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或一部分人的物界利益时，就有堕落成一种坏迷信的危险。）这个悲字同时说明了，修炼得已经如此高超的佛也是有欲望的，比如“普度众生”，佛也是有苦有乐有欢有悲的。结果非常奇怪，佛之欲求竟是使众生无欲无求，佛之苦乐竟系于众生是否超脱了苦乐。这一矛盾使我猜想，此佛陀非彼佛陀，他早已让什么人给篡改了，倘非如此我们真是要这个劳什子干嘛？无非是我们以永世的劫难去烘托他的光环罢了。所以，我一直不知道“大彻大悟”到底是什么，或者我不相信无苦无乐的救赎之路是可能的是有益的。所以，灭欲不能使我们突围，长寿也不能。死也许能，但突围是专指活着的行为。那个围是围定了的，活着即在此围中。
1给杨晓敏（2）
在这样的绝境上，我还是相信西绪福斯的欢乐之路是最好的救赎之路，他不指望有一天能够大功告成而入极乐世界，他于绝境之上并不求救于“瑶台仙境，歌舞升平”，而是由天落地重返人间，同时敬重了慈与悲，他千万年的劳顿给他酿制了一种智慧，他看到了那个永恒的无穷动即是存在的根本，于是他正如尼采所说的那样，以自己的劳顿为一件艺术品，以劳顿的自己为一个艺术欣赏家，把这个无穷的过程全盘接受下来再把它点化成艺术，其身影如日神一般地作美的形式，其心魂如酒神一般地常常醉出躯壳，在一旁作着美的欣赏。（我并没有对佛、禅、道之类有过什么研究，只是就人们对它们的一般理解有着自己的看法罢了。不过我想，它们原本是什么并不如它们实际的效用更重要，即：“源”并不如“流”重要。但如果溯本清源，也许佛的精神与西绪福斯有大同，这是我从佛像的面容上得来的猜想，况且慈与悲的双重品质非导致美的欣赏不可。）所以宗教和艺术总是难解难分的，我一直这么看：好的宗教必进入艺术境界，好的艺术必源于宗教精神。
但是这又怎么样呢？从死往回看，从宇宙毁灭之日往回看：在写字台上赌一辈子钱，和在写字台前看一辈子书有什么不一样呢？抽一辈子大烟最后抽死，和写一辈子文章最后累死有什么不一样呢？为全套的家用电器焦虑终生，和为完美的艺术终生焦虑有什么不一样呢？以无苦无乐为渡世之舟，和以心醉于悲壮醉于神圣为渡世之舟又有什么不一样呢？如果以具体的生存方式论，问题就比较难说清，但把获得欢乐之前、之后的两个西绪福斯相比较，就能明白一个区别：前者（即便不是推石头也）仅仅是一个永远都在劳顿和焦灼中循环的西绪福斯，后者（无论做什么）则是一个既有劳顿和焦灼之苦，又有欣赏和沉醉之乐的西绪福斯，因而他打破了那个绝望的怪圈，至少是在这条不明缘由的路上每天都有一个悬念迭出的梦境，每年都有一个可供盼望的假期。这便是物界的追寻和（精）神界的追寻，所获的两种根本不同的结果吧。当然赌钱或许也能赌到一个美妙境界，最后不在乎钱而在乎兴奋了，那自然是值得祝贺的，但我想，真有这样的高人也不过是让苦给弄伤了心，到那牌局中去躲避着罢了，与西绪福斯式的欢乐越离得远些。
最后有一个死结，估计我今生是解它不开了：无论哪条路好，所有的人都能入此路吗？从理论上说人都是一样的构造，所以“人皆可成佛”，可是实际上从未有过这样的事实；倘若设想一个人人是佛的世界，便只能设想出一片死寂来，无差别的世界不是一片死寂能是什么呢？至少我是想不出一个解法来。想而又想可能本就是一个荒唐者的行状，最后想出一个死结来，无非证明荒唐得有了点水平而已。那个欢乐的西绪福斯只是一个少数，正如那个“大彻大悟”的佛也是一个少数，又正如那些饱食终日的君主同样是一些少数，所谓众生呢？似乎总就是一出突围之戏剧的苦难布景，还能不体会一个“悲”字吗？
史铁生＇＇199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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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一封关于音乐的信
编辑同志：你好！
我一直惭愧并且怀疑我是不是个音乐盲，后来李陀说我是，我就不再怀疑而只剩了惭愧。我确实各方面艺术修养极差，不开玩笑，音乐、美术、京剧，都不懂。有时候不懂装懂，在人们还未识破此诡计之前便及时转换话题，这当然又是一种诡计，这诡计充分说明了我的惭愧之确凿。
现代流行歌曲我不懂，也不爱听，屡次偷偷在家中培养对它的感情，最后还是以关系破裂而告终。但有些美国乡村歌曲和外国流行歌曲，还是喜欢（比如不知哪国的一个叫娜娜的女歌手，和另一个忘记是哪国的胡里奥·伊格莱西亚斯）。也仅仅是爱听，说不出个道理来。
古典音乐呢？也不懂，但多数都爱听，不知道为什么爱听，听时常能沉进去，但记不住曲名、作者、演唱演奏者和指挥者，百分九十九的时候能把各种曲子听串（记串），就像有可能认为维也纳波士顿团的指挥是卡拉扬。至于马勒和马奈谁会画画谁会作曲，总得反复回忆一下才能确定。而签证和护照的关系我也是昨天才弄明白的，后天会否又忘尚难保证。
史铁生与音乐是什么关系呢？他是个爱听他所爱听的音乐的人。且不限于音乐，音响也可以。比如半夜某个下了夜班的小伙子一路呼号着驰过我家门口；比如晌午一个磨剪子磨刀的老人的叫卖；比如礼拜日不知哪家传来的剁肉馅的声音，均属爱听之列。
民歌当然爱听，陕北民歌最好。但到处的民歌也都好，包括国外的。虽然我没去过印尼，没去过南美和非洲，但一听便如置身于那地方，甚至看见了那儿的景物和人情风貌。北方苍凉的歌让人心惊而心醉，热带温暖的歌让人心醉而后心碎（总之没什么好结果）。我常怀疑我上辈子是生活在热带的，这辈子是流放到北方的。看玛·杜拉的《情人》时也有此感。
被音乐所感动所迷倒的事时有发生。迷倒，确实，听得躺下来，瞪着眼睛不动，心中既空茫又充实，想来想去不知都想了什么，事后休想回忆得起来。做梦也是，我总做非常难解的离奇的梦，但记不住。
音乐在我看来，可分两种，一种是叫人跳起来，一种是令人沉进去，我爱听后一种。这后一种又可分为两类：一类是无论你在干什么，一听就“瞪眼卧倒”不动了。另一种则是当你“瞪眼卧倒”不动时才能听，才能听得进去。而于我，又是后一种情形居多。
听音乐还与当时的环境有关，不同环境中的相同音乐，会有完全不同的感受。在闹市中听唢呐总以为谁家在娶媳妇。我常于天黑时去地坛（我家附近的一个公园，原为皇上祭地之处），独坐在老树下，忽听那空阔黑寂的坛中有人吹唢呐，那坛占地几百平方米，四周松柏环绕，独留一块空地，无遮无拦对着夜空，唢呐声无论哀婉还是欢快却都能令人沉迷了。
当然，更与心境有关。我有过这样的时候：一支平素非常喜欢的曲子，忽然不敢听了；或者忽然发现那调子其实乏味得很，不想听了。
我看小说、写小说，也常有这样的情况，心境不同便对作品的评价不同。那些真正的佳作，大约正是有能力在任何时候都把你拉进它的轨道——这才叫魅力吧？鬼使神差是也。所以我写一篇小说之前总要找到自己的位置、自己的心态、并以一种节奏或旋律来确认（或说保障）这种位置和状态。但我说不好是谁决定于谁。心境一变，旋律就乱，旋律一乱，心境便不一样。所以我很怀疑我能否写成长篇，因为没把握这一口气、这一旋律可以维持多久，可以延伸到哪儿去。
等我好好想想，再认可能否应下你的约稿吧。
祝
岁岁平安！
史铁生
1991年12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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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给安妮·居里安Ⅰ（1）
安妮：您好！
来信收到。我最近正与别人合作写一部电影剧本，很大程度上是为了生计，电影剧本的稿费要比小说和散文高得多。写电影，基本上是奉命之作，要根据导演和电影市场的要求去写。写完一稿了，导演不满意，还要再写一稿，很累，以至血压也高上去。所以，眼下我有点不敢接受您的约稿。我想，就在这封信中，谈谈我何以特别喜欢玛格丽特·杜拉斯和罗兰·罗伯－格里耶的作品吧。
其实，法国当代文学我读得很少，杜拉斯和罗伯－格里耶的作品我也只读过几篇。所以我不如明智些，把话题限制得尽量小：单就罗伯－格里耶的《去年在马里昂巴》和杜拉斯的《情人》说说我的感受。
我曾对搞比较文学的朋友说过：为什么不在中国的《红楼梦》与法国的《去年在马里昂巴》之间做些文章呢？这两部作品的形式殊异，但其意旨却有大同。《红楼梦》是中国小说最传统的写法，曹雪芹生于二百多年前；《去年在马里昂巴》是法国新小说派的代表作，罗伯－格里耶活在当代。但这并不妨碍我从中看到，两部作品或两位作家的意趣有着极为相似的由来与投奔。罗伯－格里耶在他这部作品的导言中写道：“在这个封闭的、令人窒息的天地里，人和物好像都是某种魔力的受害者，就好像在梦中被一种无法抵御的诱惑所驱使，企图改变一下这种驾驭和设法逃跑都是枉费心机的。”又写道：“她（女主角A）好像接受成为陌生人（男主角X）所期待的人，跟他一起出走，去寻找某种东西，某种尚无名状的东西，某种别有天地的东西：爱情，诗境，自由……或许死亡……”我感到，这也正是曹雪芹在《红楼梦》中所要说的，虽然我们没有直接听到他这样说。
那个陌生男子X，走过漫无尽头的长廊，走进那座豪华、雕琢、一无生气的旅馆，正像那块“通灵宝玉”的误入红尘。那旅馆和荣、宁二府一样，里面的人百无聊赖、拘谨呆板、矫揉造作，仿佛都被现实社会的种种规矩（魔法）摄去了灵魂，或者他们的灵魂不得不藏在考究的衣服和矫饰的表情后面，在那儿昏迷着，奄奄一息，无可救药。唯有一个女人非同一般（《去》中的A和《红》中的林黛玉），这女人便是生命的梦想之体现，在这死气沉沉的世界里，唯有梦想能够救我们出去。这梦想就是爱，久远的爱的盟约，未来的自由投奔。爱情是什么？就是自由的心魂渴望一同抵抗“现世魔法”的伤害和杀戮。因这“现世魔法”的统治，人类一直陷于灵魂的战争，这战争不是以剑与血的方式，而是以对自由心魂的窒息、麻醉和扼杀为要点。在这样的现世中，在那个凄凉的旅馆和荣、宁二府里，一个鲜活的欲望需要另一个不甘就死的生命的应答，这时候，爱情与自由是同意的，唤醒久远的爱的盟约便是摆脱魔法一同去走向自由；如果现实难逃，就让艺术来引领我们走进那亘古的梦想。我终于明白，这两部出于不同时代不同国度的作品，其大同就在于对这梦想的痴迷，对这梦想被残杀的现实背景的关注，对这梦想能力的许之为美。这梦想的所指，虽是一片未知、虚幻、空白，但正因如此才是人性无限升华的可能之域。这永难劫灭的梦想，正就是文学和艺术的根。这根，不因国度的不同而不同，不因时间的迁移而迁移，因为人与物、与机器人的根本区别，我想，就在于此。
我记得在罗伯－格里耶的一篇文章中，他说过，《去年在马里昂巴》中的某些情景，源于他早年的梦境。我来不及去查找他是在哪篇文章中这样说过的了，我甚至不能确定他是否真的这样说过，也许那只是我看了这部作品后所得的印象，以致我竟觉得那也是我有过的梦境。这可能是因为，在他的很多作品中（比如还有《嫉妒》）的写景写物里，都含着梦似的期待。罗伯－格里耶的“物”主义，确实不像他所希望的那样，摆脱了人的主观构想、主观色彩，达到了纯客观的真实。他之所以这样希望，我想，他是要说：必须摆脱那些固有的、僵死的、屈从于习惯的对存在的观念，从那里走出来，重新看看人与这个世界的关系，看看你心魂的无限领域吧。所以他笔下的真实都是“不确定的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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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给安妮·居里安Ⅰ（2）
真实不单是现实，真实还是梦想。比如黑夜，弥漫于半个地球的纷纭梦境，会随着白昼的来临便化为乌有吗？不，它们会继续漂流进白天，参与进现实。比如白天，谁能根据一个人目前的作为，而肯定地推断出他下一步的行动呢？那么你还能认定一群去上班的人只是一群去上班的人吗？不，每一个人都是一团不可预测的梦想，他不是一颗逻辑中的棋子，他是一个难于琢磨的下棋的人。比如记忆，你所有的记忆都是发生过的现实吗？不，那里面肯定有从未发生过的梦。但是，说梦是没有发生的，显然荒谬。梦已经发生，如同现实一样地发生了，并且成为我们真实生命的一部分。如果人与电脑的根本区别，在于电脑不能无中生有地去创造，显然，梦想甚至是我们生命的主要特征了。
罗伯－格里耶的写作不是写实，甚至也未必是写梦，他的写作在我看来，是要呼唤人们的梦想和对梦想的痴迷与爱戴。所以在他的作品里，处处留有未知、虚幻和空白，使我们得以由此无限地展开梦想，即展开我们的生命。生命恰恰是由梦想展开的，试想减去梦想，人还能剩下什么？罗伯－格里耶有一种非凡的能力，他总是能够把我们带到一个角度，让我们走进若实若幻的画面、声音或处境中去，见此形而生他意，得其意而忘其形，恍然记起生命悠久的源头，恍然望见生命不尽的去处。这正是让我读之而痴迷的原因吧。
在疯狂的物欲和僵死的规矩，像“魔法”一样使人丧失灵性的时代，梦想尤为珍贵，写作者要记住它，要崇尚它，跟随它。
在我们满心的爱情被“魔法”震慑、性爱被它劫掠去越来越广泛地变成商品、文学经常地沦为艺妓表演的时候，我们多么希望听见杜拉斯《情人》中的那种独自诉说！我们需要她的声音，那种语气，那种不加雕饰的款款而谈，沉重而又轻灵地把我们牵回梦想。有时我觉得，《去年在马里昂巴》的空白处，所埋藏的，就是这个《情人》的故事。如果一个人，历经沧桑，终于摆脱了“现世魔法”的震慑，复归了人的灵性，他的文章就会洗去繁缛的技巧，而有了杜拉斯式的声音。真诚的、毫不规避地诉说，使你既在现在，也在过去和未来，在“情人”年青的裸体上，在“情人”衰老的面容里，在“情人”已经飘逝的心魂中。那时已不需要任何技巧、规则、方法，你是在对自己说，对上帝说，对生命和死亡说。“魔法”被宽广和朗的秋天吓跑了，你一生的梦想自由地东来西往，那是上帝给你的方式，不需要智力的摆弄，而随意成诗，成为最好的音乐。我非常喜爱《情人》，但似乎没有更多的东西可以议论。自从我看到了《情人》的那一天起，在我的写作路途上的每一步，那样的境界都是我向往的。但我办不到。我想，这也许不是能够学到的，模仿也许会更糟。也许，需要年龄把时间的距离拉得更长些，更长些，才可能走进它。也许我在那“魔法”中还没有走够，还没有走完，所以还不可能走出去。但我似乎已经看见了，文学应该走去的方向，就是在现世的空白处，在时尚所不屑的领域，在那儿，在梦想里，自由地诉说。
我不想谈论中国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