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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想谈论中国文学和法国文学，我只想说文学是一样的，有着一样的并且亘古不变的根。
安妮：此信如果您认为可以用，就请删去首、尾算做一篇文章吧。
加利玛出版社愿意出版我的作品，我自然是非常高兴和感谢的。您所选定的篇目，我也觉得很恰当。多谢。
今年为写那个剧本，花了太多的时间，所以其他东西写得很少。明年万万不能这样干了。
即颂
大安！
史铁生
1994年11月9日
。 想看书来
4给HDL（1）
HDL：你好！
一直在写那个长篇，没及时回信。现在终于写完了。是“完了”还是“完蛋了”尚不一定，但不管是什么，总可以先不想它了。
就像“完了”和“完蛋了”都由不得我一样，在写这长篇时，我有一个突出的感受：写什么和怎么写都更像是命——宿命，与任何主义和流派都无关。一旦早已存在于心中的那些没边没沿、混沌不清的东西要你去写它，你就几乎没法去想“应该怎么写和不应该怎么写”这样的问题了。这差不多就像恋爱，不存在“应该怎么爱和不应该怎么爱”的问题。写作和恋爱一样是宿命的，一切都早已是定局，你没写它时它已不可改变地都在那儿了，你所能做的只是聆听和跟随。你要是本事大，你就能听到的多一些，跟随得近一些，但不管你有多大本事，你与那片没边没沿的东西之间都是一个无限的距离。因此，所谓灵感、技巧、聪明和才智，勿宁都归于祈祷，像祈祷上帝给你一次机会（或者一条道路）那样。所以大作家的才能被叫做天赋。我没有天赋，或者没有足够的天赋，这不是可以埋怨的事，但安贫乐命之中似乎也听见一点什么，便作为动笔的理由。
（顺便说一句：LX听见了什么和在跟随什么，是别人不知道的，所以别人不要指挥他，他也不要听别人指挥。在宿命的写作面前，智力本来用处不大，别人的智力就更没什么用。所谓大狗小狗都要叫，真是上帝给人间的最佳劝告。据此，什么狗都可以有信心了。何况LX很可能是一条大狗，或者品种极为难得的一条纯种狗。）
那些没边没沿、混沌不清的东西是什么呢？如果“灵魂”这个词确是有所指的话，我想那就是灵魂了吧，否则真不知灵魂到底是什么了。我的那个长篇中有几句话，在电脑上把它搬来倒也方便：
你的诗是从哪儿来的呢？你的大脑是根据什么写出了一行行诗文的呢？你必于写作之先就看见了一团混沌，你必于写作之中追寻那一团混沌，你必于写作之后发现你离那一团混沌还是非常遥远。那一团激动着你去写作的混沌，就是你的灵魂所在，有可能那就是世界全部消息错综无序地纺织。你试图看清它、表达它——这时是大脑在工作，而在此前，那一片混沌早已存在，灵魂在你的智力之先早已存在，诗魂在你的诗句之前早已成定局。你怎样设法去接近它，那是大脑的任务；你能够在多大程度上接近它，那就是你诗作的品位；你永远不可能等同于它，那就注定了写作无尽无休的路途，那就证明了大脑永远也追不上灵魂，因而大脑和灵魂肯定是两码事。
于是就有一个挺有趣的问题了：是聆听者和跟随者是我呢？还是那些被聆听和被跟随的东西是我？人有大脑，又有灵魂——这是一个古老而又常新的命题。我想：很可能，聆听者和跟随者是我的大脑，被聆听者和被跟随者就是我的灵魂。也就是说，写作就是大脑去聆听和跟随灵魂的时刻。至于白纸黑字，那不过是手或者打印机的功劳（打印机会发热，手会出汗，打印机会出故障，手会得腱壳炎，等等）。
我想，历来的好作品无不是这样聆听和跟随的结果。当然，这样的聆听和跟随并不为好作品打保票，因为大脑的优劣也不可忽略——这就是所谓“本事”了。但是大脑差不多也是一个定局，或只可做些微改善。因而，写作之路主要就是这样的聆听和跟随了，人所能为者也就只有它了。但是，所能或所为，千万别在这样的聆听和跟随之外发展。在这之外的发展，不管多么漂亮（多么轰轰烈烈的主义或者多么新颖的流派），大约也只是书写或编纂。这样的聆听和跟随之外，必然是追逐潮流，膜拜“样板”和监听市场信息。一旦大脑只被大脑使唤着，制造就要代替创造，当然制造量一定会比创造量高，花样儿也容易多。因为创造肯定要在人智未至之域，依我想就是那片没边没沿、混沌不清的东西——灵魂的幽暗处。大脑跟随它到那儿，一切都像洪荒未开，激动得你满心思绪却又默然无语——这就是写作者叼着笔在寻找语言的时刻，这样的时刻才可能有创造。灵魂用不着我们创造，那是上帝的创造，我们的创造是去接近那片东西，也可以说就是去接近上帝。尤其当我们发现这接近是永无止境的距离时，真正的写作才可能发生。
4给HDL（2）
你上次说到“先锋与传统的结合才是写作大有可为之地”——大意是这样吧？我非常同意。“先锋”并不是固定的一种风格、流派、技巧，而是对未开垦（未知、未发现）之域的探问激情。“传统”当然也不是故有的一种或几种风格、流派和技巧，而恰是对灵魂的来路和去处的关注，是接近上帝的心愿，又是对永恒距离的接受，这些自打人成为人那天起就一直有，所以谓之“传统”。“先锋”的探问激情若仅仅对着古往今来发生在空间里的未知事物，就差不多离开了文学，离开了传统，离开了根。“传统”若画地为牢，就差不多像是将死的老人一心只求长寿，再看不惯青年人忘死的热恋了。事实确是如此：老化的征兆，正在于这探问激情的衰退，而年轻的先锋又容易被空间中的新奇牵引得到处乱跑。这作为一个人或一个作者，都无可厚非，甚至是一种必然，大惊小怪倒是不必。但文学若总在这两端跳，就不像什么好事。最可期望的是：文学永葆它的探问激情，同时又总是向着那一片无边无际、混沌不清的灵魂领域。正因其无边无际和混沌不清，这探问才永无止处，激情也才不会衰退。
我不能在空间里随心所欲地到处去跑，不过我并不是因此而不赞成“被空间中的新奇牵引得到处乱跑”，我其实是非常想到空间的新奇中去乱跑的（去不去得成是另外一回事）。我只是说：不管你是否在空间中乱跑，不管你的空间是大是小，不管那儿有或没有，以及有多少新奇的事，文学也主要是发生在心魂里的事，尤其是发生在心魂中一直被遮蔽之处的事。发生在心魂里的事，似乎仅仅用“发生”这个词就不够了，要用“发现”。因为，如果心魂没有发现它，它就等于没有发生。而发现，必定是由于传统的精神关注和先锋的探问激情，否则，心魂被遮蔽处的事就很难被发现，文学就只好到心魂之外的空间中去乱跑了。
我不大爱看仅仅发生在空间的故事，那样的故事全世界每天不知要发生多少，似乎与我关系不大。记得有人挖苦作家说“把人家的事写一遍，还跟人家要钱”，这挖苦挺公道。我想，其实没有一篇好作品是纯粹写别人的，而只可能是借助很多发生在空间中的别人的事，在写发生在自己心里的事，准确说是发现早已存在于自己心里的事。
我有时想：若是世界上只有我，我心里大概就什么事也不发生，甚至干脆发现不了我自己。我心里之所以有所发生或发现，就在于这世界上还有别人，在于我与别人相关。所以，其实也没有纯粹写自己的作品。我有时想：心魂和心魂一向是联通着的，在那片混沌之域各居一隅，但是并不隔离。是大脑把人隔离的（就像一个个“286”、“386”、“486”未能联网），当大脑受到膜拜之时，人为肉体和灵魂都穿上衣裳——棉、绸的织品，或语言的遮蔽。不过这处境并不值得厌弃，这恰是写作出发的地方，别忘了去哪儿就好。
删除大脑（删除上帝的游戏机）怎么样？像有些参禅悟道者主张的那样，断灭一切智识，人人都去成佛，不好么？我总觉得这不大可能，我总以为灵魂或者佛性必不是一处固定的所在（或者宝座），它是一个动词，它只在一条行走着的路上，只有在接近它而又永远走不到它时，它才呈现。这不是删除大脑（把众生都删除成傻瓜）所能办到的。可是对大脑的膜拜又总是让人走进歧途，因为只是智力这么活着、嚷着、比赛着，智力终有一天要聪明到发现这处境的无味。我有时想：上帝把人隔离，原是为了人的团聚，上帝弄出几十亿大脑就是为了让我们有办法去跟随灵魂，上帝弄出各种互相不能听懂的语言正是为了那座通天塔的建造。要是人人都已成佛，或者给人一座现成的通天塔，人可还往哪儿走呢？无处可去，灵魂倒要消散了。（其实，正是一个个脑细胞的互相联通、互相的往来投奔，才使灵魂成为可能的吧。）
越说越远了。本来是想给你写封信，却正儿八经地又像是做起文章来了。主要是有些乱七八糟的想法，想说说。主要是觉得很多文章竟是在灵魂之外的操作。操作是一个时髦用词，看来，大脑一旦只对着大脑发狠，必会选中“操作”这个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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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给HDL（3）
你上次讲的，我觉得句句在理。你靠直觉，那就是天赋。你只差一写，虽然写起来也得费点力气——费点大脑。我是更多地用脑的人，这不是天赋。有两种人，一种是生来有悟性（直觉，或者叫通灵性），另一种是命运把他扔在一个使他不得不想一想灵魂问题的地方，我是后者。
还有一句话要说：你所感受到的困苦，我都懂。懂，于是就不必多说。但是在写作中是不能绕开那些困苦的，因为灵魂正是在那些困苦的地方。
问候LX。问候你们的女儿。
即颂
大安！
史铁生
1995年7月10日
5给LR兄（1）
LR兄：你好！
寄来的文章（剪报）早已收到，那时正忙着为长篇收尾，未及时回信。
若是就这两篇文章（殷小苓的《艺术与伦理的对峙》和臧棣的《艺术独立于伦理？》）谈看法，似乎太麻烦（比如首先得逐字逐句去分析他们二位的准确意思，说不定还得引几段他们的话），我实在不精此道，而且涉及种种立场式的辩论历来让我发怵。不如脱离开这两篇文章，只说说我自己对艺术和伦理，以及对顾城事件的想法吧：
① 艺术和艺术家是两码事。艺术可以独立于伦理，艺术家则不可。最简单的逻辑是：对艺术的评价显然不能依据伦理，但艺术家除非与他人隔绝，否则就不可能不受伦理的约束。
② 我手头的《现代汉语词典》上是这样解释“伦理”一词的：“指人与人相处的各种道德准则。不同的阶级有不同的伦理。”我想，“阶级”一词应谨慎使用，不如说“不同的时代、不同的文化、不同的群体，有不同的伦理”更恰当。
③ 艺术家作为具体的人，他可以反对某种伦理，也可以放浪不羁而至希望不受任何伦理的束缚，但他不可能不在某种伦理的约束中——因为你必要与他人相处，而且必然是在某种现实中与他人相处。必要与他人相处就必得遵守某种道德准则，必然在某种现实中与他人相处就必得遵守某种现实的伦理。这时候任何浪漫和梦想都不能代替现实，不管是如世界大同一类的好梦还是如法西斯一样的坏梦，也不管是永难实现的好梦还是可能实现的好梦，都不给你不受现实伦理约束的权利。比如足球，现行的规则并非尽善尽美，可以发议论以期改善它，但眼下的比赛中必须遵守它。你不遵守，就依据现实的伦理（规则）制裁你，不管你是谁，也不管你做的什么好梦。所以，艺术家的杀人当然要与任何人的杀人同等看待，这里甚至没有什么“可不可以原谅”的问题需要讨论，杀人就是杀人犯，余下的问题和思索请到伦理（以及基于伦理的法律）之外去讨论。
④ 现实和梦想，必要泾渭分明。艺术家必是一个现实，而艺术从根本上说是梦想（理想、希望等等）。现实的人必须遵守现实的伦理，可梦想，你要它遵守什么呢？尤其遵守什么伦理、什么准则呢？如果梦想不是无拘无束于已有的伦理或准则之外，它也就不是梦想，或者也就没有梦想，没有梦想艺术也就完了，艺术就又会变成一种“样板”下的千百次移植，或者一种主义下的千百条注释了。梦想和现实，艺术和伦理，各归其位各司其职，不仅利于艺术也利于伦理。比如《流浪者》中的拉兹，作为一个偷儿要不要被制裁？但作为一个被污辱与被损害者，是不是制裁了就够了？于是就有两难局面：按照艺术的逻辑，法律将无所适从；按照法律的逻辑，艺术将无所作为。我一直记得《流浪者》中的一句话：“法律不承认良心，良心也就不承认法律。”这句话像是声讨，但它无论如何是说对了，法律不能承认（或遵从）良心，良心也不能止步（或俯首）于法律，于是法律才能严谨，良心才能独立，艺术才能鲜活，独立的良心和鲜活的艺术便有助于法律的修正，日趋完善的法律也才能更好地维护良心和艺术。若是法律和良心、艺术互相不能独立，最终准定是一锅粥，哪样也好不了。我又要拿足球作比：足球的魅力，源于两样东西——梦想和规则，没有梦想的足球是死的足球，没有规则的足球干脆甭踢。而足球规则中最根本的一条是不允许“越位”。很可能，一切规则的立身之本都是防止“越位”。又比如良心、艺术和伦理、法律，都是需要的，唯不可越位。
⑤ 艺术的自由正在于对各种已有道德准则（规范、契约、习惯等等）的独立。它是梦想，它不与现实的他人相处而只与梦想中的世界相处，它干预现实也只是在梦想、理想、希望的范围内干预，总之是非实际地干预，否则就不像艺术而更像社论、诉讼或“焦点访谈”了。因而任何已有的伦理，艺术都有权指责和违背（有权并不意味着必须和必然）。就像常说的：你管天管地，总管不了我做什么梦！一处连梦想也被管制的地方，必是一片沙漠，最少也是一块不生长艺术的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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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给LR兄（2）
⑥ 所谓准则，必然是指已经存在的规则，尚未产生的（尚在寻求和期盼的）境界不能作为准则，因为不能为公众认同的东西必然无准可遵无则可守。因而在艺术面前并没有伦理，因为梦想不受约束，梦想之为梦想正在于不是现实或尚未成为现实。如果有一天梦想成为现实，期盼中的人与人的关系得到公众认同，那时伦理必然随之出现。但这时，艺术要是不愧为艺术，梦想也不愧为梦想的话，它们就又要脱离开现实走向那片混沌之地，到不受道德准则约束的地方去察看，到蛮荒的心魂深处去探问了，结果它就还是独立于伦理。就像梦想生性是非现实的，艺术生性是在伦理之外去开拓。而伦理生性是现实的，如果它有资格作为准则，就证明它必得是现实的。
⑦ 说到“脱离现实”，可能生出歧义。比如遭到诘问：“艺术能够脱离现实吗？梦想能够凭空而生吗？意识能够脱离存在吗？”等等。这样的诘问有必要先让它作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