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就像在呆板的实际生活中渴望虚构的艺术那样，在这无奈的现实中梦想一片净土、一种完美的时间。这就是宗教精神吧。在这样的境界中，在沉思默坐向着神圣皈依的时间里，尘世的一切标准才被扫荡，于是看见一切众生都是苦弱，歧视与隔离唯使这苦弱深重。那一刻，人摆脱了尘世附加的一切高低贵贱，重新成为赤裸的亚当、夏娃。生命必要有这样一种时间，一块净土，尽管它常会被嘲笑为“不现实”。但“不现实”未必不是一种好品质。比如艺术，我想应该是脱离实际的。模仿实际不会有好艺术，好的艺术都难免是实际之外的追寻。
当然，在强大的现实面前，这理想（梦想、净土）只能是一出非现实的戏剧，不管人们多么渴望它，为它感动、为它流泪、为它呼唤，人们仍要回到现实中去，并且不可能消灭这惩罚之地的规则。但是，有那样的梦想在，现实就不再那么绝望，不至于一味地实际成经济动物。我想，这就是应该强调爱是一种理想的原因。爱是一种理想或梦想，不仅仅是一种实际，这样，当爱的实际并不美满之时，喜欢实际的中国人才不至于全面地倒向实际，而放弃飘缭于心魂的爱的梦想。
我可能是幸运的。我知道满意的爱情并不很多，需要种种机遇。我只是想，不应该因为现实的不满意，就迁怒于那亘古的梦想，说它本来没有。人若无梦，夜的眼睛就要瞎了。说“没有爱情”，是因为必求其现实，而不大看重它更是信奉。不单爱情如此，一切需要信奉的东西都是这样，美满了还有什么好说？不美满，那才是需要智慧和信念的时候。
如果宗教意义上的爱不可能全面地现实，爱情便有了突出的意义——它毕竟是可以现实的。因而它甚至具有了象征意味。它甚至像是上帝为广博的爱所保留的一点火种。它甚至是在现实和现实的强大包围下的一个圆梦的机会。上帝把一个危险性最小的机会（因为人数最少）给了恋人，期待他们“打开窗户”。上帝大约是在暗示：如果这样你们还不能相互敞开你们就毫无希望了，如果这样你们还是相互隔离或防范，你们就只配永恒的惩罚。所以爱情本身也具有理想意义。艺术又何尝不是如此？它不因现实的强大而放弃热情，相反却乐此不疲地点燃梦想。
12 给李健鸣Ⅲ（2）
我越来越相信，人生是苦海、是惩罚、是原罪。对惩罚之地的最恰当的态度，是把它看成锤炼之地。既是锤炼之地，便有了一种猜想——灵魂曾经不在这里，灵魂也不止于这里，我们是途经这里！宇宙那宏大浑然的消息被分割进肉体，成为一个个有限或残缺，从而体会爱的必要。
在夜的辽阔无比的声音中，确实蕴含着另外的呼唤，需要闭目谛听。（我才明白为什么音乐是最高级的艺术，因为听之辽阔远非视界所能比及。）我们途经这里，那就是说我们可以期待一个更美好的世界，比如说极乐世界。但这不应该被强调，一旦这样强调，爱的信念就要变成实利的引诱，锤炼之地就难免沦为贿赂之地。一个更美好的世界，不管是人间还是天堂，都必经由万苦不辞的爱的理想，这才是上帝或佛祖或一切宗教精神的要求。
现在的一些气功或崇拜恰恰相反，不是许诺实利就是以实利为目的，所以可疑。
您的信中最后说道：“所有你能遇到的意识形态都是为了去掉你的天性”，“那不是任何理论所能解决的，只能依靠我们的心性”。这真是说得好。我曾真心地以为真理越辩越清，现在我知道，真理本来清楚，很可能是越辩越糊涂。很多理论，其出发点未必是为生命的意义而焦虑，甚至可能只是为了话语的权利而争夺。思考是必要的，但必须“直指心性”。
先写这些。
祝好！
史铁生
1999年2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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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给栗山千香子
栗山千香子女士：
您好！来信收到，谢谢您的关心。
我这一年多一直在生病，肾功能衰竭。从98年开始做“血液透析”，即通过机器把血液中的毒素过滤出去。现在每个星期要去3次医院，每次要做4个半小时，加之“透析”后身体虚弱，可以用于写作的时间就很少了。所以近两年来，几乎没写什么东西。
您把《务虚笔记》读得那么仔细，真让我惊讶又惭愧，中国读者也很少有愿意花这么多时间去读它的。您的那篇关于《务虚笔记》的报告写得非常好，虽然不长，但我感到您是真正理解它的。您若愿意再对它做些评论，我当然很高兴。
我曾在给一位朋友的信中，谈到过我写作《务》的初衷和感想，现打印一份（节选）寄给您，供您参考。
国内关于它的评论不多，但有张柠和邓晓芒的两篇，我以为很好，您也可以注意一下。我不知道这两篇评论最初发表在哪儿，我是从他们寄来的文集上看到的。您若找不到，可来信告诉我，我复印了给您寄去。
去年秋天，有一位佛教大学的教授吉田富夫先生来我家，他似乎很有翻译《务》的愿望，但他说这要取决于是否有出版社愿意出版。随他一同来的还有一位平凡社的出版家岸本与栗山千香子合影
武士先生，但他未做任何表态。所以，关于《务》的翻译与出版，我与他们并没有任何约定。
此前，山口守先生和近藤直子女士也都说起过，在日本有人想翻译《务》，但考虑到它的长度和出版问题，便都暂时作罢。
您若愿意翻译《务》，我当然高兴。只是这么长的东西，如果翻译了没人出版岂不太浪费时间？所以还是要先有出版社认可它才好。另外，您也可以与吉田先生联系一下，或向山口先生和近藤女士询问一下，看看是否有人正在着手此事，以免重复。
谢谢您的生日礼物。“射中猎人腿的狮子座流星”是您的先生拍摄的吧？也谢谢他。
但愿由于您的祝福，99年我能够重新恢复写作。现在真是心有余力不足呵。
祝您全家
九九好运！己卯吉祥！
史铁生
1999年元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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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给《散文·海外版》
《散文·海外版》编辑先生：
您们好！
贵函收悉，得知《散文·海外版》精选丛书拟选收我的三篇散文，很高兴。但关于这三篇短文，有些事要向您们说明，并恳请您们帮助。
《墙下短记》，在被某些文集收选时，出现了一些排版错误，比如漏字，甚至漏段。《关于庙的回忆》，不仅在《人民文学》初次发表时即出现错排，而且我对那一稿也有不太满意之处，事后又做了一点删改。现寄上这两篇短文的修正稿，请您们在选编时以此为准。
《我去看花》一文更是荒唐，内容毫无疑问是我写的，但标题实属伪造。此文原题为《秋天的怀念》，后不知何人，未经我同意，便给了它一个“我去看花”的伪名，并在报纸上发表，我一直愁于没有机会为它正名。得悉贵丛书要在《追求不到的情人》一卷中收选此文，恳请您们借此机会为它恢复原名。多谢多谢！
即颂
编安！
史铁生
2000年2月14日
15 给严亭亭Ⅰ
亭亭：你好！
来信收到。你留下的钱，树生已经送来。书买了以后，我们还是争取托人带到美国，再从美国寄给你，否则邮费太贵。本来，我的一个同学说最近就回来，我们想托他带，结果等来等去到现在仍不见他的影子。他再不回来，我们只好寄了。不过，这些书也不是急着看的，多等等也无妨。
没想到你离开中国已经这么久。看见你，并不觉得中间竟隔了十年，还就像在雍和宫时那样，来了，然后走了，过几天还会来。事实上，现在大家都很忙，在北京的朋友见面的机会也不很多。大家都老了，秋天比不得春天，抬腿就去，拍拍屁股就走，秋天更多的是想念。
知道你活得好，大家都很高兴。
基督精神，真正是伟大。很多事，问到底，都是信仰问题，神性的问题。希米若能读一个函授神学，真是不错。我们常想像，她将来能到一个小教堂去，既领神谕，又能做一点这方面的工作，真是再好没有。
祝你全家好。
铁生
2000年8月14日
。。
16 给谢渊泓
渊泓兄：好！
大作拜读。状物言情，真有水浒红楼的风采，令我这“专业的”为之汗颜。早有人说，小说这玩艺儿，官军最怵民团。业余写来，不落窠臼，所言皆因真情涌动，处处都是切身感受，必为卖文谋饭者所不及。好话不多说，我既有幸一睹，就以这“专业”的迂腐提一点儿意见。
① 我先是觉得，这古典小说式的语言，似与那段放浪不羁的知青生活有点儿隔。然而，许多简约、平静、洒脱的描画又让我叫彩。然后我这样想：无论是古朴典雅的语言，还是陕北的方言俚语，怕都不宜没个喘息。就是说，一种风格的语言（或过于相似的句式）一贯到底反倒失去节奏，不如只作点睛之笔，如华彩，如谐谑，时隐时现才好。就像围棋，没了空就要死。所谓空，是指某些对话、叙述可以更平白些，更贴近现实生活。阿城的小说料你读过，《孩子王》就在平白与典雅之间运用得恰如其分，到了《遍地风流》就典雅得有些滥，显得刻意了。方言也是，过于难懂的可以就用普通话，否则读者猜着看，倒无暇品味其中的妙趣与鲜活。
② 在德国驱车旅游的内容，以及与你女儿的交流，像是硬加上去的，似与你的“野草”无大相关。尤其某些章节的开端，只不过拉来做个引线，既不尽意，便显多余。我想也许可以这样：有几节单是写远离故乡的生活与思念，远离那段历史的感受与反省，以及与下一代的“沟”与“通”。“洋插队”和“土插队”于你都是铭心刻骨，都是烧不尽的“野草”，穿插写来，料必更具新意。
③ 既写了，当然能发表最好。我可以推荐给某些杂志，但回忆插队生活的那股热已然减温，未必能够如愿。好几年前就有人问过我：插队生活你还要写下去吗？我说：怕那是永远也忘不了的。又问：再怎么写呢？我说：单纯的回忆已经不够，如果历史会记住它，大概就要以历史的眼睛去看它，看它在未来的生活中震荡起的回响吧。所以，以你的“洋插队”生涯，来看那“土插队”的历史，大约正是一个绝妙的视角。历史，最是要拉开时间和空间的距离来看的，那样才看得更为深刻，不致为某种情节所束缚。
就说这几句吧。迂腐，大概就像我的轮椅，已是终身难免了。就让它去做潇洒的参照吧。后人不能从中受益，也可从中得一份警示。
蛇年将至，给你们全家拜年了！
史铁生
2001年1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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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给安妮·居里安Ⅱ（1）
安妮：您好！
您给的题目实在是太大了。尤其“华人性”和“中文性”，绝非才疏学浅如我者敢于妄论。要在这样的题目下发言，单凭一点浅显的感受或一时的情绪，肯定不行，是必须要有大学问和大智慧的。对“华人”和“中文”，岂可轻论其“性”？在我想，是一定要深究其源与流的，比如信仰、习俗、生存状态，以及中文自古而今的演变历程，而这些都是我力所不及的。
至于“中国心”，依我看，最美好的理解就是乡情、乡恋，即所有人都会有的对家乡的眷恋、对故土的祝福。除此之外，我就弄不大懂“中国心”是要特特地表达什么，尤其是对文学而言。有没有“法国心”和“英国心”？有没有“老挝心”、“刚果心”？倘若没有，那就奇怪。（果真有外星人的话，当然还会有“地球心” ；一旦去火星侨居得久了，怎能不想念地球我们的家乡？）所以我想，这样的心，原就是人的向爱之心；只因对家乡的眷恋铭心刻骨，对故土的祝福尤其深切，这才特特地冠以国名。倘还有别的意图，多半就可怕——此国心，彼国心，一旦悄然或张狂地对立起来，就要变质，就不大可能还是爱心，而是互相疏离、防范，甚至于敌视的心了。（外星人见此必大惑不解：不都是“地球心”吗，何至如此？）
爱祖国，爱家乡，原本是多么美好的心愿，是爱心于地球之一局部的具体实行，却不知怎么，有时竟变成武器，把人武装到心情和话语；或如魔法，把“地球心”切割得四分五裂，本来是“四海之内皆兄弟”，怎么现在大家都捂着一颗受伤的心，互送冷眼与怒目？这些万物之灵呀，这些自诩高贵并智慧的人类，竟然迷失在自己不得已而做出的一种划分之中，竟会被一种抽象概念弄得南辕北辙不辨善恶！（外星人闻之或会提醒：女士们，先生们，你们的“地球心”出了什么事？）
“某国心”最初是怎么来的？在我想，原是为了一土之民的互爱互助，唯恐“一己之心”各行其是，结果势单力薄，难御天灾与外敌。这曾经或只是生存所迫，是一项减灾措施或治政方略，但渐渐地，人对生之意义有了深思远望——设若无敌来犯，就可以丢弃这互爱之心吗？就算无爱的群体仍可御敌于外，那么人心的疏离与防范，岂非要姑息养奸纵敌于内？于是乎，在治政方略的深处，便有信仰觉醒——看人间爱愿比富国强兵更是紧要；唯此，“某国心”才得尊崇，才被宏扬。就是说，那根本是一种爱愿，是“地球心”（博爱）的一次局部实现；倘爱愿消损，单单“国心”张扬，倒似数典忘祖了——据说我们的祖先殊途同源，本都来自非洲。
可不管怎么说，“某国心”确有御敌的指向；不单既往，便在当今，这指向也仍有其合理的根据。但这合理，在我看只是治政的合理，并非也是文学的期待。文学，不论是乐观还是忧患，赞美还是揭露，勇猛还是疑难，都当出于爱愿；即便写恨，也还是出于爱的祈盼。（爱，真有这么要紧吗？或者，凭什么人类的终极价值一定是指向爱？非常简单：人，渴望幸福。物使人舒适，国保障安全，而最终的幸福非爱而不可。）故在外星人到来之前，文学一向是以“地球心”为观察、为悲喜、为眷念、为折磨的。政治则不同，政治总难免是以“国”为划分、为遵守、为协商、为抗争的。而文学的理想，岂条条国界可以阻隔？比如不管什么文学奖，倘其过分地倚重了国籍或语种，被损害的只能是这奖项自身的声望。这就是为什么文学并不逃避政治，却又不等于政治。这就是为什么文学不是属国的，而是属人的。这就是为什么文学可以超越国界和语种（倘有外星人，还要超越天体或星系）。
针对文学和艺术，中国有一句流行的话：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人类）的。细想，这话已然暗示了一种褒贬：越是世界的就越是好的，反之则不够好。然而，可有哪一民族不是世界的吗？世界从来就不是一个空壳，而是诸多民族的构成。那么，“世界的”当然也不会是空穴来风——是“民族的”，就必然是“世界的”。如此说来，那个“越是……越是……”岂不是废话吗？非也。在我想，前面一个“越是”指的是个性，是真诚，是独具；后一个“越是”则是指敞开、沟通和借鉴。那就是说：越是“民族的”，就越是有相互敞开、沟通、借鉴的理由和价值；而越是能够相互敞开、沟通和借鉴的，就越是“世界的”，越是美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