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九年秋季开学后，收缴学费和书本费成了一件难事。在规定的时间，还有一个女生，成绩非常好的班干，没有交费。我把她叫到办公室，她哭了，什么也不说。我了解她姐妹特别多，母亲身体不太好，但学校没有减免的意思，只能催她了。隔了两天，下午第一节课，铃声响起时，她提了一篮子鸡蛋，放在讲坛上，说：“先生，我先交一篮子鸡蛋。”这个村上的学生和老师对教书的不称“老师”，而是喊“先生”。我不知所措，让她回到座位，小心翼翼地把篮子放到地上。下课后，我把这篮子鸡蛋送到厨房，我们几位老师买下了。
在冬天还没有到来时，我基本上每天返回家中住宿，第二天清早再赶去学校，所谓早出晚归。这年的秋天和冬天，我吃了太多的野兔，并且开始有点习惯吃羊肉。我们那儿养羊的人家特别少，我很不习惯羊身上的味道。收棉花的季节，田野和天空一样空旷，打猎的蹲在干涸的水沟里张望，等待野兔野鸡出没。通常是在傍晚放学时，那个打猎的中年人提着野兔来到学校教师办公室。这种情况下，我便留下吃晚饭。这是我最早适应的AA制，留下吃饭的老师平摊这只野兔的钱，账记在那儿，发工资时扣除。有些老师从不留下吃这顿有红烧野兔的饭。起初我也有点犹豫，但同一个办公室的几位语文老师说，你怎么能回去吃饭？我便留下，后来就成为吃野兔的当然人选。当时代课，一个月的收入是八元，如果是民办老师则在十二元左右，而公办老师是二十九元半。一校三制，即使民办教师的工作量超过公办老师，待遇也是如此。可在当时，八元，十二元的月收入在乡村算是比较高的了。这可能就是打猎的人总是把野兔送到学校办公室的原因。乡下还有一个说法，做老师的嘴馋，不是干部，没有人请，又成天讲话，嘴巴里没有滋味。有了几次旁观别人杀野兔的经验，我也学会了杀野兔。先用小刀削开野兔嘴巴的皮，再用一根钉子把野兔的嘴巴钉在树上或者墙上，然后两只手的拇指食指分别捏住野兔嘴巴的皮往下拉，开始缓慢，等过了野兔脖子这个位置，一使劲，一块完整的野兔皮就脱落下来。这个时候，除了老师，学校已经没有学生。冬天的残阳并不如血，深褐色的野兔挂在树上，鲜血顺着躯体往下滴答。我有了一次亲自动手的经验，再也不敢做第二次。在深冬到来，当我看到打猎的人又提着一只野兔跑到办公室时，我借故回家了。我走出村口时，回头望望我背后的村庄。在这所学校代课结束后，还有其他代课机会，但我放弃了。在父母的坚持下，我准备集中精力复习迎考。为了生活，父母亲廉价卖掉了几根准备造房子用的屋梁，买主就是我代课的吴堡村上的一户人家。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返回与逃离（6）
我要告别这个村子，这所学校。这个学校的树上，曾经挂着一只野兔，我剥下了它的皮。还有一篮子鸡蛋，不是在讲坛上，而是压在我的胸口。
在那些苦闷的日子里，我常常想起秋冬之间在棉花地里乱窜的野兔。我自己在地里拾棉花时，也曾经惊动过野兔。我觉得自己就像慌张的野兔，不知往哪里逃生。
我的心思在乱窜，尽管还在村中，但我的心思已经遥远。当今天在说着许多思念故乡的话题时，我知道自己其实不是在留恋故乡，而是在重新寻找我所希望的东西。这个“东西”因我的情绪而变化。思念是真实的，但也只是在思念之中。夸大了这样的思念，其实是虚伪的。我已经无法说清楚那个村庄是什么。在重新返回我生活的历史时，我只清楚地知道，我想离开它。
我向往南方。南方，实在是一个对我有诱惑的地方，因为我经验当中的幸福生活常常是与模糊的南方连在一起的。长江以南的南方太遥远和辽阔了，我的心思在江南一带。
所谓江南，我的见识抵达之处，只有浙江的杭州和江苏的南京、苏州、无锡、常州。即便是这样几座城市，我多少年积累的印象也十分肤浅。对苏州的了解，除了园林丝绸这些常识外，就是“北兵营”，村上的不少人当兵都是在那个兵营生活、战斗的。后来我上了大学，特地从阊门走到那个叫“北兵营”的地方。这个兵营在苏州的城北，不远的西北处就是郊外，姑苏城外寒山寺。我的一个表伯父在大军过江的时候随部队到了苏州，这是我在苏州唯一的亲戚，但我从来没有见过他，只是听他的母亲，我的大姑奶奶说起。等我后来到了苏州去见这位伯伯时，才知道他在苏州的吴县，要坐很久的公共汽车才能到他工作的单位，一家轧花厂。我是坐了公共汽车去的，这个厂当时效益还不错。我见到了伯父，他也很快识别出我，说我哪里哪里像我的爷爷。等到我大学毕业时，这位伯伯离休了。等我工作几年后再见到他时，他开始为儿子的工作发愁。一样的江南，但生活的秩序已经发生变化，我在一九八一年冬天踏进伯伯的家门时，根本没有想到他的孩子在几年之后会像我以前一样为自己的生计发愁。苏州的昆山，也是我对江南有印象的地方。我经常听老人说，村上有不少人，在解放前常常到昆山帮人干活，用船在河里罱泥。大一年级时去昆山，当时的印象是这地方不比我们县城好到哪儿。至于常州，它的“东方红”手扶拖拉机是我在七十年代见过的唯一现代化的农业机械。我的一个中学同学一家是从无锡下放到我们公社的，无锡的泥人、油面筋什么的是她常常惦念的东西。这位个子不高、胖胖的女生是我们班唯一讲普通话的同学。
我已经决定改考文科，可选择的学校和专业不多。尽管我自己盘算时想到苏州去，但是苏州只有江苏师范学院有我想读的中文系，中文系也只有一个专业叫“汉语言文学教育”。所以，在后来填报志愿时，我在第五也即最后一个志愿填报了江苏师范学院中文系的汉语言文学教育专业。我想，以自己的成绩是不会录取到这个学校的，况且又是最后一个志愿。我有过代课教师的经历，我已经失去了做中学教师的兴趣。因此，只是为了凑数，迫不得已填了这所大学。另外一个重要的原因，师范专业大学生免除学费，当时我的家境贫困，即使读师范也得借钱。前面四个志愿，我填报了南京和北京的大学。最终，竟然被我认为无论如何也不会录取到我的江苏师范学院录取了。这是一九八一年的暑假，在收到录取通知书后，我为自己的失败声泪俱下。在进入这所大学之前，我在心里已经和它构成了紧张关系。我以极不愉快的心情去和这所大学谋面，直到现在，我还认为我一生中的最大遗憾之一，就是被这所大学录取。这样的情绪或许狭隘，然而我始终无法抹平，与其说这是对现实的不满，毋宁说因为理想的失落。没有一个人会记恨自己的母校，我也是这样，我始终对哺育自己的老师怀有感恩的心，但当母校不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而是种种具体的环境、人和事时，我的内心依然无法放松自己和这个校园的紧张关系。爱自己的母校，并不意味着不能表达对她的不满。其实，我想到的不是自己如何，而是由这所学校感觉到一种大学理想的失落。事实上，中国的大学并无根本的差异，但是大学校与小学校之间还是有境界之分的。我在写作这本书时，正在为自己的一个论文集补写后记，我如是说：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返回与逃离（7）
当年报考大学时，我填报的第一志愿是南京大学中文系，最终被第五志愿江苏师范学院中文系录取，为此抱怨、遗憾多年。在求学、治学的路上，南京大学中文系的诸多师友都曾给我思想和学术的滋养，让我常在浑浊之中呼吸到他们清新的气息。我对一些事物的坚守和抵抗与此相关。因此，这本集子同样表达了我对南大诸多师友的敬意。
南方的想象在我收到了那份录取通知之后破灭了，我所理想的专业道路也随之幻灭。我到镇粮管所去迁移粮油关系时，遇到了高中同学的哥哥，他说：“你考上了师范？也好，可以转为城市户口了。”想必这句话是安慰我的，因为在当时，城市与农村户口的差别还在天壤之间。但这句话却深深地刺痛了我，原本就重压我的身份歧视，在我的户口可以转到城市而因此改变我的身份时，我并不能祛除身上的烙印。
另外一个更大的困境仍然在我往江南动身时就缠绕我，以当时的政策，读完大学的师范专业，差不多还要回到我原先的地区。我只是一只风筝，它或许被放飞得很高很高，但那根长长的线随时可以把它收回。我仍然在麦田之上，在乡野的天空。
向往南方的想象中，上海令我战战兢兢，所以在后来填报志愿时，我没有填上海的高校。
在我青少年时期，所有生活的奢侈品都来自上海，当我从庄前那条小路往县城时，我带的生活用品，还是以上海产的居多。
牙膏。我读初中时开始每天用牙膏刷牙，偶尔用的牙膏是上海的“白玉牙膏”，这个牌子的牙膏远比“中华牙膏”在我们那儿流行。在供销社是买不到这种牙膏的，它太紧缺和昂贵了，必须找到熟悉的朋友才能买到。在出嫁的嫁妆中，如果有两支白玉牙膏，所有的人都会羡慕和侧目，如同看妇人的两颗金牙。白玉牙膏的壳子即使卖废品，也比别的牙膏壳贵些。牙膏壳、破布和各种鞋底是少年时用来换麦芽糖的三宝。如果有白玉牙膏壳，我会单独挑出来对卖糖的老人说：“这是白玉牙膏呢。”老人便会再多切一块麦芽糖给我。
自行车。村上的第一辆自行车是外公几个村干部在五十年代末合伙买的，等我在一九七四年学会骑自行车时，第一辆自行车早已散架，不知残骸在哪儿。外公说，县人民政府给村上颁奖了，一只挂钟。外公几个人去领奖了，捧着挂钟走了半天带一夜，早晨才把挂钟挂到了村部。可能受这件事的影响，外公他们学骑自行车，然后又凑份子买了一辆。外公跟我说这件事时，已记不请自行车的产地，想了想说应当是上海产的。那时只有上海产自行车？想必是这样。常州的“飞鸽”是在多年以后才有的。在七十年代，自行车无疑是奢侈品，犹如八十年代初期城里的小轿车。如果有骑自行车到村上来的，通常都是公社以上的干部，或者是邮电局的邮递员。我们村上有三辆自行车，书记一辆，学校校长一辆，还有位在县城某工厂上班的老陆。我曾经向老陆借过一次，刚学会骑自行车，跃跃欲试，听到外面自行车铃声响了，忍不住跑到老陆家，说：“借我骑一圈，就一圈。”老陆竟然爽快地借给我了，二话没说。老陆家住庄北，我由北往南，过了桥，一直骑到学校门口。这是一九七五年的夏天，我初中毕业了，身高一米七五，不要耥车，跨上车，左脚一蹬，车轮就转动起来。我萌生买一辆上海“凤凰”自行车的想法就在这个夏天。在外村代课的那些日子，我也很想有一辆自行车来回，但这实在是太奢侈的想法。等到一九八二年，读大学二年级，有自行车的同学开始多起来。我们几个要好的同学凑了一笔钱，合买一辆自行车。当时，常州的飞鸽牌也很流行，但在商量买什么牌子时，我毫不犹豫地说：“买‘凤凰’吧。”
返回与逃离（8）
“飞马”和“大前门”香烟。我现在还没有戒掉香烟，有这样那样的原因。如果追溯历史，或许与我少年时期对“飞马”和“大前门”香烟的迷信有关。这两个牌子的香烟，特别是锡纸装的大前门香烟是不敞开供应的，需要有关系才能买到。这个状况持续了不知多少年，后来不抽这两种牌子了，流行上海产的“牡丹”香烟，也要找关系才能买到，八十年代中期仍然是这样的状况。当时一般的人都抽几分钱一包的“经济”牌香烟，有海绵嘴的香烟很晚才在我们村上稀奇地出现。拣香烟屁股，是我读小学时常干的一件事情。特别是在冬天，文艺演出和电影多，一散场，就可以钻到凳子下面拣香烟屁股。如果拣到二十个，是很大的收获呢。五个烟屁股相当于一支香烟。剥掉卷纸，将烟丝揉散，再合拢到一起，就是一盒烟丝。抽水烟的人，把烟丝塞进烟斗，抽纸烟的人，用烟纸卷好就是一支香烟。
仅仅是牙膏、自行车和香烟，就把一个繁华的上海打造出来了。在一九七五年的暑假之前，我从未有过某一天能够去上海看一看的想法，因为当时我连县城也没有到达。这年的暑假，我随船到了县城，我拿着勾刀，在县城体育场跑道外，将茂盛的杂草成片割下，再运到船上。这些草是用来沤渣的，它与河泥混在一起发酵，用来肥田。这是中午，城里的人都在午休，我和几个伙伴站在操场上，挥汗如雨。体育场的入口处在南边，有水泥框架的门，门前一条东西向的小河将县城一分为二。过了桥，马路的右边是县委的家属楼，左边是一所中学。五年以后的一九八年九月，我到这所学校补习。偶尔到体育场散步背书，总会想起自己拿着勾刀站在跑道上的样子。在临近考试的前两个月，我在东方欲晓时，会独自一人，悄悄起床，出了学校门，过了小桥，站在体育场入口的门下，借着昏黄的门灯读书。这时，我知道，自己有一天会有靠近上海的机会。
一九七五年县城的模样已经让我进了大观园，不必说未去的上海将会给我带来怎样的观感。我同学的小姨和小舅在上海工作，过年时常常到这边来。他们的衣着打扮和我们显然不同，而且观念也不一样。我们在春节的那一天，即使有病，但绝对不能吃药的，因为大年初一早上起来就吃药实在是不吉利的。我去同学家时，他的小姨打喷嚏不停，同学的舅舅就把药拿出来，说感冒了，赶快吃药。同学的妈妈说，大年初一，吃什么药。上海的姐弟俩都笑了：姐姐还迷信呢。弟弟倒了水，姐姐吞了药。因为有亲戚在上海，同学家的糖果和我们村上的人家都不一样。我们吃硬糖，他们吃软糖。软糖是牛奶糖，我吃了以后才知道牛奶就是那股味道。我不喜欢软糖，不仅是味道，关键是会粘在牙齿上，很难受。但软糖的糖纸我非常喜欢，可以用它折成一个舞蹈的傣族姑娘，有几年我特别喜欢折纸。
我那时非常奇怪，上海人为什么每年要到乡下过年，不必说生活上的差异，光是路途劳顿就非同寻常了。而且要来，都是成双结对。终于有一天，我从同学那里知道，上海的住房太拥挤了，他的小姨和姨夫、小舅和舅母也不能经常住在一起。舅舅结婚很长时间了，还不能怀孕，舅母归咎于不常在一起，即使在一起也十分慌张。这样的说法，在我到苏州以后，完全认可了。我从小巷子里走过，看到贴着红双喜剪纸的窗户，里面是个很小的房间，不用进去看就知道它很小，因为整个房子就那么大的空间。多数城里人也用马桶，早上的公共厕所从来是拥挤的。即使在苏州这样已经算文明的城市，几乎所有的公厕都异常肮脏。这样的状况在九十年代中期以后才有所改观。一九八二年春天，我第一次到上海，下了火车站，才知道当年对上海的恐惧不是没有道理的。我在拥挤不堪的人群中想，城里人也可怜啊。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返回与逃离（9）
所有的向往，其实都是对贫困的释放。
在一九八一年那个躁动不安的暑假，我开始准备去读大学的行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