⒓崾匚浯蟆Ｈ袈劾肺侍猓⒁攘砹轿桓丛拥枚啵唤龀錾碛谝还偕鹬遥�1948年还曾以社会贤达当选为国大代表。丈夫杨端六自30年代一直任武*学院院长、教务长。更为触目的是杨的头上还有一叠“官”帽子。他当官事出“偶然”：1931年国民党*钱昌照介绍在野名流杨端六为蒋介石讲学，因而受到蒋的器重。蒋要杨端六出任军事委员会审计厅厅长之职，杨端六以不是军人为由推辞。蒋不允。他又不敢得罪，从而不得不提出：“不离校、不离讲台、不穿军装”，只在假期去南京兼职。蒋竟全部应允，并授其上将军衔。杨端六还是国民参政会参议员。1945年，国民党在重庆召开六大，杨拒绝出席。也是蒋提名选他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
一净土掩风流——“四级教授”袁昌英（4）
袁昌英夫妇完全是出于对未来的希望和信赖才留下的。
客观地说，50年代前半期，袁氏夫妇的生活和心情是相对稳定和欢畅的。新中国成立后他们向组织交代了既往的历史，积极参加知识分子改造运动，受到社会的尊重和信任。袁昌英入了民盟，当选为省政协委员，出席了三次武汉文代会，并当选文联执委。全国高校院系调整后，武大外文系撤销，她遵命到中文系讲授外国文学。为译介苏联资料，她苦学俄文；为表达对领袖的敬爱，她把毛泽东诗词译成英文……
杨端六一边在武大执教，一边兼任中南军政委员会财政委员。1956年又加入“民革”。
然而，这阳光灿烂的日子，被1957年的一场风暴统统卷去。
本来，袁昌英的历史问题早在1951年、1952年已交代清楚，肃反中也没做审查对象。1957年莫名其妙地被划为“极右分子”，被剥夺教职，下放到图书馆劳动。一年后，湖北省高院又突然宣判她为“历史反革命”，开除公职，判处管制两年。因当时袁昌英年老体弱，没有遣送外地劳改，留在校园内，由街道干部监督劳动。每天挥着大扫帚，扫满地扫也扫不尽的尘土和落叶……
袁昌英有一儿一女。长女杨静远留美后，回国在北京工作，儿子杨弘远在身边。社会的高压令杨弘远透不过气来，学生时代的杨弘远因“和反动家庭划不清界限”而屡受批评“帮助”。阶级斗争，像烧红的磙子一样来回碾压年轻人的心，烙进年轻人的意识。杨弘远终于作出与父母分居的决定，以示决裂。两年后袁昌英摘帽了，杨端六的专著《清代货币金融史稿》由三联书店出版了，在姐姐杨静远的劝说下，杨弘远搬回与父母同住。然而，天伦之乐是那样短暂，随着1966年“*”的开始、杨端六的去世，杨弘远再次与母亲划清界限，而且彻底地决裂了。社会、时代的悲剧，酿成了家庭的悲剧。责任当不在个人，但实在令人痛心。
杨端六是幸运者，1966年9月5日病逝，逃过了“*”之劫。当时他的身份是“历史反革命”，火化后连骨灰也没留下。这位人们“视界外的大师”真正地销声匿迹了。
是时，袁昌英已72岁高龄，无生活自理能力，被学校指令住到一间小屋里，孤灯冷灶。女儿在外地，儿孙又不上门，她只靠原保姆及侄儿的儿子隔三差五地帮她干点买煤、装炉子的体力活。度日如年。更想不到的是，一个孤老婆子还遭不白之冤。她女婿单位的造反派来找她外调，偶然看到桌子上书写的字句，硬逼她承认那是反标，是恶毒攻击。袁昌英再三解释那不是她写的，然有何用？来者不听分辩，恶狠狠地打她一耳光。造反派正要将她扭送派出所时，邻居家小孩子来了，主动说那是他画着玩的，方才解围。
1969年秋，*“第一号令”发布。1970年1月，学校限令“五类分子”袁昌英于月底离开武汉。女儿杨静远好不容易联系上，将袁昌英迁往老家醴陵一远亲袁星山家落户。袁昌英卷着一床小被卷，带着一条跛脚方凳和两口装满中外书籍的木箱，告别了她生活了40年的家园——第二故乡武汉，跋山涉水到醴陵，由袁星山推着独轮车吱吱嘎嘎推到老家骆家坳。
所幸，乡风淳朴。乡亲们没有理会袁昌英是什么“分子”，把她看做是远道而来的老姑奶奶，叫她“老姑”。由于她的“身份”在县里是榜上有名的，不时被通知要参加农村“五类分子”训话会什么的，少不了要写思想汇报。
一净土掩风流——“四级教授”袁昌英（5）
袁昌英到乡下，带着许多工具书，本想重译《莎士比亚全集》，可是她身心疲惫至极，实在力不从心了。她用女儿寄来的生活费订了两份报纸，除了看报就是吸烟。有趣的是她备有两个牌子的烟，一是“经济烟”，8分钱一包，自用。一是“珞珈山”，两角一包，接待客人用的。一次她请人买“珞珈山”，那人没听清楚，买了也是两角钱一包的“岳麓山”，她很不高兴。她说她要“珞珈山”。她对珞珈山的感情太深了，那是她生儿育女、成就事业的热土啊！
初下乡时，袁昌英身体尚好，常拄着拐杖，漫步在田间的小路上，或到“袁家老屋”附近找熟人聊天。可物是人非，每每忆及往昔，再思现状，湖北的珞珈山、四川的乐山、湖南的骆家山，这些“山”压得她透不过气来，令她兴奋，令她悲哀，令她无奈。
袁昌英为她晚年在骆家坳的小屋取名“陋园”。那恐是名副其实的谈笑无鸿儒，往来皆白丁的陋园。
1973年4月28日，袁昌英这只由爱丁堡振翅的孔雀，在历经79个春秋之后，在故园骆家坳蜕变为一黄土。
袁昌英逝世后，女儿杨静远遵从母亲的遗愿，从解冻的12000元存款中，捐出4000元给骆家坳生产队买了部手扶拖拉机，以谢乡情。
孔雀毕竟是珍禽，应该受到保护和尊重，被遗弃或遗忘总是暂时的。
1978年末《中国文学家辞典》编委会向袁昌英发函，云该辞书要为她立词条，请她提供资料。殊不知袁昌英墓木早拱，青草萋萋。她告别人世已经5年了，圈内的人士居然不知！
1979 年10月9日，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下达刑事判决书（鄂法77刑再字第63号），白纸黑字冷冰冰地称：“撤销本院1958年12月16日对袁昌英判处二年的刑事判决”。仅以“不当”两个字，就轻轻地为20年的不白之冤画上了句号。
倒是外国人没有忘记袁昌英，早在1976年美国作家Catherine Lee就开始研究《孔》剧。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的Writing Women in Modern China（《现代中国女作家》）文集，就收有袁昌英的《孔雀东南飞》全剧。挪威奥斯陆大学伊丽莎白·艾德女士为研究袁昌英的《孔》剧，专门到北京访问袁昌英的女儿杨静远……
老学生们没有忘记袁昌英。袁昌英逝世20周年，她的年近古稀的老学生们还结伴到醴陵乡下为袁昌英扫墓，以谢师恩。
历经20多年淹没之后，袁昌英的名字重现人间，在《新文学史料》上与世人照面。
1983年6月，胡乔木对《中国新文学大系》有关编选人员谈话时说，像“袁昌英的《孔雀东南飞》这些历史题材的作品也是不能忽视的。”一锤定音。随之，该书第十五集收录了《孔雀东南飞》全文。袁昌英的散文集《山居散墨》、《袁昌英作品选》、《袁昌英散文作品选》等随后也相继出版。1989年，湖南电视台播出的《我说潇湘女》节目中，有专节介绍袁昌英……
2002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漫忆女作家》丛书，为袁昌英出了专辑《飞回的孔雀——袁昌英》。袁昌英与她的老友苏雪林、凌叔华的名字必将被镌刻在新版的中国文学史上。
“质本洁来还洁去，一净土掩*。”
征引及参考书目：
杨静远编：《飞回的孔雀》，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版。
苏雪林：《遁斋随笔》，台湾中央日报出版社，1989年版。
杨静远致笔者信若干。
闲话西滢（1）
这篇《闲话西滢》“有根”，缘自《西滢闲话》；不过绝对与那场笔战无涉。笔者以为既是“闲话”，跑点野马才有趣，当以不失真为本。
——题记
且容我娓娓道来——
3年前我揖别编席，入盟“每月领取养老钱”、“常与朋友聊聊天”的退休大军，与文坛旧雨品茗把盏，纵论天地驰骋古今。大家轮流做东，不胜其乐。不知何时，形成一个不成文的规矩，每每聚首，由当天的东家开题，做首席发言。然后，大家七嘴八舌附议或抬杠。
丙戌岁暮，值我买单，诸公端起酒杯，一仰脖子后，我说了则徐志摩拿错鸳鸯谱的趣话：徐诗人一生为情所累，与张幼仪结婚后，又穷追林徽因。无奈名花有主；又徘徊于陆小曼、凌叔华之间。乃父徐申如对罗敷有夫的小曼不感兴趣，对待字闺中的凌叔华默许认可。1924年6月，徐志摩名义上送泰戈尔去日本，实则是陪林徽因经日赴美留学。回国后，下榻上海新新旅馆。陆小曼、凌叔华双双来信，志摩把玩之后塞进枕头底下。翌日上午徐父申如偕王受庆（王赓）来看志摩。志摩知道父亲喜欢凌叔华，大献殷勤说：“叔华有信”。说着信手从枕下掏出一信递了过去。徐父展读，在侧的王受庆伺机观光。看着看着，志摩见王受庆脸色大变，拂袖而去。志摩自觉不妙，掀开枕头一看，凌叔华的信仍躺在那儿，送上的是陆小曼！徐志摩方知闯了祸。这王受庆是陆小曼的丈夫、徐志摩的朋友，1911年清华毕业后，先入哥大、普林斯顿大学，最后毕业于西点军校，1920年与陆小曼结婚，时为陆军少将，任哈尔滨警察厅厅长。王见妻子致徐的信写得“情意绵绵”，不堪忍受，把陆召到上海，一番大吵，各不相让，旋由刘海粟调停，以仳离告终。徐志摩也由此被逼上梁山，1926年10月与陆小曼结婚。他们还给王受庆发了喜帖，王居然还送了一份贺礼，可谓不失君子之风。
我说完开场白后，有人说新鲜、刺激；也有人说我在糟蹋诗圣；更有人要我交代出处。我据实相告，这是徐志摩表弟、儿时玩伴、台湾“国立图书馆馆长”蒋复骢晚年写的《徐志摩轶事》（见台《传记文学》第45卷第六期）。我又拿出刚刚收到的《不容青史尽成灰》（刘绍唐著，风云时代出版有限公司2003年版）作佐证。
沉寂片刻后，诸公又抬杠了。
有人表示遗憾，凌叔华没能成为徐太太；有人表示惋惜，志摩娶了小曼，搭上了身家性命；也有人说，若没有徐、陆之恋，文坛就失色，不热闹了。
两杯下肚后，话题扯到凌叔华身上：《古韵》、珞珈三杰、曼殊菲尔、伍尔芙、朱利安·贝尔和《k》以及虹影的败诉……
酒过三巡，话题转到凌叔华的夫君陈西滢头上，众人七嘴八舌：
“陈西滢，他是被鲁迅骂出名的！”
“骂出名的？你请铁嘴李敖骂你三天三夜，你请王朔在博客上骂你十年八年，你还是你！”
“陈西滢一辈子不就一本《西滢闲话》嘛！”
“花香不在多。陈西滢一本《闲话》，就可入现代散文十大家！”
“夫随妇贵，他的太太比他有名！”
朋友们分成两派“杠”上了。我当和事佬：“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最后在“有待历史评说”的共识中，我买单。
两个月后，又一轮聚会。岂料，该轮东道主苏兄早有预谋。一落座，他便宣布要把主发言权无偿转让给我，而且是命题作文：《闲话西滢》。理由是我为陈、凌编过散文合集《双佳楼梦影》，与他们的女儿陈小滢有过从，与他们的老朋友苏雪林、萧乾熟悉，耳闻多。他此语一出，众人起哄。恭敬不如从命，我便打开了话匣子。信口胡说，语无伦次。
闲话西滢（2）
笔者姑妄言之，在此复述；读者姑妄听之，一笑了之。
陈西滢（1896—1970），名源，字通伯，西滢为其笔名，江苏无锡人。其父陈育，字仲英，是读书人。早年在乡间开办小学馆，家境较贫寒，后在*廉泉（廉南湖，义葬革命女侠秋瑾的吴芝瑛的夫婿）创设文明书局。陈西滢从上海南洋公学附小毕业后，受表舅吴稚晖的鼓励与资助，于1912年负笈英伦。在伦敦修完中学课程，先进爱丁堡大学，后入伦敦大学研习政治、经济。在英求学期间，生活十分艰辛，经常“吊锅”。“我父亲在英国读书时，常常没钱吃饭，后来得了严重的胃病，就是当时饿出来的。”（陈小滢1998年2月21日致笔者函）十年寒窗终获博士学位。1922年他应蔡元培之聘，任北京大学英文系教授，时年26岁。1925年，诗圣泰戈尔访华，陈西滢担任接待工作，恰适正在燕京大学读书的凌叔华被学校选派为欢迎泰戈尔的学生代表。
凌叔华（1900—1990），原名凌瑞棠。父凌福彭，与康有为是同榜进士，并点翰林。她是其父与三姨太生的女儿，明眸皓齿，柳眉樱唇，是典型的东方美人。自小受到良好的教育，极富才气，与林徽因、韩湘眉、谢冰心并称“四大美女”。她在天津师范读书时与邓颖超同窗，比许广平高一年级，均有情谊。陈西滢、凌叔华由此相识，以致后来有人戏称，泰戈尔是他们的月老。两年后，陈西滢与王世杰、杨振声、杨端六等创办《现代评论》周刊，陈西滢负责《闲话专栏》。在其后三四年间，他在《闲话》专栏上发表一系列杂文，涉及政治、文化和教育，指点江山，激扬文字，豪气干云，结集为《西滢闲话》。福兮祸兮，他也由此得了一顶“反动文人”的帽子。
《现代评论》创刊不久，凌叔华在刊物上发表了成名作《酒后》，引起文坛的广泛关注。在陈西滢的鼓励下，凌叔华勤奋笔耕，在《晨报副刊》、《燕大周刊》频频亮相。新月书店、商务印书馆为她结集出版了《花之寺》、《女人》、《小哥儿俩》等，一时声名鹊起。徐志摩十分欣赏凌叔华，评论其作品是“最怡静最耐寻味的幽雅，一种七弦琴的余韵，一种素兰在黄昏人静时微透的清芬。”凌叔华后来的英文自传体小说《古歌集》（即《古韵》）在海外引起轰动。夏志清在《现代中国小说史》中评价说：“从创作才能上讲，谢冰心、黄庐隐、陈衡哲、冯沅君、苏雪林等几位，谁都比不上凌叔华。”
陈、凌因文会友，以文结缘。在清纯而又微浊的爱河中浴了3年后，结成连理。
1929年5月，陈西滢应好友王世杰之聘，接替闻一多出任武汉大学文学院院长。凌叔华作为家属随往，寓美轮美奂的珞珈山下，独享一幢绿树掩映的小楼，陈西滢命为“双佳楼”，意蕴涵深。凌叔华与近邻袁昌英（杨端六夫人）、苏雪林（张宝龄夫人）同为文坛圣手，被誉为“珞珈女三杰”，名噪一时。1931年凌叔华得一女，名小滢。
1940年岁末，由国民党*、表舅吴稚晖推荐，陈西滢蝉联二、三、四届国民党参政会参政员。1944年陈西滢只身赴伦敦，受命主持中英文化协会，后又被国民党政府派任中国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首任常驻代表。凌叔华与女儿小滢后往。
当时陈西滢的办公室设在中国驻法大使馆原址，乔治五世大街11号。法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后，法当局令陈西滢迁出。陈拒迁。当局遣警察强制执行，情急之下，陈血压陡升，心脏病发作，昏死过去。后被成功抢救。出院后，陈西滢身心交瘁，向国民党政府提出辞呈。获准后回伦敦休生养息。1969年中风，手脚不灵便，健康状况如江河日下。19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