厅级甚至是部级的校领导坚持要升教授、做博士生导师呢？这样一种“双轨制”，也反映出今日之大学，行政与学术资源的混杂。当权力还为社会崇尚时，行政级别也就成为身份高低的符号，而一个人拥有多少社会资源（包括学术资源），又与行政级别的高低相关。在这个意义上说，学术要独立是很困难的。意识到行政化对大学发展造成伤害的人不在少数，但这种“化”的趋势似乎不仅没有被遏止，反而愈演愈烈。这既有体制原因，也有利益驱动，应该算是一个复杂的“中国问题”。
此一问题，或许也可说积弊已久。当年蒋梦麟长北京大学，在一九三三年十二月北大三十三周年纪念会上的演讲中，他把北大分为官僚时期、文化运动时期、群众运动时期、索薪运动时期和复信运动时期。依据北大的历史，“官僚时期”应该指的是“京师大学堂”阶段。胡适在《北京大学五十周年》中说，“北大也可以追溯到同治初年同文馆的设立，那样可以把校史拉长二十多年。但北大好像有个坚定的遗规，只承认戊戌年‘大学堂’的设立是北大历史的开始。”在北大受学的学生，也以为北大的前身系京师大学堂，从管学大人、监督到后来的校长，均系大官充任或者兼任，学生们也多僚气与暮气。在京师大学堂师范馆读书的王画初在回忆文章中说：
在那时代，科举虽近尾声，但尚未停废。所以在当时如师范、译学诸馆，规定毕业出身，为奖给举人，最优等为内阁中书，优等为中书科中书，中等为七品小京官，分部试用。
初办时，学生都是京官，因此被称为“老爷”，监督及教员则被称为中堂或者大人。
这样的迹象在新旧制度蜕变之间似乎不足为奇，也可见当下中国大学的“官本位”其来有自。有鉴于此，所以蔡元培先生说：“所以我到校后第一次演说，就说明‘大学学生，当以研究学术为天职，不当以大学为升官发财之阶梯。’”又说“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他觉得要打破以前的习惯，“只有从聘请积学而热心的教员着手”。蔡元培先生如何聘教员，又如何做学术，这是大家都熟知和称道的。那时的北大，校长之外，有学科长、教务长、总务长。废学长设系主任时，也只有14个系。自然，那时的专业数和学生数无法和今天比，但比之现在，那时的“领导职数”实在太少了。如果按照目前的办法，蔡元培先生当校长时，开始是正厅级，后来是副部级。陈独秀当文科长（相当于文学院院长），胡适当文学院院长，蒋梦麟当总务长，冯友兰在清华当文学院院长，在现在只是正处级。蒋梦麟先是做*长，然后再做北大校长，等于是从正部职降到副部职务，按照现在的习惯，也只能在职务后面加一个括号，注明是“正部职待遇”了。如果蔡元培、蒋梦麟、陈独秀和胡适等是把校长、院长、总务长当官做，中国的现代大学不知道是什么样的状况，这些人的人生道路又不知道是怎么样的状况。
八十年代的时候，我们很少说大学是什么、不是什么这样经典的话，现在常常挂在嘴边，但究竟什么是大学，我也越来越糊涂了。
天下公器（6）
学报的办公室在校学生会的楼上，但我从未更上层楼。我对学术的敬畏之心，如同我在楼下仰望楼上一般。一次在路上，听到毕业了的学长说某期学报要发什么文章，我实在钦佩不已。毕业以后，在老文科楼上班，学报又在我办公室的楼上，那时偶尔学写点论文，心虚地跑到楼上转悠，好像没有进过门。靠近九十年代时，终于有天投了篇稿子去。编辑看后约我修改，我诚惶诚恐地把修改意见记下了，再回去按照编辑的意见改。但编辑对改过的稿子并不满意，又把我找去，而且替我写了他认为应该怎样写的详细提纲。我心情十分复杂，按照他的提纲，我无论如何不会写，但编辑如此打磨后学的精神又令我感动不已。我愣了半天，说我再想想。这篇稿子后来另谋出路了。——多少年以后想起这件事，我心里还是温暖，文字是冰冷的，但文字背后的故事是流淌着的血脉。
等到不用笔墨而流行电脑写作的时候，我的办公室和学报比邻，后来学报的办公室又成为我的办公室。在这间办公室我一呆就是好几年，我的一些论文和著作或在这里完成或在这里打印。这些年学校变化天翻地覆，体会到鲁迅说的要在纷扰中寻出闲静来的意思，我想读书和写作是一个人获得自由的最好的途径。我常常觉得这间办公室弥漫着学养之气，足以涵养我的文字。但后来我发现这其实是错觉。换一个空间，倘若你心里还有学术，你总会接通你珍惜的那些精神、学养之类的东西。我感到幸运的是，在我的学术生涯中，有很长时间我都挨在学报办公室边上，始终被一个学术空间包容着，提醒着。一九九年代中后期和学报比邻时，我一有空暇便要去那里聊天，翻阅资料。我和学报诸君子熟悉起来，他们之于我，亦师亦友。学报的先生女士们既为人作嫁衣，又术业有专攻，差不多都是某个领域的专家。现在负责学报的师兄未到任前，我们也在同一层楼上办公。这实在有趣，我生活的空间总是与学报有蛛丝马迹的联系。
有一天，我成了学报的编委。我以编委的身份参加过两次会议，也煞有介事地发表过关于学报与大学、学术的“宏论”，看到主事者点头，我挺兴奋的。这年头，办学报委实不容易。我总觉得，一个大学的学报对大学学术传统的形成与学术的发展有不可替代的作用。现在的人喜欢用“名片”这个概念，其实学报便是大学的学术名片。懂得这个道理的人很多，但懂得的人肯定也知道要如此这般是何等艰难。
中国的学术评价制度通常把学报的意义边缘化，期刊的等级制已经挤压了众多有生气的学报；另外的压力则来自于职称评审，学报发论文所面临的压力也是一般人难以想象的。现在的学术官僚甚多，自己的稿子、别人的稿子都得想办法发表。有时看到什么领导的大块文章在学报的重要版面发表，我通常会不敬地把这一学期学报放到角落里去。我非常理解学报“内外交困”的处境，总是尽量不以“编委”的名义去增加什么负担。此事得罪不少朋友和学生，他们看到我是“编委”，但不知道我没有发稿权，便怀着极大的期待托我推荐稿件，通常我都是婉言回绝的，实在推不掉，也和编辑打好招呼：是否发表需视论文质量定。我觉得，如果自己想做称为学者的人，还得去维护学报的尊严。在这样的学术文化语境中，我体会到了今天办好学报的困难，因此也为学报能够在坚持学术理想的前提下不断发展感到欣慰。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天下公器（7）
在课堂之外，我们见到的大师是钱仲联先生。在一九八一年恢复学位制度以后，我校以钱先生为学科带头人申报了中国古代文学硕士点，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在评审时，认为钱先生应当招收博士生，于是我校的中国古代文学成为恢复学位制度以后的首批博士点之一。当时江苏的博士生导师只有钱先生与唐圭璋、程千帆、任中敏四位先生。钱先生早已不给本科生上课，正主持明清诗文研究室的《清诗纪事》编撰工作，招收博士研究生。研究室有一间工作室就在我们教室的隔壁，偶尔我们会站在门口看钱先生在不在里面。钱先生主编的《清诗纪事》出版后，轰动一时。我们系在文科楼三楼，那天橱窗里贴出钱钟书先生写给钱仲联先生信件的复印件时，三楼的人络绎不绝，挤在橱窗前争相阅读。第一次正面看钱先生，是他陪北京大学中文系的季镇淮先生到三楼大教室讲课。钱先生拄着拐杖，坐在前面，没有讲话。季先生的开场白说了尊敬钱先生的话，我坐在下面听了，不免兴奋，前面所说的那种卑微感少了许多。
钱仲联先生的学术与文学成就，在笺注、选学、论说和创作诸方面都很突出。钱仲联的笺注之学精深博大、严谨完备，被学界视为典范。他的《人境庐诗草笺注》、《剑南诗稿校注》、《海日楼诗笺注》、《韩昌黎诗系年集释》、《鲍参军集注》、《吴梅村诗补笺》等著作，在系资料室可以见到。由钱先生主编的《清诗纪事》，在编写过程中，涉及清代诗人一万五千余家，最后采录入书的还有六千余家。从一九八一年开始，历时八年而告竣。钱钟书先生曾先后两次来信，大加赞赏，称：“体例精审，搜罗弘博，足使陈松山却步，遑论计厉。”“举世学人受益无穷。”
我们无缘听钱先生上课，但时常听到他的学生说先生上课如何。现在的导师带学生，和钱先生当年不太一样。每星期有好几个半天，他都要亲自授课。即使大病初愈，也不会停止。而且即使身体虚弱已极，一上起课来就精神焕发，滔滔不绝。他的一位高足在回忆文章里说：他上课几乎纯用老常熟方言，且语速极快，语调随感情而抑扬起伏。兴奋起来，还会拿几首诗文来吟唱。他虽为我们讲明清诗文，却常常旁征博引，涉及整个中国古代文化领域。先生授课从不用讲稿，也不开中药店，而是神思飞扬，纵横开合，挥洒自如，左右逢源。高兴时手舞足蹈，謦欬横飞，吟哦之声不绝，学生总是听得如痴如醉。
一个有学术大师存在的院系，它的秩序会建立在学术本位的基础之上。钱先生在世的时候，我们很少有人会说自己的学问如何如何。这就造成了一种敬畏学术的氛围，一种谦卑地对待学术研究的精神。学术本位的确立，有效地抑制住了大学的行政化倾向，也形成了文学院多元的格局，在这样的格局中，不可能只有一种声音。不必说学院的院长书记，以我的接触，钱先生在世时，历届书记校长以及分管学科的副校长，也都以崇敬的态度面对老人家。
钱仲联先生生于一九八年，二三年辞世。在九十五年生涯中，经历了晚清、民国和新中国三个历史阶段。这个将近百年的历史，也正是中国由近代到现代，由旧学到新学的转型时期。我以后学的身份看钱先生，犹如在当下看历史。钱先生这一代知识分子，是在中国社会大变动、学术大转型的历史中沉浮的，所以他们的学术生涯始终缠绕着现代中国和现代中国文化的基本问题。他们的格局之大，内心之丰富，处境之复杂，选择之艰难，似乎是我们这些后来者难以比拟和体察的。在为钱先生做九十大寿时，先生答谢的第一句话是：我是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是在党和政府的改造帮助下走过来的。钱先生此言犹在耳畔。读大学时，我们同学都知道，钱先生个性鲜明，但始终对院系的党总支书记保持尊敬，从未和哪位书记发生过争执，谨言慎行。我曾经关注过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思想命运与学术道路或者创作道路。我肤浅的印象和认识是，现代知识分子无论坚守什么样的信仰，选择什么样的道路，如果作为学者，他们维护中国文化与学术根基，传承中国文化与学术命脉的企图和努力是一致的。正因为如此，中国文化与学术才薪火相传，得以发扬光大。
作为一代大师，钱仲联先生是有血有肉的，他一样有凡人的喜怒哀乐。钱门弟子对此可能会有更为切身的体会。我还在读大学时，就听说钱先生对公共资源管理得十分严格，明清诗文研究室的老师，要领信封稿纸都必须经他之手。公家的东西不浪费，该是自己的也不推却。我记得一九九八年年底，我和当时的总支书记去看望他，行前关照办公室主任带好奖金和慰问金给钱老。我们告别的时候，钱先生照例送到门口。等我们回到学院，办公室的同志说，钱先生打电话来了，问领导是不是忘记了奖金和慰问金。我突然想起，钱先生送我们出门时，脸色不怎么舒展。我后来一直在想，一个不虚伪的人，最终才能成大气候。一九九九年钱先生生病住院，我和书记去看他，在把他从轮椅抱到床上时，钱先生对我说，这次我可能熬不过去了。他说话时的眼神非常迷茫，生与死的问题在晚年一直困扰他。
泰山其颓，哲人其萎。生者会从不同的角度去议论往生者。或许可以说，在一个时期内，一个学科的发展总是和一个或者少数几个学者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钱先生对中国古代文学，特别是对明清文学研究的贡献，已经成为学术史的一个部分。无论是在钱先生的生前生后，我们这所大学和我们学院是和钱先生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
一个院系，一所大学，也会风起云涌，一时多少豪杰，但尘埃落定之后，恒久相传、历久弥新的只是道德文章。——二七年秋天，在纪念钱先生百年诞辰时，我在致辞中如是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