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就像在呆板的实际生活中渴望虚构的艺术那样,在这无奈的现实中梦想一片净土、一种完美的时间。这就是宗教精神吧。在这样的境界中,在沉思默坐向着神圣皈依的时间里,尘世的一切标准才被扫荡,于是看见一切众生都是苦弱,歧视与隔离唯使这苦弱深重。那一刻,人摆脱了尘世附加的一切高低贵贱,重新成为赤裸的亚当、夏娃。生命必要有这样一种时间,一块净土,尽管它常会被嘲笑为“不现实”。但“不现实”未必不是一种好品质。比如艺术,我想应该是脱离实际的。模仿实际不会有好艺术,好的艺术都难免是实际之外的追寻。
当然,在强大的现实面前,这理想(梦想、净土)只能是一出非现实的戏剧,不管人们多么渴望它,为它感动、为它流泪、为它呼唤,人们仍要回到现实中去,并且不可能消灭这惩罚之地的规则。但是,有那样的梦想在,现实就不再那么绝望,不至于一味地实际成经济动物。我想,这就是应该强调爱是一种理想的原因。爱是一种理想或梦想,不仅仅是一种实际,这样,当爱的实际并不美满之时,喜欢实际的中国人才不至于全面地倒向实际,而放弃飘缭于心魂的爱的梦想。
我可能是幸运的。我知道满意的爱情并不很多,需要种种机遇。我只是想,不应该因为现实的不满意,就迁怒于那亘古的梦想,说它本来没有。人若无梦,夜的眼睛就要瞎了。说“没有爱情”,是因为必求其现实,而不大看重它更是信奉。不单爱情如此,一切需要信奉的东西都是这样,美满了还有什么好说?不美满,那才是需要智慧和信念的时候。
如果宗教意义上的爱不可能全面地现实,爱情便有了突出的意义——它毕竟是可以现实的。因而它甚至具有了象征意味。它甚至像是上帝为广博的爱所保留的一点火种。它甚至是在现实和现实的强大包围下的一个圆梦的机会。上帝把一个危险性最小的机会(因为人数最少)给了恋人,期待他们“打开窗户”。上帝大约是在暗示:如果这样你们还不能相互敞开你们就毫无希望了,如果这样你们还是相互隔离或防范,你们就只配永恒的惩罚。所以爱情本身也具有理想意义。艺术又何尝不是如此?它不因现实的强大而放弃热情,相反却乐此不疲地点燃梦想。
12 给李健鸣Ⅲ(2)
我越来越相信,人生是苦海、是惩罚、是原罪。对惩罚之地的最恰当的态度,是把它看成锤炼之地。既是锤炼之地,便有了一种猜想——灵魂曾经不在这里,灵魂也不止于这里,我们是途经这里!宇宙那宏大浑然的消息被分割进肉体,成为一个个有限或残缺,从而体会爱的必要。
在夜的辽阔无比的声音中,确实蕴含着另外的呼唤,需要闭目谛听。(我才明白为什么音乐是最高级的艺术,因为听之辽阔远非视界所能比及。)我们途经这里,那就是说我们可以期待一个更美好的世界,比如说极乐世界。但这不应该被强调,一旦这样强调,爱的信念就要变成实利的引诱,锤炼之地就难免沦为贿赂之地。一个更美好的世界,不管是人间还是天堂,都必经由万苦不辞的爱的理想,这才是上帝或佛祖或一切宗教精神的要求。
现在的一些气功或崇拜恰恰相反,不是许诺实利就是以实利为目的,所以可疑。
您的信中最后说道:“所有你能遇到的意识形态都是为了去掉你的天性”,“那不是任何理论所能解决的,只能依靠我们的心性”。这真是说得好。我曾真心地以为真理越辩越清,现在我知道,真理本来清楚,很可能是越辩越糊涂。很多理论,其出发点未必是为生命的意义而焦虑,甚至可能只是为了话语的权利而争夺。思考是必要的,但必须“直指心性”。
先写这些。
祝好!
史铁生
1999年2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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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给栗山千香子
栗山千香子女士:
您好!来信收到,谢谢您的关心。
我这一年多一直在生病,肾功能衰竭。从98年开始做“血液透析”,即通过机器把血液中的毒素过滤出去。现在每个星期要去3次医院,每次要做4个半小时,加之“透析”后身体虚弱,可以用于写作的时间就很少了。所以近两年来,几乎没写什么东西。
您把《务虚笔记》读得那么仔细,真让我惊讶又惭愧,中国读者也很少有愿意花这么多时间去读它的。您的那篇关于《务虚笔记》的报告写得非常好,虽然不长,但我感到您是真正理解它的。您若愿意再对它做些评论,我当然很高兴。
我曾在给一位朋友的信中,谈到过我写作《务》的初衷和感想,现打印一份(节选)寄给您,供您参考。
国内关于它的评论不多,但有张柠和邓晓芒的两篇,我以为很好,您也可以注意一下。我不知道这两篇评论最初发表在哪儿,我是从他们寄来的文集上看到的。您若找不到,可来信告诉我,我复印了给您寄去。
去年秋天,有一位佛教大学的教授吉田富夫先生来我家,他似乎很有翻译《务》的愿望,但他说这要取决于是否有出版社愿意出版。随他一同来的还有一位平凡社的出版家岸本与栗山千香子合影
武士先生,但他未做任何表态。所以,关于《务》的翻译与出版,我与他们并没有任何约定。
此前,山口守先生和近藤直子女士也都说起过,在日本有人想翻译《务》,但考虑到它的长度和出版问题,便都暂时作罢。
您若愿意翻译《务》,我当然高兴。只是这么长的东西,如果翻译了没人出版岂不太浪费时间?所以还是要先有出版社认可它才好。另外,您也可以与吉田先生联系一下,或向山口先生和近藤女士询问一下,看看是否有人正在着手此事,以免重复。
谢谢您的生日礼物。“射中猎人腿的狮子座流星”是您的先生拍摄的吧?也谢谢他。
但愿由于您的祝福,99年我能够重新恢复写作。现在真是心有余力不足呵。
祝您全家
九九好运!己卯吉祥!
史铁生
1999年元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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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给《散文·海外版》
《散文·海外版》编辑先生:
您们好!
贵函收悉,得知《散文·海外版》精选丛书拟选收我的三篇散文,很高兴。但关于这三篇短文,有些事要向您们说明,并恳请您们帮助。
《墙下短记》,在被某些文集收选时,出现了一些排版错误,比如漏字,甚至漏段。《关于庙的回忆》,不仅在《人民文学》初次发表时即出现错排,而且我对那一稿也有不太满意之处,事后又做了一点删改。现寄上这两篇短文的修正稿,请您们在选编时以此为准。
《我去看花》一文更是荒唐,内容毫无疑问是我写的,但标题实属伪造。此文原题为《秋天的怀念》,后不知何人,未经我同意,便给了它一个“我去看花”的伪名,并在报纸上发表,我一直愁于没有机会为它正名。得悉贵丛书要在《追求不到的情人》一卷中收选此文,恳请您们借此机会为它恢复原名。多谢多谢!
即颂
编安!
史铁生
2000年2月14日
15 给严亭亭Ⅰ
亭亭:你好!
来信收到。你留下的钱,树生已经送来。书买了以后,我们还是争取托人带到美国,再从美国寄给你,否则邮费太贵。本来,我的一个同学说最近就回来,我们想托他带,结果等来等去到现在仍不见他的影子。他再不回来,我们只好寄了。不过,这些书也不是急着看的,多等等也无妨。
没想到你离开中国已经这么久。看见你,并不觉得中间竟隔了十年,还就像在雍和宫时那样,来了,然后走了,过几天还会来。事实上,现在大家都很忙,在北京的朋友见面的机会也不很多。大家都老了,秋天比不得春天,抬腿就去,拍拍屁股就走,秋天更多的是想念。
知道你活得好,大家都很高兴。
基督精神,真正是伟大。很多事,问到底,都是信仰问题,神性的问题。希米若能读一个函授神学,真是不错。我们常想像,她将来能到一个小教堂去,既领神谕,又能做一点这方面的工作,真是再好没有。
祝你全家好。
铁生
2000年8月14日
。。
16 给谢渊泓
渊泓兄:好!
大作拜读。状物言情,真有水浒红楼的风采,令我这“专业的”为之汗颜。早有人说,小说这玩艺儿,官军最怵民团。业余写来,不落窠臼,所言皆因真情涌动,处处都是切身感受,必为卖文谋饭者所不及。好话不多说,我既有幸一睹,就以这“专业”的迂腐提一点儿意见。
① 我先是觉得,这古典小说式的语言,似与那段放浪不羁的知青生活有点儿隔。然而,许多简约、平静、洒脱的描画又让我叫彩。然后我这样想:无论是古朴典雅的语言,还是陕北的方言俚语,怕都不宜没个喘息。就是说,一种风格的语言(或过于相似的句式)一贯到底反倒失去节奏,不如只作点睛之笔,如华彩,如谐谑,时隐时现才好。就像围棋,没了空就要死。所谓空,是指某些对话、叙述可以更平白些,更贴近现实生活。阿城的小说料你读过,《孩子王》就在平白与典雅之间运用得恰如其分,到了《遍地风流》就典雅得有些滥,显得刻意了。方言也是,过于难懂的可以就用普通话,否则读者猜着看,倒无暇品味其中的妙趣与鲜活。
② 在德国驱车旅游的内容,以及与你女儿的交流,像是硬加上去的,似与你的“野草”无大相关。尤其某些章节的开端,只不过拉来做个引线,既不尽意,便显多余。我想也许可以这样:有几节单是写远离故乡的生活与思念,远离那段历史的感受与反省,以及与下一代的“沟”与“通”。“洋插队”和“土插队”于你都是铭心刻骨,都是烧不尽的“野草”,穿插写来,料必更具新意。
③ 既写了,当然能发表最好。我可以推荐给某些杂志,但回忆插队生活的那股热已然减温,未必能够如愿。好几年前就有人问过我:插队生活你还要写下去吗?我说:怕那是永远也忘不了的。又问:再怎么写呢?我说:单纯的回忆已经不够,如果历史会记住它,大概就要以历史的眼睛去看它,看它在未来的生活中震荡起的回响吧。所以,以你的“洋插队”生涯,来看那“土插队”的历史,大约正是一个绝妙的视角。历史,最是要拉开时间和空间的距离来看的,那样才看得更为深刻,不致为某种情节所束缚。
就说这几句吧。迂腐,大概就像我的轮椅,已是终身难免了。就让它去做潇洒的参照吧。后人不能从中受益,也可从中得一份警示。
蛇年将至,给你们全家拜年了!
史铁生
2001年1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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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给安妮·居里安Ⅱ(1)
安妮:您好!
您给的题目实在是太大了。尤其“华人性”和“中文性”,绝非才疏学浅如我者敢于妄论。要在这样的题目下发言,单凭一点浅显的感受或一时的情绪,肯定不行,是必须要有大学问和大智慧的。对“华人”和“中文”,岂可轻论其“性”?在我想,是一定要深究其源与流的,比如信仰、习俗、生存状态,以及中文自古而今的演变历程,而这些都是我力所不及的。
至于“中国心”,依我看,最美好的理解就是乡情、乡恋,即所有人都会有的对家乡的眷恋、对故土的祝福。除此之外,我就弄不大懂“中国心”是要特特地表达什么,尤其是对文学而言。有没有“法国心”和“英国心”?有没有“老挝心”、“刚果心”?倘若没有,那就奇怪。(果真有外星人的话,当然还会有“地球心” ;一旦去火星侨居得久了,怎能不想念地球我们的家乡?)所以我想,这样的心,原就是人的向爱之心;只因对家乡的眷恋铭心刻骨,对故土的祝福尤其深切,这才特特地冠以国名。倘还有别的意图,多半就可怕——此国心,彼国心,一旦悄然或张狂地对立起来,就要变质,就不大可能还是爱心,而是互相疏离、防范,甚至于敌视的心了。(外星人见此必大惑不解:不都是“地球心”吗,何至如此?)
爱祖国,爱家乡,原本是多么美好的心愿,是爱心于地球之一局部的具体实行,却不知怎么,有时竟变成武器,把人武装到心情和话语;或如魔法,把“地球心”切割得四分五裂,本来是“四海之内皆兄弟”,怎么现在大家都捂着一颗受伤的心,互送冷眼与怒目?这些万物之灵呀,这些自诩高贵并智慧的人类,竟然迷失在自己不得已而做出的一种划分之中,竟会被一种抽象概念弄得南辕北辙不辨善恶!(外星人闻之或会提醒:女士们,先生们,你们的“地球心”出了什么事?)
“某国心”最初是怎么来的?在我想,原是为了一土之民的互爱互助,唯恐“一己之心”各行其是,结果势单力薄,难御天灾与外敌。这曾经或只是生存所迫,是一项减灾措施或治政方略,但渐渐地,人对生之意义有了深思远望——设若无敌来犯,就可以丢弃这互爱之心吗?就算无爱的群体仍可御敌于外,那么人心的疏离与防范,岂非要姑息养奸纵敌于内?于是乎,在治政方略的深处,便有信仰觉醒——看人间爱愿比富国强兵更是紧要;唯此,“某国心”才得尊崇,才被宏扬。就是说,那根本是一种爱愿,是“地球心”(博爱)的一次局部实现;倘爱愿消损,单单“国心”张扬,倒似数典忘祖了——据说我们的祖先殊途同源,本都来自非洲。
可不管怎么说,“某国心”确有御敌的指向;不单既往,便在当今,这指向也仍有其合理的根据。但这合理,在我看只是治政的合理,并非也是文学的期待。文学,不论是乐观还是忧患,赞美还是揭露,勇猛还是疑难,都当出于爱愿;即便写恨,也还是出于爱的祈盼。(爱,真有这么要紧吗?或者,凭什么人类的终极价值一定是指向爱?非常简单:人,渴望幸福。物使人舒适,国保障安全,而最终的幸福非爱而不可。)故在外星人到来之前,文学一向是以“地球心”为观察、为悲喜、为眷念、为折磨的。政治则不同,政治总难免是以“国”为划分、为遵守、为协商、为抗争的。而文学的理想,岂条条国界可以阻隔?比如不管什么文学奖,倘其过分地倚重了国籍或语种,被损害的只能是这奖项自身的声望。这就是为什么文学并不逃避政治,却又不等于政治。这就是为什么文学不是属国的,而是属人的。这就是为什么文学可以超越国界和语种(倘有外星人,还要超越天体或星系)。
针对文学和艺术,中国有一句流行的话: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人类)的。细想,这话已然暗示了一种褒贬:越是世界的就越是好的,反之则不够好。然而,可有哪一民族不是世界的吗?世界从来就不是一个空壳,而是诸多民族的构成。那么,“世界的”当然也不会是空穴来风——是“民族的”,就必然是“世界的”。如此说来,那个“越是……越是……”岂不是废话吗?非也。在我想,前面一个“越是”指的是个性,是真诚,是独具;后一个“越是”则是指敞开、沟通和借鉴。那就是说:越是“民族的”,就越是有相互敞开、沟通、借鉴的理由和价值;而越是能够相互敞开、沟通和借鉴的,就越是“世界的”,越是美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