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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近二十年后，当我想起我在掌声中走出教室时的自得心情，我意识到了我当时的浅薄。可是，我又意识到，这世界上许多事情都是从浅薄开始的。
天下公器（1）
大学在古城的最东边，城墙拆了，断垣草长，有几幢红砖建筑在绿树掩映之中。这是东吴大学的校址。老校歌中的歌词“葑溪之西，胥江之东”唱的就是东吴大学的方位。现在葑溪两岸的风物不仅与当年不同，也与我们进校时两样。西岸，也即校园的最东侧，以前有城墙，一九五八年拆掉了，据说几个学生在拆城墙时被砸死。我们来读书时，杂草丛生，城墙的遗址小山丘又像荒野的坟地，涉足的人很少。偶尔见到个别男女生，是躲在那儿谈恋爱的。后来知道，这地方也是当年地下党和进步学生活动的掩蔽场所。东岸是凌乱的厂房和民居。虽然现在变化很大，但老的东吴校园面貌则保持完好。新的建筑多少注意了风格的协调，但一看就知道，这些建筑物是后来插进去的。东吴大学在五十年代初期院系调整时调掉了，以它为主要前身，成立了江苏师范学院。我们进校时，这座校园也已经有八十年的历史。
当年的东吴大学似乎很自信，校歌中有这样的句子，“东吴东吴，人中鸾凤，世界同推重。”刚进校时，偶尔能从文献中看到东吴大学旧时的模样。不知是哪位同学找到了完整的东吴大学校歌歌词，我们纷纷抄录。这首校歌是一九三五年的，后来改了，不见得比原先的好。二一年，我到台湾地区的东吴大学，才知道一九六三年，那边的校友重新填词了。中文系的毕业典礼上，我听到了重新填词后的台湾地区的东吴大学校歌，感觉特别。
过去也就过去了，但作为一段历史和传统一直在我们的追溯之中。我们引为自豪的常常是历史。有一年参观校史陈列室，偶然看到校友杨绛先生的一张穿运动衣的照片，这才知道杨先生当年读书时是女子篮球队队员。又在无意之中读到一篇访谈，这才知道校友费孝通先生当年在东吴大学读书时是校体操队队员，而且擅长双杠、单杠什么的。看费老晚年的身材（我们这个学校的人不论老少长幼都称他“费老”），谁也想象不出老人年轻时会在叫“天赐庄”的校园里做李宁一样的体操动作。——这些杰出的校友读书时都是德智体全面发展的“三好生”。费老早年在东吴读书时便要求进步，倾向革命，他后来的生涯道路在早年就有迹可寻。学者、社会活动家、革命家、国家领导人，有一长串的名字是从这个校园里走出去的。在院士又成为极高的荣誉时，图书馆办了个展览，有那么多院士也是毕业于这所学校。不管现在如何，辉煌的历史令人骄傲。这有点儿像一户人家，后来虽然落魄了，但祖上曾经阔过。我进校后，有时感觉我们这些同学就像破落大户人家的子弟一样。
历史在文献中，在保护完好的洋楼中，也在领导的讲稿里。偶尔有不少杰出的老校友返校，我们在校园里和他们邂逅，在遥远处看他们，如同在近处读历史书。作为这段历史之关键的大学精神和学术传统，该怎样传承，往往不是学校思考的重点。这正是当下大学危机的表现之一。学校借助上一代人的社会声望以为今天壮威，但历史不只是我们需要时的一种工具。倘若这样解释“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这一名言，我想所有的史学家都会哭笑不得。所以，我总觉得一个无视学术传统或者没有建立起学术传统的大学，是不会走得很远的；在这样的大学里，如果有学术信仰的人是少数，而且被视为异端，这样的大学其实离真正的大学精神很远，很远。而如何连接这个传统，我至今也在困惑之中。
天下公器（2）
我今天的这些想法萌生于当年的困惑和压抑。那时，我常常在校园的南操场听钟楼的钟声，这也是东吴大学时期的遗产。我们大学时代的照片，很多是以这幢钟楼为背景的，现在的学生也是这样。电影的导演和制片也看重我们学校包括这幢大楼在内的东吴大学时期的建筑，常常有剧组来拍摄。有些演员穿着三十年代的学生装，我在看热闹时，觉得我们那些杰出的老校友当年可能就是这类演员的模样。这样的旧式校园的氛围，曾经让我困惑，产生许多幻觉。我在与北京、南京、上海读大学的同学通信时，常常会各自说到自己大学的特点。我能约略说的是过去的历史，但我说不出现在；他们也说过去的历史，但同时是说现在。笼统地说，不管在北京、上海、南京，还是在我就读的这座城市，当今的大学可能都不及往昔的大学，尽管如此，但仍有许多大学，其现在的状态仍然是我在读的大学无法比拟的。我从那时意识到，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的地位终究是别的大学无法取代的，都说建一流大学，但什么是一流，其实不可当真，大学都流行口号了，当真有何用。
即便是历史，旧时的大学，现在能够反复说的就是北大、清华和西南联大。去年历史学家何兆武先生口述、文靖撰写的《上学记》出版，又让大学的话题再起。读完这本书，我心里的感觉是自己虽然读到什么“博士”，其实应当算是没有上过大学的人，如果参照北大、清华、西南联大当年的面貌以及何先生这一代大学生的经历。不必说我这一辈后生，上两代的知识分子大概都无法写出《上学记》这样的书了。所以我在给学生讲座时曾发感慨，余生也晚，失去了选择读西南联大的机会。渐入中年，越来越意识到一代人有一代人的生不逢时。近期又读到《书城》上彭刚教授访问何兆武先生的谈话录《〈上学记〉之后》，谈话中说到西南联大教授上课的风格。许多年前读过汪曾祺先生回忆西南联大的文章，汪先生一年级时和何兆武先生住在同一个宿舍，汪先生“述”得传神，何先生“论”得精辟，文学家与史学家还是有些不同风格的。张中行先生《负暄琐话》写北大的那些文章，也曾让我着迷。我一时曾想，那些听过大师讲课的前辈真是幸福，别的不说，记下那些大师的细节，就是好文章了。后来知道，这话说过后应该牙疼。因为能够记住而且写出那些人那些事的，也只是极少数人。不仅是我，我的同学以及我后来的不少学生都曾因为被这所大学录取而沮丧。在一个小学校读大学的人，他的那种卑微感或许是许多在名牌大学就读的学生无法体验的，这就像超级大国往往不能理解第三世界一样。大学之间也从来是有等级秩序的，在这个秩序中，一所学校以及在这里读书教书的人有时难以超越宿命。我现在身上仍然没有消除的卑微和压抑感，与这所大学在现有秩序中的位置和氛围不无关系。好在我任职的大学终于艰难地发展了，校领导周炳状、钱培德、朱秀林、殷爱荪诸公的抱负和敬业也让我动容。——这是后话。
那时，数学系、化学系、外语系的学生都在旧式建筑中上课，中文系所在的文科楼是一幢有点像兵营一样的庄重建筑物，这类大楼带有五十年代的风格。我们特别羡慕在钟楼上课的外语系同学，偶尔走进大楼，听见楼梯的响声，看着脱漆的地板，我有恍若隔世的感觉。多少年以后，这幢大楼变成了办公室，成为学校行政部门的中心，我也在钟楼的一楼办了两年公，每天从地板上走过。我由此触摸到这所学校的根部，开始找到解释大学时代困惑的一些原因。后来，我到另外一幢比邻的楼办公，逐渐拉开了一些距离，于是，历史和现实又清晰了许多。现在我很少进入这幢钟楼，我暂时尘封了自己与这幢钟楼相关的记忆。我偶尔进出，看到穿制服的保安人员站在那里，又有恍若隔世的感觉，但不是八十年代的那种。 txt小说上传分享
天下公器（3）
想恢复“东吴大学”校名的努力，在“*”结束后从未放弃。在我们进校后不久，学校改名了，但不是“东吴大学”，用了“东吴大学”的英文名字，因此有些安慰。
这所学校不再是单一的师范学院，准备成为一所综合性大学。挂牌的那天，我们都挤在校门口，看剪彩，听鞭炮声响。当时觉得眼花缭乱，回到宿舍就给外地的同学写信，说我们学校改名了。旧桃换了新符。
我已经没有机会在课堂上听大师教诲。其实我们这一代人读书时，大学里还有可以称为大师的人。我所在的大学，逐渐被称为大师的总算有钱仲联先生，他已不上本科生的课，只是在开学时见过，后来也偶尔在他的研究室门口看到他的身影。大师总是少数，可见大师不是按照什么计划刻意培养出来的，也不是评估出来的。现在，先是制定各种指标，符合了什么指标就进入什么层次。所以，我近来看到有些人为了获得什么荣誉称号，想方设法凑指标，我就知道产生大师的时代或许真的不再了。
虽然如此，我们这个系仍有许多道德、文章都好的老师，他们让我终身受益。这所学校原先以培养师资为主，学术研究的风气尚未形成。这也是和其他重点大学不同的地方。所幸，中文系在学校中率先开始学术转型。我们毕业之前，系里的学术氛围已经浓厚，因为已经有了一个博士点，在学校的地位重要起来。一批术业有专攻的老师是系科的中坚力量，重视学术研究的风气也在我们的课堂内外弥漫。有些老师讲中国古代文学能够从先秦讲到元明清，有些老师既能讲古代，也能讲现代文学。有几位硕士刚毕业的老师，学术上后来居上，受到学生欢迎。八十年代初期，不必说博士，硕士都很少了。我们一听说哪位老师是硕士研究生，没有听课前就开始肃然起敬了。当时的中文系，教授只有几位，许多老师艰难地评上副教授以后就退休了，他们当中有许多人学术造诣深厚，可那时晋升的机会太少，更不必说当博士生导师。等到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不再统一评审博士生导师，把权限下放到大学时，这些完全可以担任博士生导师的教授已经退休了。
我坐在大巴上进了这个校门，不到一年，学校易名了。
我个人喜欢那些从不自鸣得意而且不断反省自己的学者，给我们上课的多数老师从不在课堂上说自己如何，说自己时会很有分寸。八十年代大胆自夸的人少，也没有做学术包装的风气。有位老师，我读大学时已经患病在家休息多年，他有一句话，在我们系老师和同学中流传很广：我是个讲师，一堂课能有五分钟精彩就了不起啦。这句话我至今难忘。我常常想不明白，现在有不少人为何那样自信自负，甚至不知道天高地厚；我一直找不到这样的感觉，有的只是惶恐和敬畏之心。一个人如果因为自己的一篇论文或者一本书就膨胀一辈子，会让旁观者同情。一个人放大自己，就会缩小世界。令我钦佩的那些学者从不把自己经典化。后来逐渐形成的学术评价制度以及世俗利益的诱惑，扭曲了我们的许多同行。究竟怎样做学者、做知识分子，在今天的大学里仍然是个问题。前几年读冯友兰先生的《中国哲学史简编》，他在后记中引用了金岳霖先生的一段文字，大意是说，应当从一个人的学术文章中看到这个人的传记。我阅读时眼睛都湿润了，觉得我们这一代学人太惭愧了。
天下公器（4）
八十年代初期的大学，我的那些老师们也正在由过去的革命转向学术。转型成功后来大有成就者也不乏其人。这座文质彬彬的城市在“*”时期“武斗”剧烈，国内闻名，派系斗争也波及到学校。中文系又是学校最折腾的系科，那时派系斗争的阴影直到我们读大学时还未消失。我后来在学校某个部门工作，有机会接触到更多的人事和文献，才知道当年灾难的深重。从那个年代过来的人，能够完全摆脱往昔的思维和做法并非易事。不仅我在的这所大学这样，高校里其实有不少知识分子的毛病就是那个年代落下来的病根。我在二六年为南方周末写了一年的专栏《纸上的知识分子》，有不少感想就因我身边的人和事而生发，虽然不是针对这些。我在的这所学校有几年从上到下曾经盛行匿名信，有人写了匿名信后又设计栽赃别人，种种丑陋的言行几乎让人难以相信。比起八十年代，无论是我做学生还是做老师的前五年后五年，九十年代的大学没有那么单纯了。可是，我们这个有明显局限的大学体制却不能限制这些，有些人照样官运亨通，照样获得种种荣誉。这让我在一段时间难以释怀。现在常说当下是“后革命时代”，这大致不错。但在这“后革命时代”，阶级斗争思维也在局部残存，有不少人仍在非正常的“革命”之中。而能够把学术与自己的信仰、操守、人格合一的人更是凤毛麟角。
八十年代中期以前，教师在学校的地位几乎是高于行政的。那时，做行政的人更多的是想转到专业教师的岗位。系课的领导，即使是党务工作者，多数也是兼职的，专职的很少。我们看见系和学校的领导，总是称呼某老师，而不叫官衔。这些现在已经退下来的校领导，有机会见面，我还是称他们某老师。差不多从八十年代末期开始才逐渐以职务相称，习惯改变了。当时的学校，行政办公的只有几幢小楼，我到校办去，发现除了书记和校长是各自一间办公室，其他校领导都是几个人同一间办公室。
在我进大学后的第一个学期，有天接到系办公室的通知，说系总支书记约我下午下课后到他办公室谈话，了解班级情况。我很紧张，赶忙去找自己的班主任，请教如何谈话。我至今印象很深的一个问题是，我问班主任：我是叫领导书记还是老师？班主任想了想说，还是叫老师吧。我在约定的时间进了书记的办公室，我称他老师，他叫我同学。
此一时彼一时。现在如果称呼领导是老师，在别人看来大概是不正常的了。大学的行政化问题众所周知，行政化的危害也众所周知。前两年有个流传很广的顺口溜云：校级领导一走廊，处级领导一礼堂，科级领导一操场。这样的说法或许有些夸张，但大学行政化、官僚化程度确实由此可见一斑。至于校级领导之间的级别差异也颇有趣，同样是校长或者书记，有的是副部级，有的是正厅级，级别的确定，大概是按照大学的层次来决定的。同样是副校级领导，有的是副厅级，有的则在某个时候，比如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时加了括号说明是“正厅级”，这类领导一般都是“资深”者。如果按照行政管理的方法，这样那样的定级或许符合逻辑，但即使是那些定为副部级的学校领导可能也很少有人愿意承认大学是行政单位。以级别的高低确定岗位与单位的重要，这一“中国特色”在大学很鲜明了。
天下公器（5）
大学以学术为本位，这大概是没有人反对的；但是，就学术论学术，在中国的大学许多问题又难以解决。如果觉得行政级别是最重要的，为何又有那么多已经是副厅级、厅级甚至是部级的校领导坚持要升教授、做博士生导师呢？这样一种“双轨制”，也反映出今日之大学，行政与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