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呢？我们这些并不见得能站到制高点上的人们，还能怎么样呢？而且，几十年来中国文化和生活都无质的推进，我们脚下的土地仍是鲁迅脚下的土地。我们没有理由给自己以乐观的许诺。
就这样，我经历了一次建功立业的幻灭。我懂得自己既不可能以学术家走向世界，也不可能以文学家走向世界，更不可能以涵盖一切的文化巨人形象走向世界。我们依然只能在与世隔绝的囚牢中孤独地挣扎，或者说，我们依然只能在西方人遗下的征尘中，体悟他们冲锋的豪情和开拓的痛苦，而无法与他们并肩前进，共同创造奇迹。
这样的幻灭实在叫人绝望。做一个中国人是多么痛苦，而做一个不甘于只做中国人的中国人，其痛苦将会无限深重。
那个一无所有的孱弱老头，乃是这片苦难的土地上仅有的一点财富或营养。如果这个民族还会走向新生，鲁迅乃是真正的起点。如果这个民族要走向灭亡，也必是从他这里倒向深渊的。鲁迅将永远站在中国的零公里处，他的墓志铭是：一无所有——面包、*、尊严、自由、艺术、科学、*……
是的，我们的确一无所有，可是我们却心安理得地在鲁迅身边逡巡不前，过着平平安安的日子，一点也不懂得拿出大的胆气来，正视自己的一无所有，鼓励自己行动起来。这是怎样耻辱的日子。
我就在这样的耻辱中生活。我不知道怎样才能尽快摆脱这种煎熬，我总是一边忍受耻辱，一边痛心疾首地自言自语——
难见真的人！
难见真的人！
反叛非人（1）
从《*》的讨论和球籍的讨论中，所显出的忧患感和热情，令人尊敬。但他们所讨论的，依然是民族文化败落问题和民族难以立足于世界的问题，而不是直接的人的问题，对此我只能深深失望。
中国人啊，什么时候，才会懂得谈谈人本身的问题呢？要知道，我们的现状的最可悲之处，乃在于我们的人籍早就被开除了，早就像鲁迅先生所曾担心的那样，从世界人中挤出来了。可是我们对此毫无所知，毫无所觉。我真想生出十一亿个手指来，指着每一个中国人的塌鼻子大声吼道：你不是人，你是非人，你是猪猡，你是虫豸，你是人的最丑陋的敌人，让我们一起灭亡吧，一切非人都应该彻底灭亡。
可是，几千年来，我们偏偏灭亡了的是人，生存着的是非人。
从敢于抱怨命运的孟姜女，敢于质问天地的窦娥，到完全屈服于命运的祥林嫂，我们不是可以清楚地看到，人是怎样一步一步被吃掉的么。
从虽为奴才却敢于愤世嫉俗的屈原，到半仕半儒不僧不道的苏东坡，到八面玲珑自打自招的郭沫若，到令人呕断肠胃的曲啸和李燕杰，我们不是可以痛心地看出，人是如何地一代比一代更加卑微更加可耻更加罪恶昭彰么。
即使是那个深怀人的意识的鲁迅，他曾一厢情愿地颂赞过的民族的脊梁，又何尝有一个是人呢？那里所明列或暗指的，不全都是中华民族“非人”大谱系中愚忠愚孝的徒子徒孙吗？非人的生命机体，其脊梁也一定是非人，就像狗的脊梁只能是狗骨一样。
没有什么比人更美丽的，如果他是真的人。也没有什么比人更丑陋的，如果他已退化成了非人。每一个非人都意味着无穷无尽的罪恶，因为他是直接反对着真的人而存在的。
而我们这些猪猡，这些癞皮狗，这些虫豸，正是深陷在这样的罪恶和丑陋之中。
上帝按自己的样子创造了人，而非人们也总是按照自己的意愿，选择出最最典型的非人来作自己的楷模。当曲啸、李燕杰和一帮缺臂少腿的非人们到处摇舌鼓噪教化国人时，这个由非人组成的民族的一切空间，是如何地乌烟瘴气啊！
这个吃人的民族至今仍在以吃人为乐，有什么好拯救的？这种吃人的文化至今仍阴魂不散，有什么好凭吊的？如果我们真的有必要去挽救一种文化，振兴一个民族，难道目的不正应该是通过这挽救和振兴来拯救人吗？如果我们确实无法从这挽救和振兴中解放出人来，或者这挽救和振兴竟依然要以扼杀人为其代价为其后果，那么，我们就必须果断地说：让这文化绝种吧，让这民族灭亡吧。
谁若战战兢兢不敢喊出这声音，谁就是还根本没有意识到，自己应该成为一个人。或者他根本不懂得，什么是非人，什么是人。
必须确立这样一个最高准则：人至上，人高于一切，人是直接目的，人是终极目的。为了解放人，一切有碍的事物都必须予以反叛和否定：文化、民族、集体、国家，政党、道德、风俗、传统，以及每一个非人自身。
什么是真的人？怎样才能成为真的人？
真的人作为人类文化的终极目标，应该享有全面的发展和解放。但它不是一个确定不变的概念。每个时代的真的人都有特定的含义，而决不是凡长着一个脑袋两条腿的都可以称为人。在我们现在的这个地球上，真的人无疑是生活在他所创造的最先进的文化中的那一部分人。认真说起来，又有什么奥秘呢。不过是不要像中国人一样一无所有，不过是不要像中国人一样彻底奴化毫无自我，不过是不要像中国人一样恬不知耻自丑不觉不思长进。或者换一种表述角度，真的人必须具有自我意识独立人格，他生活在*国家中而且是真正的现代公民（而不是奴隶或臣民），生活在自由社会因而可以自由劳作自由创造自由抒情达意，生活在博爱和人道的文化氛围里因而享有尊严和温情，同时生活在所有真的人构成的环境里，因而有平等有和平有沟通有协作。真的人总是保持着最活跃的想象力和最伟大的理想，他们生怕因自己的过错而亵渎了自己的理想，总是以忏悔促使自己超越。他们还有行动的权利和力量，以保证自己不但有美好的现在还可以克服变异创造出更加美好的未来，因为真的人永不会为自己的历史画上句号。
反叛非人（2）
而且，真的人只有通过对上述这一切的创造，才能同时完成对自己的创造，成为真的人。几百年来，从文艺复兴，到宗教改革，到实验科*动，到思想启蒙运动，到产业革命，到法国大革命，到性解放运动，到新技术革命，西方人正是将人格力量不断地外化为这一系列历史实践活动，并通过这实践活动，将自己塑造成了包涵了这一切文化内容的现代人格，即我们这个时代的真的人。
细细品味一下这些内容吧，这一切我们曾经有过吗？我们现在有吗？没有这一切的动物还想自称为人，是不是有点厚颜无耻呢？是不是对人的亵渎呢？渎神的人是要遭到严刑的，渎人的非人呢，永远让他作非人将是最严厉最公正的惩罚。
这种惩罚乃是我们自己加于自己的。
成为真的人的第一个前提，是意识到自己是非人，并且承认自己非人的丑陋。可是我们至今还死在赖账，至今还拒绝反思，我们完全没有一丝人的意识。
成为真的人的第二个前提，是具有实践的勇气和权利，并不顾一切地投入实践。可是我们也没有。那些似醒非醒的非人，总是企图坐在书斋里，通过苦思冥想和著书立说成为真的人，而且其书其说也往往是空洞的说教和神秘的玄想。
即使是这样的前提，离我们还如何地遥远啊。我们是连前提也没有。这是多么彻底的一无所有。
首先觉醒的非人，只有在没有前提的现实中，和自身软弱的反省中，深深悲叹，而且将因为这悲叹，遭到所有非人的憎恶和诛伐。
我不是人，我是非人。前几年我常常这样对远远近近的友人们说。
你对自己是不是太苛刻了？至少我觉得自己还是个人。这是一部分友人的回答。
我说，我们决不能因为要把自己划到人的行列，而有意无意地降低人的标准。我们要敢于承认自己是非人。我们不可能因为道出别人是非人而自己成为真的人，也不可能因为承认自己是非人而立刻成为真的人。我们要敢于并甘于为真的人做毛坯和铺垫。
在某次小型的文学讨论会上，由于谈到了中国与诺贝尔文学奖的关系，我和朋友Z提出，我们的民族一无所有，我们是非人，我们哪跟诺贝尔文学奖扯得上？这很伤了几个正人君子的自尊心。他们散会后，连夜组织沙龙会议，义愤填膺地吼叫，要把我们这些民族败类押上历史的断头台。
在一次文学笔会上，我谈着人的意识问题，提出我们是非人，又有几个中国文人，怒不可遏地跳起来，打断我的发言，当众宣布我是疯子，我是神经病，并预言我将给文坛带来灾祸。
他们可以没有人的尊严，却决不可以没有非人的面子。
他们可以丧失人的一切高贵内涵，却决不可以丧失人的虚名。
这是多么不可救药的非人啊。
早些时候，我还可以通过这些矛盾，看到自己与非人有一丝区别，沾沾自喜地认为自己多少还有点人气。
然而这美梦早就幻灭了。我清楚地知道我与一切非人同样卑污渺小。
我没有行动的力量，没有创造的权利，没有实践的勇气。多年来，我不过是像鲁迅笔下的狂人一样，坐在窄小的破房里，一边翻弄书本，一边惊恐颤栗。这种颤栗来源于心灵的巨浪，可是与行动相比，这点颤栗未免太斯文了。想想西班牙的堂吉诃德，和果戈里笔下的俄罗斯狂人，他们都有那么剧烈的外部活动，都敢于按着自己的欲望或正义原则，不顾一切地行动和战斗。中国的狂人却不行。中国人连发狂也得斯斯文文，规规矩矩。中国连狂人都是模范的顺民（中国社会对于人的压抑和扼杀达到了怎样的地步，中国人是怎样地丑陋和可怜，非人竟“非”到了这种地步）！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反叛非人（3）
我是狂人的后代，却没有任何进步。我只是一边翻弄书本，一边抱怨这个世界没有自己，抱怨没有起码的*和开放度。一边抱怨，一边等着别人争取这些，等着别人为创造这些前提作出牺牲。然后我可以坐享其成，我可以成为集大成者，我可以把自己的名字写在一个旧时代的挽联上，和新时代的纪念碑上。
怎样的卑鄙怎样的卑鄙，这是怎样的卑鄙啊！
那是一个冬天的寒夜，我与朋友Z第一次反思到这一点。我们是这么惊讶，这么恶心，这么不可忍受地扭动脖子，最后羞愧地流出眼泪。接着我们倒在床上，一直没说出一句话来，我们羞耻得说不出话，只可用对羞耻的体味来折磨自己。在此以前，我们一直以为自己是高贵的，根本没想到自己是如此软弱和卑鄙。这种卑鄙正是非人的品性。
即使我不是这样卑鄙，又哪能成为真的人。鲁迅和孙中山似乎是真正的人，他们有强大的自由意志，有反叛的勇气和力量；他们终生都在行动，都在为消灭非人而奋斗。然而他们仅仅只能说在个人精神和素质上成为了现代人，实际上却依然一无所有，依然是非人。因为他们依然深陷在非人之中，深陷在专制社会和吃人文化之中。
所有人的解放，是每一个人解放的前提。没有哪一个非人可以仅仅凭着个人的力量进化为真的人。个人的觉醒仅仅是非人成为真的人的个人方面的前提。仅有前提是不够的，仅有个人的行动也是不够的。走向真的人，是需要所有非人的共同努力的，而且决不是一蹴而就的。
能因此就自暴自弃，甘做非人吗？
要敢于让自己成为牺牲者。事实上我们这一代人谁不是牺牲者呢？甘做非人的固然是牺牲，不甘做非人的也只能作牺牲。因为谁首先起来解放自己，谁就牺牲得最早。这种文化必定要对你张开血口。而且，这一切牺牲都还只是为前提牺牲，离真的人还不知是如何地遥而又遥呢。我为自己取魔鬼名字，就因为我懂得自己现在不是人，将来也成不了人。我行动是牺牲，不行动也是牺牲。正因为不想做非人，而甘愿做魔鬼，然而魔鬼不也是非人的一种吗？
什么样的耻辱什么样的耻辱，这是什么样的耻辱啊！
一切非人都是我的耻辱。一切丑陋和罪恶都是我的耻辱。非人竟是我的宿命。我竟然只可咀嚼非人的耻辱，体味耻辱的痛苦。
然而我必须去反叛。向非人的命运反叛，向非人的耻辱反叛。虽然会因这反叛被摧残得更惨，灭亡得更快，但我必须用自己的反叛向历史宣告：
我是一个想做真的人的非人，这是一个身陷非人世界却渴望与真的人沟通的非人，我是一个为走向真的人付出了全部努力的非人。
一切非人们啊，反叛你自己吧，就从今天开始！
个性主义与人性尊严
“个性解放”是五四时代的强音之一，虽然就整个时代而言，当时对“个性主义”的理解并不深刻，但在少数代表人物（比如鲁迅）那里，无论是在理论表述上还是在人生实践上，都有了相当的发展。
但在后五四时代，个性主义的血脉渐渐消隐，也许这不难找到原因，中国传统文化内太缺乏个性主义的基因，社会的急剧动荡又不能为此提供温床。可是，在如此漫长的精神受难之后，尤其是经历了“*”时代非人的折磨之后，文化学术界仍然对个性主义如此漠视，如此无动于衷，这叫人有点想不通。
这里说“漠视”，也许有点夸张。实际上，在所谓新时期中，有不少学人涉及到了个性主义问题。但是，除了极个别的人之外，大家都只是把它作为一个学术名词在使用，至多作为一个学术问题来探究，而没有把它与我们的精神状态和生存状态联系起来。如果“个性主义”只是我们用来描述异域文明、研究历史人物时所使用的一个“概念”，而不是作为我们的文化目标，如果它只是我们用来建设学术文化的一件材料，而不是作为我们的精神尺度的价值标准，那怎么能说我们拥有了个性“主义”呢？
有人说，人道主义的核心，就是个性主义。那么，个性主义的核心是什么呢？我认为是尊严意识。我们缺乏人道主义和个性主义精神，根子就在于我们没有确立起人性尊严的意识。多少年来，任何别的东西都是重要的，唯有人不但不重要，而且是肮脏的，所以必须用别的东西来压倒人，*人。有时也许是为了某个具体的需要而不得不采取漠视人的态度，比如为了战争的胜利，或社会的稳定，或家庭的延续等。可时间一长，竟然培养起一种“瘾”，即使没有迫切的使命，对人的恐惧成了我们的基本心态，摧毁人折磨人成了我们的嗜好。我们既然对人所共有的基本属性怀有敌意，自然也会仇恨这种属性在每个个体身上的表现。于是，我们不但丧失了对于个人尊严和个人价值的尊重，还形成一种反人道反人性的文化气质。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中，要谈什么个性主义和人性尊严，似乎难免有点不着边际。
可是，如果放弃了个性主义和人性尊严，人类还需要什么？还能拥有什么？我认为，个性主义和人性尊严乃是人类最基本的财富，也是最根本的财富。失去了这两者，人类的整个人文文化就失去了根基的依据，社会就处于失去人文精神的非生命状态。
实际上，我们正是处于这样的非生命状态。
本来，我以为，“*”应该对这种非生命状态构成一个较大的刺激，“*”的结束，应该成为我们生命觉醒和个性生成的契机。20年过去了，我们不得不承认，事实还并不是这样。给我印象深刻的，只是一位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