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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夏熊的人事关系还在艺术研究院，比较了解那边的情况。他说，出版社是企业管理，即使苏一平同意帮助我们，财务也不一定同意，另外他们的公司赔了70万，现在也要从各方面挤，还说《中国》挤了他们的刊物《文化广场》。现在出版社的领导、艺术研究院的领导，对《中国》的态度都有所改变，原来第四期都 不准备接。当然他们也有客观原因，确实拿出20万元垫进去了。我们要考虑寻找别的出版社。我和牛汉跟文联出版公司谈了，他们愿意和我们合作，但每期要收管理费，按最低价 格，在5％以下。还有一条路是交给作家出版社。现在哪家出版社都愿意要，前提是要我们拿出20万块钱。
3。 金瑞明靠不住丁玲办《中国》最初提出“民办公助”的口号，但是1984年12月21日文化部给中国作协《同意创办中国文学双月刊》的文中明确说明：“《中国》是中国作协的刊物，不是民办公 助刊物。”作家协会说，《中国》没有纳入1985年度的财务预算计划，上边没有拨款，因此无钱可给《中国》，只临时借给三个编制名额和年度业务包干费10万元。丁玲为了不受 制于人，从黑龙江农垦系统借款110万，全部投入金瑞明的东方公司，每年支取20％的利息用作办刊经费，三年后索回本金。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2。 黎辛感到委屈（2）
那么，丁玲为什么不去找东方公司要钱呢？
按照协议，东方公司支付的利息，要到财政年度终结时才兑现，更主要的是，金瑞明缺乏经营能力，投资失误，也拿不出钱来，他只是利用丁玲借来的这笔巨款为个人大捞了一把 。
丁玲为用钱事只找过一次金瑞明，东方公司在资金上只帮过《中国》一次小忙。
《中国》最初的办公地址在《解放军报》招待所，那里租金便宜，但不大适合做编辑部，一个是招待所人来人往不安静，一个是军队系统门禁森严，出入大门手续麻烦，来送稿子 办事的人不方便。这样就酝酿着找地方搬家。
6月初曾克给丁玲来电话，说地安门东大街一家单位的院子里有几间房子，条件很好，全年租金七万元，现在急需三万元押金。到哪里去找钱呢？丁玲想到了东方公司。6月7日上午 紧急约见金瑞明，说想了解一下“东方”的经营状况。金瑞明依然衣冠楚楚，充满着自信说，公司的经营形势很好，最近他去韩国、日本，谈妥了进口彩电和汽车的业务，只要货 一到，就能赚几个亿，这些都是俏货，非常好卖。丁玲说，《中国》实在已经捉襟见肘了，希望“东方”现在就能在资金上给予帮助。金瑞明满口答应。丁玲留他吃了午饭。
过了几日，我要了汽车，随丁玲、陈明到地安门东大街129号去看房子。那里是北京一个古建筑研究和修缮单位，门脸不大，但是院子很深，房子很多。高大宽敞，都是朱漆飞檐， 雕梁画栋，中国古典风格。院子里绿化也很好，有高大的树木和绿茵茵的草地，干净整齐，十分幽静。他们对环境和房子都很满意。第二天下午陈明又找了金瑞明一起去看，金瑞 明也很喜欢，当即决定租下来。第三天上午，《中国》便签了租房合同，当晚金瑞明来到丁玲家里，一副大方豪爽、财大气粗的派头，当着曾克、陈明的面表示，地安门房子的租 金，《中国》先付一万五，其余都由“东方”公司支付；东方公司借用一小间西房，两个月后归还。刊物印刷费，“东方”每期垫付两万元。正事谈毕，丁玲很郑重地说，小金呀 ，北大荒挣点钱不容易，你们一定要好好经营，到期以后尽快把这笔钱还给他们。金瑞明信誓旦旦地说，亏了谁，也不能亏了你丁老给借来的这笔钱！
6月22日，《中国》编辑部便由《解放军报》报社搬到地安门东大街129号。院子里除了《中国》，还有哈尔滨一家小报社的驻京记者站。单位有食堂，中午有一顿饭，门口小饭馆 很多，公交车路线也多，生活很方便。大家都很满意。
但是这样的好地方，《中国》连两个月都没有住满，因为付不起租金。“东方”公司只在开始帮助付过一次，此后就不管了。《中国》自己支付不起，只好再找便宜的房子。
西黄城根南街29号是一处民宅，房东叫杨葆全。8月18日《中国》就搬了过去。小院子里有两间朝北的房子，长期不住人，阴暗潮湿，墙皮脱落，还漏雨，每天早晨一进屋都能见到 地下有许多土鳖的尸体，黑乎乎的个头很大，有点吓人。和房主签协议的时候，《中国》答应出钱修理房子，可是一直拖到11月也没有动静。房主很有意见，认为不讲诚信，下了 逐客令。这样《中国》又进行了一年中的第三次搬家，搬到了中国作协后院的防震简易房，这里不要交纳房租。
金瑞明许诺的每月两万元印刷费，同样没有兑现。据说，金瑞明用丁玲借来的那110万投资了几个厂，有大理石厂、刻字厂等，都没有什么收益。
110万沉甸甸地压在丁玲心上，她经常说：“这是我欠北大荒的一笔大人情！”她一直想要“东方”给北大荒办点实事。普阳农场想发展畜牧业，丁玲给金瑞明打电话，让他们帮助 引进好种鸡，传授饲养技术。1985年3月，丁玲和陈明去广西之前叮嘱我说：普阳农场的张靖宇、郭硕基要来北京，和东方公司谈引进种鸡的事，你要好好接待。陈明一到桂林，又 写信来提醒我说：“走时忘了告你，郭硕基来约金瑞明见面洽谈，你可说是丁老很抱歉，不能在京接待他们，希望他们谈得愉快、成功。你们三个人或去四川饭店，可花五十元左 右，请他们吃一顿，算我们请客。”
当时金瑞明的办公室在北京饭店十楼，很气派。3月25日晚上，我和曾克陪同北大荒的同志去见他，金瑞明握手时说，你们是“东方”的大股东啊！郭硕基说，听岳凌超介绍，你金 老板是做大买卖的，不知能不能帮助引进种鸡生产线？金瑞明微微一笑说，不是我说大话，我们“东方”除了军火生意，什么都可以办到。丁老出差前一再叮嘱我们要帮助北大荒 办实事，这事包在我们身上。这也是我们和北大荒合作的第一个项目，一定要做好。后来郭硕基讲，“东方”给他们最实惠的帮助，就是这次引进的种鸡，不但鸡种好，派去帮助 传授技术的工作人员也很负责任，踏着没脚踝深的烂泥，安装设备，传授技术也很耐心。
自1985年夏天之后，金瑞明来木樨地的次数越来越少，后来连丁玲病重住医院，他都没有去看过一次。丁玲也感觉到这个人不可靠，她几次对陈明说，“东方”能不能资助《中国 》是小事，可是我们借北大荒的钱一定要还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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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求助习仲勋（1）
有困难找组织，但《中国》的组织作协党组却指望不上。无奈之中，丁玲想到了习仲勋。
之所以找习仲勋，首先因为他是政治局委员、分管文艺的中央书记处书记，其次，丁玲觉得习仲勋理解她，需要她，所以应该会支持她。
1985年4月21日，新华社《国内动态清样》第903期上，刊登了记者徐士杰写的《丁玲同志在西安谈文艺创作自由等问题》，摘要如下：
“著名作家丁玲同志最近去延安探亲访友，途经西安时，对当前我国文艺界一些敏感问题，向记者谈了她的一些看法。归纳起来有以下几点：
“一、作家要正确理解创作自由，正确理解党的号召与行政干预是不同的。……近几年间，从总的方面看，党对文艺界并没有太多的行政干预。这两年有那么多的新人新作涌现，而且有不少是很好的作品，很有希望的作家。行政干预过多， 不可能出现这种局面。文艺领域的现实可以说已经充分证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其中包括党对文艺的一系列决策，是完全正确的。违反文艺创作规律 的行政干预，确实非摒弃不可。但党的号召和行政干预不同。党号召作家走向生活，反映时代，反映人民群众干四化、搞改革的崇高思想，给作家指出最广阔的创作天地，这体现 了党对作家的关怀和爱护。不难设想，我们的作家如果离开了四化、改革的沸腾生活，而只关心小院、小街、小窗里的琐事，那他的创作自由恐怕只能是狭小天地里的自由。至于 你深入了生活，采集了素材，要写什么人物，用什么题材，是没有人会去干涉的。作家自己思想不解放，也不可能有真正的创作自由。如果你一提起笔来，就想主编喜欢不喜欢， 得奖不得奖，总想在这些方面找什么窍门，那你就难得自由。所谓创作自由，只有真正了解社会，了解生活，真正掌握了时代脉搏、客观世界的本质，既懂政策，又善分析，那才 能如鱼得水，无往不胜，在创作的天地里自由驰骋。
“二、创作一定要百家争鸣。创作自由，评论也要自由，允许批评反批评。……作品不能批评，听到一句批评就跺脚，这样的作家不会有很大的作为。
“三、作家要注意继承、发扬民族传统和中国气派。……外国人喜爱我们的艺术，视为珍宝，而我们有些人自己反倒瞧不起自己，丢掉自己的珍宝，去拣别人的东西。中国小说是 讲故事的，典型人物、典型性格、典型环境、典型语言，尽在故事中表现。写阿斗昏庸，只写司马昭宴群臣时与阿斗的一段对话，就把个乐不思蜀的庸主形象刻画得淋漓尽致。中 国小说的这种传统手法接近中国人的习惯；西方的蒙太奇手法，跳动式的东西，用滥了，不合中国人口味。”
这个材料，是根据丁玲4月4日下午在陕西省作协座谈会上的讲话整理的。
习仲勋4月21日当天看到这份材料，立即在上面加了批语转给曹禺：“请曹禺同志阅退我。丁玲同志讲的好，真不愧是位革命的老作家，青年作家应该向她学习。这也证明作协四次 代表大会精神她是领会得很深刻的。”第二天晚上，习仲勋又亲自打电话给丁玲，赞扬她在西安关于解释创作自由的谈话“讲得好，还是大姐讲得正确”，并说已经把这份讲话批 给了曹禺。
为什么习仲勋如此重视这份材料？为什么要把这份材料批转给曹禺呢？
4。 求助习仲勋（2）
当时，中国戏剧家协会主席曹禺正在主持召开第四次剧协会员代表大会。
继年初的第四次作家代表大会之后，全国文联下属的各协会也纷纷召开换届大会，第一个就是戏剧家协会。4月18日开幕，紧接着，电影家协会第五次会员大会也在4月23日开幕， 延续着四次作代会的“两个不提”和“民主选举，选上谁就是谁”，会议在选举时局面失控，两个协会原来的领导人（包括主席）、一些很有名望的艺术家纷纷落选，就连说作协 第四次代表大会“是中国革命文学史上的一次遵义会议”的某公也不能幸免。
3月21日中央书记处领导同志听取文化部整党汇报时，杨尚昆说：“从报纸上的宣传来看，大有这样一种空气，似乎凡是受过组织上批评过的人都是最吃得开的人，而批评过别人的 人是最吃不开的人，要为三中全会以来受批评的人大平反。这种空气不健康，不正常。”胡耀邦也讲话说：“文艺界确有一些党内同志和党外朋友，一有机会就大说一通，至少带 有一点情绪的大说一通。这对党的整个事业，对党的文艺事业，是有利还是不利呢？是有利于团结还是不利于团结？是积极因素还是消极因素？至少应该说不是积极因素。”
新华社发布的剧协会议消息中说：会议认为，要繁荣社会主义戏剧事业，首先必须不断地清除“左”的影响，坚持创作自由的原则，同时也要警惕资本主义腐朽思想和封建主义遗 毒的侵蚀。影协会议的消息说，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习仲勋到会讲话说：电影一定要跟上时代的步伐，跟上四化建设的步伐，反映生活，讴歌生活，激发人民群众的爱国热情 和积极进取、奋发向上的精神。
在剧协、影协消息中，都没有提及大会选举结果。而随后，5月6日召开的美术家协会大会，5月7日召开的杂技艺术家协会大会，5月9日召开的摄影家协会大会，5月11日召开的音乐 家协会大会，都报道了新选举的协会主席。这说明，“失控”局面已经得以扭转。
习仲勋的批示，就是在这样背景下作出的。4月23日，玛拉沁夫和延泽民都给丁玲打来电话，说习仲勋在影协会上念了丁玲在西安的讲话，大加赞扬，说“观点正确，站得高看得远 ”。
4月24日，习仲勋又在那份内参上写了另一段批示：“秦川同志：请您亲自去看看丁玲大姐，她如同意发表她在西安的谈话，请她修改后，加按语或写一短评在《人民日报》发表。 ”这份材料的天头及空白处，几乎被习仲勋的两段大字批示写满。
秦川是《人民日报》社长，和丁玲住同一幢楼。4月25日晚六点左右，他带着习仲勋批示的那份《国内动态清样》，笑呵呵地来到丁宅，但让我诧异的是，丁玲对秦川十分冷淡，以 一种拒人千里之外的口气，很生硬地说，我不修改，也不发表！秦川有些尴尬，说，这是仲勋同志的指示。放下那份材料就走了。丁玲见他出了门，忿忿地告诉我说，在四次作家 代表大会前后，秦川是和攻击她的那些人掺和在一起，并且起了重要作用。
丁玲坐在客厅的沙发上，拿起那份材料，把习仲勋的批示仔细读了一遍，读完了，有一种被理解的感觉，便提笔给习仲勋写了一封信：
仲勋同志：你寄给秦川同志的“动态”，他已经来我家里给我看了。我读了你的批语，不尽感激、感谢。你给我的温暖，我将永远记得，而作为党给我的鼓励。这篇简讯，我认为 还不宜发出去，因为只是向记者提问的一个简单的答复，很不具体，分析不够，……后来丁玲始终没有修改那篇稿子，一直到6月24日，该文才以《丁玲谈文艺创作自由等问题》为题，刊登在《人民日报》第七版上，大概是按新华社内参稿编发的。
4。 求助习仲勋（3）
六月中旬的一天，上海的老朋友陈沂来看望丁玲，谈话中间他讲到这样一件事：某公曾经向习仲勋告状说，丁玲在下面活动，很“左”。习仲勋当即回答说，她正！
有了这两件事，丁玲感到，习仲勋同志是了解她、理解她的，应该也会帮助她。
7月6日，她给习仲勋的夫人齐心打电话约见。7月9日下午，习仲勋约丁玲、陈明到家里谈天。丁玲谈了《中国》目前的困难，她说，这样一个大型刊物，现在只有三个编制名额， 其中只有一个是搞编辑的，这个样子怎么能保证正常出版呢？《人民文学》有30个名额呢！我们跟作家协会打了多少次报告，就是解决不了，我只有向你求援了，否则《中国》只 好关张。习仲勋觉得这个问题并不难解决，答应和中编委协商。他很肯定地说，大姐主编的刊物，有什么问题都好解决，一定还要办下去。当晚，习仲勋和高登榜两家在人民大会 堂聚餐，约了丁玲夫妇同去。回到家里，已经是9点钟了。
席间，丁玲还向习仲勋谈到胡风的问题。她说，胡风都死了一个月了，追悼会至今开不了，就是因为彻底平反有阻碍，家属有意见。人都已经不在了，对胡风早该有一个实事求是 的结论，政治上的平反，中央已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