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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能离开别人而还是“我”吗？“我”可以离开这土地、天空、日月星辰而还是“我”吗？“我”可能离开远古的消息和未来的呼唤而依然是“我”吗？“我”怎么可能离开造就“我”的一切而孤独的是“我”呢……
——《务》228节
如果这类衔接发生错位——这是非常可能的，比如把A的事迹连接到B的身上去了，甚至明知不是这样，但觉得唯其如此才可以填补我的某种情感或思想空白，于是在我心魂的真实里，一些人物（包括我与他人）之间便出现了重叠或混淆。这重叠或混淆，我以为是不应该忽略的，不应该以人物或故事线索的清晰为由来删除的，因为它是有意义的——这也就是小说之虚构的价值吧，它创造了另一种真实。比如若问：它何以是这样的混淆而非那样的混淆？回答是：我的思绪使然。于是这混淆画出了“我”的内心世界，“我”的某种愿望，甚至是隐秘。
（我有时想，一旦轻视了空间事物，而去重视心魂状态，很可能就像物理学从宏观转向微观一样，所有的确定都赖于观察了。这时，人就像原子，会呈现出“波粒二重性”，到底是波还是粒子唯取决于观察，而一个人，他到底是这样还是那样，唯取决于我的印象。孤立地看他，很像是粒子，但若感悟到他与人群之间那些看不见摸不着的神秘关联，他就更像似波了吧。──这有点离题了。）
说到隐秘，什么隐秘呢？比如说，A的恶行我也可能会有（善行也一样），只不过因为某种机缘，A的恶行成为了现实，而我的这种潜在的可能性未经暴露——这通过我对A的理解而得印证。我相信，凡我们真正理解了的行为，都是我们也可能发生的行为，否则我们是怎么理解的呢？我们怎么知道他是如此这般，于是顺理成章地铸成了恶行的呢？如果我们没有这种潜在的可能，我们就会想不通，我们就会说“那真是我不能理解的” 。人性恶，并不只是一些显形罪者的专利。（比如，某甲在“文革”中并未打人，但他是否就可以夸耀自己的清白？是不是说，未曾施暴的人就一定不会施暴呢？叛徒的逻辑亦如是，你不是叛徒，但你想过没有，你若处在他的位置上会怎样呢？如果我们都害怕自己就是葵花林里的那个叛徒，那就说明我们都清楚她进退维谷的可怕处境，就说明我们都可能是她。）不光在这类极端的例子中有这样的逻辑，在任何其他的思与行中都是如此。我可能是Z、L、O、N、WR……因此我这样地写了他们，这等于是写了我自己的种种可能性。我的心魂，我的欲望，要比我的实际行为大得多，那大出的部分存在于我的可能性中，并在他人的现实性中看到了它的开放——不管是恶之花，还是善之花。尽管这种种可能性甚至是互相矛盾的，但难道我们不是矛盾的么？我们的内心、欲望、行为不是常常地矛盾着么？善恶俱在，我中有你，你中有我，才是此一心魂的真确。当然，他们做过的很多事并非就是我的实际经历，但那是我的心魂经历。如果我这样设想，这样理解、希望、梦想了……并由之与柳青、梅娘一起
6给柳青（4）
而感受到了美好与丑陋、快乐与恐惧、幸福与痛苦、爱恋或怨恨、有限与无限……为什么这不可以叫做我的经历？皮肉的老茧，比心魂的年轮更称得上是经历吗？（所以，顺便说一句：当有人说《务》中的角色可能是现实中的谁的时候，我想那可真是离题太远。）
我想，某种小说的规矩是可以放弃的，在试图看一看心魂真实的时候，那尤其是值得放弃的。就是说，对《务》中的角色，不必一定要弄清楚谁是谁（更不要说《务》外的人物了）。事实上，除非档案与病历，又何必非弄清楚谁是谁不可呢？又怎么能弄清楚谁是谁呢？然而档案只记录行为，病历只记录生理，二者均距心魂遥远，那未必是文学要做的事。还是玻尔那句话的翻版：我无法告诉你我是谁，我只能告诉你，关于我，我能够怎样想。
如果有人说《务》不是小说，我觉得也没什么不对。如果有人说它既不是小说，也不是散文，也不是诗，也不是报告文学，我觉得也还是没什么不对。因为实在是不知道它是什么，才勉强叫它做小说。大约还因为，玻尔先生的那句话还可以作另一种引申：我不关心小说是什么，我只关心小说可以怎样说。况且，倘其不是小说，也不是其他任何有名有姓的东西，它就不可以也出生一回试试吗？——这是我对所谓“小说”的看法，并不特指《务》。这封信已经写得有点像争辩了，或者为着什么实际的东西而争辩了。那就再说一句：写这部长篇时的心情更像是为了还一个心愿，其初始点是极私人化的，虽然也并非纯粹到不计功利，但能出版也已经足够了。至于它能抓住多少读者，那完全是它自己的事了。您的出版事业刚刚开始，不必太为它操心，不能赚钱的事先不要做，否则反倒什么也干不成。“务虚”与“务实”本当是两种逻辑，各司其职，天经地义。
〖〗信与问——史铁生书信序文集〖〗 我近来身体稍差，医生要我全面休息，所以就连这封信也是断断续续写了好些天。立哲想请我去美国逛一趟，如果身体无大问题，可望6月成行。到时瑞虎将做我们的导游兼司机，这真让人想起来就高兴。只盼美梦成真吧——这一回不要止于务虚才好。那时您若有空，可否也来一聚呢？
即颂
大安！
史铁生
1997年3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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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给陈村、吴斐
陈村、吴斐：好！
希米存有一方台布，久寻受赠者而不得佳选，幸悉村哥斐姑旧婚（既然鲁迅夫妇可哥可姑），可以圆满此物的归宿了。新婚当然可贺，但谁说得准不会朝令夕改有更新的政策面世？真正可贺的是旧婚，十年一贯，百年不变。台布者，未必一定置台可用，其名正如小说，正如大道，无以名之故勉强名之曰台布，其实亦可铺床，亦可遮窗，还可做即将入世之贵子的尿垫，便是双胞，料护其天使般纤稚小臀也尽够了。倘实在派不上用场，就压箱底，好在你的领土扩张了不小。
安忆对我的爱护，常令我感动得无言答对。——甚至为此多生几回病也是福气。其实我并未病弱到那般不禁电话。尤其是你的电话和信，总能让人忘却烦恼，使此身归顺自己。所谓“玄思”，实在是一种毛病，每日凭窗枯坐，不勉引来一堆胡想，挥之不去，命也。命是何物（具体于我）？天知道。倘若克隆一个史哥出来呢，他就可以去游山玩水，或如“陈言勿去录”那般隐于闹市而潇洒人间了么？倘那是确凿的复制，谁敢说史哥B不会在21岁那年又坐进轮椅，且以终日的胡思乱想了其余生呢？想到这儿，不仅不敢去克隆，而且庆幸当年未曾谋子真乃懵懂一世聪明一时。
近日读一本《原子中的幽灵》，更加相信灵魂是确有的。当然这又可能是我的“玄思”病。不过，读一读无妨。我总相信，今天的文学，毛病就是太文学，今天的小说，绝望就绝望在太小说。当有人说“这不是小说”的时候，我总忍不住要问：什么是小说？读此《原子》一书，书中有大物理学家玻尔的一句高论：物理学不告诉我们世界是什么，而是告诉我们关于世界我们能够谈论什么。这句话似可引申为：我们不必关心小说是什么，我们只需关心小说可以怎样说。
我近日在看着一位中医肾科专家，已服十几剂汤药，感觉比前些日子好得多了。千万不要活到90岁去，60岁于我可能适合。
问候吴斐。大概是十年前见过她一面，记不大清她的样子了，唯余一个纤秀的轮廓。你只把史哥米姑的照片寄来，却不见十年旧婚者的大照，实为不妥。
祝好！
铁生和希米
1997年3月27日
。。
8 给GZ兄
GZ：你好！
寄来的照片收到了。
立哲回国几日，12月22日返美，我托他给你们带去五本书，他到芝加哥后会把书寄给你们的。五本书分别是《走向十字架上的真理》、《复杂》、《博尔赫斯文论自述选》、《白雪公主》，以及卢耀刚的包括“辛末水患”在内的文集。我怕立哲马马虎虎把给你们的书寄错，故列清单，倘若有误，我再请他查找。
上次托人带给你们的几本小书收到了吧？
从美国回来后，我的病情一直不太好，肾功能的各项指标总在缓缓上升，中西医都不能遏制，每日昏昏然什么事也不能做。现在主要是练气功。又有人给介绍了“气针疗法”（以针刺调整气场），正准备去试一试，但愿有奇迹，否则怕是难逃“透析”了。“透析”的效果据说还是不错，唯一旦做上便终生依赖，一星期要有三天去陪伴透析机，想想很是烦恼，不过可以视之为“坐班”或“服役”，那在健康人也多是难免的。
生病也有一种好处，可以免去很多奢望，仿佛一贫如洗，倒似乎平心静气与世无争了。游侠的历险常被称道，其实生病亦可视为一次游历、探险，二者之同在于险，不同之处是，前者预设了一份光荣与欢乐，后者唯可向另一个世界做一点眺望性的工作。躺在床上时时胡思乱想，觉得向生与向死是人的两种必然处境，这大约也正是两种不同之宗教观的源头。人既已生，则不可能不考虑生的问题，其拯救大致包含在探险式的欢乐、光荣与爱的宏扬之中。人之必死，则不可能不对死后的情境有些猜测，其拯救之途，必对应着生之荒诞而有着更为美好的梦愿。所以，这两种宗教意识都是必要的。想来想去其实简单，凡行恶者，都愿意相信死是一切的结束，那样便可免去末日的审判；凡向善者，都会倾向善恶之缘不会随着死而完结，那样正义才能具备永恒的价值。所以，神即是现世的监督，即神性对人性的监督，神又是来世的，是神性对人性的召唤。这一个监督和一个召唤，则保证着现世的美好和引导着希望的永在，人于生于死才都更有趣些。由此想到，神性的取消，恰是宣布恶行的解放，所以任何恶都从中找到了轻松的心理根据。我们那次从西至东的旅游，让我最深刻地感到了宗教精神的无比重要。当然，宗教问题是非常复杂的，现在的中国，也可谓是宗教热时期，但是有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现象，简单说：很少听到忏悔二字。而缺乏忏悔意识的宗教热，就怕又会走歪。
先写这些吧。现在是写几个字就累得不行。有机会，我还会给你带几本书去，每次带不多，但可以坚持。
问候全家。祝圣诞快乐，虎年好运！铁生
1997年12月18日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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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给盲童朋友
各位盲童朋友，我们是朋友。我也是个残疾人，我的腿从２１岁那年开始不能走路了，到现在，我坐着轮椅又已经度过了２１年。残疾送给我们的困苦和磨难，我们都心里有数，所以不必说了。以后，毫无疑问，残疾还会一如既往地送给我们困苦和磨难，对此我们得有足够的心理准备。我想，一切外在的艰难和阻碍都不算可怕，只要我们的心理是健康的。
譬如说，我们是朋友，但并不因为我们都是残疾人我们才是朋友，所有的健全人其实都是我们的朋友，一切人都应该是朋友。残疾是什么呢？残疾无非是一种局限。你们想看而不能看。我呢，想走却不能走。那么健全人呢，他们想飞但不能飞——这是一个比喻，就是说健全人也有局限，这些局限也送给他们困苦和磨难。很难说，健全人就一定比我们活得容易，因为痛苦和痛苦是不能比出大小来的，就像幸福和幸福也比不出大小来一样。痛苦和幸福都没有一个客观标准，那完全是自我的感受。因此，谁能够保持不屈的勇气，谁就能更多地感受到幸福。生命就是这样一个过程，一个不断超越自身局限的过程，这就是命运，任何人都是一样，在这过程中我们遭遇痛苦、超越局限、从而感受幸福。所以一切人都是平等的，我们毫不特殊。
我们残疾人最渴望的是与健全人平等。那怎么办呢？我想，平等不是以吃或可以穿的身外之物，它是一种品质，或者一种境界，你有了你就不用别人送给你，你没有，别人也无法送给你。怎么才能有呢？只要消灭了“特殊”，平等自然而然就会来了。就是说，我们不因为身有残疾而有任何特殊感。我们除了比别人少两条腿或少一双眼睛之外，除了比别人多一辆轮椅或多一根盲杖之外，再不比别人少什么和多什么，再没有什么特殊于别人的地方，我们不因为残疾就忍受歧视，也不因为残疾去摘取殊荣。如果我们干得好别人称赞我们，那仅仅是因为我们干得好，而不是因为我们事先已经有了被称赞的优势。我们靠货真价实的工作赢得光荣。当然，我们也不能没有别人的帮助，自尊不意味着拒绝别人的好意。只想帮助别人而一概拒绝别人的帮助，那不是强者，那其实是一种心理的残疾，因为事实上，世界上没有任何人不需要别人的帮助。
我们既不能忘记残疾朋友，又应该努力走出残疾人的小圈子，怀着博大的爱心，自由自在地走进全世界，这是克服残疾、超越局限的最要紧的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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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给李健鸣Ⅰ（1）
###鸣：您好！
我正读刘小枫的一篇文章，谈卡夫卡的《一片秋天枯叶上的湿润经脉》。其中有这样一段：“这种受苦是私人形而上学意义上的，不是现世社会意义上的，所以根本不干正义的事。为这私人的受苦寻求社会或人类的正义，不仅荒唐，而且会制造出更多的恶。”我想，这就是写作永远可以生存的根据。人的苦难，很多或者根本，是与生俱来的，并没有现实的敌人。比如残、病，甚至无冤可鸣，这类不幸无法导致恨，无法找到报复或声讨的对象。早年这让我感到荒唐透顶，后来慢慢明白，这正是上帝的启示：无缘无故地受苦，才是人的根本处境。这处境不是依靠革命、科学以及任何功法可以改变的，而是必然逼迫着你向神秘去寻求解释，向墙壁寻求问答，向无穷的过程寻求救助。这并不是说可以不关心社会正义，而是说，人的处境远远大于社会，正如存在主义所说：人是被抛到世界上来的。人的由来，注定了人生是一场“赎罪游戏”。
最近我总想起《去年在马里昂巴》，那真是独一无二的神来之笔。
人是步入歧途了，生来就像是走错了地方。这地方怎么一切都好像中了魔法？狂热的叫卖声中，进行的是一场骗术比赛，人们的快意多半系于骗术的胜利。在熙熙攘攘的人群（或者竟是千姿百态的木偶）中走，定一定神，隐隐地甚至可以听见魔法师的窃笑。
我想起《去年在马里昂巴》，正像似剧中人想起（和希望别人也想起）去年在马里昂巴那样，仿佛是想起了一个亘古的神约。这神约无法证实，这神约存在于你不断地想起它，不断地魂牵梦萦。但是中了魔法的人有几个还能再相信那神约呢？
“马里昂巴”与“戈多”大有关联，前者是神约是希望，后者是魔法是绝境。
我经常觉得，我与文学并不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