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5日拂晓，萧德宣听到“嗒嗒”的马达轰鸣声自远而近。透过浓雾，他影影绰绰看到三辆坦克开到了团的阵地前约30米处。坦克顶部有人探出身来高声喊道：“我们是第二兵团的，来和黄司令官联络的，你们的兵团部在哪个村庄？你们是哪个部队？”
萧德宣一听，心想糟了，难道邱清泉兵团的援兵真的开过来了？果真如此，对解放军围歼黄百韬兵团将是非常不利的。
这时只听得阵地前沿的张启汉营长高声命令部队：“情况不清楚！不准和他讲话！进入阵地！”
那三辆坦克见此情景，打了几炮后开进到一处旷地成三角配备停了下来，正好隔断了第一五○师和军部及友邻一六二师的联系。
萧德宣有所不知，这三辆坦克是人民解放军华野第六纵队十七师师长梁金华亲自指挥，到敌前沿进行侦察的。
萧德宣立即抓住这一时机，邀请师长赵璧光和四四八团团长何亚颜到本团指挥所，共同商讨部队下一步的行动问题。萧德宣的意图很明白：敦促全师剩余部队放下武器投向人民。
事前，萧德宣向全团连以上军官讲了面临的形势，指明了出路，并作了相应的部署。还指定搜索连连长郑多裕和特务排排长彭汉光，站在团指挥所门口以应付突发事件。
赵璧光、何亚颜来四四九团指挥所后，萧德宣先讲了当前的战况，然后单刀直入，问道：“师长，何团长，是打？是坚守？是投降？还是退到兵团阵地上去？”
赵璧光与何亚颜低头不语，空气好似凝固了。
据赵璧光后来撰文说，当时他看到解放军火力猛烈，炮火连天，房屋着火，墙壁倒塌，火势熊熊，犹如天崩地裂一般，通信设备全被击毁，军、师之间通讯联络中断，已伤者再伤，死者重遭炮击，尸横遍野，目不忍睹，他感到这个仗不能再打了，决心起义投诚，以求得人民的宽大对待，减轻罪恶于万一。但无奈找不到机会，心里也存在正统观念，感到这样做对不起军长王泽浚。
暗通款曲（4）
见赵璧光、何亚颜不开口表态，萧团二营营长余孟刚大声说：“要打，叫师长、何团长去打，我们是不打了！孤儿寡母哭起来可怜！”
赵璧光看了看萧德宣，说：“现在就只你们团是完整的了，仲勋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干好了。”
赵璧光毕竟是萧的老上级，他一直称呼他过去的名字萧仲勋。他也没有把这起“冒名顶替”事件向特务告密。川军中的地域观念极强，哥儿们义气的观念很重，这也使得萧仲勋——萧德宣这个中共特别党员能长期潜伏而未致暴露。
萧德宣听赵璧光如此尊重自己，也就说：“孟刚兄的话很对。不过最后还是请师长和亚颜兄决定。”
赵璧光说：“不打了，就投降吧！不过，这怎么对得起军长啊！”
萧德宣说：“识时务者为俊杰。军长也跑不掉。”
师长表了态，萧德宣的争取工作取得了决定性成效。于是他叫营长余孟刚带四连连长陈华，手持他本人写的一张纸条，去解放军阵地接洽部队投诚事宜。他交代说：“你拿我的纸条，找到解放军任何一个团以上政治机关都行。”
为了怕赵璧光、何亚颜临时变卦，萧德宣布置专人看管，不让他们离开。
萧德宣立即要求师直、四四八团和本团所属部队全体集合清点人数。经查，师直只剩下一个迫击炮营计200余人，四四八团就剩下团长何亚颜一人，师参谋长李鼎等10余人不愿投诚逃往兵团部。萧团人数最多。总计这次投诚人数共约2560余人，此外还有他们所携的全部武器装备。
不一会儿，华野第六纵队派一位营长和营教导员前来接收投诚部队，并很快接管了该师阵地。他们紧紧握着萧德宣的手，热情地说：“欢迎！欢迎！你们快向西撤下去休息，我们掩护！”
这时，天空嗡嗡作响，突然飞来两架国民党飞机。萧德宣急忙命令部队扯起对空联络信号。飞机两次俯冲，大概飞行员看到陆空联络符号均正确无误，遂拉起机头飞走了。
敌人还是很快就觉察到了一五○师的投诚行动。从黄百韬兵团的阵地上飞来了一发发罪恶的炮弹——敌人开始所谓的“追击射击”了。很快，解放军炮兵向敌人发动了猛烈轰击，接着步兵发起冲锋。敌四十四军和一六二师不久后被歼灭，军长王泽浚、军代参谋长李秾、第一六二师参谋长邱正民等人被俘。
萧德宣策动赵璧光率一五○师投诚后，随着四十四军的被歼灭，黄百韬兵团失去了西面的屏障，加速了灭亡的进程。4天后，即11月22日，黄兵团即被华东野战军全歼，使我军获得了淮海战役第一阶段的全胜。
毛泽东对一五○师的投诚给予了肯定和赞扬。12月17日，他在亲笔起草的《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中说：“你们应当学习长春郑洞国将军的榜样，学习这次孙良诚军长、赵璧光师长、黄子华师长的榜样，立即下令全军放下武器，停止抵抗，本军可以保证你们高级将领和全体官兵的生命安全。只有这样，才是你们的唯一生路。”
这篇以中原人民解放军和华东人民解放军司令部名义发表的广播稿，已收入《毛泽东选集》，从而为这次由中共特别党员萧德宣为主角进行的秘密斗争，留下了一页珍贵的篇章。
毛泽东多次指示要写信派人劝告刘汝明起义。华东军区又派冯玉祥的小舅子李木春秘密到蚌埠会见了刘汝明。李返回后舒同夸奖他策反有功。
1948年11月18日，毛泽东亲笔起草的一份电报，以中央军委名义发给总前委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粟裕、谭震林五人，对中原、华东两大野战军下一步的作战方针和行动方案作了明确指示。其中第二点是：“以九纵对付刘汝明，节节阻止他，不和他打硬仗，着重写信派人劝告刘汝明、刘汝珍、曹福林反蒋起义，同时展开公开的政治攻势。”
中原局、华东局和中原、华东两大野战军的政治机关，对刘汝明、刘汝珍兄弟曾多次写信、派人对其开展了秘密策反。除了前面已经提到的王赞亭外，还有一个派出的代表名叫李木春，他是冯玉祥将军的小舅子，李德全夫人的二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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暗通款曲（5）
华东局常委、华东军区政治部主任舒同和军区敌工部部长刘贯一，当面向李木春交代了此行去蚌埠面见刘汝明的任务，并指定李是作为华东军区和陈毅司令员的特派代表前往，身份非同一般。
刘汝明万万没有想到，刚刚送走了王赞亭，又迎来了李木春这位神秘的不速之客。他想，李木春是老长官冯玉祥将军的小舅子，可得罪不起呀！
还使刘汝明大惑不解的是，仅仅几个月以前，李木春还在自己的麾下当少将高参，两人常在一起，称得上是知己，是莫逆之交，他还是自己的心腹智囊。可是现在他却成了华东军区和陈毅的特派代表，真是世事如转篷，变化之大，速度之快，简单难以料想。
李木春原名李连海、李海，别名张木春。1905年8月出生，河北通县人。解放前后曾任山东军区高级军官训练团副团长兼中共山东分局勤建公司副经理，后转业到地方工作，曾任江苏省城建厅材料处处长、南京市城建局副局长等职，1973年去世。笔者曾于1993年5月28日访问过他的妻子冯恺明老人。
让我们先看一下李木春的传奇经历以及他和刘汝明、刘汝珍的历史关系。读者从中可以窥见华东军区敌工部门在选用秘密斗争人选方面的高明之处。
1924年2月19日，冯玉祥和李德全在北京喜结连理。当年秋，李德全夫人的二弟李连海（木春），也参加了冯玉祥的西北军，开始了他的军旅生涯。这一年他19岁。翌年，冯玉祥把他送到苏联留学，在乌克兰基辅军官学校学习炮兵，和刘汝明的胞弟刘汝珍是同窗学友。两人朝夕相处，互相切磋，友谊甚笃。
冯玉祥于1926年访问了苏联。在此期间他向中共旅莫（斯科）支部提出派一批共产党人到西北军中工作。党组织经过慎重研究，选派了刘伯坚、邓希贤（小平）等二十几名共产党员回国。打前站的三个人，其中有邓希贤和李木春（当时叫李连海）。邓希贤那年23岁，李木春21岁，都是风华正茂、血气方刚的青年人，革命精神旺盛，身体都很好。那时交通不便，他们越过大沙漠，途经库伦，一路上有时乘坐运军火的大卡车，有时步行，有时骑骆驼，历尽千辛万苦，整整花了一两个月时间，才到了内蒙古。
1982年9月15日下午，为纪念冯玉祥将军百年诞辰，邓小平同志在会见冯玉祥将军亲属时回顾他1926年从莫斯科回国一事时说：“当时，焕章先生要求我们派人到西北军。我们从莫斯科一起来了二十多个人，刘伯坚同志也是那个时候来到了西北军，做政治部长。当时我们有三个人打前站，我就是其中一个，那时我才二十三岁。记得1926年跟李（德全）大姐的弟弟一起经过大沙漠，坐的是运军火的汽车，当时交通很不方便，我们在库伦待了一个多月，才回到内蒙古。回到内蒙古后，焕章先生五原誓师，李大钊同志还派人送来了作战计划……”
1992年4月2日，笔者访问冯玉祥将军的女儿冯理达同志时，她说从苏联与邓小平同志一起回国的就是她的二舅李连海（即李木春）。
李连海不仅留学苏联，还到日本留过学。他于1927年到日本，进东亚补习学校学习。1928年4月又进入日本士官学校野战重炮第一联队学习。在日本期间，李连海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决心为实现壮丽的共产主义事业而贡献一切。1929年夏，经李光亚、杨若增介绍，他成了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但当时处于秘密工作条件下，中共留日支部只是告诉他说其入党申请书已获批准，没有任何文字资料，亦没有履行入党手续。这种情况当时亦非他一人。可惜，中共旅日支部后来遭到破坏，李若增、杨光亚被捕，这样李连海就失去了组织联系。在后来长期工作中，尽管他自觉地以共产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但却是个党外进步爱国人士。
1930年李连海从日本回国，先在山西汾阳西北军干部学校任军事教官。1933年参加冯玉祥领导的察哈尔抗日同盟军，任大队长，1940年任西北军整编二十四师一旅旅长。后来到刘汝明部任高级参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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暗通款曲（6）
刘汝明和刘汝珍对李木春在日本参加过中共地下组织这段历史并不知情。在“二刘”心目中，李木春既是冯玉祥将军的至亲，又留苏、留日，科班出身，军事上很有才能，所以一直刮目相看，待为上宾。
从1940年到1945年，在抗日战争的困难岁月，刘汝明部驻防于河南泌阳、确山、信阳一带。李木春在刘汝明手下当了整整五年高级参议，官至少将，为刘部抗击日军出了不少好点子。抗战胜利后刘汝明部改为第四绥靖区，刘仍任用李木春为高参，常与之议论军政大事，推心置腹，可谓信任有加，言听计从。
然而，人各有志。高官厚禄，万贯家财，豪华的生活，都拴不住李木春向往共产党的那颗金子般闪亮的心。1947年河南许昌解放时，李木春未随刘汝明部撤走，而是留下来参加人民解放军，并将私人开设的天平医院也献给了党和人民。从此，刘汝明和李木春分道扬镳，“各为其主”了。
眼下，昔日的部下成了赫赫有名的陈毅司令员的特派代表，前来对原先的老上级刘汝明进行“招降”。这种地位上的变化，使刘汝明强烈的自尊心受到重重的一击，心中涌起了一种莫名的屈辱感。但他转念一想，现在人家是胜利之师，还是面对现实，听听对方的高见，谈谈条件吧！
李木春是蒙古族人，魁梧的身躯，洪亮的嗓门，豪爽的性格，一如既往。“人生结交在终始，莫为升沉中途分。”他对朋友重义气，讲情谊，并不因倒霉或走运而另眼看人。他见了刘汝明后，仍和过去一样尊为老长官，开口闭口“司令官”，丝毫没有以胜利者代表出现的傲气，这使刘汝明从心理上得到了平衡，解除了敌对和戒备。
李木春仍像以往当幕僚时那样，推心置腹地说：“司令官，你南北征战几十年，军事上是行家，用不着我多说，你难道不知道，从纯军事角度看，蒋介石这盘棋已经输定了吗？”
这一问，问得刘汝明哑口无言，嘴上不说，心里默认。
李木春看到刘汝明的表情，已经猜到了刘汝明内心的想法，于是乘胜进击，又问道：“司令官，二十年前中原大战失败后，冯先生下野，西北军解体，不少西北军将领转到蒋介石麾下。从那以后，西北军受了多少气，吃了多少苦，遭了多少罪呀！宋哲元是怎么忧愤成疾、郁郁而死的？吉鸿昌、韩复榘是怎么被枪决的？方振武是怎么被暗杀的？……。他们不都是蒋介石消极抗日、积极###的牺牲品、殉葬品、替罪羊吗？还有张自忠，与日寇血战后壮烈殉国，要不是蒋介石老是叫西北军打头阵，不给我们补充枪械，补充弹药，补充人员，以致部队越打越少，无兵可调，他会死得这么惨吗？临上阵前他知道自己必死无疑，留下遗嘱说：‘国家到了如此地步，除我等为其死，毫无其他办法！’说明张自忠是以死来抗议，来谴责蒋介石的反动政策。凡此种种，司令官都是知情的，可是你深思过没有？……”
宋哲元、吉鸿昌、韩复榘、方振武、张自忠等人，都是西北军的著名将领，是刘汝明的老同仁，长期共事，交往颇厚。他们的悲惨遭遇，都使刘汝明产生过“兔死狐悲”的感叹。今天经李木春一点拨，这种感觉又变得强烈了。
李木春端详着刘汝明表情的细微变化，觉得自己的“攻心战”效果明显，于是又进一步来了个“火力追击”，继续说：“司令官，你跟蒋介石二十年，蒋对你信任过吗？对你真正放心吗？恐怕不是吧！第八兵团副参谋长李诚一是何等样人？情报处长陶纪元是何等样人？政工处长李春波是何等样人？还有六十八军政工处长张铁石又是何等样人？你心中难道不一清二楚吗？蒋介石、戴笠、郑介民、毛人凤等派这些军统特务来暗中监视你，说明他们对你百般防备。你这个兵团司令，倒不如戴笠、郑介民、毛人凤等人手下的一条狗！”
李木春越说越气愤，提高了嗓门，步步进逼，说：“司令官，论年龄你比李延年大九岁；论职务，你当过察哈尔省主席，是封疆大吏，他李延年算什么？资历你比他深，你当兵的时候他兴许还穿开裆裤哩！可是，凭什么蚌埠指挥所主任和警备司令的职务不让你当，老蒋却交给了李延年？他手下的人甚至狂叫：‘中央军的人绝不让杂牌军指挥！’蚌埠的税收都被李延年囊括了去，这口气你咽得下去吗？”
暗通款曲（7）
一连串的“重磅炮弹”，打得刘汝明内心流血，脸上通红，情绪异常激动。他说：“是啊，老蒋指挥我刘某这么多年，我无役不从，真想不到他始终对我不放心，一贯当杂牌对待，排斥，歧视，打击，无所不用其极，真叫人寒心！”他站起身来，焦躁地在室内来回走动，陷入了沉思。
李木春见火候已到，趁热打铁，劝道：“司令官，时机紧逼，你应该像高建侯（树勋）吴绍周（化文）那样在战场起义，为人民立功。除了这条阳关大道，其他都是独木桥，死胡同，走不通。当断不断，反受其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