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白纸，大概就是王中忱为这个汇报所写。
王中忱汇报完，意见就集中在《天问》上。
丁玲说，把张扬的《天问》给魏巍看看，我没时间看了。前些日子有个老同志给我提意见，提得很好，关于写卫立煌的那篇（指第一期上的《卫立煌访问延安》），他说，这些人 是我们的朋友，也帮助过我们，但我们心里要清楚，他们毕竟是另一阵营的人，和我们打过仗。对傅作义我是很清楚的，抗战胜利后我们到了晋察冀，他进攻解放区，把我们的桑 干河糟蹋得不像样子。因此《天问》要多几个人看看，捧得不要太高了，分寸要掌握得恰当。
陈明说，张扬来信说，马思聪对祖国很向往，感情是很深的。牛汉也说，文章写得还是稳当的。
魏巍说，有几个界限要考虑，同情？表扬？不是说可以平反的事情都可以表扬。马思聪在“文革”那种情况下离开了祖国，现在平反，不算叛国，但这种情况是否就值得表扬，就 值得写文章？马思聪回来，开个座谈会、欢迎会，发个消息，是可以的，但文章的副标题加上“写给马思聪”，是否太重了一些？
王中忱说，张扬写马思聪是被劫持走的。事实怎么样，不大清楚。
丁玲说，我的意见，不论文章写得好与否，把副标题去掉，我们现在给他平反，在国外会有好的影响，但具体情节还是要了解一下，这个问题和遇罗锦的问题不一样，要慎重一些 。
牛汉说，当前的形势是彻底否定“文革”。普通读者的心里，特别是知识分子会高兴的，欢迎给马思聪平反。解放前马思聪有民主思想，是进步的，他是在“文革”最黑暗的年代 出走的。马思聪既不是共产党，也不是国民党，是一个纯粹的艺术家，在国内桃李满天下。
丁玲说，党中央现在给他平反，是从政策和策略考虑的。我不是说写马思聪不好，他回来就好。我提出的就是“格”。魏巍说得对，我们的读者是各种各样的，在没有充分说服人之前，人家就会说我们是为了追求订数“讨巧”。
牛汉说，这篇文章发了，政治上不会有什么风险。原来我考虑四、五期是抓读者，抓订数的，要为明年的发行做些准备。
最后决定：《天问》第五期再说，但是终究没有发。
当天，陈明在日记中写道：“谈第四期稿件，对《天问》讨论得较多，决定撤下，留在五期，着重看稿件的内容分寸。讨论气氛较好。”
马思聪也始终没有回到祖国来。1987年5月客死美国，终年76岁。
除了《天问》，魏巍对第四期上的一篇理论文章《胡风文艺思想平议》，也表示出谨慎的态度。5月2日晚上他给丁玲、陈明打电话时再次说，对这篇文章还是要稳重一些，多几个 人看看。
4。 写给马思聪的《天问》被撤下（3）
在《中国》的主编层，魏巍属于稳健派，对待稿件是最谨慎的一个。丁玲说过：“魏巍是个好人，正派的人，热情的人，但他的文艺思想……，现代作品他看得很少。”①对于《 中国》的编辑方针和几篇稿子的看法上，魏巍与编辑部多数人不大一致，他与编辑部主要负责人的关系也不大协调。查阅《中国》的会议记录本，魏巍在会上很少发言。几个副主 编里边，他是发言最少的一个。在《中国》，魏巍心情也不大愉快，他与编辑部之间，由于对稿件意见不同所导致的矛盾和成见，日益加深。他曾经向丁玲谈到，编辑部负责人的 文艺思想与他是否一致？
1985年3月23日舒群找刘绍棠交换意见时，刘绍棠就说过，其实，最早有意见的不是我，是魏巍。他对发表遇罗锦的文章有意见。刘绍棠还说，魏巍说过，不要忘记我们的读者是谁 ，搞“解放牌”，一两期还可以，老搞下去不行。
6月12日《中国》开会，讨论向作协党组汇报的内容。魏巍一直没有正式发言，只是到了会议要结束的时候，讲了一句话：“我也插一句，我约的稿子，一篇也没有用，也没有消息 。”这是一句题外话。他讲完，谁也没有接他的话茬。
丁玲去世后不久，1986年4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在北京饭店西餐厅举行颁奖会，牛汉和魏巍都去了。陈明日记中说，他要牛汉“是否招呼魏巍同志一下，他拒绝了”。牛汉在2008年7月出版的他的口述《我仍在苦苦跋涉》中说：“魏巍后来在一次 会上说丁玲不该让牛汉来编这个刊物。”
近年陈明多次对我说过：《中国》调王中忱来，有一个原因就是为了协调魏巍和牛汉的关系。他们两个人在稿子上头经常有意见不一致的时候。王中忱是新人，比较年轻、平和， 比较善于协调，会做工作，他比夏熊稳当。
2008年8月，魏巍病逝。魏巍逝世二十多天后，张扬写了一篇文章《与魏巍相关的一点往事》，其中谈到《天问》。张扬这样说：
当年丁玲创办《中国》，向我约稿，当时我正在写长篇小说《金箔》，作品正面描写了一位著名音乐家“许君箴”，其生活原型就是优秀的作曲家和小提琴演奏家马思聪。《天问 》是其中一部分，共6万余字，篇幅相当于一个中篇，正面描写了他在“文革”中“叛国投敌”。《天问》是第二十九章最后一节的标题，给《中国》时，我将它用作这个“中篇” 的总标题。我将厚厚一摞《天问》手稿给了《中国》，却如石沉大海。几个月后，编辑部将手稿退给了我，没说退稿原因，我也不问。丁玲逝世后不久，陈漱渝告诉我说，丁玲病 重时他去探望，丁玲托他告诉我：“《天问》没能在《中国》发表，是因为编委魏巍反对……”
魏巍是作家，写过小说，懂创作规律，因此，他不会反对小说创作以马思聪为生活原型，也不会反对以马思聪当年的“叛国投敌”为创作素材。他反对的只是对于马思聪出走的“ 正面描写”，这是他反对《中国》发表《天问》的原因。
好在毕竟时代不同了，《天问》只是退稿而已，而且只是《中国》按魏巍的意见退稿，不是所有出版单位都退稿，也没有其他麻烦。《金箔》1984年9月脱稿后交广东花城出版社。 马思聪是广东人，他当年的“叛逃”就发生在广东，编辑们当然马上就看出来了，但没有提出任何异议；相反，他们对“许君箴”给予很高评价。我随即赴广州改稿，直住到1985 年初春，《金箔》全稿的修改于2月17日凌晨完成，连春节也是在羊城度过的。凑巧似的，我在2月17日《羊城晚报》头版正中位置看到一条消息的大字标题：《著名音乐家马思聪 先生彻底平反》。我久久凝视着这个标题，怦然心动！当年是公安部给马思聪“定性”的，今天也是以公安部名义给他彻底平反的。不久后在深圳，又从《南方日报》上看到通讯 《在马思聪家里度节》，报道新华社驻美国记者闻讯后专程赶到位于费城的马思聪家中向他致贺，并与他全家共同欢度春节……我与魏巍从来无缘谋面。但我想，即使有缘谋面，甚至经常见面，我们都不会提起那件往事；因为这事很小，也因为历史已经作出了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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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心系《在严寒的日子里》
丁玲多次跟我说过，当初她同意办《中国》，设想是：利用她这个招牌把刊物办起来，然后就交给他们去办，她自己并不想拴在这里，她还是要写完她的长篇。她越是感觉到来日 无多，这个念头就越强烈。
但是现在她被困于《中国》了，死死拴住，无法脱身。
她要写完的长篇，就是《在严寒的日子里》。那是1954年她在黄山开始动笔的，一年时间写了八章共五万字，曾经在1956年10月号的《人民文学》上刊出。1958年她被打成右派， 在黑龙江国营农场劳动期间，又断断续续写了一些，但写完的稿子又在动乱中失落。这部长篇多灾多难，始终没有完成。1979年回到北京以后，生活条件好了，自由支配的时间却 少了，来客、电话都躲不开，必须找一个清静的地方。
选来选去，最后，丁玲选定了河北的蔚县。
蔚县在北京西边，离桑干河不远。1954年秋天，丁玲为写《在严寒的日子里》搜集素材时曾经去过，老县委书记王纯是土改时涿鹿县的区干部，与丁玲是老熟人，如今退居二线当 顾问。王纯写信来介绍情况说：那里的夏季，“白天一般是26到29度，夜晚是14到20度。有一所闲着的房子，就在我的前院，按这里条件我看是挺好的。离县城十几里有个万亩水面的水库，风景很好。反正我看比 你们在北京那高楼上搞创作是好得多。”王纯还和新任县委书记一起来北京，当面邀请丁玲，并说要派车来接，县里有个很好的面包车。
1984年11月24日，丁玲、陈明去了一趟蔚县，汽车早晨9点出发，经八达岭、延庆、怀来、涿鹿，下午五点抵达蔚县，住在县委招待所。她看了王纯安排的那个小院，的确环境幽静 。但那次只是考察，只住了一日就匆忙赶回来了。
1985年6月，丁玲终于下了决心，要住到蔚县去写完那部三十年来一直萦绕在心的长篇小说。她先和曾克商量，又给雷加打了一个很长的电话，希望他能多承担一些工作，得到他们 的理解和支持后，我们就开始做出发的准备，采购了一批要带的物品。
行前，她要去看叶圣陶，恰巧上海社科院的包子衍、袁绍发来看她，就想一道去看叶老。7月3日下午去了北京医院，陈明要我买了一盆栀子花。
叶圣陶指着包子衍问：这是谁？他瘦得很。丁玲说，他是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现代文学的，专门研究冯雪峰的，想来看看你，留点资料。小袁同志也在文学所，给你照个相。
叶圣陶问丁玲：你最近上哪里去了？丁玲说，我上澳大利亚了，那里空气好，地方大，人少，还有钱！说着就哈哈笑起来。她在叶圣陶面前无拘无束，经常朗声大笑。
丁玲告诉叶圣陶：过些时候我要下乡了，去桑干河，那里的老朋友给留了间房子，让我去。我躲躲人，到那里去写点东西。下去有一个好处，有的事情就不去想，脑子就简单了， 现在在北京，最难的一件事情就是那个刊物，你当顾问的那个刊物，你也不“顾”呀！
叶圣陶问，出到第几期了？丁玲说，第三期快出来了，晚了一点，拖了一点期。第四期看校样了，第五期发稿了。叶圣陶问，发行多少？丁玲说，第一期八万五，第二期八万一。 叶圣陶办过《小说月报》，十分在行地问：八万五要亏本吗？陈明说，八万五不亏本，还能赚几千块钱，都给出版社、新华书店赚去了，我们赚不到钱。从明年起由邮局发行，我们自己也发一点，也得有点钱，没有 钱就不自由。叶圣陶问，反映怎么样？陈明说，反映挺好，有年轻作者的作品。
丁玲换了个话题说，你的脑子很清楚，说话声音也很清楚。叶老的秘书姚兀真说，他老说自己得癌了。丁玲又哈哈笑起来说，不会，你这个人不是得癌症的，癌细胞对这些人没办 法，你乐观，通达！叶圣陶说，我都住了半年了。丁玲安慰他说，你住到这里比家里好，这里是恒温。
姚兀真说，他听广播，什么都关心。前天胡乔木来了，坐了半个多小时，劝他出全集，他不愿意出。丁玲说，湖南给我出了一部文集，不是全集，我没拿来，你不能看了。
她告诉包子衍说，叶老同我们的关系，在现在的青年人和我们之间，再也不会有了。包子衍问为什么，丁玲说，我们把他当老师呀。包子衍说，现在我们也把你们这些老作家当老 师呀。丁玲说，但是没有我们的关系这样深厚，很多作家都是他从来稿中发现的，像巴金，像我，像杨刚，都是。他那个编辑，真的是编辑。那个时候的《小说月报》，就一个徐 调孚帮助他嘛，给他做下把手嘛，而且从来也没有拉拉扯扯，结成一伙。他没有整过人，没有“打”过人，这个不容易！我们不少作家都有，在人家后头扔石头，吐口水，他没有 。
告辞的时候，丁玲又跟叶圣陶开玩笑说：你现在是林黛玉，不来看吧，盼得慌，多来吧，又怕打搅你。我来的太少了，下次来，我给你讲《中国》里面的好文章！
2。 在医院中（一）（1）
7月13日下午，丁玲住进协和医院外宾病房304号。
几天后，我参加完函授期末考试去医院看她，回家后在日记里写道：“老太太脸色发黄，且有些浮肿，精神不好，脾气烦躁。”
是啊，躲不了清静，就只得继续面对烦人的现实！
作协党组书记唐达成找牛汉谈话，说，我真不知道，你们内部乱成这个样子！要停刊检查，作协所有的刊物，没有一个乱成你们这样子的！丁玲听了十分气恼，一天，作协党组成 员鲍昌来医院看她，丁玲很生气地说，让《中国》停刊检查，到底是哪一条？我们的实际困难你们一个都不解决，推过来推过去，怎么会不乱！
丁玲感觉到自己每况愈下，担心来日无多，着急把要写的文章都写完。除了《在严寒的日子里》，她还想把1955年和1957年挨整的事情写出来。她对我说：“有些事我得赶快说出 来，五五年、五七年的事情，如果我们不说，今后谁说呀，没有人能讲得清楚！”她要我把录音机拿到病房里，每天对着录音机讲一些往事，留待以后慢慢整理。
来看她的人很多。她怕寂寞，高兴有人来，但话说多了又累。她的脚肿得很厉害，病情没有好转。西战团时的好友罗兰在北京中医院住院，偷偷溜出来，约了夏革非来看丁玲，坐 在病床边，她一直抚摩着丁玲浮肿的双脚，出门下楼的时候，罗兰哭了。
丁玲最喜欢谈作家谈作品。冯至来看她，他们谈到李劼人，谈到他的小说《死水微澜》，丁玲说，这个小说我还是1956年秋天去四川的时候，在火车上读过的，很吸引我，拿起来 就放不下。当时我很想写一篇文章来评论它，推荐它，现在我是没有那个激情了。丁玲对随冯至来的社科院文学所一位同志说，你来写这篇文章，李劼人对中国文学确实有贡献， 凡是这样的作家，都应该使后人记住、知道，这些好作品应该储存入库。
9月2日下午，丁玲又对着录音机录音，谈的内容是中国作协1955年的整风：“五五年的问题是从胡风那里引起来的，是从五四年引起来的，是从批评《文艺报》贵族老爷式的态度 来的。”陈明插话说：“五五年你正在无锡疗养院写《在严寒的日子里》。五四年批评《文艺报》贵族老爷式的态度，我记得在青年剧院的楼上开的座谈会，开了好几天，胡风、 鲁藜都讲话。张光年提出来了，说《文艺报》不光是后期有问题，前期也有问题，也有路线问题。但是我记得没有别的人在这个问题上继续发言。”丁玲说：“后来他们动员了康 濯，康濯对《文艺报》前期提了些批评。康濯事先告诉我了：哎，我明天可能要批评《文艺报》前几期了。我心里就晓得了，就是有人要他发言。究竟是谁呢，我也没有问。我说 好吧，你发吧，结果第二天他就发言了。要想办法问一问作协，这些东西还在不在。第一个要问丁宁，五七年也好，五五年也好，她都在秘书处。还有一个人，就是张林池的妹妹 高铮，是作协党组的秘书，给党组保管文件的，但是现在肯不肯讲这些事情都难说。过去高铮对我还很好，后来有了这些运动就不大一样了。她也要划清界限嘛，她是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