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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十年代中期以后，我也时常参加一些聚会，我没看到男性有穿西装的，十全街上的中式衣服有不少是我的这些朋友买去的，他们通常不做假洋鬼子，而是做旧式文人。这也有趣，做的是新文学，骨子却是旧式文人的血脉。想俗到底，但总是放不下架子；想雅到心，可实在不能一尘不染。文人雅集，说的全是胡话，但文化、趣味、性情、心智全在里面。一个严肃的话题，有时由文人说出来，全散了架。所以，外面的人总认为江南的文人有才情而少思想。这并非全是误解。一次到李公堤的某家饭店吃饭，有道点心像麻团，用油炸出来的，外面酥酥的，里面的馅儿滚烫滚烫的。我看同桌的朋友吞了一口后缩回，便建议店家此点心不宜在夏季享用。后来想，苏州文人说话如这点心，外面酥酥的，馅儿烫烫的。我有时觉得，文人的聪明全从嘴里烟消云散地出来了，落到纸上反而飘忽。
这样说，自然是强调了苏州文人好玩有趣的一面。厚重在哪里呢？顾颉刚疑古，是厚重；费孝通江村调查，是厚重；俞平伯研究红楼，是厚重；颜文梁办美专，是厚重；周瘦鹃投井，是厚重；为了保护老苏州而奔走呼号的人，是厚重，等等。厚重不只是因为能够自我把持，能够守住风骨，还在于厚重者既是文人，也是现代知识分子。以前只有文人，现在还有叫知识分子的阶层，文人可以守护自己的性灵，但不能不养成知识分子的品格。于是，背靠历史而又介入现实的文人，才有可能给社会以力量，才有可能既在世俗之中，又在世俗之上。苏州这地方，即便是现在，也并不缺少一篇文章，一幅画，一出戏，一首歌；如果在自我把玩之外有更多悲天悯人的情怀，在闲适恬淡之中蕴藉更多乌托邦的激情，苏州或许会有另外的精神。。 最好的txt下载网
融入与隔膜（4）
世俗的苏州让我们觉得这是一个生活的城市。我初来，也觉得这里生活富足悠闲。但在深入到这座城市的内部后，我才发觉这只是一种印象而已。比如说，八十年代用抽水马桶的人家很少，老房子太多了，城市还没有改造。八十年代的
最后那几年，无论是肉、鸡蛋、鱼和其他食品都很紧缺。全国困难，苏州也难免。*年五月女儿出生后， 我有两年时间总是起早到观前街排队买奶糕，到处托人买鸡蛋。
照顾女儿的日子让我很快从八十年代到了九十年代。
这座城市多雨天，开始很不习惯，呆长了，竟也觉得纷纷的雨丝仿佛忧郁缠绵的诗行。在纷落的樱花尚未被雨水淋湿之前，我和怀孕了的爱人以樱花为背景拍了张照片。进产房前几分钟，孩子的名字还未取，但听春雨推敲窗户，我便给孩子取了个带三滴水偏旁的名字。
接下来，那雨做的诗行便让你心烦意乱。婴儿睁开眼睛后总得打量这陌生而神奇的世界，于是选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用小车子推着小宝宝到附近的公园转几圈，或者抱着她在校园里兜兜；这样的情形当然不少，同样不少的是遭遇雨天，夫妻俩可以一人抱宝宝一人撑雨伞出去经风雨见世面，但谁都不会浪漫如此，通常只有给小孩挂急诊才不得不这样。
更严重的问题是无法晒尿布。有经验的长辈说，关于育儿的种种书本上也这样说，等差不多的时间，给小孩端一次小便。但大多数情况下，婴儿的小便没有什么规律，你让她尿她不尿，在自家人身上她不尿，客人一抱她就尿。这样，尿布就紧俏了。晴天不必慌，现在的尿布不像以前缝几层，单层的又有洗衣机甩干，在太阳下一晒就干了。幸福的白尿布！猝不及防的是，突然有雨而又忘了收，于是晒干的尿布就被老天爷尿湿了，你去打谁的屁股？遇到阴天接阴天再接阴天，越是没有尿布，小宝宝越是尿个不停。虽然是八十年代末了，还没有用电取暖器什么的，因此只能用原始的办法来烘尿布了。
我曾经看到我的奶奶或外婆用冬天取暖的铜炉烘尿布，这种铜炉现在很少能看到。乡下未用煤球炉时，遇到紧急情况，就把尿布放在灶门口烘；慢一拍则在灶身围根绳子挂尿布，显然这是不卫生的。我老家用了煤球炉，怎么烘呢？传统的办法，是在炉边围根铅丝，类似于灶烘。但现在多是陶瓷的煤球炉，铅皮的少了，传热很慢。寒假在家，我和做了爷爷的父亲想了许多办法。后来还是父亲灵机一动，找到了一只旧铜炉盖。往炉口一盖很快传热。我父亲搬来凳子，就着炉子坐下。湿尿布放在盆里，双手展开尿布，在铜炉盖上来回移动，腾腾热气带着特殊的味道往四周扩散。我父亲吸着烟，不紧不慢，优哉游哉的样子。父亲年轻时脾气很急，这时一点也看不出，做了爷爷的父亲在有了第三代后于温和中显出慈祥。我因此想，烘尿布中也有天伦之乐。这样想来，甚至觉得一次性尿布虽然方便，但不仅奢侈而且使人们失去了体味细腻感情的机会。让一次性尿布见鬼。
回到学校怎么办呢？父亲要我带上铜炉，我说不要。我说总会有办法。又是雨天，又是尿布成堆。我情急之中，用搪瓷饭盆代替了铜炉盖。饭盆没有铜炉般的眼子会闷息炉火，我就在炉口垫了三块瓦片。我很得意，没有眼子也就没有煤烟熏，这反而卫生。此间，我正在研究散文，想起林语堂所说的“如在风雨之夕围炉谈天〃 的境界（当然彼炉非此炉，围法也不同），觉得有趣。
融入与隔膜（5）
那时住集体宿舍，小孩的尿声隔壁邻居都可听见，且不用说在外面烘尿布，别人会看不到？婚前大家在一起都说过“大丈夫”的话？我的举措使大家大开眼界，一时有“轰动效应”，褒贬不一。对门阿姨说，你带了头，大家怎么办呢？阿姨的儿子正准备结婚。
我不知道在什么时候养成的习惯，喜欢雨天到书店买书。大凡文人几乎都有自己的癖好，我也算是有自己癖好的文人吧。
以前，书店少的时候，我（不仅是我）感伤，由书业的萧条感慨文化、学术的衰败；有时进出市中心的新华书店，看到门面不断变换，原来熟悉的书架上摆满了音像出版物，我虽体味到社会的发展和书店的无奈，但在嘈杂的市井声中我还是仿佛地感到“书”的笔划已经散架。现在，书店多起来了，且有雅有俗；虽然多数书店都“通俗”些，但“大众”总是大众，也与今天文人和学术的地位相称，能有这么个地方淘几本自己喜欢的书，岂不快哉！书店的商业化倾向在高雅的气氛中愉快地发展着。当然，能有坚持学术理想的读书人办书店更好。北京有读书人这样做了，而且做得很好。出差到北京，问起买书的去处，朋友说某书店某书店好，我想去，因为种种缘故到底没有去成，以至上了飞机后，总还觉得有什么事件没办好。
去书店的人未必都是买书，就像逛商场，看的人多，买的人少。每天大概都有人到书店随便翻翻，所以有些书就像图书馆开架阅览室的书，有污迹，而且起了层。有这么多人翻过，想必是受欢迎的书，为什么不买回去呢？我甚至想，偷书未必就是把书带出去，在书店成天看书何尝不是另一种偷？碰到我喜欢的但污染了的书，即便减价优惠也不会买，这样的书何以开卷又何以卒读？所以我觉得书店应当是最清洁的地方。
雨天的书店没有晴天的嘈杂，除非来书店躲雨，很少有人在那儿无故乱翻书。雨打窗户如枯荷听雨，只有在这个时候，你才能静下心来挑书。爱书的人未必都在雨天到书店挑书，但是不爱书的人肯定不会在雨天到书店来。书店的清静颇让人愉快。
站在书店门口，我感到初入深秋的冷意和一个人在书店买书的孤单。雨愈来愈大，零落在马路上的梧桐树叶被种种车轮辗过，随即被雨水冲去上面的污迹，车轮又滚过来了。秋天，就这样随着雨水在马路边淌走了。
不能设想一座城市里没有河。苏州这座城市河水纵横，所谓小桥流水人家，所谓人家尽枕河。呆长了，我才发现这水并不怎么流。不流，自然要“腐”，但问题也不全在这里。苏州河水人为的污染很突出，你随便往哪座桥上一站，就会发现枕河的人家把污水或者别的什么东西泼到、扔到河里。如果有菜场靠近河边，小河也就成了吞吐万物的垃圾站。在一个文明愈来愈退化的今天，苏州人相对文明些，外地的朋友一来就要称道。但我觉得苏州人精神退化的一个最重要的特征，就是不再把河当作河。那些重新治理了的河水又会怎样呢？
虽说流水不流，但我还是那样地喜欢水巷。从我所在的这个校园后门出去不远便是那条叫“干将”的马路，马路的南侧就是横贯东西的水巷。以前到校外去，我们都很喜欢出了北校门就左拐，过了桥，沿着河边走百把米，再左拐就进了人家的院子，院子与院子之间没有围墙，因而也就成了“之”形的小路。从这里走过的差不多都是我们这所学校的学生。出了院子就是一座桥，站在桥上你就知道什么叫水巷。因而有不少美院的学生到这里来写生。早上出去跑步，避不开向阳的马桶；晚上回来，人家就在院子里吃饭，当时视而不见。现在想起来那些桌子上的菜往往是毛豆、茭白、蹄膀、马兰头和臭豆腐干。在这座城市呆长了，又走多了这样的院子，你会对潮湿的气味特别地敏感，你甚至会觉得那散发的湿漉漉的气味就是这座城市的呼吸。我走过的这些院子和我后来到过的那些院子，都长着大大小小的树，因为雨水多而缠绵，树的绿色几乎也是潮湿的绿，而足迹不到的地方几乎都铺满了青苔。夕阳从树的枝叶的空白处漏到青苔里。我喜欢在这个时候停下来，踩一踩青苔里的夕阳。在我少年的生活中，也就是在青苔里有了夕阳时，我站在长满青苔的石码头上，提着两个小的水桶往家里担水。那时还没有现在这样的污染，水桶里有时会有小鱼，捉出来，用火剪放到灶堂里一烤，滋味近于现在餐桌上常见的小的凤尾鱼。当雨天从这些院子走过时，我的一个奇怪的念头是，走到人家的房间里去，打开他家的箱子，我想闻闻箱子里的味道。千年以前，这座城市就是这样的味道。到了一座城市，你如果只从熙熙攘攘的马路走过，未必算真正到过这座城市。城市的灵魂常常散落在小巷的深处，庭院的角落。我不知道别人是否有这样的感觉？
现在很少有这样的院子好穿过了。干将路已经重建。不仅是我们这些异乡人，老苏州们对苏州也会有陌生感。世界就是这样，你会熟悉愈来愈多的东西，但熟悉的东西又会愈来愈少。
城外有湖。有一天，我站在太湖大桥上说，这就是太湖。北京的朋友说，以前一提到太湖就想起无锡。现在许多苏州人为此而有“醋意”。能够想起太湖，真好。疏远太湖是个错误。但一个城市愈来愈靠近太湖也许又是个错误。太湖不能成为城中之湖，愈来愈多的什么度假区正在把太湖变成园中之湖。这有些可怕。北京的朋友说他很喜欢太湖水的颜色。傍晚的太湖水不绿，似乎更近于本色。那几天有台风袭击，太湖上不见风帆，太湖里只有太湖，没有别的。读大学时，我们挤上公共汽车，去吴县东山看太湖。东山盛产桔子，我们去时，桔子在似红非红之间。同学都说有诗意，差不多全进了桔园，我则独自坐在湖边。当时我神经衰弱得厉害，校医建议我不要学中文，好像是说学中文本来就容易神经衰弱，你已经神经衰弱，再去学中文那要衰弱到什么程度？我心情颇为黯淡，坐在湖边，想着脑子就是湖，水浑了，就是神经衰弱；水清了，脑子也就清了；又想着秋水是否与长天一色。那天天不长，断云片片，极目处断云似乎傍着湖水在睡觉。这样想觉得好笑，神经衰弱的人夜里睡不好觉，白天哈欠连天，我是把那云当着自己了。于是想起辛弃疾“鹅湖归，病起作”的《鹧鸪天》：
枕簟溪堂冷欲秋，断云依水晚来收。红莲相倚浑如醉，白鸟无言定自愁。 书咄咄，且休休，一邱一壑也*。不知筋力衰多少，但觉新来懒上楼。
我后来对朋友说，情绪不好时看太湖最宜，听的人都很诧异。现在再去看太湖，我喜欢从湖中看自己的眼神。
也许，一座城市就是一首歌。有这种感觉或者用这样的比喻来描述城市的想必不少，而知识分子（当然包括作家）和日常生活中的“市民”（我不想在贬义层次上使用这一词，随着现代化的推进，“城市”以及她的“市民”都需要重新定义）的区别，就在于知识分子能够站在某一个角度来倾听、辨析城市的旋律。我们已经无法拒绝“城市”，而且也没有充分的理由以“乡村”作为参照系来审判“城市”，然而这不等于说，以“融入”的姿态生存就能重构“城市”及“市民”；因此，适当的疏离并保持知识分子的价值取向在今天是十分重要的。融入而又疏离，将使我们获得关于城市的新的理性和情怀，从而使我们的思想或文学的成果不至沦为作为城市消费的流行歌曲。
我和同学在山上，太湖在下面。
昔我往矣（1）
很奇怪，在长久的日子里，我自己的思想生活中，从来没有想过北京也在北方。这有违我读地理的常识。在六、七十年代的成长中，我们只知道北京是“中心”，而不是地理上的南方与北方。直到后来，一九八三年的八月我第一次乘火车去北京，越过了徐州、黄河后，我才想到方位的问题。火车颠簸，我无法入眠，特别是在越来越靠近北京的时候，我抑制不住始于孩提时代的冲动。我从广播和车厢同伴的反应中知道，列车正越过黄河。许多人都凑近窗户打量夜色的黄河，而我依然躺着，想象自己枕着黄河穿行的感觉。我少年时有太多的时间躺在田野里，习惯在躺着的时候，仰望天空、聆听遥远的声音，而不是追逐地平线。当北方大地，当不同于南方的植被和建筑，当那些肤色和服饰也不同于南方人的北方人渐次出现在我眼前时，北方的轮廓清晰了，我越过南方到北方。北方有北京，北京在北方。
我的村庄在苏北。一条长江把江苏分成南北，苏南在我说的那个江南范围里。一江之隔，划出了两个世界。但我们不认为自己是北方，我们处于南北之间的过渡带，后来有了苏中的概念，确认了我们原先为自己保留的特权。这不是个一般的地理概念，而是经济的、文化的，因为“北方”是通行的贫穷与落后的代名词。在同一个地区，和我们相邻的几个县被称为“北三县”。再往北，我们只知道那是比我们还穷的地方，其他一无所知。无论是工作还是婚嫁，没有愿意往北的。如果说南方还能够顺藤摸瓜地想象，那么不寒而栗的北方则存在于寒冷和饥饿的传说中。我在苏北，但那个大而无当的北方却常常如芒在背，那是一种在贫困之中对贫困的恐惧。
在进京之前，我们所有参加全国学生联合会代表大会的代表，都到省城南京报到，集中去北京。正是暑假当中，我从老家回学校。系里的领导找我谈话，团委的老师找我谈话，最后是学校党委副书记，一位老革命，把我约到他的住所谈话。我被反复告诫要意识到自己的光荣和责任，因为是代表，不仅代表我们学校，而且代表新时期大学生。领导指示我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