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化运动伊始，北大章门弟子们作柏梁体诗分咏校内名人。咏陈独秀的一句是“毁孔子庙罢其祀”，意指他打倒孔家店。咏黄侃的一句是“八部书外皆狗屁”。（八部书指《毛诗》、《左传》、《周礼》、《说文解字》、《广韵》、《史记》、《汉书》和《昭明文选》）耐人寻味。
林林总总，尽显黄侃的名士*。
忧国忧民 操守可颂
黄侃是著名学者，也是革命先驱。一生反清、反袁、反日、反蒋，堂堂正正，大节不亏。正学以言，决不曲学阿世。
1903年黄侃入武汉文通学堂。当时的武汉已成为反清的思想重镇，文通学堂集聚了宋教仁、董必武、田桐一批热血青年。黄侃受《革命军》、《猛回头》、《警世钟》等进步书籍影响，很快成为学生运动的积极分子。他与宋教仁感情极好，在同学中宣传反满、反君主专制等革命思想。因讽刺学监李贡三是不学无术的官僚，遭开除。后受张之洞资助赴日留学。在日本又遇宋教仁，参加了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1907年在《民报》撰文宣传革命。次年回国侍母，两广总督端方逮捕革命党人，黄侃又逃往日本。1910年，应湖北革命党人之邀，回国在蕲春组织“孝义会”，发表演讲，鼓吹革命。1911年武昌首义，黄侃与黄兴参加军政府工作。首义失败后，黄侃又回蕲春组织“崇汉会”，因乡绅告密，黄侃被迫再次出走。1912年南京临时参议院成立，黄侃当选为议员，同年出任上海《民生日报》总编辑。同时研究小学、经史。
辛亥革命以袁世凯窃权而告终，国事日非，黄侃认真反思，决意不再问政，他认为国学是“存种性，卫国族”的手段。
尽管如此，黄侃对国运民生仍时刻关注。面对政局动荡、军阀混战、生灵涂炭的社会现实，他常以诗抒怀，“独为遗民诉不平”！1931年南京发大水，他把一个月工资捐给了灾民。特别是对日本的入侵，他有切肤之痛，曾作《勉国人歌》，“嗟我兄弟邦人诸友兮，急起逐倭奴！”唤起国人对日斗争。“济南惨案”后，他的日记专辟“时事”专栏，记载倭事。当听到华北要修改教科书时，“先生闻之大愤”，在金陵大学授课时，见窗外“膏药旗”升起，“眦裂血沸，悲愤难宣”（，日记），他在日记中不写“日本”二字，用“倭”，又造一个“”字。病中写道：“我军连捷，杀倭子数千，洵快事也。予之疾，又何烦药物乎？”（，日记）出于对日本侵略者的愤怒，他讥评日本京都东方文化学院的学报是“日本之讲吾国学术，马非马，驴非驴，此龟兹王所谓骡也。”
“九·一八”事变，黄侃忧心如焚，悲愤交加。他在第三天写了首《闻警》：
早知国将亡，不谓身真遇。
辽海云万重，无翼难飞赴。
对国民党政府倒行逆施，以及面临亡国的悲愤，对报国无门的怅虑跃然纸上。
1932年春，见到蒋介石的通电“为国家争人格，为民族求生存，为革命尽责任。”黄侃嗤之以鼻说：“此数言真壮烈！与出师表何异？虽然，厉鬼披发搏膺，坏门及寐而后知之，何见事之晚乎？”他在1931至1932两年的日记中所作的50首诗词，主要都是写国计民生的。黄侃本就嗜酒，加之满腹心事，更想借酒浇愁。长期酗饮滋长了他骂人的坏脾气，也严重地损害了他的身体。
1935年黄侃50岁生日时，章太炎赠寿联一副：
韦编三绝今知命；
黄绢初裁好著书。
上联典出“孔子读易，韦编三绝”，其意是说黄侃勤奋好学，刚50岁就遍览古籍。下联典出“东汉蔡邕题曹娥碑：黄绢幼妇，外孙齑臼”。黄绢，色丝也，于字为绝；幼妇，少女也，于字为妙；外孙，女子也，于字为好；齑臼，受辛也，于字为辞。即为“绝妙好辞”。黄侃读罢，脸色骤变，内心“殊不怿”，因联中有“绝”、“命”、“黄”3个字，疑为不祥之兆。果然一联成谶。是年10月8日，黄侃与世长辞。
黄侃弥留之际还坚持要把没有圈完的《唐文粹读编》最后一卷圈完，刚一搁笔便大吐血，气息奄奄时还念念不忘国事，问家人：“河北近况如何？”家人据实告之，他叹息道：“难道国事果真到了不可为的地步了吗？”汪辟疆在谈论黄侃一生时说：“盖先生本性情中人，气愤填膺，虽在弥留之际，犹未忘怀国事，即此一端已足见其生平矣！”
著名语言学家徐复说黄侃“为一个世纪的学者们作出不媚俗、不媚奴、不阿贵、不阿众、是所是、非所非、爱所爱、憎所憎的典型中国文人的崇高榜样。”
征引及参考书目：
叶贤恩：《黄侃传》，湖北人民出版社， 2006年5月版。
司马朝军、王文晖：《黄侃年谱》，湖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11月版 。
程千帆、唐文编：《量守庐学记》，三联书店，2006年11月版。
张晖编：《量守庐学记续编》，三联书店，2006年11月版。
台湾《传记文学》历年合订本相关杂著。
叶新：《近代学人轶事》，百花文艺出版社，2005年1月版。
湖北省文史馆编：《黄季刚先生逝世五十周年诞辰一百周年纪念集》。
。。
天下你我应识君——丁文江这个人（1）
天下你我应识君。
君者，丁在君，丁文江是也。
丁文江，就贡献与影响来说，与他同时代的陈独秀、胡适、鲁迅和李四光相比并不逊色；然而，丁氏故去已70多年矣，一黄土掩*，而今又有几人了解丁文江这个人？
往者岂能如此往矣！
丁文江（1887—1936），20世纪中国科学、文化史上影响最大的人物之一，生于江苏泰兴一个亦绅亦商亦地主的家庭。字在君，笔名宗淹，取“宗法范仲淹之意”，“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也。
“勿悲秋，勿欷，勿牢骚，等到机会，努力去干。”（杜洛斯基）这是丁文江的座右铭。他短暂的49个春秋，“干”得如何？且看他同辈师友的评说：
“（他是）精于科学而又长于办事，……实为我国现代稀有的人物。”（蔡元培）
“（他是）一个最有光彩，又最有能力的好人，是一个天生能办事，能领导的人，能训练人才，能建立学术的大人物。”（胡适）
“（他是）新时代最良善最有用中国人之代表；他是欧化中国过程中产生的最高的菁华；他是用科学技术知识作燃料的大马力机器……”（傅斯年）
美国古生物学家葛利普也动情地说：“丁君之为人，非特具有过人之能力，且有远大之眼光，弘毅之魄力与勇气，识见所及，均能力行之而成事实！”罗家伦、蒋廷黻、翁文灏、李济等都有卓绝的评说；而温源宁慧眼独具，坚定地认为“他是今日中国最伟大的实干家之一”。
丁文江出生时，家道已衰落。他早年接受私塾教育，1901年，他欲报考上海南洋公学，但需地方官荐送。时为泰兴知县的龙璋，亲自出题《汉武帝通西南夷论》。丁文江的答卷“议论豪畅”，深得龙璋赏识，许之为“国器”，并纳为弟子。1902年，15岁的丁文江在龙璋的帮助下，负笈东瀛，曾书日本西乡隆盛诗句明志：“男儿壮志出乡关，学业不成誓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间到处有青山。”留日年余，丁文江不满“（在）日本的留学生终日开会，吃中国饭，谈政治而不读书”的生活，幸得康有为的资助，由东洋到西洋，至英国东部一座中学就读，“一年跳三级，两年就考进剑桥大学。”但是因缴不起昂贵的学费，半年后辍学。后丁文江入格拉斯哥大学专修动物学，兼修地质学。青灯黄卷寒霜苦，于1911年获格大动物学、地质学双学位，学成回国。适逢清政府学部举行第七次游学考试，丁文江赶上了这趟“末班车”，被“奖给格致科进士”并“授农商部主事”。是年丁文江与史久元女士完婚。他一面在南洋公学任教，一面应张元济之约，编《动物学》教科书。次年末，应工商部矿务司长张轶欧之邀，到该司地质科任科长，正式开创我国的地质事业，成为“开山大师”。
大凡人有异禀，长相也别具风采。丁文江“矮矮的个子，敦实的躯体，显得敏捷和果断的眼睛”，尤其是“他的虬起的德国维廉皇帝式的胡子，都使小孩子和女人见了害怕。他对于不喜欢的人，总是斜着头，从眼镜的上边看他，眼睛露出白珠多，黑珠少，怪可嫌的！”岂止长相奇特，行为也很怪异。他讲究科学人生，工作再忙，睡眠必须保证8小时；饮食起居讲究卫生，在饭馆用餐，必用开水涤器皿，酒席上不喝酒，但要用酒洗筷子；终生不吃海味；吃无外皮的水果，也要在凉水里浸上20秒。他最恨奢侈，但注重生活的舒适和休息，每年夏天要带夫人到凉爽地区避暑。有机会坐头等车，绝不坐二等车；有安稳的地方睡觉，绝不住喧闹的旅馆。他认为这是在积蓄精力，以便更好地工作。他笃信西医，早年有脚痒病，西医嘱赤足疗效最佳，他就终身穿多孔皮鞋，在家常赤脚，到熟朋友家也常脱袜子与友聊天，自称“赤脚大仙”。他有20年烟龄，某年忽觉脚趾发麻，医嘱戒烟，他立马戒绝。他不屑中医。太太有病，胡适觅到一方中药膏，他碍于情面收下了，带回家却不让夫人用。老友钱伯庄为此同他“抬杠”，说假如你到僻壤考究地质，忽然病了，当地无西医西药，怎么办？丁文江断然回答：“不，不！科学家不得自毁其信仰节操，宁死不吃中药，不看中医。”此言不谬。某年他偕友到贵州旅行，同行者病倒，那儿没有西医，他打电话到贵阳去请。同行者都病死了，人们劝他先服中药，他终不肯破戒……丁文江就是这么一个怪人。
天下你我应识君——丁文江这个人（2）
怪人有奇才。温源宁说丁文江头脑里东西多得“就像个古玩店”，称他是“百科全书”。这倒真不过誉，丁文江不仅是中国地质学的“开山大师”，还涉足地理学、人种学、优生学、历史学、考古学和少数民族语言学等领域。
根据陈西滢的回忆，罗素常对他的英国朋友说：“丁文江是我所见中国人中最有才最有能力的人。”
丁文江骑在马上是帅才，胸中自有雄兵百万，指挥若定；伏在战壕里，是忠实的士兵，进有勇，守有谋。他是一位地道的实干家。他有一句名言：“明天就死又何妨；只拼命做工，就像你永不会死一样。”这就是他理想中“活泼泼的生活的乐趣”。
丁文江对社会的贡献也是多元的。从本质上来说他是学者，学人的丁文江是中国地质事业的主要拓荒者。在地质科长任内，他首创了专门的地质教育机构地质研究所。1913年，他被任命为地质调查所所长兼研究所所长，着手网罗、培养地质人才。当时，没有教生物的教师，他自己充任，并亲自带学生到云南的崇山峻岭中做地质调查。当时在这些地区搞调查是十分危险的，生命随时会受到威胁，赵亚曾被土匪枪杀就是一例。丁文江不怕。他崇敬徐霞客（后为其作年谱），并引为楷模。为取得一手资料，丁文江力倡“登山必到山顶，移动必须步行”、“近路不走走远路，平路不走走山路”的探勘原则。身先士卒，登山时“手足并用”爬那条本没有路的小路。1919年丁文江不无感慨地说：“七年中，南游于滇黔，东游于皖浙，西至秦晋，东北至鲁。”足遍天下，采集到大量的化石、标本，极大地丰富了地质矿产博物馆的馆藏，人称“20世纪的徐霞客”。1922年，他发起成立中国地质学会，由章鸿钊为会长，翁文灏、李四光为副会长，他做评议员，随之创办并主编《中国地质学会志》。他麾下的地质研究所，为当时的中兴公司、开滦煤矿等提供了不少切实的技术帮助，往往不收报酬。当丁文江想筹办地质图书馆向他们募捐时，实业家们纷纷慷慨解囊。1921年建成位于北京兵马司九号的地质图书馆，造福于广大地质从业者至今。他还倡议并主持编撰了《*地图》和《中国分省新图》，对中国现代地图学做出了伟大的贡献。那年月，丁文江全身心投入地质事业。1919年，他陪同梁启超游欧，托正在德国求学的朱家骅帮忙，为地质所置购一批地质方面的外文资料；当他获知在英国留学的李四光已获自然科学硕士学位时，便让自己的四弟丁文渊拜访李四光，恳请李四光到北大执教，终如愿以偿。鉴于当时国内古生物研究力量薄弱，丁文江通过美国地质调查所的朋友，找到曾任哥伦比亚大学古生物学教授的葛利普。丁文江亲自拜访，诚邀他到北大当教授并兼地质调查所顾问，亦获成功。李四光与葛利普到北大，使地质系的面貌焕然一新。后人评论说：“如果没有李四光和葛利普，北大地质系绝不会有后来的辉煌。”陶孟和说：“仅就他对于地质学的发展来说，丁君足可以成为学术界的政治家。”李济说他“是一个划时代的人”。
中研院曾是中国最高的学术机构，高端人才密集，人际关系盘根错节。1934年丁文江应蔡元培之请，出任中研院总干事。此前他怕自己的身体不能胜任而影响工作，还特地到医院做了检查，无碍后方受聘。作为学术行政领导者的丁文江，走马上任后“夙夜匪懈，案无留牍”。他大力整肃院风，裁减冗员，减少行政经费，以增加事业经费，理顺了中研院的各种关系。为确保学术的独立性，他创设“评议会”，极大地调动了全院人员的积极性，蔡元培称此举为中研院定了“百年大计”。丁文江就任总干事，规定做野外工作不得偕眷。此令引起赵元任、李方桂等人的反对。丁文江殷殷沟通，终获谅解。而河南考古组大将董作宾，事先未向傅斯年、李济说明，带女友到工地，住史语所办事处。傅斯年自觉失职，“汗流浃背，痛哭不已”，要自请革职。李济认为傅不应当承担责任，他是代理所长，故主动要求辞去考古组主任一职。而董作宾知道后，感到由于自己的冒失，连累他人，深感不安，立即表示要辞职“以谢贤明”。这些都是考古大将，辞职不干安阳考古便要泡汤。丁文江面对这连环辞职案，从容疏通。他先写信给董，剀切分析“偕女友”引发的后果，晓以大义；又打电报给胡适，让他做董的工作。董作宾最后心平气和地返回考古地工作。一场沸沸扬扬的连环辞职风波有惊无险，终告平息。20年后，董作宾回忆说：“他（丁文江，笔者）曾一再写长信劝我，他以摆着一副老大哥面孔，写了许多诚诚恳恳的话语，举出许多他自己的经验，谆谆教导我，使我看了非常感动，于是，放弃自己的偏见，服从在他的指示之下。”此举令众人心服——丁文江是位有卓越领导艺术的“大当家”的。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天下你我应识君——丁文江这个人（3）
丁文江的领导艺术不仅表现在学术行政上，他还兴办过企业。1921年6月，他曾出任北票煤矿公司总经理。弃心爱的地质事业，做起买卖，此非他本意。除政治上此时他已看淡做官一事外，经济的重压是个重要因素。丁文江在地质调查所任内10年，兢兢业业，律己奉公，坚守“不兼差”、“不弄钱”的底线。一身正气，必然两袖清风了。做官10年，他竟无积蓄，后来政府欠薪，弄得他到“衣食都不周全”的困境。丁文江是一个家庭责任感十分强的人，同母、异母兄弟及侄辈求学的费用都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