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人是天下的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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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人是天下的眼- 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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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悟性即人本身头脑对事物的反应程度,同样一件事情,一道难题,悟性强的一眼就洞察事物的本质,事物的要害,悟性差的想了三天三夜,甚至一辈子也难以相通。人之所以有聪明与愚蠢之分,有天才与庸才之分,有优生与劣生之分,就在于这悟性上。
  悟性大部分应是先天而来的。有遗传的基因,也有的是后天长成的,是所谓“聪明来自实践”。如果先天的遗传基因好,加上后天磨砺达到了火候,那他(她)的悟性就会更好。
  书本是前人知识和经验的总结,通过读书可以免走弯路,从前人的实践经验中尝到了知识,使自己变得聪明。但如果读书不求甚解,只求应试,那么,就很难使人变得聪明。为什么有许多书呆子,书越读越傻乎,或许原因就在于这里。
  慧能他目不识丁,他只听人家念《金刚经》,就能悟出佛性,悟出经里的真谛,比念了一辈子经的老僧悟性强了不知多少倍,你能不说他是天才吗?
  慧能当时并没读多少书,但不能说他不学习。读书和学习是两码事。他三岁丧父,随母生活,稍大上山打柴,孤儿寡母,其苦难言。心想读书,哪有钱供读书。或他父昔乃官员,前生遗留了书香基因;再加他母口授人生知识,日间生活于广东新兴家乡环境,山明水秀的大自然风光,淳朴的岭南风俗,故陶冶出他的灵性,且在乡间邻里百姓中也学到了许多为人处世的知识。其实,佛性在百姓中到处都有。尤其岭南一带,念经颂佛在唐代已十分风盛。耳濡目染,小慧能早已佛化,于是,当听到《金刚经》之后,他的“顿悟”也是十分自然的事。

慧能六祖:(3)
至于这个“无”字,则是慧能胜神秀一筹胜出六祖的要诀,也是慧能这南派禅宗思想的集中体现。慧能名偈:“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四句诗中,第一、四句就先后二个“无”;第二句有一个“非”,也是“无”;第四句中的一个“何”带出一个反问也是“无”。句句均“无”。
  神秀的偈语本也属偈的上品,但在五祖眼中还被认为并非至上。因为他悟出的只是一个“洁”字,并没达到“无”的境界。“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勿使惹尘埃。”神秀把人的身比喻为“菩提树”,把人的心比喻为“明镜台”,要时时拂拭,不要染上尘埃。只有这样,才能保持身心洁净,不染尘世的灰尘,成为至高至上的出世之人。
  这不够,远远不够!慧能一语惊人:“菩提并非树”,菩提是佛树本就不是树,是佛的化身。“明镜亦非台”,既是佛镜,并非普通的镜台。镜在心中,心领神会,焉是一般俗镜,是无形的镜。因此“本来无一物”,什么都没有,“何处惹尘埃”,哪里会有尘埃沾染呢?“无”什么都“无”。“无”即是“空”,空空如也,心中无物,一切皆空。尘埃从何而来?这就是佛性的真谛!
  佛性也,万物皆空。物欲、*皆无,就是连肉身也非自己所有。树也,镜台也,尘埃也,都是空的,这是洒脱的境界。这才是五祖所赞赏的境界,才是佛家所追求的境界。于是禅宗六祖非慧能莫属。
  其实,慧能的“悟”,并非仅仅在“菩提并非树”偈上之悟。五祖初见他时,就觉得他的话语禅机深藏,并非等闲之辈。五祖问他从岭南而来,要来求取什么?他答不求取什么,只求“作佛”。五祖又问他,你们岭南人原是蛮荒之地,属未开化的人,哪能“作佛”?他答曰:“人有南北之分,佛性并无分南北”。这就令五祖大为吃惊,这该是可托衣钵的人了。
  当慧能受法和得到五祖传予的衣钵返回广东,在四化一带的猎人中藏匿了整整十五年之后,出山来到法胜寺时,见到因风扬起寺庙的旗幡,两个和尚在争论到底是“风动”还是“幡动”时,慧能说“既非风动,也非幡动,仁者心动耳”。慧能的说法,令众僧大为惊叹,引起印宗大师的关注和尊敬。不是风动,也不是幡动,是心动。正是“菩提并非树”偈语的诠注和演绎。主要还是“无”的禅宗思想,本来旗幡明明在动,两个和尚也不是瞎子,只是争个是“风”在动,还是“幡”在动而已。而好个慧能,却避开客观存在的旗幡动,来到心动。心即是人的意识。因你意识它动,它就动。你若意识它不动,它就不动。似乎是意识决定存在,违反唯物主义的观点。但是禅宗要的就是这一点: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台。不管客观环境如何变化,你都要处世不变,视物为“无”,一切皆空,你就能成为一个大彻大悟之人。
  慧能创立禅宗是佛教史上一件空前大改革,标志着佛教中国化的完成。第一,他大胆破除佛祖的权威,不承认有所谓外在的佛。第二,他主张一切众生皆有佛性,人人都可以成佛,这与儒家“我皆可为尧舜”的性善论相通。慧能之后,禅宗更进一步向儒家靠拢,竭力与儒家的以教悌为人之本的伦理学说相调和,写了大量论教的着作,从而促使了佛教的进一步儒学。他不但主张人人都可以成佛,而且主张不用背诵佛经,不需累世修行,只要认识本心,就能面佛,即所谓“顿悟成佛”,从而不但迎合了上层统治者和士大夫的需要,而且也为下层人民信佛提供了极大的方便。第三,他在宣传“顿悟成佛”的同时,还提介自由任运的生活方式,促使禅宗生活的平民化、世俗化。慧能的三传弟子怀海禅师,更提出“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的宗佛,并将这一宗佛写进了《百丈清规》,从而对后世禅寺的建设及其劳动自养制度的形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也是禅宗得以在中国迅速传播、广泛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
  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禅宗的影响已远远超出了宗教范畴,而渗透到哲学、文学、艺术等众多领域以及现实生活的各个层面。如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占统治地位的思想明理学受禅宗的影响就很深,陆九渊和王守仁的“吾心便是宇宙”、“心外无物”、“*见理”正是禅宗“自心是佛”、“本心生万法”、“*见性”的翻版。又如绘画,从唐宗到明的画坛,无论是表现形式还是创作思想,都可以看到受禅熏陶的痕迹,作品中往往表现出一种深远宁静、超凡脱俗的意境。
  禅宗诞生在岭南这片土地上,并非巧合。旧时虽是偏远荒夷之地,但正是这种淳朴、自由、毫无拘束的气质,才能焕发出非同寻常的灵性,才更接近智慧的天性,也由此才能诞生玄妙的禅宗。
  

三、张九龄:(1)
卜相未卜先知,看穿“安禄山十年后必乱”,唐玄宗为之惊叹!
  张九龄,字子寿,出生于岭南蛮荒之地,是中国历史上首位担任宰相的南方人。他早慧,才德过人,二十多岁经科举进入仕途,但是只做了小小的九品文官,基本上是按部就班,逐渐升迁到宰相。
  张九龄贤明刚正,敢于直言进谏。在相位期间,他整顿吏治,重视基层锻炼,主张没有担任过地方官的,不应担任中央重要官职,并提出恢复府兵制,加强中央对军队的控制权,在政治、经济、军事各方面都卓有建树。不但如此,他还是唐代着名诗人,一度被认为是文坛领袖,留下了“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等被世人广为传颂的着名诗章。
  张九龄主要从政于开元年间,这是唐朝的全盛时期;开元后期也是由盛转衰的起端,在这个由治世向乱世的转变中,张九龄是个关键性的政治人物。
  (一)
  张九龄祖籍韶州(今广东省韶关市),祖父和父亲做过县令、县丞一类的地方官。他天资聪敏,很小的时候就擅长写文章。十三岁那年,他做了一件异于常人的事情,上书给广州刺史王方庆,地方大员读完后大为赞赏说:“这孩子前途不可限量。”可见张九龄十分早熟,少年时期就颇有抱负。张九龄并非出身于世族大家,顶多算是中级官僚家庭,不过自武则天执政以来,一般庶族也可以通过科举进入仕途,张九龄就是通过这样一条路,才艰难取得功名。
  张九龄二十多岁时考中进士。考官、着名诗人沈佺期特别欣赏他,所以他的名次很高。不久后,张九龄在岭南遇到了被流放经过此地的宰相张说。张说看了张九龄的文章,大加赞许,把他看成自己家族里的子侄辈,这对后来张九龄进入仕途奠下了良好的机缘。
  几年后,张九龄被授予校书郎的官职,算是正式进入了官场,不过这只是个负责校对图书的九品文官,等于从公务员的最基层做起,这时张九龄已经三十岁了。张九龄做了好几年的校对工作,一直无法升迁,心里郁闷,写了不少诗来抒发自己怀才不遇的心情。好在时来运转,太子李隆基选拔天下文士,亲自策问,三十五岁的张九龄脱颖而出,被提拔为右拾遗(八品)。虽然品级仅小升一级,但这个职位可直接讽谏朝廷政事,所以还是大有可为的。
  张九龄的才华渐露,尤其擅长品评和选拔人才。当时吏部举行考试,常常让他主持考定等级,每次都非常公允。因此开元八年(720年),张九龄被提拔为司勋员外郎,专门掌管官员的勋级、赏赐级别之类的事务。
  这时李隆基已登基为唐玄宗,张说也从流放地回来当了中书令(宰相),张说仍然非常器重张九龄,还跟他认了同宗,常常称赞他的文学才华,他说:“张九龄是后辈词人之首。”张说在唐玄宗面前推荐过张九龄,说他可以胜任集贤院学士(朝廷顾问)。张说去世后,唐玄宗想起张说的话,召张九龄当了秘书少监(管理图籍的副馆长)、集贤院学士。到了开元二十一年(公元723年),张九龄被任命为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后做到了宰相职位,升为最高官职的中书令。
  (二)
  张九龄出身低微,且来自岭南(唐代的广州还属于蛮荒之地),以“进士”身份逐渐晋升到中书令,这是前所未有的事,他不但是中国历史上由“进士”到宰相的第一人,也是南方籍的第一任宰相,因此被后人赞誉为“自古南天第一人”。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三、张九龄:(2)
张九龄虽然才德过人,他这个宰相却当得异常艰难,原因是当时承平已久,唐玄宗几乎成了个沉湎酒色、怠于政事的昏君,张九龄又是个极为正直的宰相,事无巨细都据理力争,这就与被小人包围的唐玄宗形成了冲突。同样是忠言直谏,张九龄远远没有魏征那般幸运,而最大的矛盾缘自李林甫。
  李林甫是唐室宗亲,长着一副柔和可亲的面孔,实际上则奸诈狡猾,善于迎合主子们的心意,他被人称为“口蜜腹剑”,当面说好话,背后出拐子,专门暗箭伤人。当时玄宗宠爱的武惠妃阴谋废掉太子李瑛,好让自己的儿子继承皇位,李林甫最善于迎合,两人一拍即合,结成一党。
  张九龄坚决不同意废太子,武惠妃秘密派近身宦官牛贵儿前去游说张九龄:“有废就有兴,你帮了我们,以后这宰相位置就坐得长长远远的了!”张九龄怒斥,立即上奏,玄宗听了也很震惊,因此一直到张九龄罢相,太子始终安然无恙。这招致了武惠妃和李林甫的嫉恨,不时在玄宗面前讲张九龄的坏话。
  李林甫本来就不学无术,对张九龄的学问非常忌惮,这下更是变本加厉地针对张九龄。张九龄以直道事君,经常有逆耳忠言,渐渐导致了唐玄宗的厌烦。而李林甫在宫里到处布下情报网,时时刻刻刺探皇帝的心意,总能迎合玄宗的旨意,玄宗越来越喜欢听他的甜言蜜语。由于天下太平,玄宗心生懈怠,只想好好享晚年清福,故打算拜李林甫为相。张九龄极力劝阻,上奏说:“宰相关系到国家安危,李林甫不是社稷之臣,陛下要是任命他为宰相,恐怕以后要为社稷担忧了!”唐玄宗不悦,张九龄只好谢罪退下。
  开元二十五年(公元737年),玄宗罢张九龄而拜李林甫为相,后世有人认为这就是唐朝由盛转衰的分水岭。李林甫在相位十九年,由“开元盛世”进入了“安史之乱”,正应了张九龄的政治预言。
  开元二十四年(公元736年),唐玄宗打算任命牛仙客为尚书。牛仙客没啥学问,本来是管内务的,相当于后勤部长,李林甫自己也不学无术,就在玄宗面前极力推荐牛仙客。
  张九龄反对说:“此事万万不可。尚书是重要官职,大唐以往都用曾任宰相的人做尚书,要不然,也是做过要职、富有德行和声望的人才能担任。牛仙客原本不过是个小官,没什么从政经验,忽然任命他担任这么重要的职位,天下人会如何议论呢?”
  唐玄宗想想有道理,就说:“那就封他个爵位吧!”
  张九龄说:“太宗以来,本朝制度便只封赏有功之臣,陛下一定要赏赐牛仙客的话,金帛也就可以了,封他土地、官爵是不合适的。”
  唐玄宗终于大怒,说:“你嫌牛仙客出身微寒?你自己门第就很高贵吗?”
  张九龄一听,连连顿首请罪,但仍坚持己见,说:“臣是来自岭南蛮荒之地的孤贱之人,的确不如牛仙客来自中原。但臣出入台阁,掌管诰命多年。牛仙客不过是个边陲小吏,目不识丁。韩信不过是淮阴一介武夫,尚且羞与小人同列。陛下要是坚持任用牛仙客,臣实在以此为耻。”
  玄宗听了很不高兴。第二天,李林甫趁机赶来挑拨离间,说:“牛仙客可是个宰相之材呢,怎么当不了尚书?张九龄是文员出身,拘泥于古书,因此有失大体。只要有才识,何必一定要有文才学问呢?天子用人,有何不可!”
  玄宗于是坚持任用了牛仙客。张九龄自己也意识到屡次惹玄宗不悦,早晚会被李林甫加害,趁着玄宗有一次赐自己白羽扇,作了一篇赋,最后两句是:“只要能在适当的地方发挥作用,即便有杀身之祸,也不在乎。”可见张九龄对自身处境也很清楚,但他始终坚持气节,的确十分符合史书上赞美他的评语:“直气鲠词,有死无二,彰善瘅恶,见义不回。”
  后来唐玄宗居然还是让牛仙客当了宰相,但他实质上不过是李林甫的走狗,只会唯唯诺诺,下属请示意见时,他只会说:“照老样子办。”没有半点处理的办法,完全不是当宰相的料。如此,朝政等同被李林甫一手操纵,变得越来越昏暗了。
  (三)
  安禄山还在边境上当小军官的时候,有次入宫奏事,一副桀骜不驯的德行,张九龄就对一个大臣说:“这个小蛮子,一定会搞得北部边境大乱。”
  开元二十四年(公元736年),安禄山率军*契丹,犯了冒进的错误,落得大败,被范阳节度使张守硅绑起来押送到京城问罪。张九龄说:“张守硅必须要严格执行军法,安禄山不能免去一死。”但唐玄宗赦免了安禄山的死罪。张九龄坚持说:“安禄山狼子野心,面有逆相,十年后必乱,应马上杀死,以绝后患。”
  唐玄宗很不高兴地回道:“不要误害忠良。”居然放虎归山,把安禄山放回边境,当白衣将领,并在四五年后得到重用。到天宝十年(公元751年),安禄山已控制了三个重要军镇,拥兵几十万,占全国军马三分之一以上。
  天宝十四年(公元755年),安禄山联合心腹史思明等公然叛国,强大的唐朝自此进入长达八年的“安史之乱”,逐渐走向衰落。唐玄宗仓皇逃往四川,终于想起了贤相张九龄是何等忠直,不禁老泪纵横,写下一联追忆并忏悔:“蜀道铃声,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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