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目光下，英雄间的龃龉不免有若儿戏，而且具有极其孩子气的一面。所以阿喀琉斯那暴风般的宏大雄伟的愤怒，在阅历丰富的读者面前却往往会显得犹如一个任性孩子的叫喊。
海明威在创作《老人与海》中的桑提亚哥时运用了很多基督教的隐喻，直接影射其为受难耶酥。其悲剧性体现在：这个受难的耶酥被迫通过那么多琐碎而低俗的细节来与鲨鱼们斗争，锱铢必究着每一寸马哈林鱼肉。而特洛伊战争的最荒诞与可悲之处，在于无数英雄十年奋战丧国灭家殒身不恤的结果，是墨涅拉俄斯饶恕了他不贞的妻子，回到斯巴达去过普通人的幸福生活。他们的意思，合起来就是这么简单：庄严宏大的前提最终落实在轻逸琐碎平庸的故事之上，讽刺和荒诞意味之后，悲剧就产生了。英雄的史诗也产生了。
在中国，《水许传》与《三国演义》都是最受欢迎的作品，也都是赞颂英雄的史诗。
众所周知，《水浒传》全书乃是一个虚构的故事，只有其首领宋江遗事在史书中有记载。经过数百年的增改渲染，由民间传说的英雄故事演变成现在所见到的小说模样。从寥寥无几的文字记载衍化成这样气势雄浑的史诗般的小说。但大嘴想：无论作者有多么丰富的想像力，如果没有一代代群众的支持，也是不可能如此成功的。
而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水许传》基本上是一部反叛的小说，歌颂反抗当权者的英雄人物。在权势者的凌辱欺压下，那种追求“倘有这样的英雄豪杰”、“倘有这样的除暴安良之处”，正是在这样的梦想之中才产生出《水浒传》的。那是真挚地反映出当时民众的愿望的文学作品。如果举例，可把英雄们聚居之地梁山泊看作是人们的理想之乡，在梁山泊里有农作、屠宰、养蚕等日常生活的各种描写。这意味着，《水浒传》与权势压迫无缘而追求自由自主的世界，不正表现了大众这种内心憧憬的世界吗？
第二章 说英雄 话好汉（3）
有一点是不可忽略的，那就是《水许》的英雄们从来将自身的安全置之度外。他们在自由自在的另一天地中过着无拘无束的生活，没有必要挺身奔赴厮杀的战场，更何况是那样出生入死地去拯救那个欺压百姓而陷入困境地的朝廷。
然而他们的个性也不允许对弱者见死不救。弱者有难，英雄们就挺身而出。也许朝廷利用了这种情形而招他们向朝廷投降。而《水浒》对权势者予以无情的鞭挞，他们利用英雄们忧国忧民的真情而最后却如卸磨杀驴般将他们予以清除，这里面是有深意的。
围绕着权力与“民众的力量”，这个不断变化的悲剧就这样打上句号了吗？大嘴认为没有！也许它永远也打不上句号。而英雄的悲剧，会让他们成为人们心中永远的英雄。
不同的英雄
比起众多的《水浒》版本，大嘴还是比较欣赏被金圣叹“腰斩”的《水浒》，到英雄排座次后便戛然而止，让人对前半部梁山英雄多彩的故事、张扬的人性有回味无穷之感，后半部中诸位英雄均已定型，只剩下打打杀杀，落个鸟兽散。
宋江无疑是水浒中的一号人物，梁山的悲剧与宋江的性格是分不开的。及时雨宋江是正儿八经的俗人，自幼饱读诗书，忠义却不能两全，作为押司，一方面为官府做事，另一方面不得不为晁盖通风报信。在江州城未得皇上赦免，心中郁愤，醉酒题下“他日若遂凌云志，敢笑黄巢不丈夫”的反诗。
梁山上擒得个花枝招展的一丈青却做心甘情愿状送给王矮虎，即使在汴梁李师师处一阙《西江月》也写得不明不白：“借得山东烟水寨，来买凤城春色”、“六六雁行连*，只待金鸡消息”，却也是欲说还羞。
梁山之上，晁盖临终前又将他推到不尴不尬的境地，折箭为誓“擒得史文恭便为山寨之主”，岂不是难为武艺并不精熟的宋江？功成名就后面对鸩酒不得不饮，却又拉上李逵做垫背；虽是及时雨却是“送”到江里面，终究无益。故事的悲剧是宋江性格使然。
较之宋江最有佛性的人物要数花和尚鲁智深了，并不因为其是个和尚，智深做和尚也是杀人放火的酒肉和尚，与佛不着边。梁山中那么多人犯案潜逃，只有智深一人受戒出家，与佛有缘。征方腊后听到钱塘大潮便提起禅杖杀出，“听潮而圆、见信而寂”，可怜他做了一辈子和尚竟不知圆寂是何所云，一个凶悍的杀人和尚与佛却也是一线之隔，一朝大彻大悟，便香汤沐浴，净身坐化。“鲁智深，鲁智深，两只放火眼，一片杀人心，忽地随潮归去，果然无处跟寻，咄！解使天空飞白玉，能令大地做黄金。”
《水浒》中有两个人物你永远无法忘记。一百单八将中武松和林冲在众多武艺高强的将领中凛然而出，也许是施耐庵把“林教头风雪山神庙”及“武十回”写得太过精彩，这两位截然不同的英雄总能跃然纸上。
水浒英雄中，林冲也许是最贪恋人间烟火的人了，作为禁卫军的高级军官，家有宽宅美妻，前程似锦，怎么也不会料到会在梁山上做一名五虎骑将，而一连串明目张胆的无耻阴谋强加在这个近乎单纯的男人身上时，他逆来顺受，即使在牢城营中也依然勤勉地工作着，幻想能重见天日，其实是山神庙的一夜改变了林冲。风雪之夜林教头饮着冷酒时会想些什么，施耐庵没有告诉我们，作为一名孤苦伶仃的劳改犯一定会想起在东京的日子，娇妻美酒，校武场上叱咤风云，然而这一夜过后林冲将不再想起，要好的朋友出卖自己，生活被剥夺得希望全无，逼上梁山的一个“逼”字最能体现在林冲身上，去梁山的路上林冲心中一定平静得很。
第二章 说英雄 话好汉（4）
武松一开始便是个平民英雄，从打伤人到投柴进，打虎杀嫂、打蒋门神到鸳鸯楼，成为行者到二龙山落草，一切都是顺理成章。武松行事，从没有什么禁忌，他从没有想到什么封妻荫子、锦绣前程，武松活得很简单，后世之所以有那么多人喜欢武松，只因为他够简单，打伤人便跑了，哥哥给害了便杀嫂报仇，敢在聚义厅前拂及时雨的兴头：“招安招安，都冷了弟兄们的心。”武松性格中没有唯唯诺诺，全都是钢筋铁骨，这也许是分崩离析的一百单八将中，武松能在杭州寿终正寝的原因。
牢城营中，林冲上下使用银两，免了杀威棒，武松面对差拨索贿：“打便打，给你银子，不坏了大宋的律例？”，都是英雄，总有些许不同。
怎样“替天行道”
“替天行道”是飘扬在水泊梁山杏黄旗上的四个大字，代表了梁山武装的本质。可什么是“替天行道”呢？行什么样的道呢？按照作者的意思就是代老天伸张正义？可书中伸张正义的地方不多，为己为私的地方倒是不少，却有些“劫富济贫”的事，值得大嘴说上两句。
梁山好汉的行事风格，本来应该应该遵循替天行道，劫富济贫的原则。但梁山大寨中的众好汉们似乎并不太相信和奉行这条准则。而好汉们上山的动机，主要的不外乎两种，一种是大碗喝酒、大块吃肉、论秤分金银、一样穿绸锦，一种是待到朝廷招安，去边庭一刀一枪博功名。前者拿来吸引草莽英豪，后者用以劝诱朝廷将佐。至于纯出于为天下苍生替天行道的动机而上山的，可以说一个也没有。
水浒故事中多次讲到了梁山好汉的“劫富济贫”。这种事情具体又可分为三种情况：
第一，不需劫富而纯粹的济贫。如鲁达资助金氏父女，如宋江在郓城时，“时常散施棺材药饵，济人贫苦，周人之急，扶人之困”。
第二，没有济贫而纯粹的劫富。如智取生辰纲，如火并王伦后晁盖派人下山打劫客商，如梁山人马攻破高唐州、华州、曾头市后，将金帛钱粮尽行装载上车，扬长而去。
第三，就是劫富而又济贫。如宋江打破祝家庄后，本打算屠庄，被石秀劝转了性，反而各家赐粮米一石。（其实这点施舍只是牛身上拔了根儿毛，梁山好汉破庄后“得粮五十万石”，而分给祝家庄五七百家佃户的不过每家一石，施舍了千分之一，但好赖也总算是济贫了）；如攻破青州后，“计点在城百姓被火烧之家，给散粮米救济”（其实这只能叫赔偿损失）；如攻陷东平府后，先是“便开府库，尽数取了金银财帛，大开仓库，装载粮米上车，使人护送上梁山泊金沙滩，交割与三阮头领，接递上山”，而后才“将太守家私，大散居民”，这种济贫更是如九牛拔一毛，比祝家庄那段济贫还不如；再有就是打破东昌府后，“便开仓库，就将钱粮一一发送梁山泊。”
但不管这些具体的描写如何，可以肯定的是，水浒故事的讲述者是真心想把梁山人马说成是劫富济贫的仁义之师的，多少年来人们也是这样相信的，而若去钻研具体情节，就会有漏洞出现在眼前了。这种对“梁山好汉都是劫富济贫的英雄”这一前提想当然的预设和想当然的接受，才是问题的要害所在。
之所以会有这种想当然的预设和接受，是因为劫富济贫历来就是下层人民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那些天马行空自掌正义的游侠看重劫富济贫，如《清稗类钞？义侠类》中提到的关东大盗白胜魁、周五等，都专劫富人，散赈无告贫民，那些大规模的农民起义也同样将此作为一项极重要的纲领，如北宋初王小波率百余贫苦佃农、茶农首义时，提出“吾疾贫富不均，今为汝均之”，如元代红巾军提出的“摧富益贫”，以及此后农民起义相继提出的“杀富济贫”等等。
第二章 说英雄 话好汉（5）
那么何以中国民众如此看重劫富济贫？先看民国时期学者的分析。如萨孟武先生在《水浒与中国社会》中认为，中国古代财富的集中，与现代资本的集中不同：现代资本的集中是由于竞争所致，而竞争可以改良技术，增加工业生产力。而古代财富的集中则由豪强利用高利贷的方法以及政治手段，来剥削一切农民，这个方法是减低而不是提高生产力。并且现代资本家在资本集中后，要添置设备，改良技术，个人消费不过是其中很小的一部分。而古代富人没这个必要，他们搜刮来的财富都用于个人享乐，所以财富都集中少数人的手里，并不是生产的发展，而只是消费品的集积，把它分给大家同用，不但不会减少社会的生产力，反而可以促进货财的流通。所以，照萨先生这番分析，便可得出结论：劫富济贫是必要的、进步的。
现在再看新政权建立后大陆学者对此的分析。如陈高华先生在《元史研究论稿》中论说道：“‘摧富益贫’口号的意义，不仅在于它要求平均财富，而且在于他明确强调要通过‘摧’（即暴力）的手段，达到平均财富的目的；而财富的平均，实际上便意味着社会地位的平等。‘摧富’就是用暴力剥夺富人即剥削者的财产，‘益贫’就是将所得的财产在穷苦的劳动人民中间进行分配。”
两种说法从不同的研究理路出发，萨先生偏重于对劫富济贫的效果的分析，陈先生侧重于对历史上农民起义的“均贫富”思想的分析，均言之有据，言之有理。
但除此以外，还有些因素，似不可忽视，如自古以来，中国人的脑中就有一个根深蒂固的观念，即：为富者不仁。
英雄的义气与正义
梁山上的诸多好汉中，有许多人都是喜欢以“侠义”自居的，像鲁智深、武松、石秀、燕青等，尤其是武松，动辄宣称自己专打不明道德的人，而一般人心中，也往往会以为水泊梁山一百单八将个个是行侠仗义的好汉，是他们在不平的人间主持着正义。
大嘴不认为这种看法是正确的，但也不能说全无道理。梁山好汉中确实有慷慨正直的汉子，奋身忘我地去诛锄人间的邪恶，但这部分人和喜欢烧杀抢掠的人相比，其比例实在是不高的。
在许多梁山好汉心里，其实是并没有一个崇高的道德律令的，这些江湖人物的行事，更多地是为一己之恩怨情感所支配，我爽了就行，其他不管。
这在水浒世界中很容易就能找到证据，比如第一个出场的好汉九纹龙史进，从他的故事中就能看出来。史进最初在史家庄组织起庄园的自卫武装，无疑是与附近的少华山强人在立场上是相对的。所以跳涧虎陈达带领强人到史家庄借路，跟他扯什么“四海之内皆兄弟也”时，史进毫不买帐，出马便擒了陈达。但少华山其余两位头领朱武、杨春行了一条“苦计”，来史家庄跪请受缚，愿与陈达同死，史进受了感动，将他们都放了。但再接下来故事的演进就耐人寻味了：“过了十数日，朱武等三人收拾得三十两蒜条金，使两个小喽罗，乘月黑夜送去史家庄上。……（史进）初时推却，次后寻思道：‘既然好意送来，受之为当。’……又过半月有余，朱武等三人在寨中商议掳掠得一串好大珠子，又使小喽罗连夜送来史家庄上。史进受了，不在话下。
又过了半月，史进寻思到：‘也难得三个敬重我，我也备些礼物回奉他。’次日，叫庄客寻个裁缝，自去县里买了三匹红锦，裁成三领锦袄子；又拣肥羊，煮了三个，将大盒子盛了，委两个庄客去送。”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第二章 说英雄 话好汉（6）
史进虽然单纯，但并不是弱智，他也该当明白，少华山三头领送他的金子和一串珠子，都是打劫来的。但他没有去想这些，或者认为根本不必要想这些，要紧的是他们是“好意”，是“难得敬重我”，这才是最最重要的。
这就是梁山好汉乃至中国人的侠义观和道德观，最重人情，遂至立场不分。因此自封为大侠的武松在十字坡孙二娘的黑店里，一旦与张青结为兄弟，那就任由他们夫妇将做人肉包子的黑店开下去，不再过问干涉。
同样，地方恶霸金眼彪施恩能凭几顿好酒好肉，就请武松摆平了蒋门神，替他夺回黑道地盘快活林，也就不值得大惊小怪。更妙的是，任何版本的《水浒》，讲说这一段时，回目统统是：“施恩义夺快活林”。可这“义”字从何说起呢？
答案很简单，就是从个人的情感说起。《水浒》中是频繁地使用“义”字的，如仗义疏财，如聚义，如结义，等等。可这里的“义”都不是人们通常以为的“正义”，而是指个人义气。
孙述宇先生在《水浒传的来历、心态与艺术》一书中，对《水浒》中的“义”剖析得很清楚：“义”字确实有“正”、“宜”、“善”的意思，如“义士”、“义举”、“见义勇为”等，但它还有一个相反的意思，那就是“假”，如义父、义兄、义弟、义妹等。因此所谓的结义不是“结伙伸张正义”，而是说“结为义兄弟”。
至于“结义”以后干什么，那可就难说了，固然可能是同去伸张正义，但结伙为非作歹的可能性也许更大，如宋江发配江州时在揭阳镇先后遇到的混江龙李俊、催命判官李立、船伙儿张横等这群混世魔王。“聚义”的含义也不外如此，绝不是如某些人一厢情愿地理解得那样“聚而起义”，所以孔明、孔亮两个地主少爷因私忿杀了另一个地主后上山造反，书中也称为“聚义”。
总之，水浒世界里轰轰烈烈的好汉故事里，真正的侠义精神，虽不能说没有，但远比一般人想象的少，推动这一幕幕江湖故事演出的，更多的是快意恩仇。
英雄脚下的芸芸众生
梁山好汉来了
一部《水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