志愿者，我应该有机会。于是我立刻致电弗兰克叔叔。
让我意外的是，弗兰克叔叔鼓励我加入美国和平队。他坦白地说，在攻克河内之后，亚马逊河流域将是下一个目标。
“那里石油资源非常丰富。”他说，“我们要派一些能人去那里——要能理解当地人的人。”他说和平队是一个很好的“训练场”，他还要我练好西班牙语和当地土著部落的方言。他笑着说，“你最后可能是给私人企业而不是给政府工作。”
那时候我还不理解他这句话的意思。不过现在看来，当时的我已经从一个间谍升级到经济杀手，尽管之前我从来就没有听过这个词，那之后的几年里我也没有听到这个词。那时候我压根儿就不知道，在全球各地分布着几百人，为咨询公司和其他私人企业工作，他们从未从政府那里得到一分钱，却在为建立全球帝国服务。我没有想到，这一群人会在20世纪末发展到如此大的规模；我更没有想到，我在这一支不断壮大的队伍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
安和我都向美国和平队提交了申请，要求被派遣到亚马逊。接到通知书的那一刻，我感到极端的失望。因为通知书上说，我们可能被派到厄瓜多尔。
哦，天哪！我想去亚马逊地区，却让我去非洲！我连忙去翻阅地图册，查找厄瓜多尔这个地方，可是让我感到沮丧的是：我在非洲大陆上找不到它。我翻查目录，才发现厄瓜多尔原来在拉丁美洲。在其中一幅地图上，我看到，从安第斯冰川流出的冰雪融水汇成了气势磅礴的亚马逊河源头。我接着读下去，才知道厄瓜多尔森林是全球物种最多样化和最丰富的森林之一，几千年来，那里的土著人周而复始地过着他们朴实的原始生活。于是，我们欣然接受了。
安和我在加州南部接受了和平队的训练，1968年，我们一同前往厄瓜多尔。在亚马逊地区，我们与殊瓦原住居民共同居住，他们的生活方式确实与殖民者到达之前的北美土著部落无异；在安第斯山脉地区，我们和印加人的后代一起劳动。我做梦也不会想到地球上还有这样的地方存在。在那之前，我遇到过的唯一一位拉丁美洲人就是我父亲任教学校里那个富有的 “预科生”。我发现自己渐渐与当地以狩猎和种地为生的土著人产生了共鸣。奇怪的是，我还觉得自己与他们有某种不可言喻的血缘关系。不知怎的，他们让我想起了那些下贱的提尔顿“镇民”。
有一天，一个西装革履的男人——艾纳 &；#8226； 格列夫（Enar Greve）乘坐飞机来了，他是查斯 &；#8226； T 。 美因顾问公司（Chas。 T。 Main； Inc。 MAIN）的副总裁。这个国际咨询公司当时正为国际银行调研一个项目——国际银行向厄瓜多尔和其周边国家贷款数十亿美元的可行性研究。该笔贷款用于修建水力发电站和其他基础设施。艾纳以前是美国预备军（）的上校，我告诉了他自己在加入美国和平队之前曾经被国家安全局相中，并正在考虑重新加入国家安全局。他也告诉我，他曾经在国家安全局当过 “联络员”，他看我的眼神让我觉得他肩负着另一个使命——评估我的能力。我现在才知道，他的确是在不断跟进我的情况，他要评估的是：在这种北美人认为是极端恶劣的环境下，我的生存能力究竟如何。
我们一起在厄瓜多尔呆了几天，后来就以书信来往。他要求我向他提供厄瓜多尔的经济评估报告。我正好有一部小巧的打字机，也正好喜欢写写东西，于是我欣然答应了他。在那之后大约一年里，我给艾纳发了至少15封长信。在信中，我预测了厄瓜多尔的经济和政治在未来的发展方向，评价了这里原住部族人日益高涨的反抗情绪——他们奋力抵抗国际石油巨头、国际发展机构和其他任何要将他们带进现代社会的力量。
我结束了在美国和平队的厄瓜多尔之行回到美国后，艾纳邀请我到美因公司位于波士顿的总部进行面谈。他告诉我美因公司的主要业务是工程建筑，但他们最大的客户——世界银行，最近要求他们招募经济师，对某些相关的领域进行经济预测，并且就工程项目的可行性和重要性进行评估。他说，他之前聘任过3名高资历的经济师，他们都有无可挑剔的学历和资格背景——其中2名拥有硕士学位，另外1名拥有博士学位，可他们都惨败而归。
他说：“在这些国家，并不存在着可靠的经济统计数据，他们三人中没有一个人能够掌握在这些国家进行经济预测的方法。”然后他又对我说，除此之外，他们都觉得不可能按合同规定完成他们的使命，合同要求他们到遥远的国度，像厄瓜多尔、印度尼西亚、伊朗和埃及等，并亲自与当地领导人会面，向他们提供针对该区域经济发展的特征所作的评估报告。他们中有一个人被派到巴拿马荒芜的村庄，结果弄得精神失常，后来不得不由巴拿马警察护送到机场，坐上返回美国的飞机。
“尽管在厄瓜多尔你没有取得具体的经济数据，但从你的来信中，我觉得你是非常努力的。你在厄瓜多尔那样的环境里都能待下去，可见你在其他的环境里也不会有问题。”他还告诉我说，他已经辞退了一名经济师，如果我愿意到美因工作，他会解雇另外两个人。
就这样，1971年1月，我在美因公司得了经济师的称谓。那年我26岁——征兵这种事情再也轮不到我的头上。我向安的家人征求意见，他们都鼓励我接受这份工作，我想这应该也是弗兰克叔叔的态度吧。我回想起他曾提及我可能最后要到私人企业工作。尽管没有任何事实可以证明，但毫无疑问的是，我能在美因咨询公司得到这份工作，肯定是3年前弗兰克叔叔安排的结果，当然还有其他原因，如我有在厄瓜多尔生活的经历，以及我愿意动笔撰写那个国家的经济和政治报告。
接下来的几个星期我一直头脑发热，自负得几欲膨胀。我只不过是在波士顿大学读了个学士学位，根本就不可能在那样高级的咨询公司获得经济师的头衔，但是我得到了。我知道许多大学同学在成功逃避参军之后，继续攻读工商管理硕士（MBA）或者其他硕士学位。如果他们知道我现在的头衔，也许会嫉妒我吧。我想象着自己是一个闯劲十足的秘密间谍，只身前往异国他乡，躺在豪华酒店的游泳池边晒太阳，身边围绕身穿比基尼、举着马提尼美酒的美女。
当时的确是种幻想而已，但在之后的许多时候这种幻想也在我身上应验了。虽然我的职称是经济师，但是我发现我的工作远远不只是做评估和预测那么简单，事实上，我的工作与詹姆斯 &；#8226； 邦德（James Bond）（电影《007》中的男主角）差不多。
《一个经济杀手的自白》第2章 一脚踏进泥淖
从法律上讲，美因公司的股东人数非常少，在这个有2 000多人的公司里，只有5％的人拥有公司的股权。他们被称为合伙人或合作人，他们的地位让人垂涎。因为合伙人不但对所有人有支配权，而且他们赚的钱也最多。“谨慎”是他们最大的特点。他们与国家元首以及其他公司的首席执行官打交道；他们都希望请来的顾问能身兼律师和精神治疗医生的职责，遵守严格的纪律和绝对保密的原则。与媒体打交道是被禁止的，因此，美因公司以外的人几乎都没有听说过我们，但他们可能对我们的竞争者非常熟悉，例如亚瑟 &；#8226； D。 利特尔（Arthur D。 Little）、斯通—韦伯斯特（Stone &； Webster）、布朗—路特（Brown &； Root）、哈里伯顿公司以及贝泰公司。
“竞争者”这个词语我用得很广泛，因为实际上美因公司本身就是个自成一派的团队。公司的专业人士绝大多数都是工程师，但我们公司从来就没有任何一套设备，也没有承建过任何工程项目，哪怕是一个仓库。虽然许多美因人都是退役军人，但我们没有和国防部或者军队有任何合作项目。我们用来经营公司的设备与其他的公司完全不同，以至于在头几个月，我真的没法弄清楚我们究竟是做什么的。我只知道我的第一项任务是随一个11人小组到印度尼西亚，为爪哇岛开发电力系统做总体规划。
我知道，艾纳以及所有与我讨论过这个项目的人，都试图说服我：爪哇的经济会突飞猛进。而且我还知道，如果我想脱颖而出成为一个好的预测师（并且因此得到晋升的机会），我得做出他们希望看到的数据分析。
“真是好极了，”艾纳喜欢这样说。他会将自己的手指举起来，再划过头顶。“印度尼西亚的经济将会像鸟儿一样展翅高飞！”
艾纳经常出差，通常每次都是两三天左右。他去哪里、干什么，从来没有人过问。他在办公室的时候，就经常让我去他那里喝咖啡，闲聊。他问起了安、我们的新居还有那只从厄瓜多尔带回来的猫。对他了解得越多，我的胆子也就越大，也就想更多地了解他，还有我这份工作究竟需要我做些什么。可我从来没有从他那里得到令我满意的答案，每次他都成功地将话题转移，而每次他都会用一种奇怪的眼神看着我。
“别担心，”他说，“我们对你有很高的期望。最近我去了一趟华盛顿……”伴着他那高深莫测的笑容，他压低嗓门说：“我们在科威特将有个大项目，到时候你将被派到科威特去，现在离你到印度尼西亚去还有一段时间，我希望你好好利用这段时间来看看有关科威特的资料。波士顿公共图书馆有很多相关的资料，你也可以到麻省理工大学和哈佛大学的图书馆去查阅资料，到时候我们给你弄一个借阅证。”
在那之后，我每天都要在那几个图书馆里泡上几个小时，尤其是办公室附近的波士顿公共图书馆，那里离我在“后滩”的公寓也不远。我熟悉了科威特的情况，还阅读了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IMF）以及世界银行出版的有关经济统计的书籍。我知道自己将被安排去为印度尼西亚和爪哇建造计量经济学模型，我想，最好同时也着手为科威特准备一个。
要成为一名计量经济师，凭借我在波士顿大学所学的商业管理专业课程是远远不够的，我花了很多时间去研究计量经济学，我甚至参加了一些相关的课程培训班。在这个过程中，我发现，经过处理的经济数据可以产生不同的结果，甚至是可以完全偏向经济分析师个人喜好的结果。
美因是一个“男人至上”的公司。1971年，那里只有4名专业女员工。可这里却有两百多名女秘书和速记员——每个副总裁和部门经理都配有一名秘书，而速记员则是为其他员工服务的。我已习惯了这里的“性别歧视”。正因为如此，才使我后来对在波士顿公共图书馆阅览室发生的一幕感到大吃一惊。
那天，一位美丽的黑发女子走上前来坐在我对面。她穿着深绿色的套装，显得很老练。她看起来比我大几岁，我克制自己不要去注意她，于是故作冷漠。过了几分钟，她把一本打开的书向我这边滑过来。上面有一个表格，正是我要查找的有关科威特的内容，还有一张印有她名字的卡片，克罗汀 &；#8226； 马丁（Claudine Martin），她的头衔：查斯 &；#8226； T。 美因有限公司专业顾问。我抬头看着她那双柔和的绿色眼睛，她向我伸出了手。
“我是来培训你的。”她说。我真不敢相信这种事情竟发生在我身上。
从第二天开始，我就与克罗汀在她位于培根街上的公寓里会面，这儿离美因公司在保诚大厦的总部不远。在我们共处的第一个小时里，她就告诉我，我的职位非比寻常，必须高度保密。她说除了她之外，没人有权给予我具体的工作指示。然后她告诉我，她的任务就是要将我训练成为一个“经济杀手”。
这个称呼唤醒了我心中那些有关间谍的遥远的梦想。我忍不住笑了出来，那种紧张的笑声让我自己都觉得不好意思。她微笑着告诉我说，用这个词的原意之一就是它的幽默性。“谁会把它当一回事呢？”她说。
我承认我对经济杀手所扮演的角色一无所知。
“并不仅仅就你一个人扮演这种角色，”她笑着说，“我们都属于这个‘珍稀种类’中的一分子，我们参与各种肮脏的交易。你不能让其他任何人知道你的身份、你所做的事情——包括你的妻子在内。”她突然板起脸来，我坦白告诉你，接下来的几周里，我会将我所知道的毫无保留教给你。现在你还可以选择是否加入。但一旦你的脚踏了进来，你就一辈子别想逃。
直到现在我才知道——那时候我还蒙在鼓里——克罗汀从国家安全局档案中看过我的性格特征资料，她事先已经对我的性格弱点了然于心。我并不知道是谁给她提供了那些资料——艾纳？国家安全局？美因公司的人力资源部门？或者另有其人？——我只知道她把那些资料利用得淋漓尽致。
她运用的手段是肉体诱惑和语言控制的完美结合，简直是专门为我量身定做的一般，当然，这些手段并没有超出操作程序的标准范畴。从那时开始我就发现，在说服经济杀手执行各种高风险、高压力任务的时候，美因都会采用这种手段。从一开始她就知道我不愿牺牲自己的婚姻和家庭，所以我不可能暴露我们的计划。此外，对于我执行的任务将给其他人或其他国家带来的负面影响，克罗汀绝不会隐瞒。
我不知道谁是她的雇主，虽然我很怀疑是美因公司——正如她名片上所写的那样。我那时太天真、胆怯和茫然，没有开口问这个问题。当然，现在这个问题的答案已经是不言自明了。
克罗汀告诉我，我工作的主要目标有两个：第一，我要确保巨额的国际贷款最终能回笼到美因公司和其他美国企业（像贝泰公司、哈里伯顿公司、斯通—韦伯，以及布朗—路特公司等），其途径就是确保这些公司得到贷款国大型工程建筑项目的合同；第二，我要努力让那些接受了巨额贷款的国家都背上沉重的债务（如果他们将合同交给美因和其他美国承包商的话，他们就必须要支付巨额的工程款项，而这会让他们倾家荡产），这样他们将永远听从我们的吩咐，当我们有所需要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向他们提出要求，包括建立军事基地、联合国投票以及在他们国土上开采石油等自然资源。
而我的工作内容是预测在一个国家投资数10亿美元将产生怎样的效应。其中最重要的是，我要炮制出能反映该国在未来20～25年中的经济增长率的研究报告，而达到这个增长率的唯一方法就是兴建大型工程。举个例子，如果美国打算用10亿美元贷款去“引诱”一个发展中国家，让该国领导人拒绝与前苏联结盟，那么，在预测报告中，我就得把投资建造一座发电站、一条新的国家铁路线路以及一个通信系统的可能收益作一个比较。又或者，有人会告诉我，这个国家具备发展现代化电力设备系统的潜力，这样我的职责就是告诉这个国家的领导人，现代化的电力系统将促进其国家的经济发展，这样一来就能说服他们，向我们贷款是非常必要的，从而使贷款的理由变得堂而皇之。不管在哪个国家，国民生产总值是衡量经济发展程度最重要的指标，如果某项工程能使该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平均每年都得到最大增长，那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