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反复告诫要意识到自己的光荣和责任，因为是代表，不仅代表我们学校，而且代表新时期大学生。领导指示我一定要好好学习大会精神，把大会精神带回学校。我则做作了不辱使命的保证，请领导和老师放心。我们那一代大学生长久怀有政治热情，而参加这次会议则让我切实感受到了一种既遥远而又现实的政治责任感，甚至滋生了有些飘渺的抱负。诚惶诚恐的心态，在南京等待省领导讲话送行时，差不多达到了顶点。当我在南京上了火车躺在铺上时，我感到这些天来，我的躯体都僵硬着。那是一种紧张。
北京的宏伟、壮观，让我在震惊之余不知所措。在京西宾馆住下以后，我开始在地图上寻找天安门的位置，首先想去看的就是天安门。大会多数活动都是集体性的，一个人不便出来，代表团有很严格的纪律。在获知会议日程安排之后，感到失望的是，发现没有去毛主席纪念堂瞻仰遗容的安排。后来知道，毛主席纪念堂正在整修，不对外开放。没有机会瞻仰毛主席遗容，我还是到纪念堂周边转了一圈。
会议结束，我从北京回去时，这成为我在北京开会的一个遗憾。另外一个遗憾是，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见会议代表时，我们没有见到*同志。在接见的上一天晚上，我们所有人都在猜测这次能否见到*。一走进接见大厅，我们几个代表就分头看第一排中间座位靠背纸条上的名字，我们看见了“*”等，可没有找到“*”三个字。现在回想自己等待接见的心情，联想到当年红卫兵等待毛主席接见的场景，尽管这是不同的事件，但青年一代学生对政治的热情常常与领袖有关。在我们的少年和青年时期，毛泽东与*这两个伟大的名字是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关键词”。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昔我往矣（2）
一九八六年秋冬，我去湖南长沙一家出版社送书稿，在空闲的时间里，我去的地方都有毛泽东当年的足迹。那时，毛泽东已经从神坛走下来，但即使如此，我一直觉得我们这一代人割不断和毛泽东的思想联系。因为天气降温，我在长沙买了一件风衣，站在橘子洲头时，落叶满地，想象“层林尽染”，“浪遏飞舟”的意象，看湘江东去。匆忙看了第一师范后，去攀登岳麓山，在爱晚亭坐了片刻，雨大了起来，我还是去看了蔡锷墓。隔天又转道湘潭，再往韶山。在匆忙的脚步中走过我少年时痴迷的革命“地图”，我知道这也是当年许多红卫兵的跋涉路线。这次湖南之行距我一九八三年站在金水桥前仰望天安门城楼已过了三年，我对“革命中国”的理解也有不少变化，但始终挥之不去的，是少年时期的理想主义色彩。后来读顾准的书，我仍然觉得不能把乌托邦和专制主义划等号。
现在想来，我们这一代人对“*”后中国的认识，其实是与我们对*的认识联系在一起的。那天中央领导的接见，因为没有见到*，我心中的失落是长久的。许多年以后，我在另外一个城市，见到当时一起在北京开会的同学，他说到我们错过了一次见*的机会。看来，这样的失落感也在其他同学心中。从一九七三年读初中开始到一九七七年高中毕业，“*”后期的中国再度变幻莫测。*的复出和再次被打倒，已经与我们的学习和生活相关。即使在乡下，关于*的故事也是传奇性的。我那时对《参考消息》有特别的兴趣，关于中国和世界的最新认识和消息差不多都来自这份报纸。但显然，已经上了高中的我，是无法预测当代中国政治的。在当时，上了高中，基本意味着两年以后再也没有读书的机会了，不读书，做什么？这是读高中后就发愁的问题，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让我们在“*”快要结束时卷入了“*”。那个时期的高中生，不可避免地按照要求参加了这样的批判活动。我也写过“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作文，复制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是那个年代我们学习的方式。
代表大会的开幕式是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我第一次贴近这个宏大建筑物的感觉，现在还难以言说。人民大会堂的灯光如同处理过的白昼，明亮而柔和，辉煌中渗透着肃穆。尽管红色的地毯被桌椅分隔，但我仍然觉得像太阳般的一块天衣无缝的旗帜覆盖着脚下。我在位置上坐下来以后，不自觉地脱了鞋子，双脚在红地毯上摩挲。这个细节一直让我无法忘记。
我在地图上找到了圆明园遗址和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的位置，当时感觉这三者差不多在一个方位。根据会议的日程安排，我们参观了圆明园遗址。对中国近代史的认识，自然与这个已经是废墟的皇家园林相关。等到我们一行人从废墟中穿过后，历史的耻辱感几乎在每个人的心中产生，这从后面的小组讨论会发言可以看出。用这样的历史来引导我们这一代人的方式在当时效果非常明显。圆明园这样的地方，你只要去看一次，就会刻骨铭心。废墟是一种召唤，耻辱与责任，光荣与梦想都在预设的方向发生。我站在毁弃的石基上拍了一张照片，背后是那个著名的拱门。我仰望远方，神情严肃，面孔轮廓分明。这张照片一直夹在我常翻的一本书中，在大学毕业时这本书连同照片一起丢了。但我一直记得自己的神情，以及身后的废墟。在北京期间，我们在人民大会堂看了两场电影， 其中一场放映的是刚出品的《火烧圆明园》。大学毕业后讨论大学生思想品德课的改革问题，我也是一直主张多讲些中国近现代史的。那时，自己对“五四”运动意义的认识，也是从爱国主义出发的。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这条历史线索长期缠绕着青年时期的我们。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昔我往矣（3）
其实，我当时还非常想去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但会议安排的自由活动时间很少，从圆明园返回的路上我看到了“清华园”三个字。我内心有些躁动。在“*”后期开展反击右倾翻案风时，我们班上引用的一份资料是一个清华大学学生的日记，其中有一句话是“朝为田间撒灰郎，暮登清华大学堂”，写他接到清华录取通知书的感受。中国的学生，都有上北大、清华的梦想，我自己也是田间撒灰郎，自然体会得到那个大学生欣喜若狂的心情，但当时又真的觉得他那样对比是资产阶级思想，是忘本了。在去圆明园之前，我们先游览了颐和园。读中文系的，难免不在昆明湖畔想起王国维，发思古之幽情。所以，当时很想去看水木清华，看荷塘月色，但清华最终没有去成，北大的未名湖也是多年以后才有在湖边徘徊的机会。
北京之行，我只是翻阅了中国近现代史的一页。这或许是一种宿命，因为我们这一代人从来都是在残缺的历史中长大的。
今年暑期，我有幸参加了在北京召开的中华全国*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六百六十五名代表聚集京华，聆听中央首长教诲，洒下滴滴幸福泪；共商*大计，立下拳拳报国志，深受鼓舞和鞭策。
大会期间，我们认真讨论了林炎志同志所作的工作报告，交流了各校学生会工作情况，总结了第十九次*代表大会以来四年多时间*、学生会工作的经验和教训。代表们指出：坚定不移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学生会工作的根本保证，为同学成才铺路是学生会工作的着眼点。
党中央对这次大会十分重视。八月十七日下午，党和国家领导人宋任穷、乔石、伍修权、韩先楚、费孝通等同志出席了开幕式。八月二十三日下午，*、*、李先念、彭真、邓颖超等在京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亲切接见了我们并一起合影留念。那激动人心的场面将永远铭刻在我们的记忆中。大会期间，乌兰夫副主席到会给全体代表作了重要讲话。他希望青年一代要有爱国之情、报国之志、建国之才和效国之行。这集中体现了党中央和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对我们青年的亲切关怀和殷切期望。
听了乌兰夫同志的讲话，我的感触很深。我想到了天安门广场上的人民英雄纪念碑，想到了被焚烧的圆明园，想到了毛主席故居里有一半堆着书的木板床和有四块补丁的枕头席……想到了我们这一代大学生的历史使命。
自己的一方天地是狭小的，一旦把祖国的兴衰系于心中就变得海阔天高了。中华民族有着悠久的爱国主义传统；共产党拯救了中华，写下了爱国主义历史上最灿烂的一页。我们是跨世纪的一代，振兴中华的一页需要我们去谱写。大学生得天独厚，有着较高的科学文化知识，应该在振兴中华的事业中率先奋起，把爱国主义精神升华到共产主义精神。
四化建设需要优秀人才。人们常用“德识才学”来衡量一个人，我们四化建设所需要的人才，光有专业知识和专门技能还不够，还要具有开拓进取、奋发向上、英勇献身的革命精神。我们的先辈曾喊过“科学救国”的口号，历史否定了它；可是在今天，我们有党的领导，“科学建国”却成了历史的必然。我们要学科学，学文化，走德智体全面发展的道路。 txt小说上传分享
昔我往矣（4）
一个崭新的时代出现在我们的面前。同学们，我们不要辜负伟大的时代，勇敢地担负起时代赋予我们的历史重任吧。
这是我发在一九八三年九月十五日校刊上的短文《肩负起历史的重任》。暑期结束后，我在多个场合汇报北京会议的精神，又应约为校刊写了这篇文章。二十多年后重读这篇短文，浮想的不仅是北京之行，还有我们这一代人的心路历程。这篇短文鲜明地传递了那个年代的主旋律之音，革命在理想主义的旗帜下，在现代化运动中获得了新的诠释。即便在今天，我自己的许多想法已经发生了大的变化，但我仍然谨慎地对待理想主义，而且总觉得自己的血液在澎湃。我有时甚至认为，我们这一代人中的一部分，也许是对曾经的真正意义上的革命怀有理解和敬意的最后一代知识分子。这在别人看来，或许是个可笑的想法。二六年七月，我由西安去延安，心情是那样的特别，在到达的夜晚，我是那样渴望贴近延河，贴近宝塔山。夜间的延安城不像我想象的那样，“后革命”的某种氛围也在这里散发着。在住下后，我又被当地朋友拉上车，往枣园方向去了，到那里吃羊肉。翌日的黎明，我漫步延河，干涸的河床上零星长着杂草，跨过河道的大桥下面躺着一个衣衫褴褛的流浪汉。这个景象对我几乎是打击。只有当我仰望山上的宝塔时，神圣感才代替了败兴。我很少朗诵诗歌，此时，贺敬之《回延安》的诗句脱口而出。如果回到当年，我或许是个革命者。在宝塔山下，我看到了有家小店卖剪纸，既有以革命为主题的，也有反映民间风俗的。我挑了许多张，从这些红色的剪纸中，想象当年的延安。在从延安去米脂的路上，大家说到那时的革命者，我说，丁玲“昔日文小姐，今日武将军”，这才是“超女”。我和几个朋友驱车到了米脂县一个叫黑疙瘩村的地方，陪朋友祭扫她的爷爷，一位老红军战士。我站在山坡上，想到的不是生与死，而是革命与贫困的问题。
八十年代的校园仍然充满政治激情。自发的党章学习小组层出不穷，尽管在八十年代初期，像我们这样的学校，一个班级能发展一两个党员已不容易。我的上一届同学中，直到毕业都没有一个人能够加入党组织。但这丝毫不影响学生申请入党的势头，未能在学校入党的部分同学，毕业前夕还要求系里把自己的入党申请书放入档案。当时获知高年级有同学是党员，我们看他们的眼光几乎是异样的。而学生党员在平时的学习生活工作中也发挥着特别的作用， 也就是党组织要求的“先锋模范作用”。
一九八一年的十一月十六日晚，我们都挤在文科楼三楼大教室收看那场揪心的第三届世界女子排球赛。这场历时十一天的比赛，最终的决赛在中国和日本女排之间进行。我们仿佛也在日本大阪市府立体育馆内，情绪紧绷。这场鏖战终于以中国女排夺冠闭幕。当时大教室的狂热气氛几乎沸腾。那时，我们仍然把体育和政治和中华民族的振兴联系在一起，上街*庆祝的队伍迅速集结走出校门，这几乎是一个全国性的景象。“三大球翻身，女排捷足先登”的标语四处可见。等我们从街上*返回第八宿舍时，部分同学的兴奋情绪还难以平抑。和我们住一幢楼的体育系学生，在楼前砸酒瓶、烧棉被，又有同学把装垃圾的箩筐拉来焚烧，围观的同学越来越多。就在这个时候，一个高年级的同学大声疾呼：“不能再烧东西！”我认出这是我们系七七级的班长。他又挤进人群，再次大声说：“我是共产党员！请大家听我的！”在一阵喧哗之后，同学散去，火也被扑灭。
昔我往矣（5）
许多年以后，几个系友聚会，这位班长也在场，大家说到了这件事。我们几乎是齐声说：“我是共产党员！”
政治理想与入世情怀在很长一段时间影响了我对道路的选择。在最初选择专业领域时，我也放弃了自己对古代文学和现代汉语的爱好，涉足中国现当代文学，这个与二十世纪中国关联密切的学科，与当下生活气息相通的领域。从一九八五年到*年，我对报告文学特别有兴趣。苏州乡镇企业不断崛起，反映这类题材的报告文学创作活动在我生活的城市是个文化热点，我也常常被组织到这类活动之中。而自己刚开始的学术，则几乎是报告文学评论，或者是与现实主义相关的创作。在一九八七年发表的一篇论文中，我写了这样两段话，今天重读，虽不说今是昨非，但确实呈现出当年的文学观与世界观的局限以及语言的空洞：
如果换一个角度结束本文，我们不妨这样说：从报告文学忧患意识复现与深化的过程中，不难发现报告文学仍然执著于革命现实主义。我们认为这是艰难而成功的选择。自然，我们并不厚此薄彼，遗憾的是，“现实主义”和“革命现实主义”似乎受到不应有的冷落。报告文学自然要有新的发展，但它不会离开现实的土地“羽化而登仙”。一个伟大的民族不会因成功而麻木，而失去困惑；一个真正的报告文学家也不会对一个成功而又困惑的民族失去忧患精神；人类只要在克服困惑中前进，作家的忧患意识就会在前进中萌生。——从这个角度讲，忧患，何尝不是一种永恒的意识呢？
如果重新回到大学时代，我不知道自己是否会选择不一样的大学生活。在到学校报到后的当天晚上，班主任便找我谈话，说看了档案，了解我上大学前的情况，让我先做班级的召集人，然后再做班长。这很出乎我预料，而且让我诚惶诚恐。但四年大学生活让我由此踏上了一条“不归路”，班长、系学生会主席、校学生会主席、市*主席，围绕这些岗位，我几乎成为一个职业学生活动家，成为学生中的“公众人物”。自己的性格也因此改变，而内心深处的约束也增加许多。一九八三年冬天不停闹地震，经常会有学生从教室窗户跳出去，教室的楼道也常常在一片恐慌中塞满了疏散的人群。女同学在这种情况下似乎特别慌张，我们几个学生干部去女生宿舍楼维持秩序时，又有轻微的震感，有些女生裹着被子从楼道里冲出来。我现在还记得，我爬到了宿舍前的砖头堆上，大声说：“不要慌张，我是学生会主席，听我指挥。”当时的声音一定很大，有的女生记住了。工作后遇见另外一个系的青年女教师，她对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