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错，你搞砸了，黑鬼，”另外一个人说，“你真把这事儿搞砸了。”
我向后靠在寒冷的台阶上，很疑惑我“搞砸”了什么。那一天，我还是首次有时间思考发生了什么事情。各种想法胡乱出现在我的脑海里，但奇怪的是，没有一个跟我的人身安全有关：要是威尔森知道了这事儿，他妈的会怎么办？我怎么知道应该把访谈对象称呼为黑人、非裔美国人，还是黑鬼？每一个博士生都要过这一关吗？我能上厕所吗？太阳已经落山，天更冷了。我把夹克拉紧，俯下身子，努力抵挡寒意。
“唷，佛雷泽（Freeze），来一瓶？”
一个年纪大一点的人提着一个满是啤酒的杂货袋走了过来，并且递了一瓶给一个看着我的年轻人。他把啤酒递给每一个在场的人。他们的心情很快都变得不错，甚至给了我一瓶。
现在完全是黑夜了，没有人想要离开，年轻的人们只是坐在楼梯上，互相讲着各种故事：性征服，吸食大麻的最佳方法，他们想要与其*的学校老师，不断增长的衣服开销，他们想要干掉的警察，以及当他们的高楼被拆除以后，他们将要去哪里。最后一件事情让我吃了一惊，在我们大学的记录中，并没有提到这些计划区将要被拆除。
“你们要离开吗？”我问道，“你们要去什么样的街区呢？”
“黑鬼，有人让你说话吗？”一个人说。
“没错，朱利奥，”另外一个人靠近了说，“你跟这儿没关系。”
我沉默了一会儿，但是另外有些人过来了，他们更健谈。我得知，芝加哥住宅局（Chicago Housing Authority，CHA）确实正要拆除湖泊计划区，以建造共管公寓和连排别墅。有些居民打算擅自继续住在这里，而帮派会帮助他们偷电。
到这时，我已经明白了，我在这个楼梯间无意碰到的这些年轻人，都是一个会众甚广的帮派里的低级成员。这个出售可卡因的帮派叫做“黑暗之王”。年长的成员们解释说，帮派曾试图预先阻止拆迁，不过这并非是一种纯粹的慈善活动：这栋楼被拆除之后，他们将会失去他们最好的毒品出售点之一。
有一阵，我试图插入一个研究问题——住在这里的人都做什么工作？为什么楼里没有警察？但是他们似乎对回答我的问题不感兴趣，而更愿意自顾聊着*、权力和金钱。
几个小时之后，回来了。有几个人跟着他，每人手里都拎着一个杂货袋。更多的啤酒。夜有点深了，人人都显得有点昏沉。气氛变得沉闷，有些年轻人一直都想知道他们什么时候可以离开。不过在这个时候，啤酒似乎可以安定人心。
“给。”说，又给了我一瓶啤酒。然后他靠近我，静静地说：“你知道你不应该在这里的。”他似乎为我感到抱歉，与此同时，还在好奇我的出现。然后，他也开始谈起了已排上日程的湖泊计划区的拆迁。他说他和他的人待在这栋楼里部分也是为了抗议，要和居民一起来挑战住宅当局把他们赶出去的决定。
第一章 作为穷困黑人的感觉怎样？（9）
然后他问我从哪里来。
“加州，”我说，并很奇怪话题的改变，“出生在印度。”
“嗯，所以你不懂西班牙语。”
“实际上，我懂。”
“看！我说过这黑鬼是个墨西哥人。”一个帮派成员说，并且突然站了起来，手里还攥着一瓶啤酒。“我们本应该揍他一顿，哥们！把他送回他的人那儿去。你知道他们今晚上要来，你知道他们会在这里。我们需要准备……”
看了那个年轻人一眼，然后转向我。“你不是芝加哥人，”他说，“你真的不应该走进这些计划区，你会受到伤害的。”
开始问我问题。他问我，我还准备带着我的问卷去哪些其他的黑人街区，为什么研究者要使用像我用的那种多选调查，为什么他们不是跟人们谈话，当一个教授能赚多少钱。
然后他问我，通过研究年轻黑人，我想要得到什么。我简要列举了几个社会学家提出的有关城市贫困的迫切问题。
“我曾上过一些社会学课程，”他说，“在大专里。我恨那些狗屁。”
我绝没料到，这个人居然会说出“大专”这个词，但是他的确说了。我不想用光自己的运气，所以我想我应该继续倾听，并且希望会有机会询问他的背景。
这时，每个人似乎都醉醺醺的，而且更为吓人的是，他们都对即将与墨西哥人的帮派战争十分兴奋。一些年长的人开始讨论部署细节——把帮众安排到何处来战斗，哪些空闲的公寓可以用作瞭望点，等等。
打消了他们认为当晚将会有事发生的信心。他再次命令两个年轻人和我待在一起。然后就离开了。我又回到了我的座位，时不时地灌上一口啤酒。看起来我要和他们一起过夜了，所以我试着接受自己的命运。当他们说我可以去洗手间的时候，我感激不已——最后却发现，那里不过是几层楼上的另外一个楼梯间而已。考虑到水，或许还有尿，正不断滴到我们的楼梯间，我奇怪他们为什么不用一个低层的楼梯间。
这些年轻人整夜都待在楼梯间，喝酒抽烟。有些人偶尔晃到阳台上，去看有没有车停到楼下。有个家伙把一个空的啤酒瓶从六楼扔到地面。玻璃的破碎声回响在楼梯间，吓了我一跳，但是其他人连头也没有缩一下。
不断有新人进来，不断带来更多的啤酒。他们含混地讨论帮派的事情，以及不同帮派所拥有的不同武器。我尽可能专心地听，但是不再提问。有人偶尔会再问我的背景。他们最终似乎都确信，我实际上不是墨西哥帮派的成员，尽管还是有人继续关心我“说墨西哥话”。有些人坐在混凝土地面上，头靠着墙，不留神间打起了瞌睡。
我几乎整晚都坐在冰冷的台阶上，努力避开突出来的金属残片。我也想睡觉，但是我太紧张了。
最终，回来了。早晨的阳光已经打进了楼梯间。他看起来疲惫不堪，又心事重重。
“从哪儿来，回哪儿去。”他对我说，“以后在这座城市里走路的时候，加倍小心。”然后，在我开始收拾我的包和记事板的时候，他跟我谈起更为恰当的研究人的方法。他说，“你不应该四处问人们那些愚蠢的问题。像我们这种人，你应该和他们在一起混，了解他们做什么，他们怎么做。没有人会回答这种问题的，你要理解年轻人是怎么在街上生活的。”
居然是这么有思想的人，我大为吃惊。似乎他要帮助我成功，或者至少觉得自己要对我的安全负责。我站起来，走向楼梯。一个年长的人站了出来，伸出了他的手。我感到惊讶。在我握着他的手的时候，他冲我点点头。我向后看了一眼，发现每个人，包括，都在看着。 。 想看书来
第一章 作为穷困黑人的感觉怎样？（10）
在经历了这样的一夜之后，你能说些什么呢？我想不出任何有价值的东西，所以我只是转过身，离开了。
在我走回位于海德公园的公寓的路上，所有的事情似乎都彻底改变了。从一个街区走到另外一个街区的时候，我会想着帮派的界线。看到一群人聚在街角，我会猜他们是否在保护他们的地盘。我有太多的问题：为什么人人都要加入帮派？有什么好处？他们待在楼梯间里，不会感到无聊吗？而且他们怎么可能那么久地忍受尿臊味？我觉得包里的调查表既沉重又一无是处。我开始担忧我和威尔森教授之间的关系。他当然不会同意我擅自开展的实验之旅，我也担心，在得知了我的所作所为之后，他是否会把我调出这个项目。我父亲——他也是一个教授——的声音进入了我的脑海。他总是给我一些有关教育的建议。在我的大学生涯里，他强调听从老师的必要性。在我前往芝加哥的时候，他告诉我，在研究生院里成功的关键在于，和我的指导教授处好关系。
我洗了一个澡，并且想着今天的其他部分。我要读书，写论文，要洗衣服。但是这些似乎都不重要了。我试着睡觉，但是也睡得断断续续。前一晚的情形一直在我脑海里闪现。我想打个电话，但是打给谁？我跟威尔森研究小组的任何成员都不熟——而且他们要是发现了我的行为，估计也会觉得沮丧。我认识到，如果我真的想要了解在芝加哥城中城里那些年轻黑人的复杂生活，就只有一个好的选择：接受的建议，跟他们混在一起。所以我又前往湖泊计划区，去看看能否再次找到和他的帮派。
在沿着丛林小屋街向北走的时候，我并没有真的害怕。我当然有一点紧张，但是我非常确信，并没有把我当作任何一种威胁。最坏的情况？不过是尴尬罢了。他和他的帮派会要我离开，或者会嘲笑我要更好地理解他们的渴望。
我在下午两点左右到达。这次我带来了六瓶装的啤酒。大约有十几个年轻人在4040号楼前面，围绕着他们的车站着。有些人开始对我指指点点，其他几个人在把网球丢向大楼，以这种方式玩着手球。在我靠近的时候，他们都转过来看着我。
“你一定是在搞笑。”我听到有人这么说。然后我看到了，他正靠在一辆汽车上，笑着摇头。
“啤酒？”我说，丢给他一瓶。“你说过，要是我想知道人们的生活是什么样子，我就应该跟他们混在一起。”
没有回答。有几个人质疑地大笑起来，“他是个疯子，我告诉过你！”一个人说。
“黑鬼想要和我们在一起混！”
“我还是觉得他是个拉丁王者。”
最终说话了，“好吧，这位兄弟想要混，”他毫不担心地说，“就让他混吧！”
咧嘴笑着，打开了他的啤酒。其他人围过来，很快分光了剩下的啤酒。然后，出乎意料，他们全都忙自己的事儿去了。他们既不像在谈什么紧迫的事情，也没有聊任何犯罪活动。他们大多在聊要给他们的车装什么轮毂；有几个人在应付买毒品的人，把小瓶的毒品给那些从附近楼里走过来的，或者是开着跑车来的人。远处可以看到几个经常去教堂做礼拜的人在做周日漫步。少数帮派成员站在4040号楼前面警戒，过了一会儿，一些在车子附近厮混的人换了他们的班。
问了我许多问题：你总是使用这些调查表？在完成这一研究之后，你能得到一份好工作吗？你为什么不研究你自己的人群？
最后这个变成了他特别喜欢的问题。我感觉和之间有着一种奇怪的亲密，这跟我和好朋友们之间的关系不同。这一直都很难解释，到现在也是如此，但是不知何故，我们立刻就彼此对味儿了，而且关系非比寻常。
在问我问题的时候，我努力表现得冷淡，但是内心里却因为他对我的工作好奇而十分受用。我感觉到，我正在跟某位绝大多数人可能都知之甚少的人聊天。我并不十分确定我们的谈话会通向何方，但是我感到我正在得到一种非常独特的关于贫困街区生活的视点。有大量关于在经济上被剥夺的年轻人的论文，但是绝大多数都依赖于失业、犯罪和家庭困顿的干巴巴的统计数据。我加入比尔？威尔森的团队，就是希望能够更接近真实。这个机会现在正站在我面前。
会时不时地走进大楼，去秘密会见某位驾车前来的人。
我玩了一会儿手球，展示了我那来之不易的郊区足球技艺——在我的头上颠了几十下网球。有些年长的帮派成员好奇我的身份，我在大学里的角色，当然还有我回来的原因。他们看起来和我一样疲惫，这感觉就好像我们都在参与某个欢迎彼此出现的喜剧娱乐活动。
我一般都说得很少。我问了些“没有意义”的问题——大多都是关于他们的车，为什么它们要被调得这么高，它们换不换机油——并很快发现，这一策略可能确实管用。我得知，在那一夜之前，他们并不十分愿意被询问。他们可能已经被警察、社会工作者，偶尔还有记者们提问得太多。所以我只是随便聊聊，试着消磨时光，并且表现得好像以前我一直在这里一样。
当从一次大楼之旅回来的时候，每个人都站直了。
“好了！”他喊道，“他们准备好了，让我们过去。”他命令一些年轻成员进入一楼大厅，并让其余的人进入他们的汽车。他表情滑稽地看着我，我能看出来，他在想要对我说什么。我希望他邀请我一起去他们要去的任何地方。
“你拿着球呢，”他说，“留着它吧，我们必须要走了。你为什么不在下周来这里见我呢？早晨，如何？”
这一提议出乎我的意料。但是我当然不会拒绝他。伸出了他的手，我抓住它摇了摇。我又一次想要说点俏皮话。“好的，当然，”我说，“但是下次你来买单。”
他转身奔向他的车，一辆闪亮的紫色美宜堡（Malibu）经典型轿车，金色的轮毂。突然之间，只剩下我一个人站在那里。
第二章 联邦街的最初时光（1）
我开始跟着打发时日。我们通常会和他帮派中的某些高级成员待上一会儿，然后驾车去城南溜一圈。
尽管我将要花上好几年来了解的生活细节，但在我们最初几周的共处中，他还是告诉了我许多东西：他在这一街区长大，然后靠一份体育奖学金去上了大专，并发现自己喜爱阅读历史和政治书籍。毕业以后，他在芝加哥市中心一家不大不小的公司里谋到了一份工作——销售办公用品和工业纺织品。但是他觉得自己成功的机会有限，因为他是个黑人。在看到不谙销售技艺的白人比他更早升职的时候，他感到愤愤不平。还不到两年，他就离开了主流生活，回到了计划区和帮派生活。
喜欢在车上聊黑人的芝加哥——街区的历史、黑帮，以及地下经济。正如“老时光”和其他那些常去华盛顿公园的人一样，也有他自己对于历史的看法。他的历史充满了伟大的黑帮领袖的故事以及震撼人心的帮派战争。他带我去他喜欢的那些餐馆，其中绝大多数都有着自己鲜活的历史。其中有一家叫做格雷德之家（Gladys’s）的黑人风味食品店，曾是当选的社区和政治领袖们私下会晤的地方。另外一家餐馆曾是两个黑帮签订传奇性的停战协定的地点。总是为我们的膳食买单，而作为一个穷学生，我则总怀着感激之心，恭敬不如从命。
有一次问我社会学家对于黑帮和内城贫困的说法。我告诉他，有些社会学家认为有一种“贫困文化”——穷困黑人不工作，乃是因为他们并不像其他的族群那样珍视工作，而且这一态度会代代相传。
“所以你们想让我为我的工作自豪，却只肯付我最低工资？”反问，“看起来你自己并没有仔细考虑过工作。”他语气中的现实成分要多于辩解。事实上，他的反驳与某些社会学家对于“贫困文化”观点的批评不谋而合。
和我经常共进晚餐。他会安静地坐在那里，处理他那些帮派事务的细节，而我会为我的社会学课程读一些东西。由于不想为他的生意留下切实证据，通常并不会写下太多，但是他可以直接记住无数的细节：他那两百名成员中每一个人的工资，他们的轮值，以及最近供货的或者需求的注射针头，等等。他偶尔也会出点偏差，会喃喃自语地计算着。他并不会告诉我太多细节，但是有时他的确会给我做个小测验。
“好了，你看，”一天，他在早餐的时候说，“假设有两个家伙为我提供大量的毛货。”我现在已经能够理解，“毛货”的意思是粉末状可卡因（powdered cocaine），的帮派要把它加工成快克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