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它们照样落到晒场上啄食，你用竹竿赶它，它视而不见。我们要发火了，一边大声吼着，一边用竹竿猛击晒场，麻雀这才受到惊吓，慌张而愤怒地离去。
但也有不赶麻雀的时候。我们让它肆无忌惮地啄食，然后把它捉住。不用天罗地网，用筛子就行了。先把筛子平放在晒场上，再用筷子长短的树枝将筛子的一边撑起，这样麻雀就可以进来了，树枝着地的一端扣根长绳子，我们牵着绳子的另一头，坐在隐蔽的地方，等待麻雀的光临。常常是这样，你不想捉它时，它翩翩而至；一旦有什么图谋，它姗姗来迟。晒场的谷物翻晒了一遍又一遍，终于有麻雀来了。我们忍痛让它啄食，屏住呼吸，捏紧绳子，等待麻雀入瓮。常常是这样，麻雀偏偏不上你的圈套。我们实在没有耐心了，只能一边大声吼着，一边用竹竿猛击晒场。就在你心灰意懒时，麻雀又来了，而且真的如你企盼的那样，它钻到了筛子底下，可能是由于太兴奋，你一拉绳子，筛子还没有扑到地上，麻雀就在一瞬间飞了。就这样看着它飞了。麻雀会再来吗？会的，这只不来那只来。看着它飞到了晒场，看着它一跳一蹦地钻到了筛子下面，又看着筛子把它扑倒。我们小心翼翼地把手插进筛子下面，探物囊中。麻雀在里面挣扎，折腾几下，束手就擒。
这是我们熟悉的那只麻雀吗？它曾经栖息枝头，曾经在我们头顶啾啾，现在则被我们“玩弄”于掌上。看它胆怯，对它说，我们不想伤害你，我们爱小鸟，我们爱麻雀的羽毛。看它孤独，对它说，我们团结你，我们和你一起唱歌，我们和你一起游玩。你们成群地鸣啾，不就如同我们早读时一起朗读课文？想飞吗？我们把扣你的线放长些，你不就飞得高些、远些？飞得太高、太远不仅自己累，而且让人担心。你知道吧，我们的父母亲从来不让我们走远，我们什么时候一人去赶集？麻雀说：吱吱，吱吱。懂了吗？我们不仅请麻雀吃麦子稻子，我们还请它吃蔬菜，请它喝水。麻雀好像并不习惯和人相处，也不习惯我们的热情招待。我们不知怎么办好，就让麻雀独自呆在那儿。我们有些沮丧，麻雀好像也是。
我想把麻雀带到学校去但又不敢。同学让我借给他。他真的带到学校了，我既兴奋又紧张。上课了，我看到他把麻雀放到口袋里。老师读课文时，麻雀在它的口袋里叫了，同学赶紧捂住口袋。我松了口气。一会儿，麻雀又叫了。老师问什么声音，麻雀不再叫了。下课后同学对我说：麻雀被捂死了。
眺望与想象（5）
我们都很伤心。我们对麻雀说过，我们爱鸟，我们爱它的羽毛。同学说，我们把麻雀放在盆子下面敲，会敲醒的。我想起来了，外婆说它敲醒过麻雀。小姨也说她敲醒过麻雀。对门的叔叔说他弄死过好几只麻雀，后来都被敲醒了。现在，我的生活中已经没有这种人性的故事，有时我甚至觉得每个人的身边都有屠宰场。
现在已经没有孩子像我们这样玩了。一次，偶然在乡下看见和尚做道场。有个和尚在那儿敲木鱼。我想起了少年时为死去的麻雀敲盆子的情景。我记起了那叮叮当当的声音，记起了麻雀在头顶啾啾的鸣叫。
我很少在梦中见到我死去的爷爷奶奶和外公外婆。
但是，当我一个人独自在书房缅想时，我常常觉得他们在我周围。我有时甚至听到几位老人说：孩子，你也这么大岁数了。爷爷是最后离开我们的老人，*年的冬天。那一年夏天，我带着三个月大的女儿回到村上，爷爷抱了抱曾孙女，但我竟然疏忽了没有拍照片。我没有想到爷爷这年会离开我们。在八十年代结束时， 一个老人走了，一个婴儿出世，这似乎也是我们家族在八十年代结束时的交接。
我对乡村的怀念，与那里埋葬着这四位老人有关。我每年差不多回到村庄两次，一次是清明节，一次是春节。每次回乡，也就成为对四位老人的凭吊。在我离开自己的村庄时，我还没有意识到如果那个村庄葬着我的亲人，我是无论如何也走不了很远的。人到了一定年龄，对自己故乡的怀念，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那里埋葬了自己的亲人。
外公的去世，是乡村集体化道路已经开始崎岖的时候。我一直记得一九七五年外公在厨房里说的一段话，那时，关于社办工厂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的争论在我们公社也很激烈。外公说，我参加革命时，没有想过农村办工厂。他认为邻县的那个公社不以粮为纲是危险的。我和外公有很多相处的机会。他在生产队看场头的那些年，特别是冬天，我也经常去场头站岗，经常听他说起这个村庄的人事。高中快毕业，我为生路犯愁。那时还不知道高考能否恢复，如果不回来种地，只有两个出路，要么去当兵，要么学一个手艺，比如做木匠。外公说，推荐上大学，肯定轮不上你，但你倒是个读书的料儿；当兵不适合你，你太文弱了；我看还是学个手艺，什么社会也饿不死手艺人。这几乎是外公留给我的遗言。他们几个解放前入党的人，后来至少做了公社以上的干部，而且都把子女安排得很好。所以，当外公说如果推荐，轮不上我上大学时，外公的落寞是明显的。
八十年代以前，村庄的大小变故都牵连到外公。在“还乡团”还乡的前夕，外公参加了共产党，成为村庄上少数几个解放区入党的同志；合作化以后，外公做了信用社的主任；人民公社化以后，他又到了公社养殖场做场长；六十年代精简人员，他又回乡做了农民；“*”一开始便受到冲击，被造反派逼迫下跪，直到一九七四年恢复党组织生活；“*”一结束，提倡火化，外公的遗言是一定要土葬。外公只是那些在乡村中早年参加革命的一个普通党员，但这些经历却折射出一个村庄的变化。外公被冲击的恐惧和恢复组织生活后的喜悦弥漫在我们那个大家庭，这也让我从小感受到了人生因为政治的起伏。 。。
眺望与想象（6）
一九七七年的秋冬之间，阴雨连绵，外公走了。老人死于胃癌。在他的病确诊后，当时还不知道可以做手术，县城医院也没有这样的条件。我们四处寻找药方，包括偏方。外公一直以为他的病能够治愈，他不知道自己患的是胃癌，说是一个“块”，又说从前哪个老人也是这个病，后来好了。我们知道这是一厢情愿，但所有的人都顺着外公的思路安慰他。
在外公身后，一切秩序都发生了变化。他在晚年看管了差不多十多年的生产队场头，所有的建筑都被拆除了，生产队消失了。他从县城捧回来的那只挂钟早已停摆，大队部也已经搬到庄前的几间小房子里了。外公在九泉之下，一定看到了他认为面目全非的村庄。
一九八七年的冬天，外婆去世了。我和大弟弟已经大学毕业工作几年，小弟弟也快毕业了。外婆经常讲的一句话是，大姑娘如果再养一个，也会考上大学的。
我妈妈排行老大，所以外婆说她是“大姑娘”。一九八六年暑假回去时，外婆的身体还不错。我从单位里借了照相机回家，也帮外婆拍了张半身照。用一块白色的床单挂在墙上做背景，外婆梳了头，整了衣服。外婆微笑着，虽然老了，还现出她年轻时的美丽。没有料到，这是外婆的最后一张照片。外公病重时最想吃的是白汤肉，烧好了，但他已不能下咽。这样的白汤肉在那个年代的乡村是最好的饮食和补品了，所以外婆的弟弟说外婆享到福了。我的这位舅公还夸奖了我的孝顺，他觉得外婆弥留的时间那么长，是因为我买了麦乳精和蜂王浆给外婆，支撑了她的体力。七十年代看外婆，送红糖、柿饼和京果，八十年代开始流行各种补品了，我送了蜂王浆和麦乳精。
一九八五年的仲秋，在奶奶弥留之际，我从学校赶回老家。我心急如焚，偏偏长途汽车在路上抛锚。在漫长的等待之中，我在公路边的田埂上坐下，家族的历史就像那辆破旧的汽车一样横亘在我的面前。
在我爸爸出生后没有几年，我们那个在小镇上的大家族开始由小康到困顿，内战的蔓延，使得我曾祖父的产业迅速衰落和破产，在解放的时候，他们成了小镇上的难民。“*”后期，我曾经非常庆幸这个家族的衰败，否则我的出身肯定有问题了。但我同时又非常矛盾地看到，那些留在镇上或者后来到了县城的亲戚，都过着稳定和温饱的日子。我们在村上的贫穷，鲜明地衬托了他们的优越。可是，爷爷奶奶带着我爸爸下乡了，到了这个村庄。家族变化的历史，让我从小就生活在一个分裂的世界里，我对乡村旧式文明的了解，就来自我的爷爷奶奶。
奶奶出生在镇上的女庙巷。镇上不知为何把尼姑庵叫做女庙，那条巷子就叫女庙巷，女庙巷中间有口古井，和我的舅爹家相邻。奶奶仍然叫它女庙巷，其实“*”后已经改名为井巷。井巷的房子似乎都特别高大宽敞，可以想象当年这条巷子的富贵景象。奶奶就是在巷子裹脚放脚的，这位“闻记棉线店”的二小姐，把往昔繁华的生活和她在女庙里听来的故事都梳进她的发髻里。即使在最潦倒的日子里，奶奶依旧保持着镇上大家闺秀的风采。我奶奶在她晚年经常向我讲述的我们那个大家族的故事早已离我和我的两个弟弟远去。在村上我家不大不小的天井里，总是放着两只荷花缸。奶奶说从前镇上老屋天井里的两只荷花缸比现在的大多了，我爸爸的印象也是这样。祖辈给我最诗性的记忆就是缸里的荷叶。奶奶总是生活在女庙巷里。我凝神看过奶奶一丝不苟地梳髻，她一板一眼的动作，仿佛是一种程式，她对往昔生活的记忆化为对现时生活的规范。少年的我常常纳闷，解放这么多年了，又经过“*”，奶奶仍旧是当年的闻二小姐。每次回到镇上，我便进入奶奶规范的生活秩序之中，无论是在老街还是在井巷，我遇到的人都是我的长辈。直到有一天，奶奶熟悉的一个尼姑从乡下跑到女庙巷沉井身亡，这个和奶奶年龄相仿的尼姑让这口明末的水井废弃。我这才找到了不去井巷的理由，我从小就怕鬼，很长时间以来，我都庆幸我们这个家族在解放前夕的衰落，那个旧式家庭尚未完全消失的轮廓，让我后来理解了为什么有那么多的富家子弟会投奔解放区。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眺望与想象（7）
我下了车赶到镇上的老屋时，奶奶神志还有些清醒。她拉着我的手，说不出话。爷爷和奶奶一样，也在镇上的老屋呼吸完他们最后一口气。他们从这个屋子走出了小镇，又从那个村庄回到小镇的老屋，他们最终还是生活在他们当年的记忆中。无论是奶奶去世的一九八五年，还是爷爷去世的*年，年代对于两位老人已经不重要了。但这个小镇的附近没有墓地，爷爷奶奶最终长眠在他们生活过的乡村。当自己不以孙子的身份看这样的结局，我感到两位老人在小镇辞世，又落葬乡村，充满了象征意味。
在爷爷奶奶外公冥寿一百的清明节，我带着女儿回去扫墓。我从这个村子里出去，女儿又从我现在生活的城市出国。故乡，对于这一代孩子来说，只是他们父母的出生地。我，以及许多从乡村走出的我们，也许无法让孩子和自己一样曾经是那样亲近乡村，无法让孩子理解自己和乡村的复杂关系，他们有他们这一代的困惑和要走的道路；但我觉得，我要让孩子记得，这个乡村埋葬着她的亲人，她可以从她父亲的脸庞想象她祖先的模样。我看到女儿给几个老人的墓地献了鲜花，春雨中，女儿肃穆地站着。我知道，她一定在和她的先辈说什么。
女儿站在我身边。在船驶进墓地前的小河时，我看见有人在向我招手，我也发现了他。这是我小学、初中时的同学，他站在一条小船的甲板上，用耙子捞水草。船身侧在一边，船帮已经淹在水中，两边船头堆满了水草。这是我久违的一种劳动。我们互相高喊对方的名字，因为我这边的挂桨船机器声音轰鸣。我们来不及说第二句话，我坐的船已绕过他的小船拐弯靠近墓地的南岸。等我扫墓返程，又绕着他的小船驶出。女儿问我，他是谁？我说，同学。女儿说不像。我这个同学胡子拉碴，头发稀少，我已显出年龄，他在风吹雨打中自然更见老态。
现在我已经很少有机会和我乡村的同学见面，除了春节偶尔和几个同学相遇。在我读大学期间，只要回去，同学间还时常往来，但逐渐减少。他们都已成家，生活负担很重，差不多没有时间和我闲聊。我大学毕业还没有成家，他们的孩子都已经上小学了。有时，他们在春节带着孩子来看我，说：孩子上大学时你要帮忙啊。我都一一答应，而且后来真的帮了不少的忙。我们那一届同学，只有我一个人读了大学，但同学的孩子，有不少都上了大学，有几个还在我工作的学校读书。当他们带着孩子到学校报到时，见到的人都无法想象这些孩子的父亲或者母亲是我小学、初中和高中的同学。这些同学差不多都是紧衣缩食供他们的孩子念书。我们都在乡村长大，我从这个村上出来了，他们还留在那儿，这样的差距在他们的孩子也像我一样读大学后缩小了。他们从我身上看到了自己孩子的未来。这些孩子从家里回校时，会带些农副产品给我，说是爸爸妈妈让他们带的，都是自己家田里种的，不要钱买。这样的时候，常常是我最快乐也最伤感的时候。
我有我的“闰土”。这个捞水草的同学，力气很大，以前在田里干活时，特别重的活儿总是他干。我和他偶尔碰面，他只是呵呵地笑，还会拉拉我的手。以前冬天在生产队场头站岗时，我们俩常常会住在一起。我们那届初中同学，有很多人放弃了上高中，几十个人最后只有几个到镇上读高中了。女同学几乎都嫁到村外去了，男同学不管有没有读高中，多数也到外面去了，只剩下这个捞水草的同学还留在村上，还在田里干活。他排行老四，母亲告诉我，老四很苦，种死田。那些出去的同学，或者在城里拣破烂，据说收入还不错；或者在外面做手艺活，比如做油漆工、木工之类的。现在许多人说“底层”，我的这些在外打工、在家种地的同学应该是在“底层”了。在我读大学期间，这些同学就到城里做了农民工。我后来知道，有几个同学就在苏州、上海等地，可始终联系不上。我曾经想象，如果有一天，我突然在哪条街上见到我的这些同学，会是怎样的情景？有一天，我突然接到一个电话，他让我猜他是谁？我顿了一会儿，猜出他是高中时的同座。他非常惊讶，我能听出他的声音。其实，有两种声音是容易记住的，一种是常联系的，一种是从未联系过的。这个同学从郑州打来电话，他在那边做木工，合伙开了家装修公司。他告诉我，女儿要考大学了。我很奇怪，他结婚这么晚，高中同学的孩子已经有不少大学毕业了。 txt小说上传分享
眺望与想象（8）
这个遥远的声音，让我想起我们的青春，想起我们曾经对这个村庄发过的愿望。一九八七年高中毕业十年时，我们一些同学聚会了。大家感慨这十年的逝去，也都说到镇上和乡下的变化。那时，苏北与苏南的差距已经更大。一个同学说：我们都出来了。
是的，我们都出来了。只有老四还在那儿。
奶奶去世后的那个凌晨，我和父亲，跑到了镇上的大街上。这个小镇有两条街，一条是石板街，那是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