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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天，母亲在门口碰见央金阿姨，请她进来坐坐。央金阿姨说我很忙，我现在在县委办公室帮忙，有许多事情要做。组织派我去学习，我可不能白学习，让组织失望。
母亲忍不住问了自己最关心的一个问题：“你在学习班上就没有遇上一个心上人？”
央金阿姨说：“我们在学习班上要学的东西很多，时间很紧的，我感觉自己一个脑子都不够用了，哪还有心思想个人的事情。”
母亲用大姐姐的口吻说：“学习要学，工作要干，个人的事情也要考虑，革命家庭两不误嘛，你可不能耽误了自己。”
“耽误了就不嫁了。”央金阿姨朝母亲笑笑，急匆匆地走了。
留下母亲一个人呆呆地站在门口。
对我来说，弟弟江河实在是个麻烦。好像弟弟是妈妈专门给我生的。毫不夸张地说，弟弟江河是在我的肩膀上长大的。
江果只知道跟男孩子们在草原上疯玩，从来不看管弟弟。可是父母从来不说江果，好像她生下来就是玩耍的，而我的任务就是看管弟弟。更让我生气的是，家里有什么好吃的先给弟弟，再给妹妹，最后才能轮到我。我感觉很委屈，冲父母说：“我跟江果一样大，凭什么她可以玩，我却要看弟弟？”
父亲的雪山 母亲的河 江雪 八（3）
父亲说：“你是姐姐嘛。”
我说：“可我只比她大那么一点点。”
母亲说：“大一点也是姐呀。”
我生气地说：“做姐姐真倒霉！要不让江果做姐姐，我做妹妹！”
父母被我的话逗笑了：“傻孩子，这能随便换吗？”
格桑带着他的藏獒和一帮孩子，经常来找我和妹妹玩。可是我要看护弟弟，不能跟他们一起玩。很多时候，我都是坐在河边的草地上，看着他们追逐旱獭、野兔，或者玩老鹰抓兔子的游戏。看着看着，我心里就开始痒痒，就将弟弟放在草地上，跑过去加入了他们的行列。弟弟有次险些爬进了黄河。母亲狠狠骂了我一顿，后来我就不敢乱跑了。格桑比我大两岁，有时他会帮我看护弟弟，让我去跟孩子们玩一会儿。但是没有格桑，我又觉得没有意思。
一天，格桑采了一把五颜六色的野花，编成花冠戴在我的头上。格桑说我是草原上最漂亮的女孩子。妹妹江果生气了，非要格桑也给她编一个，而且要比我的花冠大。格桑编了一个更大的给她，妹妹这才开心地笑了。妹妹从小就是这样，什么都要最好的，什么都得比我强。我从来不跟她争，什么事都让她。我已经习以为常了。有什么办法呢，谁让我是姐姐呢？
弟弟三岁的时候，我们家里有一天来了一位坐吉普车的客人。看见家门口的吉普车旁围了许多小孩，我和妹妹好奇地走进家门，看见一个高大的陌生男人坐在屋里，正在跟父母说话。他们好像都很激动，母亲一边笑一边转身抹眼泪。看见我们进来，父亲招手说：
“来来来，快叫刘伯伯。”
我们叫了声“刘伯伯”。江果盯着客人看了半天，然后好奇地问：“刘伯伯，你怎么少了一只耳朵？”
我一看，“刘伯伯”果然少了一只耳朵。
母亲瞪了江果一眼：“小孩子没礼貌！”
刘伯伯并不生气，笑着打量着我俩，扭头问母亲：“她们都长这么大啦？哪个是江雪，哪个是江果？”
没等母亲回答，江果就抢着说：“我是江果，她是江雪，这是我弟弟江河。”
刘伯伯哈哈笑了起来，对父亲说：“老江啊，你这家伙有福气，娶了茹雅这么好的老婆不说，还儿女双全啊！”
刘伯伯招手把我们叫到他身边，送给我和江果一人一个漂亮的塑料发卡，把一支黑色的塑料手枪给了弟弟江河。最后，他从挎包里掏出来一条红色的纱巾，送给母亲。又掏出一条香烟，扔给父亲。
父亲说：“你留着抽吧，我早就戒了。”
刘伯伯说：“嗬，茹雅同志管得很严嘛。”
母亲说：“革命靠自觉，他那倔脾气，谁管得了？”
父亲说：“你可别在老营长跟前告我状，我可从来没欺负过你。”
后来我们才知道，这个刘伯伯叫刘达，以前跟父母在一个部队，刚调到我们州里当副州长。听说我们在河源，他专门跑过来看我们。
第二天，刘伯伯走了，我们一家人送出很远，直到吉普车消失在雪山那边。母亲的红纱巾在风中飘扬。
父亲说：“这纱巾还真好看！”
“当然啦，上海货嘛。”母亲说着叹了口气，“什么时候我们也能走出雪山，到大上海去看看。”
父亲说：“到时候，我给你买更漂亮的纱巾。”
母亲瞪了父亲一眼：“小心眼儿！”
父亲说：“我的心除了你，装不下别人。”
母亲说：“央金当上了妇女主任，是你极力推荐的吧。”
父亲认真地说：“央金同志工作一直很积极，县里的领导们大家有目共睹，何况人家经受过组织培训，符合优先选拔民族干部的政策，提拔她又不是我一个人的意见。”
母亲笑了：“我开个玩笑，你急什么？”
父亲一本正经地说：“这种玩笑以后最好不要开，影响不好。”
父亲的雪山 母亲的河 江雪 九（1）
我们刚到河源时，母亲不习惯像藏族女人那样去黄河边背水，我们家的水都是父亲晚上悄悄背回来的。在藏区背水是女人的事情，男人去背水会让人笑话。母亲懂得了这一点，后来就自己去背水。先是半桶，慢慢增加到一桶。日子久了，母亲背水的样子，很像一个纯粹的藏族女人了。
在我的记忆里，总也抹不去母亲那时去河边背水的身影。母亲弯腰往木桶里舀水的身影，还有母亲站在河边眺望的身影。早晨或者傍晚，河面上起了水雾，看上去很像母亲的呼吸。
后来我们长大了，就替母亲去背水。但是在后来漫长的日子里，母亲的身影似乎从来就没有离开过黄河。母亲高兴的时候，悲伤的时候，跟父亲怄气的时候，她都是会端着肩，袖着手，默默地站在河边，望着缓缓流淌的河水。那种时候，我不知道母亲到底在想些什么。但是每当母亲从河边回来，她一下子就平静了许多。
父亲当上副县长后就更忙了，他经常要骑马到牧区去检查工作，一走就是好几天。父亲很爱马，马也很听他的话，他一个口哨，他的马就会嗒嗒嗒地跑到身边来。母亲说父亲跟马有缘分。父亲吹口哨的时候，调皮得像个孩子，一点都不像一个副县长。
有天夜里，我听见父母在黑暗中说话。
母亲说：“是不是老营长帮了你？”
父亲说：“如果是这样，我宁愿不当这个副县长！”
“说着玩的，小孩子似的说翻脸就翻脸？我知道，是你自己干出来的行了吧？要我说，你也早该提拔了！”
父亲说：“忙过这段日子，我想回老家看看。”
“感觉一下衣锦还乡的味道？”
“你们文化人花花肠子就是多！我离家已经十几年了，想回去看看就是衣锦还乡？我是说，你也跟我一起回去吧。”
“好啊，我跟你一起回去。这鬼地方太偏僻了，我早想离开这里了，我回去就不想再回来了。”
“你又来了。说正经的，我们回去路途遥远，不可能把三个孩子都带上，我看就带老大一个回去算了。”
“那江果和江河呢？”
“留在河源，让央金照看着就行了。”
“你就信任她！”
“她很喜欢这几个孩子，你没看出来？”
“我看是喜欢你吧。好啦好啦，我说着玩的，看你那样子！”母亲说，“咱们回老家的时候，正好可以到州里去看看老营长。”
“去州里绕道，我们直接去西宁。”
“行了行了，不去就不去，小心眼儿！”
“我没别的意思，那样真的要绕不少道。我们骑马走出雪山，然后再换汽车到西宁，到西宁后再倒火车到兰州……”
一听说要坐火车，我忍不住说：“太好了，我就想坐火车！”
母亲说：“你这丫头，吓我一跳，睡觉！”
几天后，我跟着父母就骑马上路了。
可是，这次旅行并不像我想象的那么好玩。除了坐上了我梦寐以求的火车，其他的一切都给我留下了痛苦的记忆。
距离老家越来越近，父亲脸上的表情就变得越来越复杂。因为一路上，我们看到的都是饥饿的人群。当时我们并不知道全国正在遭受一场罕见的自然灾害。父亲心情很沉重，他没想到老家人的日子会那样苦焦，更没想到解放这么多年了还会饿死人。
“咋会这样呢？咋会这样呢？”
父亲像在是问母亲，又像是自言自语。
母亲说：“我们待在偏僻的藏区，没想到外面会是这样。”
我们后来才知道，我们之所以没有挨饿，那是因为国家对藏区一直实行优惠政策，国家把大量的粮食源源不断地运往西藏和青海藏区，确保藏区不饿死一个人。 。。
父亲的雪山 母亲的河 江雪 九（2）
更让父亲没有想到的是，他的父母解放后不久就去世了。父亲的哥哥，我的大伯几年前才成家，娶了一个外乡逃难的哑巴女人。那女人带来一个男孩，比我小两岁，叫满仓，父亲让我叫他弟弟。满仓光着脚丫，流着鼻涕，胸前结满饭痂，看上去明晃晃的，估计敲起来会■■响。满仓躲在他母亲的身后，好奇而又胆怯地看着我们。家里只有两间草房，几乎没有什么摆设。而且已经断粮。
父亲说：“这日子咋还跟过去一样？”
大伯不好意思地搓着一双粗糙的大手说：“这两年连续大旱，庄稼没有收成，不光咱家是这样，村里家家户户都这样。”
村里人听说父亲回来了，而且还当了县长，都跑来看我们。
人们惊奇地问父亲：“你还活着？”
父亲说：“活着。”
“你真是命大福大啊，还当了县长。”
“副县长，刚当没几天。”
“咱们村几百年就出了你这么一个县长。”
“你不是跟马步芳的队伍走了吗？现在咋又当了县长？”
父亲向人们说了他的经历。人们就不说话了。父亲觉得奇怪，一问才知道，就因为他当初跟马步芳的队伍走了，解放后家里受到了牵连，爷爷奶奶整天长吁短叹，后来相继离开了人世。大伯也因此一直讨不到老婆，把日子才过成了现在这个样子。父亲听了很吃惊。他没想到自己会给亲人带来这么大的麻烦和伤害。
那天晚上，等村里人走后，父亲跟大伯说了很久的话。说到了小时候他们合穿一条裤子的事情，兄弟俩都伤心地落了泪。
第二天，大伯带我们去了爷爷奶奶的坟地。父亲朝着两个黄土堆“扑通”跪下来，磕了三个头，然后在那里默默地一直坐到天黑。
哑巴大妈是个善良的女人，将家里最好的东西拿出来招待我们。所谓最好的东西，无非就是用玉米皮和苜蓿做的一种麦饭。大伯说，麦饭麦饭，应该用麦面做的，可是家里早就没有麦面了，只能委屈你们了。麦饭蒸好后，哑巴大妈用筷子在油罐子里蘸了蘸，在锅里点了点，算是放了油，然后炒了炒。那麦饭很难吃，有些扎喉咙。但是父亲吃得很香。母亲也边吃边说，好吃好吃。
弟弟满仓从村里油坊弄来一些油渣，说是好吃，让我尝尝。我一尝，跟玉米皮麦饭一样难吃。难吃也得吃，总比饿肚子强。可是我没想到，这些东西吃下去会拉不下来。我急得直哭。母亲找来一根长钉子，让我撅起屁股，用钉子盖一点一点帮我抠了出来。
我很恐惧，不敢再吃任何东西，几天工夫，人就瘦了一圈。母亲看着很心疼，劝父亲早点回河源。父亲说等他办完一件事就走。
父亲带我和母亲去了一趟县城。村子距县城有十几里山路，走出那片黄土塬，沿着黄河岸边再走七八里地就是县城。这里的黄河水很浑浊，河里有光屁股孩子玩耍，个个泥猴一样。我问母亲，为什么这里的黄河没有我们河源的黄河清？母亲说，因为黄河流经了黄土高原，所以就变得浑浊。我又饿又累，实在走不动了，父亲就背着我走。我趴在父亲的背上，嗅着他身上的汗味儿，心里就想：父亲小时候也像河边那些泥猴似的光屁股孩子一样玩耍吗？
到了县城，父亲带我们走进一个小饭馆；他一下子买了九个馒头，摆在桌上对我说：“雪儿快吃吧，看看小脸都饿瘦了。”我早就饿急了，抓起一个馒头就吃，一口气吃了三个。那是我一生中吃得最香的馒头，许多年后我还能闻到那馒头的香甜味道。母亲看着我狼吞虎咽的样子，背过身去悄悄抹眼泪。父亲让母亲吃，母亲吃了半个就吃不下了。母亲将手里的半个馒头递给父亲，说我俩分一个就行了，把剩下的几个馒头给满仓那孩子带回去吧。父亲没有吃那半个馒头，连同剩下的五个馒头一起装进了军用挎包。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父亲的雪山 母亲的河 江雪 九（3）
“我对不住你们，让你们跟着我回来受苦了。”父亲叹了口气，“我真没有想到内地老百姓的日子会这么苦，在我们河源，老百姓起码还不会饿肚子。这都是因为党的民族政策好啊。”
县城不大，我们很快就找到了民政局。民政局的人看了看父亲的工作证，又上上下下打量了父亲一会儿，问：“你是副县长？”
父亲说：“啊，咋啦？”
“你真是副县长？”
“真是，咋啦？”
民政局的人摇摇头说：“看上去不太像。”
父亲一听就火了：“县长脸上刻着字？”
“这下像了，你一发火就有点像县长了。”
父亲不想跟那人闲扯，把自己因为一把马料当了马步芳的骑兵，又如何投奔的解放军，一五一十对民政局那人说了。
那人问父亲：“你是哪年投奔解放军的？”
父亲说：“一九四八年。”
“哪个部队？”
“野战军A师。”
“再具体点。”
“野战军A师独立营。”
“当时营长是谁？”
“刘达。”父亲说，“我咋感觉你是在审讯我？”
“我不问清楚咋帮你解决问题？刘达现在人在哪里？”
“现在藏族自治州当副州长。”
“那好，你让他写个证明材料，盖上州政府的公章寄过来。”
从民政局一出来，父亲就去邮局给刘伯伯挂电话，挂了很长时间电话才接通，可是那边说刘伯伯不在州里，到西宁开会去了。
父亲决定提前回青海，找刘达伯伯开证明。临走的时候，除了我们三个人的路费，父亲把身上所有的钱都留给了大伯一家。其实，那总共不过十三块六毛钱。
我们好不容易在西宁找到了刘伯伯开会的地方，可是那里的工作人员说；会议已经结束了，参加会的人都已经回去了。
我们只好绕道去州里找刘伯伯。我们见到刘伯伯的时候，是第三天傍晚。一只耳朵的刘伯伯正在家里洗衣服，双手沾满了肥皂沫。
母亲说：“你咋自己洗衣服，嫂子呢？”
刘伯伯说：“她跟孩子在西宁，就我一个人在这里。我算是半个光棍，一人吃饱，全家不饿。”
父亲说：“你咋不让她到州里来工作呢？”
刘伯伯说：“不是我不叫人家过来，是人家嫌这里苦不愿意过来。你以为哪个女人都像茹雅那样通情达理？”
“别表扬我了，我这人经不起表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