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种方式写作，写作者总处在与时代的关系之中。但如何看待和表现这个时代，几代作家是很有差别的。当年读陆文夫《围墙》时，对改革的前景是那样向往。我想，无论是陆文夫还是高晓声，对后来的改革时代一定充满困惑。我和陆老师的那次长谈，就感觉到他的困惑和惆怅，以及对当下的无能为力。
追溯知识分子进入一九八年代时的状态，我们不能不对那时的自信与单纯生发感慨。诗人徐迟在一九八年第一期的《诗刊》上发表诗作《八十年代》，他歌吟道：“我们将脱下旧衣裳，换新装对镜重梳妆。”如诗人所言，“我们”以及“我们”的“中国”都以新的“装扮”进入了称为“新时期”的时空中。“当窗理云鬓，对镜贴花黄”，知识分子如“木兰”一般。但是，这样一个状态在八十年代尚未终结时便分崩离析，“我们”以及“我们”面对的“镜子”，都已支离破碎。那位最早在诗中“对镜重梳妆”的杰出诗人徐迟，也在一九九六年跳楼自杀身亡。
我现在也常常在讲台前高谈阔论。但我觉得自己心里的底色和当年坐在台下时不同。
我对自己的学生说：我自己贴近或者疏远这个时代，视阈所及，仍然是混沌之中的光明与黑暗。贴近的景象是在眼前，疏远的光阴则在身后，而无论如何，我们置身于这个时代。当我给自己确立这样的写作者位置时，我意识到一个时代对于一个写作者来说只意味着困境，而一个写作者的原动力则是他内心深处生生不息的困惑。因此，不妨说，我们这个时代的文学是在困境与困惑的打磨中生长的。 txt小说上传分享
人琴之戚（8）
在别人看来，这或许是一个简单的道理，但我很长时间不能了然于胸。从七十年代到八十年代再到九十年代，我们关于文学的思想不断更新、翻新、创新，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获得了阐释文学与时代与历史的主动权和话语权，无论是作为“立法者”还是“阐释者”。作为一种困境的时代之所以形成，其实与我们自身的知识生产有密切关系。——这也是一种真相。我期待这样的不惑之惑，能够为我自己的思想与文字勘探出一条小道。
往生者讲述了他们的故事。在这个挤压的时代中，我们能否有自己的故事和讲述故事的方式，也许决定了文学的生死存亡。在真实的生活中，我们几乎都被格式化了，我们自己也用某种方式包裹、装饰了自己。我想多少年以后关于这个时代的知识分子（包括文学知识分子）的传记，比起哪个时代来都可能更显单调、贫乏与划一。我们没有自己的故事，没有事件也没有细节，冲突与越轨都会被适时地控制与调节。我一直觉得这是我们与我们时代的悲哀。然而，我又是一个理想主义者，我不认为这是我们的全部。我们的内心中应该还生长和挣扎着另外的生命迹象，而这种迹象可能更真实地残存和保留了我们与我们这个时代的秘密。倘若这只是这个时代的我们的一部分，那么，另一部分在何处？显然应当在文学中。比如说“*”时期的顾准，就留下了两种文字，也是他的两种肖像。我们读到了两个顾准，也由他的文字读到了知识者对同一个时代的不同解释，我们由此获得了对那个年代以及其中的知识分子思想历程的复杂认识。文学，是否有可能如此，把另外一种关于时代的讲述留下，也把写作者的另外一面留下？这种可能，取决于我们能否有自己的故事和讲述故事的方式。
令人烦恼和不安的是，我们在文学中似乎和各种各样的故事与讲述者相遇，故事不断被生产，甚至有些过剩，至少那么多的长篇小说让你眼花缭乱。但是，能够让我们读下去的越来越少了，能够让我们记住的越来越少了。我们并不缺少有才华的作家和批评家，可是，文学的写作者总缺少什么。我不清楚，写作者的思想能力从何时开始变得不重要了，世界观从故事中消失再次呈现了写作者哲学上的缺失和贫乏；写作者生活在世界之中，但写作者的写作是生活在对世界的认识之中。我不清楚，写作者的个人品格是何时从作品中消失的，是因为我们没有品格，还是因为我们无法呈现自己的品格？在讨论那些经典作家时，比如讨论鲁迅，我们从来不会无视鲁迅的品格。我不清楚，写作者的文字为何没有了自己的气息，文字应当是自己的血液中过滤出来的，它带着个人的体温性情。网络语言和报刊社论对一个真正的写作者不会构成干扰，可怕的是写作者的个人气息在文字中散失。
诸如此类的困境与困惑，让我明白，文学写作之所以重要，就因为它不再是一种职业，而是一种信仰。在这个时代，写作如果不能与自己的信仰、专业、人格、胸襟、操守与情怀融和在一起，文学的发展不仅会愈加困难，而且可能会失去它的独特性。
我在想，如果陆文夫老师还健在，我说出这些想法，他会有怎样的感受？
那些在一九八五年前后开始活跃并且影响一直持续到今天的作家，在十几年后，陆续在我们学校的讲坛上“闪亮登场”。这个讲坛叫“小说家讲坛”。八十年代和新世纪的这些讲演，差不多构成了一部文学口述史。
书里书外（1）
一九八三年的中国持续蜕变，文化转型给我们的学习生活烙上了斑杂的痕迹。*代表大会期间安排的文娱活动中，一场是在人民大会堂看电影，一场是在人民大会堂联欢。放映的电影是《魂断蓝桥》和《火烧圆明园》，这两部电影，特别是前一部，已经是电影观众再也熟悉不过的经典老片了。但在一九八三年，《魂断蓝桥》尚未在全国公开放映。在观看之前，带队的团省委老师告诉我们，放映这部电影是有关部门领导亲自批示的。说来也真是惭愧，这是我当年看的第一部美国电影。当《魂断蓝桥》的经典旋律响起时，我突然想到黄梅戏《天仙配》的旋律。这是个莫名其妙的联想。现在的学生已经无法想象《魂断蓝桥》曾经需要“特批”才能放映，当我说出这个经历时，我的学生无不诧异。
当时，通俗歌曲已经十分流行，“*”期间居于霸权位置的“革命样板戏”几无市场。在北京的几天，我们有不少会议是和全国青年联合会的代表一起召开的。代表中有不少当红的歌星和影星。只要两个会合在一起开，“学生”就会去找“青年”中的艺术家签名。在政协礼堂听报告时，许多学生代表都挤到唐国强、蒋大为、彭丽媛等明星身边。在这样的情形下，我们谁也没有想到京剧表演艺术家刘长瑜会以《都有一颗红亮的心》在晚会登场。也许是长久未闻这样的唱腔，也许是这段京剧不仅召唤了我们这一代人少年时的红色记忆，而且也与时代精神及代表的身份吻合，刘长瑜的演唱获得了经久不息的掌声。尽管在我们少年时没有“偶像”这样的说法，但刘长瑜以及她扮演的李铁梅是我们那个时代的一个英雄符号。刘长瑜穿着贴身的旗袍，和其他演员的装扮不同，这也是我第一次在画报和电影之外看到穿旗袍的女子。
但在我们的生活中，那些与欧美和日本联系在一起的文化现象已经悄悄蔓延。至少在我读书的大学，披肩发、喇叭裤、牛仔裤等仍然被视为禁忌，直到一九八四年以后才有松动。一九八四年冬天我们去中学实习的时候，女同学的披肩发、男同学的长发一律剪去，而在平时，学校已经不再限制服饰。要求剪去披肩发、长发的理由是防止中学生模仿实习老师。我们的老师说，如果你留着披肩发，学生就不会看你板书，只盯着你的头发。有一种被称为“火箭式”的皮鞋，老师也不主张穿，我的一个同学，节省了一学期的伙食费，买了双咖啡颜色的火箭式皮鞋，实习期间只好割爱。早一届的同学则没有我们幸运。我们进校时，在同幢楼经常看到高一届的一个男生，留长发，穿大喇叭裤，走路时两只裤管就像扫把一样从地上掠过。有时中午和晚上，会有吉他声音，也是这个男生手指间弹出来的。据说，这个男生跳舞也很好，在市里的舞会上很有名声。看学校的足球赛，他也是我们中文系的主力球员。按照今天的标准，这个男生是很“酷”的。但在当时，他的这些作为，除了踢足球、弹吉他外都被视为不当。特别是学校严格规定不准在外跳舞，而他屡犯纪律。班主任和系领导找他谈话，无效。这个男生因为这个原因，最终被开除了。离校时，我看他提着行李，从容地走出第八宿舍，一如既往的长发、喇叭裤，因为有太阳天热，又戴了太阳镜。后来听说，他回去后以办吉他培训班为生。那些年，对犯罪分子实行“严打”，他的同学还担心他会不会出事。
书里书外（2）
我们生活在约束和开放之中。 “奇装异服”这个词逐渐从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消失。中山装逐渐从我们身上脱下，西装被倡导。当时的校服就是西装，是现在已经穿不出来的那种西装。斑杂的生活方式、思想文化从不同的方面塑造和改变我们。
周末在学生食堂的大厅放映电影，但一周只有一次。食堂大厅是水泥饭桌，地上铺的砖也已风化。看完电影回来，衣袖上难免不沾点油水。学校放映的电影虽然也称新片，但往往比市里的电影院要晚，因此有不少条件好些的同学会在周末下午去逛街，晚上去电影院。即便如此，食堂大厅每个周末还是挤满了人。一个系，给学生用的电视机大多只有一台，由学生会保管，周末从办公室搬到大教室。收视率最高的节目是体育比赛、文艺晚会和电视连续剧。因为女排的崛起，排球赛转播成为收视热门。如果有重要的球赛不在周五、周六，同学提出来了，系里也会破例安排观看，要求音量调小，以免影响别的教室看书的同学。那些年，把体育比赛和政治激情联系在一起是正常的想法。
中国电视连续剧的大量生产是后来的事情。风行一时的日本电视连续剧《姿三四郎》，成为我们每周必看的电视剧，当时日本电影在学生中也深受欢迎。在三楼的大教室，只要是在播出《姿三四郎》，教室便人满为患，门口也挤满人。这个电视剧的剧情我现在已经记不清楚，但是有一句台词，我始终印象深刻，毕业后好长时间我还用这句话引导我的学生：悟性就在脚下。
现在已经充斥电视节目的武侠电视剧在当时几乎很少在电视台播出。这也与我们对通俗文化的认识有关，包括武侠小说在内的通俗文学没有以经典之作进入大学讲堂的。九十年代以后，金庸被一些学者列入现代小说大家之前列，而且排除了茅盾，曾经引起轩然大波，不必说在八十年代对待武侠小说的态度了。其实，即便在当时，对通俗文学评价的分歧也逐渐浮现，并非“一边倒”。唐彛壬脱霞已紫壬鞅嗟摹吨泄执难贰沸薅┌妫阍黾恿苏藕匏哪谌荨＞菟担行┫壬谘趸嵋樯瞎劳ㄋ孜难В卦诜考淅锸币惨谎湛次湎赖缡泳纭Ｕ庋恢址至训淖纯龅搅司攀甏院笥辛舜蟮谋浠衷诖蚩缡踊裘挥形浯蚱蟾攀遣徽５模湎赖缡拥姆绺裨谟辛恕段淞滞獯泛笊踔烈驳搅恕昂笙执薄Ｇ靶┠杲鹩瓜壬窖＝惭В懈鲅咸ㄇ虢鹩瓜壬┟邓釉缟峡季驮谘４竺趴诘冉鹩瓜壬牡嚼矗攘艘惶臁Ｎ掖游纯垂槐就暾奈湎佬∷担欢问奔涮乇鹣不兜缡恿绫尽渡涞裼⑿鄞贰０耸甏跗冢罩莺孟裰挥衅浇囊桓龌崽米欧怕枷瘛Ａ俦弦登跋Φ募父鲈拢颐羌父鐾饭抢铮⑾衷诜拧渡涞裼⑿鄞罚徒チ耍纱擞詹荒埽」懿荒苊刻焱砩隙既ィ羧钗寰团苋チ恕Ｒ桓鐾砩戏帕郊灰皆牌保谀芰Τ惺艿姆段е凇Ｒ蛭皇橇矗胂蠛鸵晌室簿土糇牛昂蟛孪耄榻谝簿土崞鹄础１弦登跋Φ奈蘖目嗝疲苍谙胂笪淞种卸淘莸匮滔粕ⅰＦ又樟耍铰劢＃费舴嬉丫恢约菏撬摹拔沂撬钡姆⑽剩梦颐羌父鐾г谏⒊『笥辛嘶妹鸬母芯酢＜父鋈俗咴诹俣俾飞希⒋舻赝懦跸牡奶炜眨罩形薮蟮瘢颐鞘稚弦裁挥泄！！∽詈玫膖xt下载网
书里书外（3）
阅读是我们的日常生活，我们在阅读中成长。
大学一年级时，我曾经注意到，一些图书在我和别的同学借阅之前，有长达十多年没有人借阅过。当年图书馆的图书在封三通常插一张借阅的卡片，写有借阅时间和借阅者姓名。有的卡片上是我的老师在六十年代中期的借阅记录，中间隔了十多年以后我的那些师兄才接续上，不同色泽的笔迹透露了不同年代的气息。有不少小说和文学史著作中的句子或者段落被毛笔抹去。我在大一时，有不少课余时间是和班上的同学到图书馆整理旧书，把那些破损的书重新包上牛皮纸，再写上书名，我注意了那些借阅卡，无数卡片上的时间都止于一九六五或者一九六六年。有不少图书的正文，在“*”后期已经被处理过。在这种劳作中，我对一个年代的文化约略了解。
大学之前的阅读是有限的。现代文学作品，除了读过“*”期间出版的鲁迅的《呐喊》、《彷徨》和几本杂文集外，其他作家的文集几乎没有碰到过，只大概知道一点文学常识；外国文学作品，读到的是高尔基和《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卓亚和舒拉》，也是在“*”后期；古代文学作品，则是四大名著，读“红楼”“水浒”，都是因为当年的政治运动。这实在是一个可怜、贫乏的阅读史。我在乡村唯一的收获，是读了若干“十七年”的小说，被称为“红色经典”的那些作品。初中到高中的那几年，我尽可能地四处搜寻文学读物，在坊间已经可以借阅到《林海雪原》、《野火春风斗古城》、《青春之歌》、《红旗谱》、《三家巷》、《播种记》、《铜墙铁壁》、《暴风骤雨》、《苦菜花》这类作品了，后来又能读到高尔基、奥斯特洛夫斯基，读到《卓亚和舒拉》。我至今无法用那种完全否定和嘲笑的口吻来谈论这些作品，是因为这些作品中的人物和故事曾经是我精神生活的一部分。这些作品告诉我什么是革命者、反动派、叛徒、延安、西安；什么是地主、贫农、富农、资产阶级、资本家、小资产阶级、豪门、小姐、少爷、长工；什么是战争、和平、暴力、理想、牺牲；什么是黑暗、光明；什么是浪漫、传奇、爱情、侠义。那时成长如蜕，对一切都怀有好奇和兴趣。这样的阅读生活让我在煤油灯下穿过漫长的田野、村庄，连接起遥远的但从少年时就开始塑造我们的历史。我会置身其中，甚至想过如果自己是运涛和春兰，我回味过白茹和少剑波的对白，也想象过保尔？柯察金和冬妮娅的见面，在最初对爱情的认识里，夹杂着崇高、浪漫、苦难、阶级，也染上了一层淡淡的哀愁和怅惘。在后来读到刘小枫的《记恋冬妮娅》时，我甚至觉得这篇文章也是在写我。在课余时间，除了干农活，我几乎沉湎在阅读之中，而对这些作品的阅读又几乎是不能公开的，这在那个革命年代也实在是一个分裂的现象。同样，我们又堂而皇之地读到了《水浒》和《红楼梦》，虽然我当时还不能读懂，但这些因为运动而来的收获，在革命的方向上重新拼贴了少年时的文学地图。借书给我的人总是交待我：不要传给其他人，不要说是我借给你的。我现在也不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