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丁不慌不忙，乐哈哈地和家属们热情地打着招呼。老丁说：“我来八委帮助你们学习，从今后，我就是你们八委的人了。”大伙一听，这老太太讲得挺亲热。接着，老丁又说：“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到北大荒来的。”她用手指指胡冬莲说：“我和胡冬莲就是湖南人。湖南，你们知道吧，在顶南边，毛主席的家乡就在那里。这里还有山东、河南的。都是亲姐妹，要互相关怀。听说早先为了谁家打了谁家的一只小鸡，就吵得见面不讲话，以后不要再为一只小鸡打了。” txt小说上传分享
在宝泉岭农场（2）
从这天开始，每周一、三、五学习，二、四、六打扫卫生，老丁一大早就起来，领着家属把一条又脏又臭的路，铲掉粪便，铺上沙土，修得溜光干净，成为全农场最好的一条“大马路”。都是义务劳动，比上班还忙。
有天老丁找张文豪、胡冬莲商量：农场大忙季节，要动员家属出来参加麦收。可每家都有几个娃娃，孩子咋办？
老丁找到高大钧，建议办个农忙托儿所，就愁没一间房子。高大钧一听，高兴地大着嗓子说：“到底是老区来的，还是你老丁想的周到。”老高马上答应，让总务科拨间房子给她们办托儿所。高大钧说：“这是间旧房，有些破烂，还得靠你们自己动手修理一下。”
老丁也高兴地回答说：“只要拨间房子给我们，别的，我们全包了。”
这间房子就在八委居房马路对面，原先是养奶牛的，房顶透亮，四壁塌落，屋内积雪还有尺把厚没开化。老丁就组织年轻的家属，去草甸子打羊草苫房子。老丁也卷起手袖，和家属们一起在刺骨的泥雪浆里，垒墙堵洞，抹泥，铺地，几天工夫，把一间破烂的房子粉刷一新。丁玲还特地买 红的、绿的彩纸，在上面写着儿童们喜欢的儿歌，贴在四周墙上。孩子入托了，家属们无后顾之虑，仅六委就有33个家属参加了麦收劳动。
老丁还在家属区办起了黑板报，表扬好人好事。板报挂在什么地方合适呢？都是一家一户的。还是老丁出的点子：挂在井台上。家家每天都要吃水，每天都得上井台打水，摇咕噜那工夫，就把黑板报看了。黑板报一出，家属的干劲更大了。
张文豪告诉我：老丁写的《杜晚香》中的人物，就是她在这里交上的朋友。杜晚香的真名叫邓婉荣，是垦区的一位劳动标兵。那时她白天和老丁一起跑家属区，夜晚到夜校扫盲班听老丁讲课。邓婉荣为人好，谁家有困难，她就不声不响地去帮助人家排忧解难；重活苦活，她不声不响地抢在前头干。只要她看到老丁在干活，她总是一步抢过去：“大娘，你这么大岁数了，我来干。”1964年冬天，丁玲就写下了这篇散文《杜晚香》，满腔热情地歌颂献身北大荒建设的北大荒人。当时连《农垦报》也不敢发表丁玲的作品，稿子写好后，丁玲就放进抽屉里。
这年冬天，萝北县妇联主任来农场检查妇女工作，发现落后的八委变成了先进的家属区，就要农场写材料，上报省里树为全省家属工作标兵。有人偷偷告诉这位县妇联主任：“你知道这八委的工作是谁干的？”
“谁？”
“大右派丁玲。”
这位县妇联主任有胆识，也很有魄力：“不管是谁干的，成绩突出，该树的就得树。”
张文豪、胡冬莲分别出席萝北县和黑龙江省的妇代会，代表八委去介绍先进事迹。老丁戴上老花眼镜，连夜给她们赶写发言材料。临走时，老丁从箱子里找出一件短呢大衣，一条兔毛头巾，对她们说：“试试看，看穿着合身不？”她俩个头也不高，一穿正合适。她们就穿上老丁借给的衣服，带着老丁亲手为她们写的发言稿，上县里、省里去介绍六委的先进事迹了。
丁玲在宝泉岭农场这些日子，白天忙家属工作，晚上坐下来看书，读报。未完成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续篇《在严寒的日子里》，一搁将近十年了。1955年批判“丁、陈反党集团”之前，她已经写了八万多字，灾难突然降临，这未写完的长篇著作就只好压在箱子底下。现在，丁玲生活在人民中间，人民给了她新的力量和勇气，于是她萌发了要把这部未完成的著作写完的念头。然而，就在这时，一场更大的灾难席卷中华大地，灾难刮到农场，首先落到了她的头上。抄家、批斗、蹲牛棚，她受到更大的折磨……
北大荒人理解她，从心里尊敬她，在她遭受磨难时，北大荒人暗暗地都在保护她。农场的造反派受到北京来串连的“小将”们的煽动，怂恿一群中学生去揪斗丁玲。她们用高音喇叭，狂呼“打倒丁玲”。有些家属，就偷偷把孩子拉回家去，狠劲地揪着孩子的耳朵说：“你再敢跟着喊打倒丁玲！我就把你的嘴撕破。”老丁关在牛棚里，半夜有人轻轻敲着窗户，轻声地说：“老丁，你要买肉，买鸡蛋吗？我替你送来。”老丁的心一酸：“多好的北大荒人呵！”在批斗高潮时，六委50多户家属，也分成两派，可是，两派的人，谁都不揪斗老丁。他们看到老丁被斗，坐飞机，都含着泪花，不忍心看下去，都偷偷地溜回家了……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在宝泉岭农场（3）
丁玲第一次被“揪”出去戴高帽子游街回来时，陈###如刀绞。丁玲却平静地对陈明说：“我很想写一封信告诉孩子们，妈妈今天经受住了考验。造反派小将要我当反派，我就当一次反派。演戏总得有人演反派的。可惜，我现在不能给他们写信。”
丁玲和陈明从汤原到宝泉岭来时，农场场长高大钧按王震部长的指示，安排他们夫妇俩住在农场招待所的两间宽敞的房间里。“文革”一来，他们被赶到一间只有7平方米的泥草屋里。游斗之后，再次被扫地出门，进“牛棚”隔离反省。他们各自被单独关在一间小屋里，白天劳动，晚上写“交代”，彼此不能见面，更不得交谈。丁玲的小屋有一扇玻璃窗，造反派们万万没想到，就是这紧闭的小窗，成了丁玲和陈明互通心声的“秘密联络路线”。遗憾的是，窗外悬有一条晒衣服的绳子，几乎每天都挂满了农场职工晾晒的衣物。丁玲必须从衣物间的缝隙，才能看到阳光下的露天。
有一天，丁玲偶然站在窗前，从一条窄窄的缝隙中朝外望去，她一下子惊喜住了：那不是被关进这间“单人牢房”后她日夜思念的亲人吗？她睁大着那双圆圆的黑眼睛，再仔细看他：他穿一件棉衣，眉毛上边压着一顶厚厚的狗皮帽子，拿一把竹扎的大扫帚，正在若无其事地“左右开弓”，掀起阵阵尘土，大步大步地朝着她的窗前扫来。丁玲看得十分清楚，他那两颗大而有神的眼睛，正朝她的窗户注视着。她生怕让看守她的那个厉害的女人发现这个秘密，急忙拿半张旧报纸，用浆糊朝玻璃窗上一粘，就把这条“秘密联络线”给切断了。她的心怦怦地跳。她刚躺到炕上，看守就闯进屋子来了，一进门，就恶狠狠地喊道：“起来，起来洗脸，捅炉子，打扫屋子。”
被造反派关在这里的“走资派”、“叛徒”、“特务”和“摘帽右派”，每天三次进食堂请罪、打饭，都要从丁玲住的门前走过。这就使她又得到了和亲人见面的机会。当然，那只是一刹时间，而且“黑五类”都是低头排队进食堂的。有一天，丁玲正在屋外捅火墙的炉子，这是造反派分配给她的“轻微劳动”。背上钉着白布的一群“黑五类”低头排队走了过来。陈明有心计，早就偷偷地写好了一张纸条，揉成一团，紧紧握在手心里。陈明低头从她身边走过，她忽然感觉有一个东西，轻微地落在她的身边。她平常动作缓慢，这时不知哪来的一股轻巧劲，本能地一下子就把它踏在脚下，然后用眼睛朝四周一望，周围静悄悄，没有一个人影，她赶快伸手去摸，原来是一个指头大的纸团。她心里着急：这是什么时候，你还这么大胆呵！她急忙把纸团揣入怀里，走进小屋，小心翼翼地塞进铺盖底下，一颗急剧跳动的不安的心，这才稍稍平定下来。她又去干那“轻微的劳动”，干完活后，就进屋安安稳稳地躺在炕上。她不敢伸手把压在铺盖底下的那个纸团掏出来，她害怕一旦被看守的人发现，又是一场大祸。她并不担心自己：骂也骂了，打也打了，“喷气式”也坐了，人到此刻，还有什么可怕的呢？她是怕惹出事来，祸及陈明。她侧耳倾听周围一切细微的动静，等到她确认绝对安全时，再也压制不住心头的兴奋，从铺盖底下轻轻地拿出小纸团。展开一看，密密麻麻的熟悉的字迹，出现在她闪亮的眼前：
“你要坚定地相信党，相信群众，相信自己，相信时间，历史会作出最后的结论。要活下去，高瞻远瞩，为共产主义的实现而活，为我们的孩子们而活，为我们的未来而活！”署名是：“永远爱你的。”
这以后，丁玲在炉边，在陈明走过的过道上，经常发现一片干枯了的苞米叶子，一张废报纸的一角，一个破火柴盒子，她已经十分“老练”了：一发现，就迅即收起来，揣进怀里。夜深人静，她在煤油灯下展开细心默读：
“他们能夺去你身体的健康，却不能抢走你健康的胸怀。你是海洋上远去的白帆，希望在与波涛搏斗。我注视着你呵！人们也同我一起祈求。”
“关在小屋里也好，可以少听些无耻的谎言，没有人来打扰，沉醉在自己的回忆里。那些曾给你以光明的希望，而你又赋予他们生命的英雄，将因你的创作而得名，你将因他们而永生。他们将在你的回忆里丰富、成长，而你将得到无限愉快。”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在宝泉岭农场（4）
“忘记那些迫害你的人的名字，握紧那些在你困难时伸过来的手。不要把豺狼当人，也不必因为人类有了他们而失望。要看到远远的朝霞，总有一天会灿烂光明。”
“……你是属于人民的，千万要珍重。”
“我们不是孤独的，多少有功之臣、有才之士都在遭难受罪。我们只是沧海一粟，不值得哀怨！振起翅膀，积蓄精力，为将来的大好时机而有所作为吧。千万不能悲观。”
“……”
这不是写在一片干枯了的苞米叶上、写在一个破火柴盒上、写在一张废报纸一角的信。这是诗。这是一种崇高的理想与信念凝结成的思想最高的升华。陈明写的这些深厚而充满一种无穷的精神力量的词句，在困难的时刻，对他的患难战友、他的亲人丁玲，是一种多么巨大的支持。
丁玲生前回忆说：这些用特殊材料，在特殊环境里写的书简，成为她每天唯一的精神食粮，她每天含情背诵，现在还可以一字不漏地背诵默写下来。
这些书简，她都贴身珍藏着。一天深夜，她又被抓走，两个女看守，还脱光她的衣服，强行搜走了每一个纸片。她再三恳求：这些纸片，是我丁玲的“罪证”。无知而凶暴的来人，哪里懂得这些，不屑一顾地把这厚厚的一大叠干枯的苞米叶子、破火柴盒、废报纸一角，统统搜出来丢满一地，让人用扫帚扫出去毁弃了。
丁玲在北大荒写了整整三本厚厚的日记，大都在“文革”中被抄烧一光，现在保存下来的，就剩下这一点珍贵的片断。
1969年5月12日
到21队劳动，在场院搬草帘，摊晒化肥，住集体宿舍，晚饭后扫室外卫生；擦玻璃。
5月13日
劳动照常，晚读毛选。
5月14日
晚写汇报，发觉纸是黄色的，好象戴了一副茶镜，眼睛在黑暗处只见一片白光，在微亮地方，眼前则有两朵黑花。
5月15日
晚上擦玻璃时，眼睛显得比昨天更厉害，在走廊里完全是摸着走，……
5月16日
天不亮，我就醒在床上……医生检查了，是夜盲症，给了我些药……
5月17日
今天在马房铡草，我上午背草，下午打扫马房的卫生。
5月18目
仍在马房背草，晚写汇报，想到刘胡兰……
5月19日
白天掏厕所，晚抄汇报。
1967年11月13日，天还没亮，丁玲又被抓走了。陈明急得到处打听，不知下落。陈明去农场公安局询问，公安局的人说：现在两派武斗，公安局也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哪能管造反派抓人？陈明又赶到农场党委会，正巧碰到一个造反派头头朝外走。这人平时对丁玲还很关心，这时却板着面孔，直等走到大门口，看看四周无人，他才小声对陈明说：“老丁可能是被揪到汤原去了。”说罢扭头就走。陈明二话不说，拔腿赶到鹤岗，爬上过住的煤车，直奔汤原。他一到汤原，就碰到武装排长相承仕。老相一见老陈就问：“你来干啥？”
陈明急着回答：“找老丁。”
相承仕一把把老陈拉进屋：“老丁在我们这里。”他拍着老陈的肩膀说：“你放一百个心，老丁在这里，没有人敢动她一个指头。”
“那你们揪她干什么？”
相承仕哈哈大笑：“你这大作家还不明白，老丁在汤原呆了6年，威信高，揪回来肃清流毒呗。”丁玲被“揪”回汤原，陪“走资派”在汤原县城游斗一次后，便安安静静地在“牛棚”里休息了一个多月。1958年山东支边来的民兵连长老类头，是个老党员，他就住在“牛棚”旁的值班室里，经常拿点自己腌的咸菜给丁玲。丁玲见老类头的旧棉被又脏又破，便要为地拆洗、缝补。老类头连忙说：“这是啥时候，你还惦记着我，快别麻烦了。”丁玲说：“这是难得的机会，我没有事情做，眼睛还看得见，替你整整吧。我们年纪都大了，以后连见面也难，就算留个纪念吧。”
丁玲在汤原农场认识了李亚铎、郭硕基等一批喜爱写作的业余作者。这时有人贴出大字报造谣说：外国有个裴多菲俱乐部，丁玲在汤原，搞了个“丁玲地下俱乐部”。这时，农场党委秘书赵发炳正在写一本小说《家庭内幕》，他的名字，也写在“地下俱乐部”成员的名单上。赵发炳一看，气得跑回办公室，也写了一张大字报贴出来。他说：要说跟丁玲学写作就是搞“丁玲地下俱乐部”，那还不只是我这几个，还有谁，有谁，他一气写上36个人的名字。这可是轰动农场的“阶级斗争的大动向”，逐级快速上报，一直报到沈阳军区。军区一听，这还了得，这个“大右派”居然还成立了地下俱乐部，立即派专人来调查深挖。来人翻档案，查历史，查来查去，发现参加“丁玲地下俱乐部”的人，都是上甘岭的战士和英雄，他们不但向丁玲学写作，还演革命戏，传播革命文艺。沈阳军区党委狠狠地批评汤原17团（按：当时汤原农场已按生产建设兵团建制，改称为17团）的党委说：“你们太不严肃了，也不搞清楚，就上报。”
当年被列入“地下俱乐部”黑名单的人，有的蹲牛棚，有的挨批斗，有的还被抄了家。这次我去汤原采访，他们和我谈起这段往事，都以自己是“丁玲地下俱乐部”的成员而自豪，因为老丁领着他们，在北大荒创业初期的艰苦斗争中，在北大荒撒下了革命文艺的种子。
1968年初，丁玲夫妇又被汤原的造反派“送还”到宝泉岭。
1970年4月的一天深夜，一辆吉普车飞速驶进宝泉岭农场一队队部，来人当着陈明的面，宣读北京市公安局的逮捕令，将他押上去往北京的火车。陈明担心老丁的下落：是抓我一个，还是和老丁一起抓。夜深了，火车风快地飞驰。陈明突然听到从隔壁包房传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