的作家。她的后半生生活在两岸对峙的特殊年代。然在这部日记里既记录着她与彼岸胡适、林语堂、梁实秋、王士杰（雪艇）、蒋梦麟、罗家伦、陈西滢和凌叔华、谢冰莹等师友的过从；也有此岸鲁郭茅、巴老曹，冰心、钱钟书以及张天翼、赵树理诸人的信息或身姿；不仅有二三十年代作家的踪迹，亦有同时代政坛人物的背影。简直有点巨细无靡，打个比方，广场上足球顽童的射门，只要她耳闻，都在她的日记里留下足印。
苏雪林的日记，犹如一枚岁月的书签。据苏雪林的同事、成功大学唐亦男教授告诉我：苏雪林50年的日记，很少记在正儿八经的日记本上，大多写在自己装订的杂七杂八的“百衲本”上，写满沧桑和隐秘。她暮年曾说，死前将“一概付之丙丁”。讵料，她所供职的成功大学，认为那是一宗难得的史料，不知是说服了苏雪林还是强行上马，在她去世（）前半个月，作为给她102岁华诞的寿礼出版了。
苏雪林日记，初始作为备忘、遣闷，纯粹的独语。所写文字不看天色，不看脸色，不对人负责，不虑人评说，只作直抒胸臆的出气之所，相当率真。是耶，非耶，得由读者自辨。据该日记编者说：“一律据其原手稿字句移写勘定，决不轻易更改原文。”且“幸原稿尚存”，以备学者研究。
笔者跑马观花一圈后的第一印象是：信息密集、琐碎、杂驳，说俗一点，是一个市井文人的流年的青菜萝卜账。笔者剔罗扒抉，于国事、家事、己事中梳理出若干自以为耐人咀嚼或世人感兴趣的话题，做个概述，以飨读者诸君。
尊崇胡大师
苏雪林在《浮生九四》（三民书局，1991年版，下同）中说，对文化界人物，她“最敬重者，唯有胡适先生一人”，并自命为胡适的再传弟子。她与胡适既有同乡之亲（同为徽人），又有师生之谊。1919年，苏雪林在北平女高师求学时，胡适曾讲授《中国文学史》（上）一年。苏自言，她那时生性羞怯，从不敢执卷到胡先生讲桌前请教书中疑义，更不敢趋访。当胡适在班上说他写的呼吁尊重女权、主张男女平等的《李超传》比《史记》中的《汉高祖本纪》、《项羽本纪》还要有价值时，“吓得我们舌挢而不能下”，以为此说是“荒天下之大唐”。后见胡文刊世，女子要求继遗产者不绝，宪法为之修，方有所悟。胡适诸人创办的《新青年》、《新潮》，“列举旧礼教之害，则颇惬我心”，遂敬意大增，由钦敬到崇拜。
1928年胡适在上海执掌中国公学，苏雪林与冯沅君同去拜访，胡适让太太以徽饼招待，胡适说此饼是徽人外出艰难谋生的标志。苏雪林将此次造访的经过撰文刊于报端。后胡适将己著和主编的《努力周报》以及《独立评论》源源寄赠与她，关系日近。1936年鲁迅逝世，苏雪林给蔡元培写信，攻讦鲁迅，又将此信底稿寄胡适征求意见。苏雪林“泼妇骂街”式的文字，遭到世人一致的谴责，也受到胡适的严厉训诫：指责她“如此批评”“未免太动火气”，那些咒骂“是旧文学的恶腔调，我们应该深诫。”但他们的关系并未因此而疏远。1948年10月初，胡适到武汉大学作《二十九年后看五四》的演讲，苏雪林与袁昌英结伴去听，并合影留念。苏雪林颇为得意，还特地多洗了几张“留备送人”。苏雪林日记第一卷开篇记之甚详：“胡先生讲前，有自治会学生代表先作介绍，强调五四学生运动之精神，意欲刺激听众，但自胡先生讲后，该生又上台，出言颇对胡先生不敬。谓胡先生为投机分子，故能适应环境，又谓胡先生靠美国援助云云。然胡先生毫不介意，并含笑与该生握手，殷勤慰问，其气量之宽大，亦称罕有。”又大发感慨：“胡先生之所以为胡先生，其在斯乎！其在斯乎！”（）胡适演讲后，苏雪林见汉口《正义报》大骂胡适，遂在日记中斥其言“狂悖”，是左派，“不足一笑”。 。。
岁月的书签——苏雪林日记中的七七八八（2）
数月后，时局骤变，苏雪林辞武大教职到上海，那时胡适在沪正准备出国，苏雪林3次拜访。“胡先生对待我非常亲热，说我写的那封劝他快离北平的信，太叫他感动了，”此后天各一方。数年后，胡适到台湾，苏雪林与他在公众场合见过多次面，但“始终不敢上门去谒”，只在某年末“附在钱思亮等人后出名宴请，始得稍稍说话。”50年代末苏雪林正在做屈赋研究，胡适时为“中研院院长”，为申请长期科学研究会经费事，苏雪林常致信胡适并得到支持。温而厉的胡适也曾在做学问的“严谨”上和“谈话的分寸”上给其善意的提醒和指导。
苏雪林读书博杂，她不欣赏手边的原本《红楼梦》，认为“文笔实在不甚清爽，但诗词则不错，岂文章被脂砚斋改坏乎？”（）又批评该书：“不通文句简直俯拾即是。”判言“曹雪芹如此不通而浪享盛名二百年，岂不可怪可笑？”（）她又读高鹗续作，写了篇2万字长文《请看红楼梦真面目》，她认为“高氏续作有收敛无发展。完全是结束文字，……笔力至大，文思至密，尤其是黛玉病死，宝钗出阁用倒笔，诚为千古未见之格局，亦千古未有之大文，胜史记、汉书十倍。红楼梦之所以成为名著，皆恃高鹗续文，否则雪芹原文何价值之有？”（）。她又写《世界文史第一幸运儿——曹雪芹》。讵料，文章发表后，胡适在致苏雪林的信中斥曰：“你没有做过比看本子的功夫，哪有资格说这样武断的话！”“你没有耐心比较各种本子，就不要做这种文字。你听老师好心话吧！”（《胡适书信集》下册，北京大学出版社）苏雪林感到胡适“似颇动气”，“谓我收罗版本不全，俞平伯校本尤一字未阅，不配谈红楼，又暮年体力与耐心也不足以做需要平心静气的文章！”苏雪林遭棒喝后，始知自己寡陋，“乃答胡老师一函，告以决意不再谈红楼了，请他放心。”（）若干年后，一红楼梦研究者出评论集，邀苏作序，苏拒绝，后改请林语堂。4个月后，胡适心脏病突发去世，苏雪林“宛如晴空霹雳，使我心胆俱落，惊定，悲从中来，掩面大哭。”（）旋于当晚预订车票，次日晨赶赴台北，作最后的告别。用七尺白布书挽联一副：
提倡新文化，实践旧德行，一代完人光史册
武士死战场，学者死讲座，千秋高范仰先生
为遣悲怀，她写了《冷风凄雨哭大师》、《适之先生和我的关系》等7篇追忆文章，后结集成《眼泪的海》。并对胡适的身后事提出整理遗著、塑铜像、设纪念馆等7点建议。此后苏雪林相当长一段时日的日记，均记录了胡适诸多相关事宜。她收集悼念胡适的剪报，还出钱为胡适造了个半身铜像。其姐淑孟笑话她犯了“胡迷”。苏雪林写的《悼大师，话往事》又引起她与寒爵、刘心皇的一场恶战。这场论战从文学意义上的批评，发展到政治上的揭发和思想上的算旧账。苏雪林不示弱，气愤不过时又破口大骂出气。
人走了，茶未凉。胡适停灵南港，苏雪林每月必去灵堂焚香礼敬，作《南港谒陵记》等。一次赴南港公干，因时间紧迫未能赴胡墓拜谒，在临时住地虔诚地朝胡墓方向“遥鞠三躬而已”。以后的日子，她每到台北必持礼品去看望师母江冬秀，或见胡颂平商讨建纪念馆，化解江冬秀与胡颂平之间因胡适藏书缺失造成的误会等等。（）
岁月的书签——苏雪林日记中的七七八八（3）
有趣的是，胡适逝世20年后，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刊行了胡适的关门弟子唐德刚的《胡适口述自传》和《胡适杂忆》。唐氏在“口述”本中加了不少注释文字，与“杂忆”互读，似可见唐氏有“居高临下嘲讽”、戏弄胡适之嫌。苏雪林认为胡适不是不可以批评，但不能说谎，否则就违背“知识的诚实”。她对唐氏说胡在哥大获的博士是假的，冒认祖宗，乱谈恋爱等等，十分恼火。曾屡请胡适老友王雪艇、沈宗翰为胡适辨冤雪谤，不见动静，她不得不自己披挂上阵，执笔写《犹大之吻》。日记中记述甚详：“看唐著口述生平，一面生气，一面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