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人民所真正需要的。孔和尚不认为上海人天生缺乏幽默细胞——上海人本来也都是天南海北的外地人嘛——而是百年来上海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所担负的沉重任务使得上海人难得轻松。毛泽东时代，东北三省曾经创造了全国三分之一的产值，东北人觉得很牛。而上海一个市，就创造了全国六分之一的产值，这是真刀真枪干出来的，也是精打细算省出来的，所以，我从来不嘲笑上海发行过半两的粮票。只要是毛泽东时代生活过的人，谁没得过上海的好处呢？如今，上海人开始休闲了，舍得花380元去听周立波而且捧周立波了，这就给了周立波一个百年难逢的契机。周立波表演的最大问题不在于基本功要多深和会学多少方言、会唱多少戏曲，而是敢不敢批判当下的黑暗现实。二人转在北方到处受欢迎，其中确实有些低俗的因素，但还有一个关键因素是，二人转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没有什么是二人转演员所不敢讽刺不敢糟蹋的，这就给广大观众提供了一个发泄愤怒的空间。而周立波迄今的节目主要还是一些不痛不痒的生活讽刺，特别是暗含着大力歌颂改革开放、欢喜赞叹今非昔比的主旋律，政治立场基本正确，相当于一个上海市政府的“滑稽托儿”，或者说是“政府白相人”。这一方面不能使观众心服口服，另一方面也必然影响艺术构思和创造。把周立波的节目分解来细读，几乎没有什么独创性的笑料和一针见血的包袱，都是连一些普通主持人也会的短信水平的幽默，让人稍微一乐而已，心里的感觉是“这位哥们还行”，给80分吧勉强，不给80分吧又不忍。其撞击人心的效果，非但比不了东北的二人转、京津的相声大鼓，也比不了巴蜀的龙门阵和江南的评弹，听那台下的笑声，多不够爆，用钱钟书的话说：跟着笑的居多。节目中普及一些知识当然也好，但是那种大路货的知识很有可能隐含着错误。张口闭口不离市场经济和股票房子，就跟上海高考作文题“金融风暴中的我”一样，未免也太掉进钱眼里了。如果周立波在“上海市人民政府允许的范围内”适当增加针对主流文化、上海文化的批判色彩，哪怕敢于解说两句“瓮破公如瓦，闸开甲落门”的典故，则必名垂当代中国艺术史矣。
孔和尚是东北人，这番话可能会让上海朋友疑心有点不公正，那俺就引用一位上海市人民政府命名的文化大师之言来助阵吧。余秋雨先生在《关于赵本山的表演》中高度称赞赵本山是“当代杰出的喜剧表演艺术家”，并总结赵本山的艺术成就有四：宏观的喜剧判断能力，准确的角色心理塑造，成功的外部体态造型，灵动的舞台行为节奏。余秋雨谈文化，好几个人给他挑错，但戏剧是余秋雨的本行，他对赵本山的这番评价，可谓是高屋建瓴，洞若观火。希望周立波不要满足于当前的本地上座率，不要满足于在沪语的一亩三分地独步翩跹，更不要在乎上不上娘希皮的春晚。不论自己艺境的提升还是今后带徒授艺，倘能在余秋雨所说的这四个方面潜心精进，那就真的是前途无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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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记殷占堂先生（1）
番茄为什么这样甜？
2007年的金秋，在林祁博士东京的家里，当我接过大名鼎鼎的“爽健堂”堂主的名片时，读出上面的“殷占堂”三个字，脑子里立刻创作出一条谜语：番茄为什么这样甜？番茄一般都是酸的或者酸中带甜的，那么为啥这样甜呢？你说为啥？——因为蘸了糖呗！于是，我就记住了“因蘸糖”这个名字。
很多同学亲友称赞我博闻强记，阿忆等人，还编造了孔庆东过目不忘的神话。其实我的机械记忆力并不好，电话和门牌一般记不住，能记住的东西，大半都靠着“形象记忆”。特别是人，往往跟一个人已经很熟了，却仍然管老鹿叫老马，管老桑叫老槐。所以，我喜欢用人名编谜语或者开玩笑，这样，我就记住了大部分亲友熟人的名字。不要以为俺这是不尊重人啊，连我祖父的名字，俺也是照开玩笑不误的。我爷爷叫“孔昭礼”，多么大气的名字，是给当宰相预备的。可是俺小时候弄不明白其深奥的涵义，于是就叫他“孔笊篱”。笊篱是捞饺子用的，一听就特别亲切解馋。我祖父虽然操着山东腔骂我“妈了巴子，没礼貌”，但据我观察，他老人家其实并未生气，反而为他的孙子能够把他跟饺子联系起来暗自得意呢。
当然，我用很多人名开玩笑，是并不告诉当事人的。殷占堂先生也是如此。我开始叫他“殷老师”，后来就径称“老殷”。老殷是干什么的呢？一言难尽。他是电视人，他是作家，他是画家，他是外交家，他是慈善家，他是教育家，他是中日友好的使者，他是一位温厚的长者，又是一位谦逊的学人，他炒得一手好菜，也能炒得一手好股，他不但是旅日华人中的大能人，也是孔庆东最尊敬的那类“啥都能干”的全人。所以，我用他名字编的谜语，就突破了一般的文字游戏的意义——老殷为啥这么能干？因为他蘸了糖。他像蜜蜂采蜜一般，到处去蘸取知识、蘸取友情、蘸取正义、蘸取良知，所以，他的爽健堂才兴旺发达，像他的本人一样，爽快健康。
老殷的英雄业绩多如牛毛，各种媒体均有揭载。我只说我最佩服的两点。一是他长年帮助一群日本的老八路，为中日友好不遗余力。那些曾经当过“鬼子”，后来成为“八路”的白发苍苍的老人，几十年来，对中国倾注了满腔热血。如今年事已高，是殷占堂先生陪着他们走访当年的抗日部队，走访革命老区，帮助他们联系老首长，联系各种援助事宜。一次我有幸参加了这些*十岁的老人的聚会，他们一丝不苟地商讨着如何纪念抗日战争，如何揭露日本右翼军国主义，而老殷不但时而汉语时而日语地忙活，还细致入微地照顾他们的行走出入。我仿佛看到了当年的八路军开会时的欢乐气氛。作为中日关系史学会的理事，老殷还搜集了很多珍贵的日军侵华资料，可惜我们很多出版社只顾赚钱，对此不大感兴趣，老殷只好自己写文章披露，那字里行间的道义感，是堂堂正正的。
我佩服老殷的另一点是他的画。在日本的中国画家很多，一般都各有神通，各有市场。老殷画路很宽，人兽山水都来得。但我觉得他最拿手的是“达摩”。老殷还编辑出版了很多其他画家的作品，在中日美术沟通方面厥功甚伟。比如韩美林的猫头鹰全集，老殷送我时，在扉页给我画了幅达摩，他还说要给我画条龙。老殷的达摩，不假雕琢，自然生动，富有山野气息，又颇有点像个“厨子”，看着倍感亲切。怪不得在他的个人画展上，很多日本观众排着长队，争购他当场一挥而就的达摩——每幅一万日元，一天就暴富起来也。怪不得老殷能在日本海边住上豪宅呢。达摩是中国佛教的代表性人物，他使佛法从山林来到了人间。而我看老殷的面相，居然很有几分达摩的影子也。
第八章 记殷占堂先生（2）
我从日本回国的前夕，老殷带我去看郭沫若的日本故居，在东京附近的市川。郭沫若为了逃避蒋介石政府的通缉，在此东京城郭之外的“桃源”之地，笔耕十载，成为一代史学和考古学大师。同去的还有林祁博士，警官学院的张玲教授，著名日本八路小林清的儿子小林阳吉和一位日本老八路水野正昭先生。参观过后，我题词道：“郭外自有桃园地，沫若二水连市川。”并给日本的讲解员做了讲解。老殷则还是画了他拿手的达摩。我在旁边看着，那达摩的光脑袋颇有些近似“tomato”的意味，这个“土馒头”，到了中国来，就变成了“番茄”，正像那个达摩，到了中国，就变成了一个文化“厨子”。
是的，中国佛教的精髓，就是只要好吃好用，何必拘泥名目焉？食物如此，文化也是如此，治学也是如此。西红柿也好，番茄也罢，何必一定要争论它到底是水果还是蔬菜？一个人，何必一定要规定他是“什么什么家”，一个达摩，何必一定要证明他是印度人还是中国人还是日本人？人的才华和智慧，只要清爽刚健，那么超越了国界之后，自然能够广蘸文化之糖，结出更加香甜的精神之果吧。
记季羡林先生
我和罗文华提名季羡林当人大代表
季羡林老先生去世了，估计肯定会有一大批记者要来采访我。我第一声明，我不大了解季羡林先生，没有资格评论他。第二我建议记者朋友多多采访以下十几位各方代表人物：唐老鸭钱文忠汤一介张承志萧夏林余秋雨王蒙王朔韩寒聂元梓江景奎易中天罗文华阿忆铁凝，综合起来或许可以得到一个比较接近实际的季羡林先生的“客观”形象。第三我其实跟季羡林先生还是有不少接触的，但是在北大校园里，我那点接触根本不值得一提，只能在这里简单回忆一件往事，希望记者朋友们不要给我打电话啦。打电话我也不接，因为我正在中国醋都吃饺子哪。
记得大约是在1984年，中国人对*还比较认真的年头，北大让全校师生员工推荐海淀区人大代表。我们中文系文学83班由英俊而温情的班主任温儒敏老师主持，专门在本禅房——32楼416召开了一个提名推荐会。因为每逢开会，五十多人挤在我们十个人的宿舍里，男生女生被迫要亲密接触，所以这次仍然出席率达到95％。
会上，有人提名副校长沙健孙（教过我们*党史），有人提名系团总支书记李小凡、有人提系主任费振刚，有人提名党史老师沈大姑……周长庆同学提名系教务员冯世澄，说这位老先生几十年如一日勤勤恳恳地为师生服务，而且对所有同学都很亲切。王清平同学马上就喊：“冯先生人好，坚决同意！”朱芹芹等同学也赶紧跟贴。此外，大家还提了王力、朱光潜、冯友兰等名教授。正在扰乱纷纷之际，我班国学大师罗文华同学郑重提出：“东语系的季羡林先生虽然当过副校长，但人确实不坏，他一点架子也没有，多次为新入校的同学指路、看行李，大家都看见过，应该让这样的老师当人大代表。”我知道季先生和老罗在校园里聊过天，老罗向季先生请教过关于《罗摩衍那》和《摩诃婆罗多》的问题，而且季羡林当了人大代表，绝对不会假公济私。就立即表态：“我同意老罗的意见。季先生为人朴实、热情，像个老校工，爱学生，爱北大。这样的同志当人大代表，会为老百姓说话。”
但是我班当家花旦朱丽同学提出了不同意见，说：这几位老先生年纪都太大了，哪有精力当人大代表？沈光同学等也同意朱丽的意见，非要提名年轻学者。我和老罗据理力争，又说了季先生很多优点。阿忆同学是副班长，本来站在朱丽那边，后来架不住老罗伶牙俐齿，特别是害怕罗文华说他大事小事都讨好朱丽。因为我们班都知道，老罗早就宣布他跟朱丽是北大的“罗密欧与朱丽叶”，因为季老而得罪罗老，后患无穷。所以很快改变了看法，说：就按老罗和老孔说的办吧。
最后，温儒敏老师总结性地拍板：根据孔庆东、罗文华同学提议，北京大学中文系文学专业83级全班师生经过认真讨论，推荐季羡林等同志为北京市海淀区人大代表。然后就往上报了。
其实，当时季羡林早已是全国人大常委了，我们应该推荐的是基层人大代表，没季老什么事，我们的提名等于让国务院总理兼任街道主任。但那次郑重其事的提名推荐，也反映了我们当时对季羡林先生为师为人的认可和表扬。
许多年后，季羡林被捧为“国学大师”/“文化泰斗”，中文系历史系哲学系的师生基本不评价此事。关于季老在*中究竟是个什么状态，我们没亲眼见过，也不敢随便相信任何人的回忆。但仅就我们读书思考的80年代来说，季羡林在北大的形象确实是既德高望重又平易近人的。仅以此文纪念季老和无数先贤走过的沧桑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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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云到凌霄自有根（1）
苍生之道——读吴志攀《闻道与问道》
元月8日是北大教代会。我一早赶到会场，坐在边上浏览周其凤校长的报告，心里正想着下午的分组讨论会上，要给学校多提几条意见。吴志攀教授默默走过来，送给我一本书，是他的《闻道与问道》，北京大学出版社08年11月版。扉页上题道：“春节好！请孔庆东学长雅正。弟志攀。”无论从年龄还是学术造诣上，他都应该是我的学长。如此谦逊的称谓，我从书中找到了答案。原来是跟费孝通先生学的，费孝通给晚辈签书时，都写上“请指教”。吴志攀说：“真正的大家，尊重所有普通的人。”（39页）在北大的头头脑脑中，吴志攀是公认的“书生领导”，经常穿着件前边比后边长的西服，拿着一支破笔，做些吃力不讨好的傻事，说些不像领导说的书生话。北大的师生们，似乎对这样的领导更加宽容些。
这本书是吴志攀对师道的探究和思索，包括十二篇对北大名师的追忆和十一篇涉及教育问题的杂文。文笔深挚坦诚，耐人回味。自序中说：“老师教学生，不仅是教给知识，还要教做人的道理。”这句普通的话，二十年来几乎被教育界给忘记了，谁要这样坚持，说不定就会遭受打击*，包括吴志攀自己，近来也遭遇了颇为无聊的污蔑和误解。但是他身正不怕影斜，默默地都承受了。他在《赵存生书记二三事》中写道：“特别能忍耐，是中国知识分子的美德，也是管理干部的修养。有了这样的修养，眼界就宽阔了，思想更加深沉，语言表述也更加含蓄。”（83页）其实，这就是“道”啊。
在写他的百岁导师芮沐先生一文中，吴志攀所归纳出的芮沐先生的教书育人之道，可谓是北大优秀导师共同经验的结晶，比如读书要博，每周要汇报，“不要与人商榷”，“要多看原著，不要多看解释文章”，“研究问题，要结合实际”，要锻炼身体等，是我们中文系的导师也倡导的，也是我自己坚持并对我的学生们传授的。书中还有许多吴志攀对师道学道的深切体会。比如他在《陆卓明老师的魅力》一文中说：“我自己的专业是国际金融法，但我从来不认为，国际金融的这一套制度和秩序代表了‘普适价值’。我始终要求我的学生，注意研究这背后的国家利益、国家战略。这是我治学的基本立场之一，也是陆卓明老师教给我的。”
北*学院的几位著名教授，他们的学术思想我不懂，也没有资格评价，但他们都有很高的文学修养，有很深的人文情怀。朱苏力、*都是如此，他们的著作我都拜读过，不管我是否赞同他们的立场，他们的表达都大大方方，从不故弄玄虚。吴志攀也是如此。有一次朱苏力对我背诵浩然的长篇小说《艳阳天》的开篇，我吃了一惊，我还以为世界上只有我一个人能背呢，从此不敢在法学家面前太牛。而吴志攀在回忆何芳川的文章中写道：“当我们看到《暴风骤雨》、《红旗谱》、《艳阳天》和《白鹿原》这样的反映一定历史时期或较长历史过程、拥有综合的社会观察视角的文学作品时，总会被其史诗般的气势所震撼……”（76页）我一下就想到，对这些文学作品能够给出这么高的评价的法学家，不仅是一个文学爱好者，而且一定是一个对人民疾苦恫瘝在抱，对社会公正极力追求的良心学者。从二十年前开始，法学界的一些激进人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