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来也是凑巧，我大学毕业留校以后见到的第一个讲演作家是刘心武先生。在钟楼的外语系阶梯教室，刘心武作了《关于我国当代小说创作及其在国际文坛的影响》的讲演。会议是当代文学教研室的卜仲康教授主持的。我印象中，刘心武先生穿的夹克衫，讲演时的风度如同我们在后来的“百家讲坛”上见到的一样。听报告的人很多，连过道都挤满了人。刘心武刚从联邦德国、法国等地访问回来，他的报告自然结合了域外的见闻与观感。在写这篇文章时，我在自己工作的笔记本中找到了当时听报告的记录。刘心武说：中国是文明古国、礼仪之邦，有引以为豪的灿烂的民族文化和优良传统。但是，就小说创作，特别是当代小说创作所达到的艺术境界而言，我们与世界先进水平相比还有着一定的距离，被国外翻译介绍的作品不多，在当代国际文坛的影响还不是很大。他还说，世界是纷繁复杂的，社会生活是丰富多彩的，我们绝不能自以为是，凭主观想象来臆测世界上的万事万物，必须正视世界，正视生活，正视自己，冷静观察，深入思考。我们的作家必须珍惜今天的大好形势，为丰富人们的精神生活，为祖国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努力创作一些无愧于时代的文学作品来。我现在能够记得的梗概就这些了。
这是一九八五年的十一月一日，苏州的秋日和往年一样美丽。而这一年，中国的文坛则是天翻地覆，后来我们知道，这一年，中国的小说“革命”了。
从我们学校的大门出去，是一条叫十梓街的路，顺着这条路走五、六分钟的样子就靠近了陆文夫的住所。临近马路的苏州沧浪区实验小学南面，有一处在苏州已经算是很高的楼群，那里面有一套房子，住着陆文夫一家。——这个方位是一个熟悉陆文夫的老师告诉我们的。我们当然不可能贸然造访，倒希望有哪一天在马路上走的时候能邂逅散步中的陆文夫。我们见过他的照片，如果遇见，一定会认出他来。但这样的想法总是落空。 txt小说上传分享
人琴之戚（4）
终于有一天，我爬上了去陆文夫家的楼梯。一九八三年暑期开学后，我送一篇习作给我的老师范培松教授，请他指正。范老师说，我们一起去看陆文夫吧。我小心翼翼地跟在范老师的后面，敲开了陆文夫家的门。我当时非常慌张，在范老师和陆文夫交谈时，我站在客厅里东张西望，有两顶书橱，但书很少。桌上放着一盒香烟，是“琥珀”牌，这是当时很普通的香烟，我们同学偷偷地抽烟，常常是到后校门的小卖部买这种“琥珀”牌香烟。我大概除了叫一声“陆老师”外，没有说第二句话。等过了几年熟悉他之后，他因为患肺气肿已戒烟，而“琥珀”这个牌子也消失多年了。
一九八四年三月，“陆文夫作品讨论会”在苏州召开。
我以为会见到高晓声，但他没有与会。会议开始的时候，有人读了高晓声的书面发言《与朋友交》，这篇发言后来发表在一九八五年的《雨花》上。在后来的日子里，我和陆文夫越来越熟悉，但只在台下看见过高晓声先生一次。前年有朋友编辑出版高晓声小说选，提出用拙作充当序言，我自知文章浅陋，但还是答应了，只是想以此表达二十多年前一个学生在台下听高晓声讲课的崇敬之心。高晓声是一九九九年七月去世的，同年第五期的《收获》便发表了陆文夫的《又送高晓声》。我在读《又送高晓声》时，想起了高晓声的《与朋友交》，想到了他们这一代作家的人生、友情和境界。陆文夫说他和高晓声从相识到永别算起来是四十二年零一个月，而他见到高晓声的那一天就是发起《探求者》的那一天，一九五七年的六月六日在叶至诚的家里。一九五七年以后的中国，把太多的磨难给了陆文夫这一代作家，此后“探求者”各奔东西。我无法想象高晓声、方之和叶至诚他们在“*”后再次相遇的情景，但在一九八四年三月二日，当陆文夫、叶至诚和因为“探求者”案而受牵连的艾煊等几位一 同出现在学校大礼堂的台上时，我坐在台下，已经体味到云起云落的历史况味。
高晓声出现在我们学校的大礼堂是一九八五年十一月四日至七日的某一天晚上。在“艾煊作品学术讨论会”召开的空隙，高晓声和陆文夫联袂出现在学校大礼堂的台上。
在一九八年优秀短篇小说的榜上，高晓声《陈奂生上城》名列前茅。因为“陈奂生系列”，高晓声在当代文学史上的地位，几乎是在他还不断写着陈奂生时就确定下来的。当时高晓声的声望如日中天，很少有人能够企及。那天高晓声先生穿着毛线衣，罩一件外套。我在台下看高晓声，感觉他就像我们村子上的一位长辈，有一种亲切感。批评家吴亮曾在他的一篇文章中说，不管高晓声今后的小说将产生何种变异，他的裤腿上将永远有着使人难忘的乡下佬的泥巴。——高晓声给我的印象便是如此。高晓声的普通话带有比较重的常州武进口语，声音比陆文夫洪亮许多。他在讲话中说到了身上穿的头绳衣，这句话我印象特别深，因为我们的方言中也有“头绳衣”这样的说法。高晓声显然是会讲话的那类作家，很沉着，热情但不洋溢，透着轻松和幽默的气息，如果记录成文，应该是《陈奂生上城》那种叙述口吻。一个人讲话的腔调是会影响文字的。在我今天的记忆中，已经没有他当年讲话的具体内容， 但他的神态、语气和简洁的动作始终挥之不去。高晓声讲完，轮到陆文夫。在已经被高晓声逗笑以后，陆文夫的讲话仍然不时赢得掌声。他给我印象最深的一句话是“主题可以先行”，并作了自己的解释。如果说高晓声是明亮的幽默，那么陆文夫则是冷峻的幽默，他们俩的小说其实也是这样不同的风格。讲演结束后，我听范伯群教授和范培松教授议论，说原来担心老陆讲不好，高晓声太会讲了，但这次老陆讲得不错。 txt小说上传分享
人琴之戚（5）
参加“艾煊作品学术讨论会”的张弦再一次出现在他一九八四年三月二日讲演的礼堂。
张弦《被爱情遗忘的角落》也是一九八年的获奖优秀短篇小说，这样算起来，张弦和高晓声、陆文夫是“同科状元”。一九八四年的讲演，是几个作家合在一起的，每个人的讲话都不长。八十年代初苏州的街道、宾馆、礼堂还不像现在这样亮堂，印象中他瘦，而且黑，头发留得比一般人要长。当时我们都不能留长发，留了长发的同学在去中学实习之前照例都要剪去。坐在礼堂前排的同学回到宿舍还有人议论张先生留长发的风度。张弦先生的声音深沉，特别有磁性，语速、节奏轻重缓急有度。我工作之后一次在南京听人闲聊，说到张先生的声音，在场也有人说张先生的声音富有磁性，而且特别容易打动女性。我们这样议论张先生的时候，他已谢世。
一年半之后的第二次讲演，张弦发挥充分，台下的学生提问不少。讲演结束后，我随车送他回招待所。在路上，我问：“张老师，你觉得我们同学提问的水平如何？”张弦顿了一下回答我：“感觉一般，没有想的那么好。”我随即说：“时间太紧了，有些同学来不及提问。”
即使在二十多年以后，我仍然清晰地记得我和张弦在车上的简短交谈。他的回答，对我的自信心和自尊心是个很大的打击，我随即补上的那句话潜台词很明显：提问的未必代表我们同学的水平，没有提问的同学中也有水平好的。当时已是晚上九点多，从十梓街往道前街的路上已经空空荡荡，商店关门了，行人稀少，我觉得自己也空空荡荡。
那时，我们不可能知道、也无法理解《被爱情遗忘的角落》获奖背后的争议。二六年冬天我因做“新时期文学口述史”，去访问崔道怡先生，他借给我一本他的大著《方苹果》。书中有《小说评奖琐忆》，记录一九八一年评选一九八年优秀短篇小说奖的讨论。我读后方知《被爱情遗忘的角落》是争议最多的作品。主持会议的张光年提名了这篇小说，说自己“看了两遍，开始很感动，认为它写得相当有深度”。“两个月后重看，又觉得作者写的是角落的角落，没有接受一点新生活的光照，取材太从稀少事物着眼了。”冯牧的评价也是“一分为二”，“《被爱情遗忘的角落》写得深刻，有点儿近似《祝福》，但有一点格调不高，迎合社会上的小市民趣味。”所谓“格调不高”，主要指的是小说的性描写，比如草明说，“《被爱情遗忘的角落》强调生理本能，表现*冲动，会在青年人中起不好的作用。”唐彛蛩担啊侗话橐磐慕锹洹芬馔己茫Ч缓茫缁嵝Ч肫湟帐跻馔颊孟喾础Ｎ颐怯Ω冒�*与黄色分开，不足为训。”反对这种批评意见的王蒙说，“我认为《被爱情遗忘的角落》不是黄色，完全不牵涉到性不可能。”袁鹰肯定这篇小说“写几千年封建的压迫，写清了，写得深，是物质的贫乏，精神的荒芜。作者并没有迎合低级趣味，如果去掉，也成禁区，连这一点都不成了吗？”孔罗荪说：“《被爱情遗忘的角落》我看了两遍，没有感到动物性的东西，艺术上也是好的。”见仁见智的都是中国文坛的风云人物。
这些都已经是旧话。但八十年代文学的成长历史及其复杂性，却在这些争论中呈现出来。崔道怡先生出版这本著作时，张弦也已经成为古人。如果当年就获知争议的内容，以我读大学时的性格，一定会冒失地问张弦先生：您怎样看待这些争议？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人琴之戚（6）
陆文夫在我们学校出现最多的一年，就是在他的作品讨论会召开期间的一九八四年三月。在有了《美食家》这样的作品之后，陆文夫已成为新时期最优秀的小说家之一。在讨论会召开期间，陆文夫两次到学校讲演和座谈。他在讨论会上有一发言《却顾所来径》，回顾自己的创作，这篇文稿可以在他的文集中找到。
在学校讲演时，陆文夫说了三点“秘诀”，回答了一个问题。三点“秘诀”是：一要看得清，二要想得清，三能写出来。回答的问题是为什么尽写“小人物”？陆文夫说：“有人说我写的“市民文学”，不算什么重大题材；也有人问我为什么在小说中尽写那些“小人物”呢？这只是因为我长期生活在苏州，平时接触的人大多是“小人物”，我了解他们，熟悉他们，这是其一；二是写历史的人总是把少数“不平凡的人”写进历史，众多的“平凡的人”就只有作为作家的我来写进小说中去了。”从早年的《小巷深处》到《小贩世家》再到《美食家》，陆文夫大致写小巷、写小人物，因此被称为“小巷文学”。当年如果有“底层文学”这一说法，估计他可能被推为“底层文学”的代表性作家了。
在一九八四年三月的讨论会上，艾煊先生说，他看了陆文夫的《美食家》一夜未眠，他给陆文夫写了一封信，说当年韦应物被称为“韦苏州”，你可以称为“陆苏州”了。在《美食家》发表后，陆文夫的名字和苏州，也和“美食家”的名号连在一起，有不少熟悉陆文夫的人写过他和美食的话题。八十年代中后期，开始流行给企业写报告文学，饭局也多起来。一次在得月楼用餐，我和陆文夫同桌。席间，饭店的经理出来敬酒，把掌勺的厨师也叫了出来。这两位站在陆文夫的身边，经理指着一道菜问：“这道菜做得怎样？”桌上的人都放下筷子，只见陆文夫从容地夹菜到嘴中，过了片刻说：“好。”大家这才松了口气，跟在后面说好，好。经理微笑，厨师鞠躬。
学校的大礼堂不断翻新，各色人等从这个台上走过，如演出一般。我也从台下到台上，台上到台下，有时还恍惚在台下看台上讲演的作家们，我对文学世界的张望还留在那个不大不小的台上。二一年和林建法先生主持“小说家讲坛”时，也曾想过请陆文夫再返学校讲演。我每次陪来校讲演的作家去拜访陆文夫，看见他的身体状况如此之差，就不好再开口。
二五年六月，陆文夫病重时我曾去医院探视。他侧卧在病床上，好像睡着了。我和管阿姨轻声说了几句话，陆先生可能感觉到有人来，睁开一只眼睛看我，很快闭目，又无力地摇头。过了两周我再去看他时，照料的人说陆先生脱离危险了。
我离开医院时想，我们或许还有长谈的机会。二四年春天，北京的李辉兄约我为陆文夫编一本图文并茂的画传，收入他主编的“大象人物聚焦”书系中。我想了一些问题，到先生府上请益。我问他用了宗福先推荐的药效果如何，他觉得很好。那天我们谈了整整一个下午。这次谈话改变了我对当代文学史上一些人和事的看法，在条件允许时，我想发表根据录音整理出来的谈话录。我迟迟没有写好这本书，一是陆文夫的照片很少，有待收集；二是被“聚焦”的人物多数是作古的文化名人，我想到曾经动员莫言配合出一本，莫言说：“不行，要折杀我。”我不想“折杀”陆先生。我和李辉的计划是二五年上半年出版陆先生的这本画传，只是陆先生一过上半年就走了，这本画传最终未能写成。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人琴之戚（7）
在南京开追思会，我们向陆文夫遗像默哀后一坐下，遗像便从白色幕布上落下。陆文夫先生真的走了。在我们学校讲演过的陈白尘、高晓声、张弦、艾煊、叶至诚都走了。
我说到的这些讲座几乎都是在一九八五年之前。而这个时间段正是中国文学走在社会前列的最好时期。我们后来对于八十年代的记忆在很大程度上是对这个阶段的确认。那时，我坐在台下，并没什么思考， 更多的是沉湎在对作家的崇拜和对文学的迷恋之中。而把自己与文学事业联系在一起，是当年无数大学生的选择。我觉得自己就是在听作家讲座的过程中完成了一个文学青年的塑造。作家的讲课和老师的讲课不同，前者洒脱，后者严谨，前者感性，后者理性。尤其让我们这些学生兴奋的是，老师课堂上提到的那些作家，现在就坐在我们的面前。文学不在课本上，在我们的生活中。对学生来说，总是既想吃鸡蛋，又想看下蛋的母鸡。
现在想来，当时我和同学就是把这些作家当作八十年代文学看待的。可是，就在刘心武讲座的一九八五年，我们读到了和我们听讲座时不一样的文学，这才知道了文学原来是多元的。给我们讲座的这些作家，差不多都是以现实主义创作为主的。其中的高晓声，在陈奂生系列之外，还写过许多可以称为现代主义的小说，但因为他的农村小说影响太大，这类被他自己看重、在今天读来也觉得重要的作品就被忽略了。直到前几年，读作家叶兆言《郴江幸自绕郴山》，我才知道了高晓声由此产生的落寞。
几年前，一位上海的“七后”女作家写了一部轰动一时的作品，我问陆文夫如何看待，他告诉我说，这是垃圾，在国外这样的垃圾不稀奇。又谈到我们省内的一位作家，陆老师说，那纯粹是瞎写。以文学的方式为这个时代留下自己的肖像，这或许是一个深藏于陆文夫、高晓声那一代作家、也活跃在我们内心的“宏大叙事”，尽管我或者我们未必愿意这样表达，但事实上无论用何种方式写作，写作者总处在与时代的关系之中。但如何看待和表现这个时代，几代作家是很有差别的。当年读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