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里冒热气的话来，叫人感到意外。有一次他调皮，董柳说：“你这么调皮，可能是爸爸在医院抱错了，是别人家的孩子。”他马上说：“董柳阿姨，池大为叔叔。”我说：“我的儿子讲话越来越有味了，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有次去公园他指着湖中的船说：“轮船没有轮子，怎么叫轮船？”我还不知道怎么回答，他又说：“我的眼睛这么小，船那么大，我怎么可以把船看到眼睛里去？”出了公园他要吃酸奶，董柳说：“两杯酸奶，三个人怎么吃？”他说：“三杯，你吃，我吃，他吃。”我说：“只有两杯。”他不依不饶说：“三杯，你吃，我吃，他吃。”董柳笑了说：“也是个倔的，有其父必有其子，我们家怎么得了！”还有一次他调皮了董柳骂他，他说：“再骂我，我从窗户跳出去。”我觉得好笑说：“你这个胆小鬼，还敢跳窗户？你从床上跳下来给我看看！”他马上说：“我只跳高的，不跳矮的。”
看着自己的儿子那感觉就是不同，这是没办法的事情。有时候我摸着儿子的头无缘无故地就鼻子发酸，想哭。我对董柳说：“这世界真是个偏见的世界，大家都这么喜欢自己的儿子，这个世界恐怕没有多少希望了。”董柳说：“要是大家都不喜欢自己的儿子，这个世界才真的没希望呢。”我觉得想倒也是，偏见是上帝的安排，这不是谁想取消就取消得了的。我说：“让你说偏见倒是个好东西。”我想着有偏见就有盲点，那么盲点也是个好东西了。这么想着许多界线都变得模糊，许多人都可以理解，做个好人也没什么意义了。想来想去我越想越糊涂，真不知道是先有鸡呢还是先有鸡蛋。
从昨天晚上起董柳就没说过一句话，我说那么几句，她理也不理。早上上班之前她说：“你今天把我一波送到人民路去，只有这样的命，你认不认都得认。我就不去了，我去了我肯定要哭一场。”我答应了说：“任志强把胸脯拍得嘣嘣响，不知天高地厚。幸亏我们也没抱多大希望，本来也是难。”正说着楼下喇叭响了几声，任志强上来了。董柳用一种恐惧的眼神望着他，我看任志强那神态也不像个有成就的样子。我先开口说：“知道难了吧，本来也是难。”他说：“真没想到难到这个样子，进个幼儿园！再给我两天时间！我通过朋友找到了计财处的关处长，关处长找事务局的孟局长去了，由孟局长去跟陈园长说。关处长都说只能试一试呢。求别人的事，急不得。怕你们急，先来说一声。”我说：“关处长竟肯帮这个忙，真了不起，如果孟局长竟然也愿意帮忙，那就更了不起了。还有你那个朋友，也是个了不起的人。”董柳说：“还有你自己，了不起，了不起，真的是了不起。”任志强说：“办成再说，办成再说。”董柳说：“你花了多少钱，你只管跟我们说，出了力就了不起了，还叫你出钱吗？”她说起话来似乎有着腰缠万贯似的豪爽。任志强说：“朋友跟关处长是什么关系我搞不清，关处长后面的事就更搞不清了，反正是单线联系，一层管一层。我得给朋友家装一部电话，这个朋友还是朋友介绍的朋友，刚认识的。”我一听吃了一惊，装部电话？四千多块呢，董柳她受得了吗？董柳说：“应该的，应该的，转了这么多弯，不知道会卡在哪里？陈园长会不会买帐？要是关处长有绝对的权威就好了。”两天后，一波进省政府幼儿园的事就定下来了。董柳对任志强说：“装电话用了多少钱吧，还有一连串的事用了多少钱吧，你老实告诉我，转了这么多弯，总还要点润滑剂吧。”任志强说：“帮姐姐这一点忙还要钱吗？姐姐你也别太小看我了。”我说：“转了这五六个弯就了不起了，还要你贴钱？钱是一定要给的。”任志强说：“钱倒不是什么难事，谁都拿得出来。难得的是电信局容量有限，那个电话号码不是谁都可弄得到手的，现在不比以前，什么事都不能凭嘴皮子打交道，吃豆腐办豆腐事，吃肉才办肉事。”我心里替董柳着急，再多的钱她怎么拿得出？谁知董柳说：“任志强你干脆说多少！我们不搞劳民又伤财的事。”任志强哼哼哈哈半天说：“钱都是公司出的，关系户，业务需要。”我说：“你们公司还可以这样报帐？”他说：“人人都能这样报，多肥壮的公司也撑不了三天就皮包骨了，当然是看人来。”说着右手似乎很随意地在胸口拍了一下，大拇指一翘。他这个动作给我一种刺激，但我没表现出来。这个时候他说什么做什么我得认了。这么难办的事，胡一兵都没办法，居然被他办成了，我还有什么资格不服气？不管他怎么办的，人家的实力在那里，我不服不行啊，他再怎么摆牛，我都得把头低下来认了，不服不行。
我和董柳送一波去省政府幼儿园，董柳看见那么好的条件，高兴得手足无措的样子。出了门她笑着笑着就哭了起来，一个劲用手背擦眼泪，哭了一会忽然又神经质地仰头笑起来。我说：“大街上呢，别人还以为你捡了宝呢。”她抹着泪说：“我总算对得起我一波了，对得起他了。”横过街她说：“不知我一波在哭不呢，我回去隔着窗户看看。”我说：“哭总要哭几天的。”她拖着我回去，躲在窗户外面看了一阵，说：“总算没哭了。”才一步三回头地离开。到下午我们去接儿子，一波扑过来说：“找到爸爸了，找到妈妈了，这是爸爸，这是妈妈。”董柳抱着他一路亲着出了大门，说：“这么好的儿子，谁有？哪怕是为了儿子吧，我们做大人的也应该努一把力。”
也许董柳说得不错，哪怕是为了儿子吧，我也应该努一把力，让家人好好活着。好好活着是硬道理，总不能说今天的忍辱负重是为了明天的更好的忍辱负重吧。算一算我到卫生厅已经六年了，可现在比第一天来时并没有进展，甚至还后退了。一天天就这么梦游般地过去，就像是迷失了方向似的。过了一年，又过了一年，回过头去看，也就是过了一年而已。可人生有几个六年？何况还是在黄金岁月。我似乎恨自己，又似乎同情自己，说不明白。我总认为自己在坚守着的一点什么，可这么多年过去了，很清晰的景象越来越模糊，很明确的意义越来越暧昧。一个连对自己的家都不能尽到责任的人，还能去想着世界吗？可是只看着眼皮下这几件事，那我又是谁呢？我等待了很多年，至今没有任何迹象表明这种等待会有什么结果。不论从哪个角度去审视自己的生活，都会有一只隐约的手，潮湿而苍白，用一种难以描述的优雅姿势喻示着方向：生存是硬道理，是归宿，是一切。条条道路通罗马，罗马是自我，是生存，是活着。这是真相，这是本质，这是悟者之悟，智者之智。我曾把这当作猪人的生活姿态，但现在却无可抗拒地走向这个方向，别无选择。在丁小槐和任志强喻示着的两把巨钳的钳制之下，我别无选择。我得活得好一点，我的妻儿也得活得好一点，我别无选择。为此我得改变自己，我并不比谁傻些。我想象着自己站在悬崖上，眼前天地悠悠，空茫一片，极目处似隐似现。我知道那是心造的幻象，只有脚下这一寸土地，才是最真实，最真实的。
35、心灵的理由
这天我在办公室看报，尹玉娥在外面很亲热地跟人说话，一口一个“孔科长”。尹玉娥说：“以后常来指导，孔科长。”那人说：“谈不上谈不上。”尹玉娥说：“孔科长是少年有为，以后有事打搅你，不会把我们挡在门外面吧？”我听了那口气很不舒服，科长也就是个科长，厕所里拉尿也可以碰见几个，值得那么甜腻腻地喊？尹玉娥把那人送到楼梯口才回来。我想着厅里并没有个姓孔的科长，就问：“这个孔科长是我们厅里的？”她说：“就是孔尚能，你认识的，他到退休办当科长了。”我说：“孔尚能才来几年就当科长了？”她说：“如今的年轻人一个个身手都很敏捷。”我说：“怪不得我前几天碰着他，打个招呼声调都不同了。”不久前我还看见他帮丁小槐搬家，隔几天又看见丁小槐有板有眼地教训他什么，他低了头地听着。当时我想着丁小槐怎么了，人家帮你帮过家，怎么也算个朋友吧，你还对人家来这一套！心中为孔尚能打抱不平。谁知道后来碰见他在图书室跟小赵说话，他还说丁小槐怎么怎么好，一口一个“丁主任”如何如何。我觉得奇怪，这人怎么无知无觉，真的是要进行人格启蒙啊！丁小槐好不好，他不知道？我就不相信他那么傻。我把这件事跟尹玉娥讲了，她说：“卫生厅怪事很多，怪人也不少，说怪也不怪。”我说：“转个弯想怪事其实不怪，傻人其实也不傻，他傻他几年就当上科长了？”的确，在这个时代规范已经颠倒，你认为那事怪，这本身才是怪，你认为那人傻，这本身就是傻。这样想着我忽然感到了很大的心理压力，再过几年，连孔尚能都要对我指手划脚，那怎么办？真是无地自容啊。人在圈子里，就一定要往那个份上奔，不然简直没法活，脸都无处搁啊。我想一想自己的前途，简直感到绝望，三十多岁了，还这么整天傻坐着，再过几年就是老办事员了。李白曾说，大道如青天，我独不得出。我体验到了他的痛苦。他就是这样过来的，哪怕他气冲霄汉才高八斗也是这样过来的，其中的血和泪，如果不到他生命的褶皱中去访微探幽，是很难感受到的。
我得为自己找条出路。在厅里想办法吧，唯一的出路，就是要得到赏识。这条路我已经放弃了这么多年，现在重新启动，前几年不是白白浪费了吗？我不愿承认这一点，我不觉得自己错在了哪里，我说服不了自己。更何况，上面不会用我这样的人啊。到三十多岁来脱胎换骨，那可能吗？我不能回答自己。我在心中后悔了，当年不该留在厅里，到中医研究院去搞业务就好了。偏又抱着天下情怀，想在更大的范围内做点事，竟落到今日这个地步，真对不起董柳和一波啊。六年前研究生还是凤毛麟角，可现在是一批一批的了。幸亏这几年还发表了十来篇文章，这给我壮了一点胆，我想试试能不能调到中医研究院搞业务去。天下的事情不能想了，自己的事情还得想一想。我把自己的想法对董柳说了。她说：“你真的调？调到研究所也是厅里管着，调到哪里还是厅里管着。马不高兴你，牛就高兴你？有问题的人到哪里都有问题。”我说：“至少争取一个重新做人的机会吧。”她说：“重新做人哪里都是一样的，厅里毕竟是厅里，一年到头老是发东西，你伴福也伴上了，我们医院有？”我说：“我就是想换个地方，不想看有些人，丁小槐丁主任，看在眼里拔得出去？”她说：“大为你在逃避，其实哪里都有拔不出去的人，我们医院没有？”我说：“反正我就是想换一下，女人眼睛只盯着那点东西，从来不看看这里。”我说着用手指点一点太阳｜穴，“这里，这里！”董柳说：“这里，这里，我就不懂你那个这里到底是哪里。你一定要调，我也不能拿绳子绑着你的脚，我只有一个要求，到哪里也不能少了我两间房子。我是女人，我眼睛只盯那点东西。我才不管什么宇宙星星月亮呢。”我到程铁军家去，他是我在中医研究院的朋友。我把自己的想法说了。他说：“搞错没有，从上面往下面调？不可能吧！”我说：“我这个人生就的倔脾气，不适合做机关工作，来搞点业务算了。”他说：“我在门诊部当医生，天天坐在那里接待张三李四王五麻子，有什么意思？我想明天能退休就好，要是能调到中医学会每天一张报纸一杯茶就把日子打发了，钱也不少你的，我真的对天烧三柱香。”我说：“不看病人搞研究行吗？我也发表了十来篇文章了。”他说：“一来就搞研究？给我坐几年班再说吧。我愿意跟你换，你换不换？”我说：“厅里效益好一点，可人的脸色不好看。官大了那么半级，能把你压死。”他笑了说：“那你的意思研究院是外国？一个妈妈生出来的。再说六年前你不来，跟你一年的研究生都有评副主任医师的了，副研究员了，你连主治都没有，你心里很舒服？研究院好比一锅菜，高级职称是主菜，连我都快混到手了。”
我一定要试一试，程铁军就带我到人事科找郑科长。郑科长示意我们坐下，就去打电话，好不容易打完一个，又打第二个。程铁军坐在那里反复扭着身子，终于坐不住，找个借口先走了。半天郑科长打完电话说：“小池，你知道我们院里，也算副厅级单位，想来的人多，造成了紧张。评职称紧张，住房也紧张，跟厅里就不好比了。你业务上怎么样？”我马上把论文的复印件呈上去。他手不停地翻着，眼睛却望着墙上的表格，说：“从厅里往下面调，这是第一次，你是不是得罪谁了，把底给我们交一交，不要让我们把关系搞坏了还蒙在鼓里。”我说：“我谁也没得罪，就是想搞搞业务，毕竟学了八年。”他又翻一翻那些文章说：“不错，不错，要是你一毕业就来，也是我们的骨干了，我这个人是很看重人才的。”他说到所里一个姓舒的年轻人，刚评了中级职称，因为在《中医研究》上发了篇论文，又在省里评了二等奖，第二年就评上副研究员。他说：“这是我一手一脉操办的，是人才，我们就破格开绿灯了。”他这么说，我简直觉得自己就是一堆豆腐渣，是个乞丐，上门讨钱来了。他还在说自己爱惜人才的历史，我趁他话一顿，马上就告辞了。
后来程铁军告诉我说：“你知道评上奖的是谁，舒所长的儿子！不然他的文章能发在一级刊物上又评奖再破格提拔？他那论文怎么出笼的我都知道，谁去戳穿？偏有人巴结他，没人巴结你我。这些人从写到发表又到评奖再到评职称，是一条龙服务。原则是死的，人是活的，没有活人做不到的事，原则只罩住我们这些人。如今有本事就抓住印把子，抓不住那也别叫屈，叫屈还让人家看笑话，谁叫你抓不住？这样的地方，你还要调来，气不死你就来吧。”
没想到在研究院碰扁了鼻子，我的自信心又受到一次打击，我，池大为，竟落到这个地步了，不可思议。我对这个世界感到陌生，好像有一种无法理解的神秘力量虚无地存在着，在阻挡着我。善有善报？屁话！我觉得自己有了不做一个好人的勇气，也有了这种权利，说到底世界是以力量而不是以善恶来评价一个人的。我觉得自己有骨气，也有坚守一点做人的原则的韧性，可这在别人眼中简直是笑话，是无能的表白。我幻想着有一个抽象的自我从躯体中抽绎出来，以怀疑的眼光对自己进行客观的审视，这样我觉得别人那种讥诮的眼光也并非没有道理，你不是个人物，怎么能要求别人把你看成一个人物？世界变了，一切都颠倒了，我感到了陌生，也感到了幻灭。权和钱，这是世界的主宰，是怎么也饶不过去的硬道理。可在这种硬道理面前低下了头，那还是一个知识分子，一个好人吗？做一个好人，既不可能期待别人的理解，也不可能指望时间的追认，更不可能对世界有什么触动，剩下的唯一理由，就是心灵的理由，我愿意这样做，向丁小槐学习我不能感到幸福。可在今天，一种心灵的理由，还是不是一种充分的理由？并没有一种先在的力量规定了我，我为什么要自己规定了自己呢？我不能回答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