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置价格修改为根据被拆迁房屋的区位、用途、建筑面积等因素，以房地产市场评估价格确定货币补偿金额。但是在实际执行过程中，这个货币补偿标准很难被落实，拆迁方与被拆迁方因为补偿金额发生的矛盾越来越多。
子 墨：货币补偿有明确的执行标准，但是在现实中为什么做不到？
王才亮：很简单，利益关系嘛，拆迁人想少出钱。根据2001年公布的《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按照区位、用途、建筑面积的市场价格来评估和确定同一区域内的房子，测算价格补偿给老百姓，但是现在实际上做不到。首先是区强制拆迁149 位价评估不合理。在区位价、房屋的用途和建筑面积3 个主要评估因素中，最关键的是区位价。而北京现在执行的区位价还是2002 年公布的。按照建设部6个月调整一次的规定，北京拆迁房评估的区位价长期不调整，房价涨得已经翻了几番了，拆迁执行的却还是2002 年的区位价。北京所有评估出来的价格按区位价都没有超过1 万的，但是北京最好的房子卖到了9 万、10万每平方米了，这中间的悬殊相差太大。 。。
强制拆迁（5）
其次，按照建设部的《评估估价指导意见》，在拆迁人和被拆迁人协商不成的情况下，抽签选择和决定评估师，由评估师给出合理补偿价。但这个规定在现实中也做不到。一是，大量拆迁浮动剥夺了被拆迁人的选择权利，二是，老百姓选择了评估师，他也不会公正去评，为什么？评估师是邀请的，评估费是开发商给的，老百姓选择我评估一次，永远只是一个小业务，开发商、拆迁人给的活儿才是大业务。评估师跟着利益走，很难进行符合实际情况的评估。我曾经在一个地方搞过试点，抽了100 份评估报告，请会计师、资产评估师共同来看，结果符合或者接近房屋实际价格的不到10％，90％以上是与房屋实际价格相背离的。而我在北京接触到的评估报告，没有一份是符合市场价格的，北京还不如外地呢！什么原因？北京的评估区位价是4 年以前的标准，而这几年北京的房价、地价涨了多少！
子 墨：根据您所接触到的房屋评估报告，评估出来的价格和真正的合理的补偿价格之间相差多少？
王才亮：一般都相差一半以上，评估出来的价格可能只是实际市场价格的50％。
几个月以后，在经历了与开发商谈判、开听证会、上访等诸多手段都没有任何效果的情况下，伍先生不得不同意了拆迁。和那些退休的老邻居不一样，他没有精力去维权了。另外几户坚持斗争的人家，依然有两户认为补偿不合理而没有领取拆迁补偿款，而领取赔偿的一户也认为这是无奈中的不平等协议。
子 墨：靠拆迁赔偿能够维持他们原有的正常生活吗？
王才亮：目前来讲，多数拆迁项目给的补偿款都不足以使他们保持原有的居住水平，这也是拆迁引起矛盾的关键原因。如果能够达到原有居住水平，我想上访就没有了。
子 墨：除了经济问题、居住问题，拆迁户还会面对什么样的困难？
王才亮：有的地方的拆迁户由于不配合拆迁，坚持要维权，而被迫下岗，失去生活来源；有的地方在拆迁项目开始之前动用工商、税务等政府机关向拆迁户施加压力，比如他是做小买卖的，税务局天天来查，工商局不给年检执照，那么他就违法经营，断了生计，结果一家人到处流浪。
子 墨：拆迁问题目前可能出现缓解趋势吗？
王才亮：任何事情到了一定程度都必须解决。现在围绕着农村征地、城市房屋拆迁的问题已经引起了中央的高度重视。十六届六中全会把这个问题提出来了。###总书记在纪念长征7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反复提到这个问题。既然高层已经注意到了，我想解决只是一个时间问题。
子 墨：但真的要落实到基层执行，会不会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王才亮：有可能，至少目前强制的非法拆迁现象还在继续蔓延。我想这种情况应该会很快得到制止，毕竟中央全会的精神到了省里要逐步地贯彻下去。
尤其中纪委现在抓了一些涉及房屋拆迁腐败问题的典型案件，我想那些贪官，那些卷得比较深的人会受到震慑，有可能停下来。
子墨点评：
达官营的拆迁户说过一句话让我思考了很久。他们说，如果国家是为了公共利益拆迁，我们没有怨言，但是开发商是为了钱……我想，这些拆迁户的本意并不是希望在那些废瓦当中守候已经用了半个世纪的老房子。他们是希望在房价、地价不断上涨的今天，能够和开发商摆出一副谈判的姿态。然而，自始至终他们却始终没有条件也没有能力和开发商真正坐在一张谈判桌前。
老百姓常会用“通天”这个词来形容开发商。仔细想来，这个词当中包含了太多的深意，也包含了太多情绪。与此相对应的，他们会说自己是“小老百姓”。在这一大一小、一强一弱之间，我们需要怎样的法律和政策才能够保证他们实现公平的对话，而同时我们又需要怎样的监督和执行机构来保证他们的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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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守儿童（1）
父母外出打工，孩子留在农村家中。中国亿农民常年在外地务工，产生了数千万“留守儿童”。他们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在孤独中期盼着被爱，在残缺中守望着亲情。
2005 年9 月，一本名为《关注留守儿童》的调查报告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在城市农民工现状一次次受到社会拷问之时，农村“留守儿童”的现象也日渐进入媒体的视野。叶敬忠，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副院长，“留守儿童”课题组组长。近年来，他带领伙伴到陕西、宁夏、河北等地走访，对中国中西部的农村“留守儿童”进行了大量的实地调查。
子 墨：您为什么选择去中西部调查而没有选择南方？
叶敬忠：由于文化水平等原因，中西部地区的外出务工者一般出去都是从事重体力活的，没有条件把孩子带到城市。而我们做的调查研究主要是父母外出务工会给儿童带来什么影响，中西部的情况更典型一些。不过，我觉得这种调查无论南方还是北方，反映出来的问题应该是一致的，具有一定代表性。
子 墨：照您估计中国现在的“留守儿童”有多少？
叶敬忠：我们国家对农民工最保守的统计有1亿人。现在很多地方引用的数据是亿，也有人说是亿。以亿人计算，他们中间起码有一半属于结了婚再到城市打工的。在农村，结婚的人家一般都有孩子，有的不止一个。
由此可以想象“留守儿童”的群体有多大。我认为绝不是一两千万的事，应该在5000万左右，当然这个数字我们没有做过准确统计。
根据课题组调查，目前中西部的“留守儿童”监护类型主要有4 大类：单亲监护、隔代监护、亲戚监护、同辈监护或自我监护。其中以单亲监护为主，占调查人群的，隔代监护占；而与亲戚生活在一起或是寄养在别人家里的“留守儿童”比例分别为和。
子 墨：根据你们的调查，父母外出打工之后，这些留守儿童的生活怎么办？
叶敬忠：每类监护的情况不一样。影响最少的是单亲监护，毕竟有母亲在，孩子的吃饭穿衣不会有大问题。当然其他方面如同伴交往、与人沟通等也会受到影响。由爷爷奶奶照顾、亲戚邻居照顾，或者孩子自己照顾自己，受到的影留守儿童155 叶敬忠和他主编的关注“留守儿童”出版物响最大。儿童的衣着问题肯定比父母在家或者一方在家的情形差很多，肯定不如别的完整家庭。
我记得陕西有一对兄妹，父母都想出去打工，爷爷奶奶也不太愿意照顾他们，因为两个老人还得耕田。结果母亲把这对兄妹送到武术学校。过了一段时间，她有点不放心，去看了看。女儿直哭，说不想待，想回家。母亲受了感动，把女孩接回家由爷爷奶奶照顾，男孩继续留在武校。然后她就外出打工去了。中间有一次回来，发现女儿身上长了很多红疙瘩，一问才知道爷爷奶奶好长时间没给她洗衣服。
子 墨：您说的是比较极端的例子还是普遍状况？在一般人印象中，会觉得爷爷奶奶特别疼爱和照顾孙子孙女。
叶敬忠：我说的肯定是普遍情况。为什么？首先，爷爷奶奶肯定疼爱孩子，但老人所处的时代不同，对孩子疼爱照顾的方式不一样。我们在陕西碰到过，孩子生病了，爷爷奶奶给孩子吃一个什么小丸子，用当地的土方儿治病，他不会像年轻人那样尽快把孩子送到医院去治病，他会受到自己生活习惯的影响。他们自己也提出来，说孩子的爸爸妈妈不在家，整个家庭重担落在老人身上，得照顾全家，得负责田里农活，得保证孩子吃上饭，保证他不受冻。当然还是有很多孩子冬天的衣服得不到保证。老人也面对着一种无奈的现实。孩子的父母本来是家里重要的劳动力，现在他们走了，变成两个老人照顾家，有些事当然没办法。 电子书 分享网站
留守儿童（2）
因为父母不在身边，留守儿童发生意外的案例有很多。根据媒体的报道：2004 年2 月，江西省都昌县一对夫妇到东莞打工，将幼儿寄养在妻妹家中。他们走后仅10 天，孩子就因为没人照料而从床上摔下来死亡。
2004 年6 月，湖北省黄梅县一名上小学四年级的“留守”女孩因与奶奶顶嘴斗气，而被脾气暴躁的奶奶用毛巾勒死。
2004 年12 月，江西一农妇不愿照顾因父母出去打工而被寄养在自己家里的外甥女，将棒棒糖抹毒把孩子毒死。
叶敬忠的课题组在对“留守儿童”的调查时发现，农民外出打工的生态周期与他们子女的教育培养周期形成了一个永远没有交汇点的平行线。外出打工的农民一般都是青壮年劳动力，而他们的子女这个时候正好处于小学或初中阶段。他们外出打工原本是为了支付子女的教育费用，尽可能使他们接受更好的教育。然而青少年阶段的孩子们更需要父母的关爱和指导。这个时期父母双方甚至一方的缺席，都可能在孩子的人格成长上形成障碍。
子 墨：您见过的“留守儿童”，有没有哪个孩子让您印象特别深刻？叶敬忠：宁夏有一个儿童叫姚震刚，他说有一次自己生病了，他父亲在离“留守儿童”引发的社会问题目前还未引起足够关注留守儿童157 家四五十公里的地方打工，知道消息后，马上走着从工地回到村里，回来以后没说别的话，把他背到乡里去看病，乡里说看不了，他又背着孩子走到县里去看。孩子说，那天父亲特地给他买了好多好吃的，但是父亲一点没吃。我当时听了这个事，特别能理解他父亲的感受。他可能觉得特别对不起孩子，觉得自己出去打工把孩子留在家里生病没人管。外出打工的父母也是非常无奈的。
还有陕西省西乡县一个女孩。我们问她，父母外出打工给你带来什么变化？她没说话，从家里拿了一个小盒子出来，盒子一打开，放着一根手指头，特别恐怖。怎么回事？原来她父母出去打工，爷爷奶奶看着她。她家有个地窖，里面放着一个铡草的铡刀。她有一次自己跑下去玩，发生了事故。爷爷奶奶说，我们也没办法，不能每时每刻都看着她，以前跟她说过不要到地窖里去，但是有时候很难要求孩子控制住自己。
课题组调查的河北省易县坡仓乡苑岗村，全村303 户人家中有1/3 的家庭都有人外出打工。村里有大半的孩子都是“留守儿童”。孩子们的父母大都在南方； 许多人为了节省往返路费，多赚些钱，一两年不回家的情况十分普遍。
14 岁的姜伟文被父母送到苑岗村的姥爷家已经有6 年了； 爸爸妈妈靠在广州卖大米供孩子上学； 日子过得十分艰难。在过去的6 年里，姜伟文没见过父母一面。他每周和父母唯一的联系是通一次电话。在孩子看来，亲情是一种非常遥不可及的东西。
姜伟文：我看到很多孩子能在父母怀里撒娇，我很羡慕他们，自己也想在父母怀里撒娇。我们这儿有集市，天天能看见有的爸爸妈妈给孩子买东西，我也想有爸爸妈妈给我买东西，特别羡慕他们。
记 者：妈妈多长时间给你打一次电话？
姜伟文：一个星期吧。
记 者：都说什么？
姜伟文：说说自己的学习和生活情况。我刚开始学习不怎么好，我妈说我不争气。我哭了，我妈也哭了。
由于常年在外地流动工作，“留守儿童”的父母与“留守”子女沟通很少，而临时监护人大多局限于让孩子吃饱穿暖之类的浅层关怀，无法尽到对孩子的教育责任。调查发现，有的孩子从未到过父母工作地，有的父母几乎从不与孩子联络，的父母每月与孩子联系不足一次。
留守儿童（3）
子 墨：父母不在身边，这些孩子跟家长怎么交流？
叶敬忠：我们调查发现“留守儿童”跟父母沟通的主要方式是打电话。打电话占到80％，但不是我们想象的那样一打能打很长时间。我们调查的50％左右的“留守儿童”跟父母通电话时间只有3分钟。
子 墨：3分钟时间，儿童能跟父母谈什么？
叶敬忠：孩子一般很关心父母在外的安全问题，父母从事的很多工作是不安全的，包括煤矿、建筑行业等。学习情况啊，情绪方面啊，根本没办法交流。
交流需要时间，孩子有时在电话里停顿一下，想一想怎么把心里话说出来，而留守儿童159 父母可能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以为孩子不说话，马上就把电话挂了。另外还有费用问题，打长途电话需要钱。
子 墨：对于父母在外面打工的状况，孩子心里清楚吗？
叶敬忠：我们做了一个调查，让人惊讶的是，40％的“留守儿童”根本不知道父母在外面干什么。为什么会这样？一是，父母在外务工可能从事的是不安全的工作，不想让孩子知道，怕孩子担心；二是，父母尤其是父亲一般在儿童心目中都是一种高大的形象，他可能不太想让孩子知道他在外面从事哪种工作，不想让自己的形象在孩子心目中受损。
在记者采访这天，到了午饭的时间，姥姥、姥爷下地干活没回来，姜伟文自己做饭吃了。这对他来说已经家常便饭。从9 岁起，姜伟文就可以照顾自己的生活了。
记 者：你平时除了做饭，还干什么活儿？
姜伟文：刷刷碗。星期天有空也跟姥爷下地干活。刨刨地了，种地的时候一起种。
记 者：你还记得妈妈做饭的味道吗？
姜伟文：记得，特好吃。
记 者：现在最想知道父母什么情况？
姜伟文：最想了解我爸爸妈妈的身体状况。他们在外面打工也是为了我，他们要是把身体累坏了，我觉得也是由于我的缘故。所以我很关心他们的身体。要是没有我，他们工作起来会比现在轻松很多。这是姜伟文最喜欢的一张照片。6年前爸爸外出打工前和他一起照的
记 者：如果有机会见爸爸妈妈，你想对他们说什么？
姜伟文：我想说我好想他们。
子 墨：孩子自己愿意跟父母生活在一起吗？比如跟父母到城里打工？
叶敬忠：儿童都愿意跟父母一起生活。但是我们调查的51％的儿童不愿意跟父母到城里去，而是愿意父母回来。第一，他们说城市是另外一个世界，怕到城里以后融不进去；第二，他们觉得父母外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