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熟悉。我建议你先把这个剧本放一放，先写你熟悉的生活。你不也是从上甘岭来的吗？”
李亚铎答道：“是呀！我在上甘岭坑道里，战斗过17个昼夜。”
丁玲高兴地说：“上甘岭的英雄部队，放下手中枪，拿起锄头镰刀来开发建设北大荒，难能可贵，应该歌颂的人和事很多，建议你把平时爱写些东西的人，组织起来，写北大荒。写你们最熟悉的开发建设北大荒的丰富生活。”
李亚铎当即找到娄芹、罗平伟、郭硕基、老耿等七八个来自上甘岭部队的爱好文艺的战士，和丁玲商议写北大荒的事。
郭硕基苦恼地望着老丁，说：“你叫我们写，写啥呢？我们来到北大荒，刚来住马架棚子，开春就翻地种大豆，没有机器，就用手拿根木棍，在拖拉机翻出的垡片上用手点播。春去冬来，这两年都是这样，地没锄完，就麦收了，生活太平淡无奇了。”
丁玲怀着对北大荒生活的深深激情说：“你们从上甘岭来到北大荒，披荆斩棘，开发荒原，干的不就是翻天覆地的事业吗？”接着，她对老郭谈起延安，谈起当年开发南泥湾。她语重心长地说：“当年王震同志率领359旅在南泥湾开展了大生产运动，其伟大之处在于使边区根据地自给自足，粉碎敌人的封锁。现在回过头来看，南泥湾就了不起。你应该站得更高些，把建设北大荒的事业写出来，下一代就能看出它的伟大。”
老丁又找到老耿说：“在长征时，黄镇同志会画几笔画，就用画搞宣传鼓动。他画了许多画，画长征途中的红军英雄人物、红军的英雄事迹。当时一路行军打仗随画随丢。长征过后多少年了，每找到一张黄镇同志当年长征途中的画，都感到亲切、珍贵。你们现在写北大荒的艰苦创业，等许多年后，再看看你们写的北大荒，才珍贵哩！”
丁玲充满感情地说：“你们现在生活在创作的源泉之中，英雄都在你们周围，从上甘岭到北大荒，你们每天都在一起并肩战斗，并肩建设社会主义，生活太丰富了。”
在丁玲的鼓励和指导下，罗平写了《一张没有发出的奖状》，娄芹写了《战友》，李亚铎写了《15块钱的皮革厂》，丁玲到北大荒第一个认识的“青年诗人”王金宝，用“柯红”的笔名写的一部长诗，在上海一家出版社出版了。
李亚铎对老丁说：“你写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得了斯大林文学奖金，这本书我读了几遍，写得真好！”
丁玲笑了，她说：“这本书是群众干出来，不是我写出来的。不深入生活，不熟悉群众所从事的伟大事业，我能坐在屋里写出来吗？”
老丁除了为这些喜爱写作的年轻人看稿、改稿外，她在每周出版两三次的黑板报上，亲自动笔，写了孵化室的山东姑娘孙素英，写了鸭排的养鸭能手徐婉云，还写了一篇散文《放鸭归来》。她还为农场许多苦大仇深的家属，写了家史。汤原农场一分场畜牧一队饲养员任广荣，老家在河南。她爹弟兄几个，只有半亩她。她从小就是背在娘背上，沿村讨饭长大的。丁玲含着泪，为她写了一篇题为《我的生活回忆》的家史，署名“任广荣”，发表在1961年1月12日的《合江农垦》报上。农场宣传部副部长郭硕基说：“我们最大的遗憾是，老丁在北大荒12年，为北大荒人写了一些歌颂北大荒人的文章。现在能保留下来的，就剩下这一篇家史了。”
现在看来，丁玲在北大荒为任广荣写的这篇家史，已经成了珍贵史料，我觉得应该全文转载在此：
我的生活回忆 。。
纤笔一枝谁与似（2）
汤原一分场畜牧一队饲养员 任广荣
我的年龄不算大，今年才20岁，但我在解放以前受到的折磨却实在不少，尽管那时候我很小，可是印象很深，一件件都记得很清楚，思想起来，总不由得心里十分难过，压不住一阵阵伤心，仇恨象火一样在燃烧。
我是河南人，我爹弟兄几个都是好劳力，可是我们家只有半亩地。1940年，我们那里遭了灾荒，全家没有吃的，我爹只好带着我奶奶、我娘和我出外逃荒，流落在离我家200里地的一个村子上，我爹替人打短工，糊住他自己，有时还能换个一二升粮食回家。我娘想找活做，没有人要，只好背着我，扶着奶奶沿村乞讨，讨上一点豆皮糠屑，三个人混上一顿，有时一天一点也吃下上。刚去的时候，我们在一家农民家里租了一间小屋，东倒西歪，还勉强遮得住风雨，后来我奶奶病了，村子上人说是伤寒，要传染，就把我们赶了出来。我爹带着我们，背着病重的奶奶，站在村外野地里。这时天高地阔，远近白茫茫一片，秋风一阵阵卷起落叶，凉嗖嗖地打在我们身上，走吧，哪里是路？住吧，没有一块落脚之地……。后来，我们就在河边的沙滩上盖了一个小茅篷，一家四口紧紧地挤在里边。通夜通夜听河水拍打着荒滩，野狗一阵阵叫唤，我紧紧贴在娘的怀里，真是说不出的害怕。
后来，奶奶病好了，我们老小三口仍旧一个村子一个村子去讨吃。每到一个村，狗一咬，我就吓哭了。奶奶又走不动，我俩就相偎着坐在村外地上，我娘就一个人进村去，有时也把我牵着，或者抱着带去，有钱人家的孩子们总喜欢打我，他们家大人教他们：“打，打那个穷孩子，把她们打走！”狗也不喜欢我们，老围着我们咬。我常常不肯跟着我娘，怕讨饭，怕人，怕狗，我娘就说：“去吧？不去讨你吃什么呢？”我有时撒赖，不去。娘也舍不得打我骂我，就只抱着我流眼泪，我一看见娘伤心，就又乖乖地跟着她了。常常一天走三四十里，又累又饿，到头来还讨不到够一顿吃的。
我那时只常常盼爹回家来，爹要是换上一二升粮食，全家就能吃上一顿窝窝头，那就是我们过年了。可是我爹换来的粮食总是太少，他常常起早贪黑在外边拾粪，好容易拾得一车，推到地主家去，只能换得一二升粮食。我四五岁时，也总是到处找粪，看见粪就象看见金子，因为它可以换粮食，尽管少，却可以填填肚子呵！
我们流落在那里一共七年，奶奶死了，用几块板钉起来放在野地里。那时听说家里年成好些，爹又带着我们回了老家。他在一个地主家扛长活，年头累到年尾，也顾不住我们，我们还得讨着吃。
1949年我们那里解放了，有一天我母亲正准备出门讨饭去，我伯父走来说：“不要去讨了，今天到地主家去分粮食，我现在是农会会长了。”我娘不相信，说：“真有这事么？”伯父说：“真的，现在解放了，共产党帮助我们穷人闹翻身咧。”伯父走后，我娘和我欢喜得不知怎样是好，满屋子找，找不到一个布袋，找不到一个可以盛粮食的家什。还是到姑姑家借了两条毛巾缝起来，分回来了几升粮食。过年前又分到一次粮，还分到了钱，我娘舍不得买肉吃，给我做了一件花布衣，这是我生下来头一回穿新衣服。我时时去摸它，看它，这真是做梦也不敢想到的呵！
土改时，我娘在大会上诉苦，哭的很伤心，老百姓都喊着要替她报仇，我爹也从地主家回来了。以前的半亩地，和爷爷手上当出去的三亩也回家了，还分了地，我们家一共有了15亩地。我爹勤勉地劳动，我有时也跟着去。我们不再受剥削了，日子过得一天比一天好。哪一年过年都穿新衣，吃饺子，还卖余粮，盖了两间半新房，把奶奶的棺材也搬回来安葬了。我娘常常说：“要不是共产党毛主席，不说过这种幸福的日子，就连这几根骨头还不知道丢在哪里喂狗咧！”
我现在在农场的生活就更不用说了。我每月工资28元，我爱人40元，我婆婆帮助同志看孩子，每月还有15元。我什么都不缺，大家看见我老穿着一件旧棉衣，问我为什么不做一件新衣，实际上我有一件新棉袄，还有一件棉大衣。我常常想到过去，觉得这棉衣还很好，为什么不穿又要穿新的呢？我在银行里有180元存款，手边还有40元。我每月都给我娘寄点钱去，两个老人都是受过大苦的人，身子都不强，特别我娘多病，我希望他们日子过得更宽裕，更好些。。 最好的txt下载网
纤笔一枝谁与似（3）
今年春天我脱了盲，现在在高小班学习，开始成了一个有文化的工人。我从来没有忘记我的苦处，也从来没有忘记我现在所有的一切都是共产党给我的。毛主席救了我，救了千千万万的穷人，没有共产党，这世界真是黑暗一片，穷人就象在地狱里一样。共产党是穷人永生永世的大恩人，我从心里听党的话。奋发努力为人民做更多的事，好报答党和毛主席的恩情。
丁玲已经和北大荒人亲为一家了。有一天，郭硕基问她：“你刚来时，群众都好奇地来看你这个大右派，当时你难受不？”
丁玲深沉地回答说：“我最难受的，是每个星期六。星期六是党的组织生活日，你们都走了，我却孤单单地一个人留在屋里。这时是我最难受的时候。”
1936年11月，丁玲在党组织的帮助下，逃出南京国民党的监狱，来到日夜盼望的党中央所在地保安。毛泽东同志特地写给丁玲一首词《临江仙》：
壁上红旗飘落照
西风漫卷孤城
保安人物一时新
洞中开宴会
招待出牢人
纤笔一枝谁与似
三千毛瑟精兵
阵图开向陇山东
昨天文小姐
今日武将军
陈明同志告诉我，这首词的手迹得以保存下来，有一段十分曲折的经历。1933年5月，丁玲被国民党特务秘密逮捕囚禁，经国内外著名人士宋庆龄、蔡元培、鲁迅、杨杏佛、柳亚子、罗曼。罗兰、巴比塞等的强烈呼吁和党组织的营救，丁玲得以出狱并逃离南京，于1936年11月到达党中央所在地保安。毛主席获悉，便作词《临江仙》一首，通过红军电台发往保安，转给丁玲。1937年1月，丁玲陪同美国著名记者史沫特莱会见毛主席时，谈话间提到《临江汕》，毛主席当即从桌上拿过一张纸，挥笔把这首词重写一遍，也没署名，便顺手交给了丁玲。当时，丁玲经常奔赴前线，担心把毛主席写的这首词的手迹弄丢了，便特地将它寄给住在重庆的胡风同志代为保存。1940年的重庆陷于日机轰炸引起的混乱之中，胡风把手迹珍藏在他贴身携带的一个旧钱夹的夹层里。解放以后，大家都忙于工作，竟然忘了在胡风贴身携带的旧皮夹里，还珍藏有这份手迹。岁月荏苒，世事沧桑，胡风被打成“反革命集团”总头目、逮捕了；十年###中，胡风被辗转关押，住家也几度被抄，唯独这个不起眼的旧皮夹，有幸留在他身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冤案平反了，胡风回到北京，住进阜外大街24号楼，与丁玲的住所仅一栋之隔。有一天，胡风的老伴梅志同志偶尔翻开那个旧皮夹的夹层，发现了一张薄薄的纸片，因为年代久远，有些发黄了，这就是当年毛主席赠给丁玲的《临江仙》的手迹。梅志喜出望外，也生出万千感慨。经历了近半个世纪的漫长艰辛岁月，这手迹得以保存下来，真是奇迹。
这首词，特别是词中“纤笔一枝谁与似”一句，是毛泽东同志当年对丁玲的至高评价，时隔50余年，看丁玲在北大荒的12年，这句至高的评价，仍然在这位誉满中外的老作家身上闪发着夺目的光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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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宝泉岭农场（1）
农场的造反派怂恿中学生揪斗丁玲。那些向丁玲学写作的人，被作为“丁玲地下俱乐部”成员，受到批斗。但北大荒人在暗中保护她。农场家属揪着孩子们的耳朵说：你再跟着喊打倒丁玲，就撕破你的嘴。
在“牛棚”里，陈明偷偷传过来的纸条、火柴盒、苞米叶上短短的几句话，成了她最重要的精神食粮。但是一天深夜，她被脱光搜查，那些特殊书简都被销毁了。
1970年，丁玲和陈明被捕，离开了北大荒，押往秦城监狱。
1963年11月间，丁玲的女儿蒋祖慧在天桥剧场，和周恩来总理并排坐在一起，陪看她编导的芭蕾舞剧《巴黎圣母院》。祖慧是在苏联列宁格勒学习芭蕾舞编导的。《巴黎圣母院》是她毕业回国后编导的第二个芭蕾舞剧。总理兴致很好，前几天就看了一遍，这次是第二次看。总理看着坐在身旁的祖慧，关切地问：“你今年多大了？”
“我今年28岁了！”祖慧回答。
总理又问：“你妈妈在农场身体好吗？”
祖慧连忙回答总理：“我妈妈在农场身体很好。”
总理微微地侧过身来，满含着关切之情：“还常常跟你妈妈通信吗？”
祖慧说：“我常常和妈妈通信。”接着，祖慧还告诉总理：“我回国后，还去北大荒看望过妈妈。”
总理放心地点点头，“好！”
胸怀豁达，在任何艰难困苦面前从来很少哭过的丁玲，读着女儿描绘此情此景的来信，感受到寒夜中一股灼热的暖流，她感到极大的温暖而从内心深处流出了滚烫的热泪……
1963年王震同志又一次把丁玲、陈明找到北京，关心地对丁玲说：“你在一个农场呆的时间太久了，局限性太大，应该到垦区去走走看看，换个地方，做点写作的准备。”
这时汤原农场的农垦战士，也正准备到普阳农场去，开辟新的垦区。这年夏天，丁玲和陈明驱车在北大荒的辽阔原野上，连续参观了几个农场。几年工夫，亘古荒芜的北大荒，到处都覆上了一片葱绿的庄稼。有一天，她来到宝泉岭农场，《农垦报》的记者李兆基对她说：宝泉岭农场场长高大钧，是位老红军。苏联红军解放佳木斯后，他是从延安来的第一任佳木斯市委书记。李兆基还谈了高大钧的许多事：在三年自然灾害困难时期，有人给他送来鱼肉，他一两不留，送到了食堂、托儿所……
丁玲被这位受人尊敬的农场场长高尚的革命情操深深地吸引了，她决定就在宝泉岭农场落户。
陈明说：“我们又来到了一个新的地方，你头上还戴着三顶吓人的大帽子，群众又怎么看我们？”
丁玲毫不犹豫地回答说：“我还是那句话：我们过去是靠文章联系群众，现在我们就靠劳动来联系群众。还是像在汤原一样，到人民中间去。”
她选择了宝泉岭农场最脏、最乱、最落后的第八居委会去做家属工作。
坐在我对面的当年宝泉岭农场第八委的两位主任张文豪、胡冬莲，听说记者求采访丁玲生前和她们一起做家属工作的事迹，感情十分激动。胡冬莲是湖南人，来北大荒几十年了，还是一口道地的湖南乡音。她说：八委的脏乱，在全农场是出了名的。一排草房，住着50多户人家，取名叫“六十户”。房前一条土路，积满了人尿、鸡尿、猪粪，春天一开冻，臭水都淌进了屋里，谁也不出来清扫一下。每天一开门，老娘们就站在草房门口，不是骂谁家的猪拱了她家菜园子，就是骂谁家打了她家小鸡。老丁一来，就组织我们学毛主席著作，头一篇，就学《为人民服务》。八委原来就是个老落后，什么会也召开不起来，这次听说中央下来了个大右派，这才“看新鲜”来了。来的人也不多，有的站在门口，有的站在门外，看看老丁是啥样。
老丁不慌不忙，乐哈哈地和家属们热情地打着招呼。老丁说：“我来八委帮助你们学习，从今后，我就是你们八委的人了。”大伙一听，这老太太讲得挺亲热。接着，老丁又说：“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到北大荒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