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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里书外（4）
乡村的这些阅读经验，意外地为我大学期间学习《中国当代文学史》打下了基础。我几乎是没有再重新阅读“红色经典”，就顺利完成了这一部分的学习任务，而且也在作业、发言和考试中有了好的表现。当我在课堂上讨论这些作品时，那个偷偷借书给我的同乡，正在上海的街头东奔西走。我上大学以后再也没有见到这个比我长几岁的乡村伙伴，听说他长期在上海等城市拾荒拣破烂，据说这活儿可以赚钱。我少年时的伙伴几乎都散了。
当初的阅读与专业没有关系，但它融入了我的成长，在课堂上当老师讲起这些作品时，我是带着对人生的体验来回忆我当年对这些小说的阅读感受的。期末考试后，任课老师让同学把我的试卷答案抄在黑板上，我此后的专业选择与此相关。我后来自己也不断修正当年的理解，但这些作品最初催生了我对历史和现实的观念，文学作品能够影响到一个人的世界观也许就到我们这一代结束了。
“拨乱反正”、“打破禁区”这样的词在八十年代是常见的，至于乱到什么程度、禁到什么程度，这是我后来才了解的。大学一年级上完了《中国当代文学史》之后，我也无法明白，有许多文艺作品为何成了禁书。直到一九九三年，我在南京图书馆查阅“*”时期的文献，无意中在一份内部油印刊物上发现了《本馆重新开放的文艺书目》，我才对十年之前的印象有了追问的可能。南京图书馆的这份《书目》分为“中国文艺书目”与“外国文艺书目”两部分。前者有我们耳熟能详的现当代文学作品，如茹志鹃《高高的白杨树》、李准《李双双小传》、李英儒《野火春风斗古城》、阮章竞《漳河水》、郭小川《致青年公民》、闻捷《天山牧歌》、李季《王贵与李香香》、柳青《种谷记》、周立波《暴风骤雨》、李劼人《大波》、杨沫《青春之歌》、曹禺《明朗的天》、冰心《樱花赞》、秦牧《花城》等，古代的有《西厢记》等，近代的有《官场现形记》等，茅盾的《夜读偶记》也在开放的书目之中。其中有不少在五六十年代广有影响的戏剧电影作品，如《洪湖赤卫队》、《八一风暴》、《甲午海战》、《霓虹灯下的哨兵》、《夺印》、《南海长城》、《红色娘子军》、《朝阳沟》、《我们村里的年轻人》、《万水千山》等。重新开放的文艺作品还包括一些“革命回忆录”。外国文艺部分以俄苏作品居多，也有拜伦、雪莱、席勒、莎士比亚、王尔德、马克？吐温等作家的作品。这份《书目》的产生时间应该是一九七六年底、一九七七年初，这也可以从编者的按语中推断出：
近些年来，“四人帮”执行了资产阶级文化专制主义，许多作家被“打棍子”、“扣帽子”，一大批优秀作品横遭扼杀与禁锢，造成十分严重的后果。
“*”时期，被批判的作家作品不在少数，但究竟有多少作品被批判过，从来没有人统计，可能也无法统计。究竟那些书可读不可读，依据的是当时的文艺思想和文艺政策，并无具体的界限。《*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重新解释了中外文艺史，由此规定了文艺作品的生与死。《书目》中的一些“革命*”也曾遭到批判，有些“*”被打入“冷宫”是与某些党史人物在“*”中的命运有关。由这份《书目》可以看出，第一批开放的文艺书目中，“十七年文艺”被《纪要》认定是“黑线专政”，重新开放的书目中多数是“红色经典”和“革命*”。“三十年代文艺”只有少数几本左翼作家的作品被开放，如《殷夫选集》，而大多数现代文学作品尚未开放；以中国现代文学为例，巴金、老舍、茅盾等作家的小说还在“冷宫”之中，不必说沈从文等作家了。由“书目”可以发现，“苏联修正主义文艺”，欧美现代派甚至连批判现实主义的作品也还没有机会与读者见面。在这份《书目》中，几乎不见“现代派”，一方面当年翻译的作品本来不多，另外一方面如何评价“现代派”文艺的问题尚未浮出水面，即使在几年以后，围绕“现代派”文艺的论战仍然是一场恶战。我们对西方文化的认识所知甚少，在中文系的课堂上，以及课余阅读中，我们最熟悉的还是欧洲批判现实主义的作品，而浪漫主义也仍然被分为积极的和消极的。苏联文学的“解冻”历史，在八十年代以后才被用来和我们的新时期进行类比。。 最好的txt下载网
书里书外（5）
令我感慨的是，在八十年代后期，当我以老师的身份讲述“*”前的这些作品时，坐在下面的学生基本毫无兴趣。这些被禁的书早已开放多年，但是当人们获得了阅读的自由之后，这些书中的一大部分基本没有读者，许多作者的名字也已经从人们的口头和书面中消失。只有当我们把其中的一些文本作为文学史论述的一部分时，才会有所提及。这就是文学经典筛选和传播的一个过程。被读者遗忘，被书写者忽略，自然和被禁不一样，但无论如何，当我们今天面对与这些文本相关的历史或者与历史相关的这些文本时，我们不能不说自己十分尴尬。一九九三年读这份《书目》时，我在笔记本上记下了我思考的三个问题：关于文学的常识是如何丢失的？失去了思想文化资源的知识分子怎么能够获得思想的权利？在这样的背景下成长起来的作家、批评家又怎么能够成为大家翘首以盼的大师？这三个问题仍然萦绕在我心中。在论述新时期文学史时，我无法回避这份《书目》在我笔下的牵引。
我们这代人差不多是在复制语言中成长的，六、七十年代的文学话语一直到八十年代仍然对我们有强大的影响。当代文学史课上，我们读的散文还是以“杨朔们”为主，而这类文体在六、七十年代是普遍的，话语背后的意识形态因素也是我们的思想背景。我找到了自己大一时的一篇稿子，像小小说，又像散文，发在一九八三年的校刊上。我自己看了，感到别扭，难以卒读。但这篇稿子，倒也有一定的“代表性”，今天的写作就是从这样的字里行间出来的：
记得儿时几个小朋友一起玩，比谁的爷爷好时，我总是尖着嗓门压过他们：“我爷爷最好，我爷爷是摆渡的。”稚气的童声里满泛着自豪感：没有我的爷爷，你们的爷爷过得了河吗？那时，我还不知道在一些人的心中，职业有高低贵贱之分。家乡的风俗喜欢以物代名，爷爷给我取名叫“船儿”。而我也实在爱画船。一次图画课，老师在黑板上画了一支钢笔，叫我们学着画。我想为什么不画点别的。于是，我画了一只船和一个自以为很像的摆渡人。老师理所当然地批评了我一通。可我想爷爷肯定喜欢，我要给他看。果然，爷爷看后不仅夸我，还让贴在河边小屋的墙上。
爷爷的渡口在村前。那条河很宽，架桥有困难，不得不靠摆渡船。媳妇回娘家，小伙子相亲，都要乘爷爷的船。逢到赶集，渡口变成了运货场：鸡鸭鹅，钉耙、锄头、大锹样样有。深夜，对岸也常常传来过路人的呼声：“过河噢——”余音还没有在夜空中散尽，爷爷解开了渡船的绳子：“来了——”
听一位过河的老奶奶说，爷爷的答声有京腔。我不熟悉京腔，但喜欢听，而且学着爷爷的腔儿叫：“来了——”尾声拉得很长，惹得爷爷大笑。
夏夜，天幕上绣满星星。连河里都有。爷爷一点竹篙，船便渡到河中心。河风也没有蚊虫叮咬，爷爷开始讲故事。他的故事真多！我猜准是打这儿过河的人讲给爷爷听的。爷爷指着天空这乳白色的光带告诉我，那是银河。哦，天上也有河。河东是织女，河西是牛郎，七月初七鹊桥会。我真不明白，天河上摆渡的哪儿去了？要是有个摆渡的该多好！听我一问，爷爷说：“好，好，好。长大了让你摆渡去。” 电子书 分享网站
书里书外（6）
让我摆渡，那好，我可不使木船，我要开轮渡——梦里就是这样的。
一次，我问爷爷：“一天有多少人过河？”
“你数吧，船上有多少双脚印就有多少人过河。”
“那全世界有多少条船？”
“有多少条河就有多少条船。”
爷爷给的是未知数。我曾梦见自己造了一只轮船，自己驾驶，代替了爷爷的船。爷爷不再风里来浪里去。我还要造。造多少？十只，百只，千只……
长大了，我儿时的那个愿望越发强烈。考大学时，我填报了两所学校的船舶专业。
可是，我接到的是一所师范学院录取通知书。我意识到自己不造船，而是拿粉笔头。拿着通知书，我叹了口气。
我去向爷爷辞行。爷爷解开上衣纽扣，把手伸到里面的小袋子摸什么。小时候，当我在爷爷膝下不知为何事而哭得伤心时，爷爷常这样，手伸进上衣口袋，摸出一个硬币，说：去买糖吃吧……
爷爷摸出的是一张发黄的纸。他用使惯竹篙的粗糙的手，把这张折痕历历、破旧了的纸慢慢展开，原来是一张铅笔画。
歪歪扭扭的线条，粗细不匀的笔锋，一只船，一个比例失调的摆渡人——这不是以前我画的那张图画吗？我曾把它贴在爷爷的土墙上。
我的心一动，从爷爷手里接过自己的“作品”。
“船儿”，爷爷喜欢叫我的小名，“你爷爷是摆渡的，你这个孙子也要跟爷爷一样啊。”
我也是摆渡的？我一楞。
爷爷先是一笑，然后说：“没有老师，你肚子里能有墨水？能跨进大学的门槛？这就像我不摆渡，别人过不了河。”
我恍然大悟：教师——摆渡的，摆渡的——教师……
爷爷还要说什么，对面过河的人喊了“过河噢——”
我赶忙叠好那张画，跑到渡口：“来了——”
冲击了我们的文学观，并且拓展了我们视阈的是一九八五年前后的“小说革命”及当时的文坛。各种与以往阅读经验不同的文本，以及眼花缭乱的新思潮改变了文学史教科书的结论和课堂的秩序。虽然北京的文化沙龙、画展离我们遥远，但各种各样的信息从遥远处传递到校园。喧哗与骚动，也是我们校园的写照。
正像后来我们意识到的那样，人文学科在八十年代一段时间领风气之先。此时的大学中文系在大学中仍然是最重要的系科，考生报考中文系的仍然众多。关于八十年代文学的共识之一，文学一度处于社会的中心位置，而人文学科的活跃程度远超过社会科学。在这样的八十年代，文学批评与思想解放运动、文学重返自身的历程是紧密相关的。在从“*”到“新时期”的过渡中，在文学走向自觉的过程中，文学批评既承担了传达新思想、新思潮的角色，又在文学思潮的产生与引领、文本的生产以及在今天已经被视为经典或者重要作品的“初选”过程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于是文学批评，既介入了文学史进程，又介入了公众的思想文化生活，当文学处于社会的中心位置时，这样的文学批评在当时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与反响。中文系的学生贴近了时代，也选择了自己的专业，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和文艺学研究的人增多，与八十年代这一大势相关。
中文系和外语系的学生在大学校园中似乎是一个特殊的群体，也比别的系科学生更具优越感。但中文系学生的这种感觉在八十年代末期后逐渐消失，人文学科中的史学、哲学专业越来越少考生报考；因为外语作为工具的原因，报考外语专业的学生长盛不衰，但其他文科的学生则以为母语都没有学好的学生如何学好外语；法学和商科在这时崛起，计算机、电子、信息之类的工科逐渐成为招生的热门专业。社会的变化，在校园里同样反映出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消长。九十年代以后，人文学科在大学逐渐边缘化，人文主义教育思想从许多校园中消失，母语的危机也成为最大的文化危机之一。
书里书外（7）
其实，即使到现在，我们当时疯狂购买的许多文史哲著作也未必全读懂。但那时只要有新书一出，无论是本土学者论述新思想的书，还是译介的西方学术著作，都迅速进入我们的阅读范围。“走向未来”丛书、“文化：中国与世界”丛书等成为我们阅读和讨论的中心。援西入中，一时也是我们观察中国和世界的思维。八十年代中后期的这个变化，改变了我们的知识背景，甚至也改变了我们的世界观。
在苏州这样一座小城，虽然新华书店无法和上海、北京相比，但我们还是能够比较快地买到我们想读的部分书，我们学校小书店也不时进来一些新书。大学毕业后又住在校园里，有事没事就往小书店跑，这个位于学校中心的小书店因为专营学术书籍总是挤满了淘书的人。但这一状况慢慢改变，无论是观前街的新华书店，还是校园里的小书店，越来越少我们想买的书。以前只是偶尔去上海买书，后来不得不常去了。终于有一天，校园里的小书店只卖电脑书籍、外语考试类书籍了。
我差不多有十年没有再走进过这间不断变换承包人的小书店。刚进大学时，在一个亭子里，我穿着一件军装，手扶栏杆，微笑地望着前方，这个动作被定格在一张黑白照片里。我视线的前方，就是附近的那间小书店。我的照片已经发黄，亭子不时被刷新，书店曾有的学术气息早已在这个校园的上空弥散消逝。
中国大学的围墙是在九十年代以后才倒塌的。但是，强调学生的成长与社会的关系，一直是个不变的原则。那时，我们不像今天的学生这样有更多的机会出游，不仅因为交通不便，不仅因为经济困难，还与教育的方式有关。终于有一天，我们有了游学的机会，这也是中文系第一次组织一个班级的学生去外地作文化考察：我们班级集体去绍兴参观鲁迅的故乡。
这是我第一次朝圣，一九八三年暮春三月的绍兴之行。纸上的江南是：暮春三月，江南草长，杂花生树，群莺乱飞。作者写《与陈伯之书》时，可能没有见到遍地的菜花。田野的菜花，是三月江南的一大景致。此时江南的颜色只是以姹紫嫣红点缀，除了遍野的绿，应该是遍野的黄，菜花的黄。我们就是在这样的颜色衬托下傍晚从南门码头坐船往杭州的，再从那儿转道去绍兴。其实，那时我们并不懂鲁迅，就像今天还有许多迷惑一样。我们几乎是按图索骥，去了百草园，三味书屋，去了当铺，去了鲁迅外婆家。在咸亨酒店，我们都学着孔乙己的模样写茴香豆的“茴”字。特别有意思的是，在看展览时，我们都留意有无朱安的痕迹，自然，我们什么都没有看到。
在这一年的秋天，去上海时，我跑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