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我爸爸和我也就有了大显身手的机会。
一九八三年的春节，送到我家写春联的红纸越来越少。街上开始有各种春联印刷品，已经流行的“福”字也有了各种字体，这是文化工业在乡村的最初迹象。需要写字的机会也越来越少了，墙上也不再需要写各种标语，商业的广告品也是印刷品，随意张贴在墙头。而算盘开始被计算器代替。“手艺活”几乎从乡村的文化中消失了。
在我大学毕业的前两年，虽然写对联少了，但我还每年帮村委会写一副贴在村礼堂门前的春联，要用六张红纸写成。到了一九八五年，我不用再写了，给村委会看门的老通信员死了，村委会也不需要人看了。写春联的事没有人管了。乡亲们也不再找人写春联，都从镇上买回印刷好的春联张帖。
我给这个村庄最后的“题字”，是为我的母校写了校名。镇上管文教的领导多次邀我写校名，我都婉谢了。隔了一段时间，我已经忘记这事，有一天接到他打来的电话，说学校大门重建，等我的字做设计。我推辞不掉，就提出写归写，但不署名。双方就这样妥协了。这年的春节，我回到村上，看见了自己的字，站在门前，想起童年、少年读书的时光，竟然觉得自己和村庄都老了。学校的门前也一样有几处草堆子，而现在草堆子更多了，学校也无了声息。我们这个村庄的孩子，在这个世纪初到邻村的中心小学读书了。据说是因为村上的学龄儿童越来越少，而邻村又和好几个村子都在公路边，交通方便，镇政府便在那儿设了中心小学。此事曾在村上引起哗然，在外工作的人也干预过此事，提出应当把中心小学设在我们村，因为从解放以来，我们这个村就是东半部的教育中心，几十年都有小学、初中，一段时间还有过高中。最终，村上的孩子还是跑到外面读书了。我回去的时候，听到感叹：这个村没有地位了。父亲是在村上的小学撤除之前退休的，比他年轻的那些同事现在差不多也都退休了。一个没有学校的村庄，就像缺少了灵魂什么的。我的那几个字挂在校门的墙上，孤孤单单。它们仿佛如我站在那儿，追忆着往昔的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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眺望与想象（1）
回故乡的路越来越方便、通畅了，几乎是高速公路。不用过长江轮渡，长江水可望不可及。往盐城方向，到了姜堰的溱潼镇，再下高速转往乡村公路，时堰镇就在不远处，莫庄村就在不远处。汽车越过一大片湿地，乡村景象已经被收拾整理过，田野成了休闲场合的布景。但它潮湿和青涩的气息，仍然是我少年时的呼吸。特别是清明时节，遍地菜花，灿烂得遮蔽了少年时曾经的贫困底色。我通常是在这样的情景中，才有田园牧歌的感觉，或远或近的诗意在我身边飘荡又转瞬即逝。那个村庄就在前面，我从这条路过去，到了那儿即便不是转身返回，但也只是个客人。
在远离故乡的城市找到一个地方，在那里可以眺望那个村子——我明白这已经不可能。如果还有这么个地方，那也只在自己内心。内心，有时而不是经常，可能会筑起一个高坡，高坡上长着一棵树，楝树。我爬到了树上，楝树果顺着我的裤管七零八落。这是仲秋的季节，村庄清晰地卧在纯净的天空下，稻子快要收割上场了。还有小镇上喧闹的石板街，我初恋的同学又突然出现在街上，我们擦肩而过。
*年夏天的傍晚，我抱着女儿站在庄前的水码头上，我没看到村中的一个少年像我和我的同伴当年那样，从码头下水，然后舒展自己的身躯，仰在水面，望天空漂过。每一代少年都有自己的游戏方式，他们和我们不一样。
一九八五年的八月，我结束了和这条河的亲密关系。在这个夏天，我还时常从北岸泅到南岸。夏天过后，我工作了，再也很少会在夏天回到村庄。村庄通了自来水，河流开始与我们的喉咙没有直接关系。现在的孩子，也不像我们那时野性了。我沉浸在小河里，但我看不到有人从桥上跳到河里。而我自己也没有少年时的胆量了。
我有些感伤，小学时代酷暑中的无数个下午难道是乡村记忆中的最后一个夏天吗？水泥桥板烫得像烙铁，我和几个同学*了衣服在庄前的大桥上猛地往河里一跳。这是我对夏天最热烈的呼应和最强烈的反抗。我们在夏天与夏天呼应、对抗和妥协。比起很难有机会洗澡的冬天，我们欢呼夏天的到来，身体的舒展也告诉我们夏天是个生长的季节。我们等待秧苗茁壮，等待秧苗栽插，等待稻子扬花抽穗。只有炎热的夏天，瓜果才会熟得发甜，只有夏天，才有雷鸣电闪狂风暴雨，而且我希望我就是它们。只有在雷鸣电闪风雨大作时，我才觉得自己憋足了的压抑有所缓解。真是老天爷啊！雷鸣是老天爷的喷嚏，闪电是他乡间小道上行走时的手电，狂风是他的呼吸，暴雨是他憋了一年的喜怒哀乐之后终于哭出来的泪水。——我在这样的想象中完成了少年时的童话创作和自我抒发。很难设想，在雷鸣电闪狂风暴雨之后我们是怎样地欢乐。成群结队到田间，打开缺口放掉水沟的水，哗哗的水冲击着河面，水花四溅， 这是我们村的瀑布。于是，躲在深水处的鱼儿开始露出水面换气，我们放下鱼钩和网。等第二场暴雨降临之前，我们已经背着鱼篓回家了，不管老天爷在天边如何打喷嚏。
我也喜欢春天与秋天的模糊，春秋衫就适应了这样的模糊。春天的韭菜特别香，割一把，韭菜炒鸡蛋，这是我四月生日时最好的美味。秋天的米饭太香了，新米出来了，先吃饱一顿，余下的放在缸里应付从来没有间断过的饥饿。我们只是说秋天是个收获的季节，其实秋天也是个过渡的季节，夏天太裸露了，没有秋天的矜持，冬天又失之突兀。冬天虽然曾经在多少年都让我饥寒交迫，但是，如果没有冬天，村庄和它的万物就没有喘气的时刻。现在想来，冬天是万物的休闲日，冬天让我们知道了生命和时间的节奏。农谚说：麦一种，手一拱。真的是，冬天的炊烟也懒懒散散。刮过不停的风，下过不止的雪和流不完的鼻涕，总让我们蜷缩在屋子的角落里，等待阳光。如果天放晴，我们一排同学在教室外的墙上“挤癞子”，或者拔河。星期天或者每天的夜晚，我在昏暗的灯下使劲地搓草绳，编草包，一个冬天下来，可以挣不少工分。我曾经过度赞美秋天，但在一九八年那个大雪的冬天，我踏雪从邻村的学校回家时，站在两个村的交界处，看贫瘠肥沃瓦房草房东西南北都被大雪覆盖得不分彼此时，我第一次意识到了冬天的宽厚、包容和平等。秋天只管收获，苍白留给了冬天，落叶留给了冬天，一切都在冬天蛰伏。只有下雪，雪会覆盖苍白掩饰萧条，让麦苗在雪底下等待伸展的日子。 。。
眺望与想象（2）
我已经在没有季节的日子里生活得太久。有节制的露珠、阳光、雾气和泥泞，是季节分明的表征。我想起来了：冬天屋檐垂直的冻丁丁像支长长的温度计，测量着村庄的体温。秋季的颜色在稻谷收割后只剩下天空、秋水、树叶、土地。春蚕在把一片片桑叶剪去。夏天的闪电比村庄所有的电灯都明亮。我的呼吸冬寒夏热春暖秋凉。在我离乡时村庄还是这样的季节，这成为我的记忆。可现在，春天似乎从未离开，夏天在室外，冬天早就被融化，秋天的落叶被环卫工迅速扫除。我明白，那个村庄也没有我说的季节了，和我现在的居住地一样，村庄分明的季节也在消失之中。村庄昔日的邻居， 有些人家已经装上了空调，至少都有了电风扇，庄前大桥上再也没有乘凉的人群。我曾裸泳的河流，早已被污染，沉在河中的稻草泛出绿汁和水沫，水草腐烂了，又一簇一簇长出，再也很少有人在河里游泳了。
好在村庄现在还是敞开的，敞开的村庄仍然有风，仍然有一抬脚就踩到的泥土。因为它的敞开，我才能回到有季节的村庄，过去的村庄。
在离乡后的二十多年，县电视台记者到我生活的城市采访我。他们有个“天南地北东台人”的栏目，在二一年时就和我联系，我婉谢了。又过了三年，他们带着摄像机和提纲直接到了我的办公室，只能遵命了。我在谈话中说：如果别人觉得我的文章还有点才情，那么，它来自于那个村庄，来自于清澈的小河、葵花上的露珠、麦芒上的阳光和山芋藤上的雾气、田埂上的泥泞。我是和它们一起生长的。当时我没有说出口，还有我自己在寒冷的冬天流下来的鼻涕。
现在，当我坐在书房时，大雪纷飞。但我已经不觉得我面前的是雪景，而是灾难。我站在街道上，和我少年时站在村口的感觉不一样。那个村庄的雪也是这么大吗？
我一直设想，在退休之后，能够回到乡村去，不一定就是我生活过的那个村庄。我想种地，过一种最简单的生活。这样的想法，在今天可能被视为一种浪漫，甚至是一种中产阶级的情调。坦率说，我并不完全厌恶我今天的生活，虽然在我的周遭有许多让我厌恶的人与事。一个人难免不碰上自己厌恶的人与事，因此，你若是想让自己清净，只有尽可能不做令人厌恶的事情。但洁身自好其实也是很脆弱的，这犹如我小时候，再怎么爱干净，还难免一出脚就会踩到路上的鸡屎、狗屎之类。不管怎么说，乡村的生活总是简单的。我二十岁之前生活在乡村，虽然也有不如意的人与事，但从来没有估计到二十岁之后，会遇见恶到极处的人与事物。所以，我想回到乡村，那里总是会比我现在的处境简单。我已经明白，一切最终都会归于简单。但如果是以前的乡村，我在生活上肯定不适应了，我适应的是其中简单的背景和清新的空气。以后的乡村怎样，我无法预测，可我相信总有这样的地方。
当然，我一直想有重新走进田野的机会。说亲近自然是矛盾的，文明的进步之一是让人部分地和自然分离；进步之后生了文明病，又需要部分地亲近自然。我想走进田野，是想劳动。劳动之美早就从我的生活中消失了。大学期间，唯一有机会赤脚走进田地，是暑假卷起裤管到水稻田薅草。水稻田里的泥柔和润滑，但你不能尽情地滑行，反而要控制自己的步子，否则会殃及水稻。稻田的水中有泥鳅、田鸡和蚂蝗、水蛇游动。我从小恐惧蚂蝗和水蛇，但学会了对付蚂蝗，如果它已经咬住了你的小腿，只要用巴掌一拍，它就会掉下来。可是，我一直没有办法对付水蛇，唯一镇定的是，村里人总是说水蛇不咬人，即使咬了也不要紧。其实，咬了以后还是有些问题的。在水稻田我从来没有碰到过蛇，只有在河里捞水草时才有让我胆战心惊的时刻。我记得自己趴在船帮上手臂在河水中搅动水草，于是，蛇也顺着水草在自己的手臂上绕圈儿。这个细节，会让我一个夏天都有起鸡皮疙瘩的感觉。在稻田的水放过以后，薅草时留下的脚印就裸露出来，直到收割以后，还可以找到自己的脚印。 。。
眺望与想象（3）
可能因为少年时与田野有这样的亲密关系，我后来对所有作品中关于农事的叙述和描写都有特别的好感。当我读到韩少功的《山南水北》时，我清楚了自己的朦胧意识，我在关于这本书的札记中，说了这本书，也说了自己对过去和未来生活的理解。而种种想法，仍然是在“田野”之上生长的。在我认识韩少功时，他已经在八溪峒筑巢而居。少功移居乡村，曾经是媒体一大新闻，坊间也有种种传说和猜测。——在少功的新作《山南水北》面世之后，可能许多人会发现，当年的一些推测显然小瞧了韩少功的迁居之举。这些年我们已经司空见惯了的、作为消费主义文化符号的“怀乡病”之类的东西，以及这类符号背后空洞的或者扭曲的灵魂。九十年代以来，文学与思想文化界累积了众多这种文化符号的读本。《山南水北》对积贫积弱的思想和写作方式无疑是沉重的一击。我在图文之间，重逢了当下汉语写作中久违的田野之气，重逢了我所熟悉的那个既“仁”又“智”的韩少功。我不想描述少功的思想状貌，印象特别深刻的是，当他说到他在八溪峒的居所及乡亲时，他是忘情的，仿佛在农家聊天，卷着裤管、袖子，手指夹着烟吞云吐雾。
九十年代以来，我们生活在一个巨大而又杂乱的符号体系中。这是一个庞然大物，许多人面对日益逼近的庞然大物有着不安感。选择一种什么样的方式来对抗这样的庞然大物，并不是一个业已解决了的问题。以“沉潜”的方式来保持自己的特立独行，是知识分子长期不变的选择。而沉潜者是选择“书斋”，还是选择“田野”，又分出两条路径来。我们需要确立一个支点，让自己的思想与美学在乡村中找到本原并深深扎根。正是在这个转换中，才有可能把“书斋”搬迁到“田野”，才有顶天立地的可能：亲近大地，仰望星空。回到“原来”已经不可能，但在那里重新出发仍然充满诱惑力。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需要回到生态之中的“新寻根文学”。《山南水北》是一本有关大地的美学，也是有关劳动的美学的书。对山野自然和民间底层的观察与描述，使本书生气勃勃。它所呈现的场景和与之相关的世相，是书斋之外的“象”，也是书卷的字里行间消失了的“象”。少功的文字因此和大地的血脉相连，而我们也因此听到了他的呼吸，闻到了他的汗水，见到了他的两腿泥。而且，我特别想指出的是，那些带有原生态的细节构成了这本书的肌理，这已经是无数作家丧失了的能力。
当年在寻找中国传统文化和审美的优势时，不少作家虽然也深入民间，但书写历史的观点并未形成。几年前，我在与少功的对话中，他曾经批评我们的史学，认为史学基本上是帝王史、文献史、政治史，但缺少了生态史、生活史；换句话说，只有上层史，缺少底层史，对大多数人在自然与社会互动关系中的生存状态，缺少了解和把握。如果我们在生态史、生活史，或者底层史的视角里考察，那么究竟是选择城市还是乡村，其实并不是个问题。在生态史和底层史的构架中，城乡的结构并不是最重要的问题。
我感慨，许多知识者盘腿坐在农家的小院子里，我和我的许多同类在阳台上仰望天空。以创作而言，众多的作家和学者已经处于无根的状态，甚至早已被拔根而起。我们心中可有自己的南山北水？
眺望与想象（4）
在诸多农事中，我喜欢的是收割，收割稻子和麦子。少年时，无法用镰刀，只提着篮子去拣麦穗和稻谷。再大些，快成青年了，我已经能够和大人一样在田里挥舞镰刀。在收割之后，就是晒场，晒麦晒稻。在春夏之间，在秋收之后，我和伙伴们就忙着晒麦，晒稻。
不必说乡场上，那些做了晒场的天井，到处都是赶来吃麦子、稻子的麻雀。随便站在晒场的哪个位置，你双手一挥，大声一吼，埋头啄食的麻雀反应迅速，一个雀跃就逃之夭夭了。大人要干活，不能成天站在那儿大声一吼，双手一挥，老人和小孩这就有了差事。
碰上星期天或节假日晒场，我们兴奋不已。坐在小凳上，拿根赶麻雀的长竹竿，不时挥挥，麻雀就不敢靠近晒场。但麻雀也有灵性，看你没有更切实的措施，它们照样落到晒场上啄食，你用竹竿赶它，它视而不见。我们要发火了，一边大声吼着，一边用竹竿猛击晒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