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成才之路- 第1部分

一、百年老圩赵坪铺
一、百年老圩赵坪铺

　　食盐自古以来就是人们的生活必需品，古人云：盐出五味，无盐做什么菜都无味。

　　古时的湖南不产盐，湖南人要吃盐，湘西和湘北的要到二、三千里以外的四川自贡去贩运；湘东和湘南要去一、二千里的广东省连州去挑运。因为路途遥远，运输成本很高，所以盐比米贵，俗称“斗米一斤盐”大约相当现价的十倍以上。贫苦百姓吃不起盐，就挖马桶边的土来“熬硝”。因为硝有咸味，价格便宜，就用“硝盐”做菜吃。吃多了胀肚子，发怪病死去。

　　听大人们说，挑“南盐”不但路途遥远，而且很不安全，沿途都有土匪打劫，有时人财两空。因为利润大，盐商们仍然会一次雇佣二、三十个挑夫，成群结队，浩浩荡荡去广东连州贩运食盐。

　　那时候的衡阳、祁东、邵东、双峰、娄底、涟源的人要到广东连州贩盐，以途经关帝庙、赵坪铺、熊罴岭这条路最近。以邵东为例，他们第一天赶到关帝庙打中伙，下午就可到赵坪铺过夜，第二天过熊罴岭赶到祁阳县城。然后途径零陵，双牌、道县、宁远、　蓝山，翻过南岭就到了广东连州。这一路从北向南，连绵七、八百里道路，都用青石板或鹅卵石铺砌而成，最狭的地方也有一米多宽，人走马跑，畅通无阻，人称百马大道。每日里人嘶马叫，络绎不绝，一片生机盎然。

　　一路被土匪强盗打劫风险最大的路段，北有黄泥岭，南有熊罴岭。往南去的商贩怕抢钱，往北回的商贩怕抢盐，特别是黄泥岭难过。因为黄泥岭地处衡祁交界，是个“两不管”的地方。加之从赵坪铺到黄泥岭，连绵20多华里都是群山峻岭，森林密布，人烟稀少，是土匪藏身和打劫的黄金地段。土匪们等挑夫把盐挑到了黄泥岭，他们才以逸待劳，就可轻易得手。到这时，盐的身价也翻到了最高点，所以抢盐比抢钱划算得多。

　　为了对抗土匪，盐商们一到赵坪铺就不敢势单力薄地过黄泥岭，即使上午就赶到了赵坪铺，也要在赵坪铺住一晚，等盐商、挑夫越聚越多，才在第二天趁大白天，成群结队，快速通过黄泥岭。

　　有商贾就有市场，大约在明末清初，赵坪铺便自然地形成了小口岸。每逢农历一、四、七，四乡八野的乡民们便自动地聚集到这里来赶圩。不管烈日炎炎，还是天寒地冻，赶圩日风雨无阻，雷打不动。热闹时有二、三千人，冷场也有上千人。繁荣时，三、四十头猪肉半天可卖完。

　　1930年修通了湘桂公路，1938年湘桂铁路通车，使赵坪铺这个在地图上很难找到的小地方，与东边的洪桥和五十多公里以外的衡阳市，及西边三百多公里以外的桂林市都有了较为紧密的联系。所以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成了赵坪铺发展的鼎盛时期。

　　赵坪铺有百几十户人家，百分之八十以上是小商小贩。他们无地可种，有的只是几分薄土，只好做点小生意，开个小店铺，或摆个小地摊，或肩挑背扛，贩点货来挣几个小钱，养家糊口。

　　那时候赵坪铺的加工业和服务业甚为发达，如酿酒坊、榨油坊、伙铺、中药铺、桶匠铺、棺材铺、杂货铺等各行各业应有尽有。并且，大多数的同行店铺都有好几家公平竞争。

　　赵坪铺随着人越聚越多，也促进了娱乐业和赌博业的兴起和发展。彭良生创办的祁剧团是当时祁阳县最大的祁剧团。顶盛时期有一百多号人，肖玉枚、红辣椒、陈翠翠是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湘南当红的角色。当时的赵坪铺有三、四个赌场，日夜开赌，逢圩日参赌人员有数百人。

　　赵坪铺像个巨大的“C”字。“C”字的北面是修铁路时堆起来的人造山梁，成了“C”字的背脊。“C”字的东面是矮山和向西倾斜的缓坡，矮山上长着茂密的松树和栗树。缓坡是一级一级肥沃的坡土，上面稀稀落落散布着油桐树。

　　南面是“C”字的“口”，我家的榨油坊就在“C”字　“口”的西面。榨油坊前面是一口大塘，人称“圩厂塘”，正方形，足有五、六亩水面，最深处达五米以上，虽有村民常在塘边冲马桶、刷夜壶，废水和废渣也直向塘里排放，但因为常年放养着各种家鱼和杂鱼，净化水质功能强，所以在我孩童时代的记忆里，也未见过严重的污染。即使偶尔出现一些富营养现象，但只要下场大雨，巨大的山洪也能把所有积聚起来的污垢，统统从溢洪道排放出去，一会儿雨过天晴，塘里的污物荡然无存，又是鱼翔浅底，翠鸣柳梢，顿显一片清新盎然的气象。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二、自报家门
二、自报家门

　　我父名叫何祥松，小名何友林，爱称铁桥。

　　我母亲没有名字。那个时代重男轻女，女的没有名字不是怪事。没有名字怎么叫呢？就叫她小名，因为她生下来不是足月，特别瘦小，所以就叫她仔仔姑娘，后来生儿育女了，要登户口了，才叫她徐仔姑。

　　父亲祖籍何家冲，后来不知是为了谋生，还是为了图个发展，才在曾祖父何昭鸾在世的时候，我的祖父何瑞堂就从何家冲搬迁到赵坪铺居住。我的父亲是在赵坪铺出生的。

　　母亲出生在一个大家庭，外婆生了五女二男，我母亲排行第三。因为很穷，儿女太多，我母亲13岁就做了人家的童养媳，丈夫大她十五岁。她婚后十五岁时生一女孩名为“翠翠”，后来夭折。三年后她丈夫暴病去世，她经人介绍与我父亲成亲，那年她19岁，我父亲22岁。

　　祖父早年在赵坪铺经营一个“榨油坊”。赵坪铺周围方圆十来里地的山上，都长满了油茶树和油桐树，每年的秋冬季节给十里八乡的乡亲们“榨油”，是我们家的主要生活来源。另外还有几亩旱土，每年可以收一茬小麦和一茬红薯，以及一、二百亩红壤山地。山上长满了油茶树，每年可收摘一、二十担油茶果。

　　由于祖父晚年吸食大烟上瘾，旱地被他卖得所剩无几，只留下“榨油坊”和油茶山。

　　不知什么原因，据说我母亲跟父亲结婚八年都不曾怀孕。为此，我母亲茶不思饭不想，常常寻医问药，到庵堂许愿烧香。祖母见好不容易娶回来的媳妇长年不怀孕，而其他的儿子，有的已死，有的年龄还小，这样下去，岂不断了何家的香火？

　　她终于耐不住了，开始指桑骂槐，出言中伤。我母亲开始时只是忍让，常常责怪自己的肚子“不争气”。但时间一久，也就感到实在委屈，免不了要回一、两句嘴，直至由争吵发展到相互谩骂。祖母出不得气，常把“冒崽鸡婆啄死人”挂在嘴上，所以婆媳关系一直不好。终于等到母亲28岁时，送子娘娘才显灵，母亲终于怀孕了，29岁时生下了我。这一天是民国二十六年八月二十二日，即公元一九三七年九月二十六日。

　　我在族谱上的书名叫何永兴，逃日本时，父亲把我改成现名何代星，小名星俫己。

　　父母中年得子，自然欢天喜地，疼爱有加。

　　祖母和母亲的矛盾自然也得到了缓和，但仍然亲而远之，口和心不和，想必双方之间的积怨较深。但祖母对我却非常疼爱，每逢我过生日，她都要送两个煨鸡蛋给我“暖寿”，直到我记事、和成年读书。即使到后来祖母实在太穷，拿不出两个鸡蛋了，也要拿一个鸡蛋。她把这个鸡蛋煨得黄黄的，剥得光光的，在每年的八月二十一日下午天黑前，准时到我家门口静静地等我回来，要亲手把它交到我手上，才肯回去。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日本人发动了震惊中外的卢沟桥事变，挑起了中日战争，使中国人民从此陷入水深火热之中。也许与我生于乱世有关，我的“童运”也不好走。

　　童年时候最使父母担心和惊恐的就是我经常突发肚子痛。有时玩着玩着，突然就肚子痛了，痛得满地打滚，哇哇直叫。母亲紧紧抱住我，让父亲在我的小手腕上　“扯痧”，有时扯了两把痧，就不痛了。可有时把两只手腕和肚脐旁边都扯满了，可仍不见好。

　　有一次反复发作痛了三天，母亲背着我去上街的药店找刘余堂先生诊治，老先生说我肚子里有虫。母亲买了几颗使君子，让我吃过的第二天，排出了几条蛔虫就好了。但过了不长时间，我又肚子痛了。母亲吓得没办法，忽然记起她在怀孕之前曾向庵堂许过愿，这个愿还没有还，是不是菩萨作怪，惩罚她的儿子呢？

　　于是有一天，可能是我四、五岁的时候吧，母亲备了许多的纸钱、香烛，提着一桶桐油，带我到三里以外的西陵庵去还愿。一路上母亲重复着要我见了庵堂的女法师要如何如何称“姥姥”，在菩萨跟前要如何如何跪拜，如何如何虔诚地向菩萨祈求保佑。

　　不一会儿西陵庵到了，一个戴着灰色瓜皮帽的女法师出来迎接，领我们到一个比我母亲还高大的女菩萨面前烧香祈福。我见了菩萨早把母亲告诉我所有要说的话都忘了，只知道作揖和跪拜。，

　　在我儿时的记忆里，父亲是个残疾人，他个子很高，可能有一米八吧。但身体单瘦，背略有点弓，长脸、颧骨有点高、大眼睛、没有很多胡子。他说话发不出声音，只有气流冲击咽喉和口腔发出的微弱震动声。母亲告诉我，父亲青年时期患了鸭公痨，把喉咙病坏了。

　　每餐吃饭的时候，父亲总爱到外面的沟塘边去吃。有一次我也跟着去了，我看见父亲把吃到肚子里的饭菜又从鼻子里流出来，擤到沟塘里像一条剥了皮的香蕉。我问祖母，祖母说是父亲小时候爱抠鼻子，手上粘有食盐，引起了甘虫吃鼻子，把鼻子里的间隔吃了。所以父亲的鼻子无间隔，说话管不住风，吃饭送不到食道，却送到了鼻子中，鼻子里塞满了饭粑粑，擤出来不就成了香蕉条条？并警告我，不要学父亲的样，千万不要抠鼻子。

　　母亲和祖母的话，我开始是相信的，后来有点将信将疑，但随着父亲英年早逝，事过境迁，始终没有弄个明白。

　　1934年祖父去世了，因为征兵打仗，大叔何祥知、二叔何祥月、三叔何祥福都被国民党抓了壮丁。二叔和三叔都战死在战场，大叔在日本人轰炸长沙的时候，幸免于难，并结识了当时年仅15岁的杨雪兰。杨雪兰全家的亲人都在那次轰炸中炸死了，她无依无靠，才嫁给我的大叔何祥知。大叔把婶妈送回老家，自己又随大部队开到广西桂林去了。1938年十一月婶妈生下了他们的儿子何代明。

　　随着祖父的去世，二叔三叔的战死，大叔又远在桂林，小叔还不到十岁，所以“榨油坊”就由我父亲帮助祖母管理和经营，养大两个弟妹。

　　我和何代明从小就是一对天生的玩伴。常常到“榨油坊”去摆家家和捉迷藏。

　　榨油的生意是有季节性的，要每年10月以后才有茶籽榨油。榨完茶籽油，再要到第二年的二、三月才能榨桐油。父亲单靠榨油挣钱无法养活三口之家，闲来无事就到赌场去赌钱。父亲赌钱很有节制，赢到一定的时候就抽脚走开，把赢回来的钱交一部分给母亲，母亲用这些钱来改善生活。小时候的我只要看到哪餐有豆腐干炒肉吃了，就知道父亲赢了钱。有时父亲赌输了，只要把带去的本钱输光了，就马上抽脚离开，决不恋赌，决不欠赌债。

　　母亲精打细算，常常不敢把父亲交她的钱用完，要积攒一部分下来应急。记得有一次，父亲的手气不好，输得没有本钱了，成天闷闷不乐，唉声叹气，母亲就赶紧把平时积攒下来的一块银元交给父亲，结果父亲用这一块银元赢回了十几块银元。

　　小叔年轻玩心重，不但平时爱到赌场去玩，即使榨油的时候也没有心思，瞅一个空子，就溜到赌场去了，一定要祖母尖着嗓子满街喊，才好不容易喊回来。　

三、逃难的故事
三、逃难的故事

　　我的隔壁是桶匠铺，老板叫谢和，母亲要我叫他和伯伯。他把杉木锯成木板，再用竹钉子并起来，就是圆圆的木桶胚子。

　　木桶做成胚子后，要把两头的口锯整齐。锯木桶口的时候要锯下许多大大小小，长长短短的木头码子。我把比较规则的拣回去和何代明玩摆家家，比赛谁砌的房屋高大。

　　这一天我又在她家拣木码子。突然一声巨响把她的房子震得直掉瓦，我吓得调头就往回跑。迎面就碰见母亲神色惊慌地跑来找我。她抓着我的手一边往回走一边说：日本鬼子就要打过来了，新桥头的铁路桥炸断了。　跑回家里，看见父亲正在慌忙地往两只箩筐里装行李，母亲一边帮着装，一边埋怨父亲没有早几天逃，不知现在还来得及不？

　　正说之间，小叔来了。他说日本鬼子还在衡阳，到这里至少还得两天。因为国军早把铁路桥梁炸了，一路上又每隔500米挖一个2米深、30多米长的口子，火车开不过了。国军都从公路上撤退，撤一段炸一段桥梁和破坏一段路基，日本人的辎重无法运过来。

　　听了这些消息，大家都放了一点心。父母继续收拾东西，带不动的统统藏到榨油坊梁上的稻草丛里。我也把我收拾来的几十个木码子藏到稻草丛里，等逃日本回来再和何代明玩摆家家。

　　一切都收拾得差不多了，母亲开始生火做饭。把平时舍不得吃的糯米、红糖、绿豆加点猪油做成了一锅又香又甜的糯米饭。说父亲挑重担走远路，带我们要到三十多里外的“打泥皂”二姨家去躲兵，吃糯米饭难得饿。

　　吃过中午饭，我们马上起程，父亲担着一大担行李。母亲说，大山里缺米、缺盐，所以油盐米面占了大部分。用的东西主要是床上盖的和身上穿的……。

　　母亲背上背个好大的包袱，里面全是我家三口换洗的衣服，左手还挽着一个胀鼓鼓的小包袱，里面装着我们平时走亲戚见朋友才穿的当家衣，以及这次要送给姨母的见面礼。家里还有两只快要生蛋的母鸡，母亲用一个竹笼子关得严严的，要我用手臂挽着带走。说我快七岁了，也该学习做点事了。

　　我们翻过赵坪铺西面的山梁就到了高子塘铁路边。第一眼看到的就是对面公路上，全是撤退下来的国军。一队一队在公路的两边神色紧张地走着，公路中间全是坐满官兵的汽车，汽车的后面拉着长长的大炮。间或有几个挎着盒子枪的军人骑着大马跑过来，又急速向前面奔。不知有多少部队，也不知道过了几天几夜了。

　　我们与国军沿不同的路向西平行而行。走了还不到两华里，就到里雅塘了。我发现铁路与公路相隔不到三米，铁路在上，公路在下，于是父亲就带我们走下铁路，跟国军一起沿公路走。有个背盒子枪的国军在向父亲打招呼，问　“这是什么地方”？因为父亲说话声音太小，他们听不清，经过母亲“翻译”，才听清这是“芷冲”。他向父亲表示感谢，并说：“不要沿公路走！日本鬼子很快就会追过来，还有日本人的飞机，可能也会沿公路轰炸、扫射，很危险！……”

　　父母谢谢他们，并说我们要去的地方是大山里。

　　沿着公路又走了一里多路，父亲就带我们向右边走下了公路。再经过一个叫“龙湾”的大村子，村子里家家户户的门上都挂着锁，连狗也看不见一条。

　　不久就连公路也看不见了，接着我们就爬山。

　　翻过了好几座山，走过了好几条垅，到太阳只有一杆子高的时候才走到一个大村子边。村子里有几栋青砖瓦房点缀着，父亲说“这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