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来，我以为，“*”应该对这种非生命状态构成一个较大的刺激，“*”的结束，应该成为我们生命觉醒和个性生成的契机。20年过去了，我们不得不承认，事实还并不是这样。给我印象深刻的，只是一位龙钟老人痛定思痛的几声呻唤（指巴金《随想录》），其他老人则是在忙于控诉（而不是反思或忏悔），或忙于官复原职。年轻一点的则是忙于成名成家。一些较认真的人，也只留下一些半真半假的经验材料，然后就不知去向了，他们没有兴趣去作原因的追究和意义的发掘，更没有兴趣去作精神上的担当。
“*”的重要特征之一，就是彻底地摧毁人性尊严。我认为，新时期文学本来应该在尊严问题上多做一点文章，这既可以为中国文学找到一个高起点，又可以促进精神的觉醒。然而，“*”以后的中国作家没有走这条路。30年前，苏联的中学教师索尔仁尼琴在无可摇撼的专制环境中写出了长篇小说《癌病房》，仅仅写到几十页时，就鲜明地凸现出了人性尊严的主题。实际上，19世纪俄国文学奇峰突起，其精神上的主要奥秘，就是他们致力于寻找和捍卫人性尊严。可是，在中国新时期文学发展中，著名作家成打成打地涌现，文学书刊成车成车地发行，人的尊严问题却没有成为大家（或一部分作家）的立足点，也没有成为文学合唱中的一个声部。大家不约而同地漠视它，遗忘它，无论是学贯中西的那一代人，还是“斗争哲学”哺育起来的那一代人，还是后来受西方现代主义文化熏陶的那一代人。
也许某个细心的读者可以指出，某几部作品中具有一定的人性尊严的痕迹，然而我所期待的远不只是这些。一两位先知的孤独呐喊或轻吟浅唱不能代表时代觉醒。我所要表达的意思是，张扬个性，寻找尊严，应该成为后“*”时代的文化主题和文学主题。我们本来应该有一个声势浩大的文化思潮，将个性主义和人性尊严这艘双体船推向历史的海面，并让每个个人都成为这艘船的高贵的乘客和水手。然而，我们没有这样的思潮。
张扬个性和捍卫尊严本来不应该成为思潮，因为它不只是某个特定时代的主题，而是贯穿于一切时代的文化精神。我期待这样的思潮，只是为了借思潮的声势，来扫清一切非人性反人性的东西，为这种新的文化精神开辟出一条道路。在文艺复兴运动三四百年之后，在启蒙运动两百年以后，西方世界竟然还需要“美国人道主义协会”这样的组织，这个组织竟然还一再发布《人道主义宣言（一）（二）》（见美国人科利斯·拉蒙特《人道主义哲学》） 来捍卫人道原则和人性尊严，竟然还需要拉蒙特这样的斗士来向一切非人道非人性因素宣战，相比之下，中国究竟需要什么，本是可想而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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耻辱与耻辱意识（1）
当我们对人类历史作客观主义的描述时，我们只能看见苦难而看不见耻辱。耻辱是心灵的体验，是以尊严为坐标轴对生存状态的价值评价。当我们感受到耻辱时，这感受既可能源自外部的压力和凌辱，也可能源自对族类和个体生存状态的理性审思，而最后，总是要归结为内在精神的紧张和痛苦。
大约在10年之前，我痛切感到耻辱感的折磨，跌入了这种漫长的紧张和痛苦之中。我开始摆脱个人主义的冲动，转而寻找群体归依，急切地向知识分子群体寻找文化和精神的认同。我渴望通过这样的认同和归依，获得认识上的沟通和心理支持，渴望最少地拥有“自我”，而最多地拥有知识分子集体“属性”。
然而，令我惊奇的是，在我所能延伸到的领域中，我几乎找不到有关耻辱和耻辱感的表达。那些出版物致力于冲破思想的禁区，开拓理论的新地，或倾心于情感的宣泄，智慧和机巧的铺陈。这些著述者们都懂得自己的使命，并为这使命兢兢业业地工作着。然而他们唯独没有时间去反思一下自己的生存状态，没有时间用心灵去感受一下耻辱。
这是为什么呢？
不说别的，单从个人经验而言，从“*”的黑洞里爬出来的一代人，满身满心披沥着多少耻辱的灰尘啊。
何况知识分子的精神资源决不仅仅是个人经验，甚至也不仅仅是当代人的生活经验，而是整个一部人类的历史，是曾经或将要在这地球上生存的每个个体的痛苦、绝望与幻想。正像我们的个体发育史演绎了人类发展史一样，我们在精神上应该拥有着人类史上所有的欢欣和苦难，所有的光荣和耻辱。开始也许只是不自觉地拥有着它们，而当我们自觉地拥有这一切并担当这一切时，我们就成了一位知识分子。就是说，这个时刻，就是我们个性生成的时刻，就是我们作为知识分子的人格诞生的时刻。从这一刻起，我们不只是以自己的血肉之躯在生物意义上成为人类生命的全息体，而且以自己的精神人格全息着人性的全部意蕴，因而，捍卫我们的个人尊严，也就是捍卫人性的尊严。从这一刻起，我们的每一次受难都不再仅仅是为族类所作的牺牲，而首先是为了我们自身的需要，我们的每一次痛苦都不再仅仅是个体的挣扎，而是折射出族类对于尊严与幸福的渴望。在风寒雨冷的时代，我们会因为申诉了自己的悲愤与抗议而表达出族类深心的希望与理想，在天崩地裂的时刻，我们会因为多担了一份族类的患难而成全了个人的光荣。诗人雪莱曾把自己比作宇宙的竖琴，要为宇宙奏出痛苦和忧伤。在这个特定的意义上，知识分子不正应该是自己族类的竖琴吗？
如果有这样的知识分子，他就应该最充分地张开自己的心灵，丝毫不漏地感觉族类的和人性的全部耻辱，同时一定会无可遏止地将这耻辱感表达出来。
然而，我们很难找到这种表达。
当然，并不是完全找不到。比如1987年，从一位青年学人讨论鲁迅精神痛苦的文字中，我第一次看到了我所期待的耻辱感的表达。后来，在另几位优秀的学人和作家那里，我也陆续找到了一点。但就整个文化界而言，这点声音微弱得简直可以忽略不计，它们刚一产生，就被庞大深邃的麻木吞噬得无踪无影。所以我认定，就知识分子群体而言，我们远没有滋长发育起耻辱意识。正如一位学人所云：“我们生活在一个有罪恶，却无罪感意识；有悲剧，却没有悲剧意识的时代。”（朱学勤《我们需要一场灵魂拷问》）
耻辱与耻辱意识（2）
要追问为什么，是太大太深的话题。我只能凭自己的感想，列出几条极为肤浅的回答。
第一是尊严意识的缺失。我们之所以感不到耻辱，恰因缺乏尊严意识。鲁迅说过，中国人自古以来从没争得过人的地位，永只在乱世和盛世之间来回颠簸。到了近代，中国人的生存境况更是日趋恶化，无休无止的漫长凌辱把残存的一点人文气息扫除尽净。人们一步一步地后退，最后退到了只要能够呼吸、能够吃喝拉撒就心满意足的死角。对于长期习惯于动物式生存的群体，尊严不但过于奢侈，而且会成为负担。知识分子的精神产品中表现不出足够的尊严意识，正说明民族的生命机体中缺乏这种因子。
第二是文化理想的缺失。耻辱感首先意味着对自身生存状态的否定性评价，而作出这种评价时，需要某种价值标准作为依据。一个尚未意识到自己的文化理想的群体，不但没法拥有对现实的生存状态的批判力，连最起码的感受力也没法具备。长期以来，我们在哲学上和艺术上一直深陷在可怕的混乱（表现为对西方“概念”和“文本”的泛滥成灾的抄袭）和同样可怕的失语症（表现为无力作出原创性的理论建树和无力作出现实的批判）之中，你看卢梭在看清了早期人类纯朴自然的生活情景之后，鲁迅在听清了异邦的新声之后，他们对于自身的现实状况是如何地深感耻辱，接着而来的批判又是如何地勇猛有力。
一个新的时代，往往是在对时代的批判中渐渐萌生的，而对旧时代的批判，又只能在拥有了自己的文化理想时才能开始。寻找新的文化理想的最初动力来自哪里？来自耻辱意识的觉醒。在找到了新的文化理想的新因子之后，再反过来促使耻辱意识发育成熟。在具有生机的所谓新的时代，耻辱意识又转化为尊严意识。所谓尊严感，乃是按自身理想来创造自身的权利、信心和力量；所谓耻辱感，乃是受挫的尊严感。
我们连耻辱意识的最初觉醒还谈不上，我们离新的文化理想怕是还很遥远吧。
第三是自我要求的缺失。有一句这样的民谚：人无两块皮，百事都可为。把它翻译成文化人的话语就是：人一旦放弃了尊严，放弃了对自己的要求，那就什么境遇都可以忍受，什么丑行恶行都能干得出，再也没有羞耻可言。由于放弃了自我要求，我们无须拒绝什么，无须反抗什么，也无须要求什么，无须捍卫什么，更无须忏悔什么。表面上是无欲而刚，实际上是生命取消主义。
就这样，我们成了不知羞耻的人，和不知羞耻的群体。
前几年——1989年下半年或稍后，一位著名女作家不满地说：我不知道这些人为什么活得这么感觉良好。
“感觉良好”的内蕴无非是：我们活得这么嬉皮笑脸，活得这么下流，这么无耻。
然而，生活是严肃而又神圣的，正如灵魂一样。我们应该为丑恶卑污的生活而害羞，而不安，而恐惧，而彻底不眠。
由于灵魂的恐惧和颤栗，由于耻辱，我们应该彻夜不眠。
近年，一些有血性的学人从自身的生存困境出发，讨论起人文精神失落问题。有人马上从学理上对此提出质疑。质疑者完全漠视了这个问题中所包含的对于文化现实和生存状态的反思，漠视了它所表现出的精神的痛苦和呼号，从而把一场灵魂的拷问和挣扎转化为一场概念与概念的拼板游戏。他们真的一点也感觉不到生活的困境与痛苦吗？我有点不相信。也许他们不过是故意东拉西扯，以逃避对于耻辱的正视？
不敢正视耻辱乃是我们所有耻辱中最大的耻辱。
如果我们还想改造我们的生活和我们的灵魂，我们就必须认认真真地咀嚼耻辱，通过反反复复的咀嚼，品出耻辱的真味真源和真义，然后起而反抗之。作为知识分子，我们同时还应该致力于描述耻辱，也就是以某种符号把我们内心的耻辱展示出来，这既是咀嚼耻辱的一种方式，也是反抗耻辱的一种方式。通过描述，赫然凸现出耻辱的存在，并无情地刺激起我们的耻辱意识。
或许，我们的灵魂和我们的生活还有一丝得救的希望？
。。
疯狂与自虐
鲁迅的后半生，一直背着官方的通缉令，他却从容而平安地写出了那些咬牙切齿的文字。堪可对比的是，他的传人胡风却因了一封奏书而陷狱25年。难怪后人对鲁迅除了尊敬之外，还禁不住要羡慕他的好运气。试想，在秦城监狱的无可洞穿的高墙里，胡风能说什么呢？即使他的牺牲意志无限膨胀，一点自卫意识也没有，他仍然没法写出鲁迅式的文学。不是每个时代都能以立言的方式来担当世界。有时候，一切文明的方式都被野蛮所控制，真的文明者却连言说的权利也被剥夺。即使你像鲁迅所说的那样，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你也没法留下索尔仁尼琴式的坚定晓畅的文字，甚至连鲁迅式的隐晦艰涩也行不通，因为言说本身不再可能。这实在让那些“铁肩担道义”的知识分子为难，最基本的劳动方式已经无效，等于完全被剥夺了劳动权。他们要么放弃自己的人生立场，消解生命的意义和世界的意义，要么另辟蹊径，曲折地延伸生命，担当世界。
自古以来，中国知识分子经常陷入这样的境遇之中，积累了应付劫难的丰富经验。在魏晋那样的乱世，曾经有过一个知识分子群体，唤作“竹林七贤”。他们流连于山水，像纨屟子弟一样颓废放浪，纵酒行乐，却常常趁着人家不注意，向那人烟稠密和冠盖云集的地方，骂出他们的蔑视和愤恨。直到今天，阮籍、嵇康、刘伶等等这些自外于正统思想和正统体制的人，还负有半痴半傻半疯半狂的名声。可当我们以自身的经验感应到了他们血脉的冲撞，我们终于知道，他们才是良知未泯的人，他们的精神变态，正是那个时代所能找到的“正视人生”的方式，他们的变态人格本身，成了印证严酷时代的最真实的文本。被剥夺了劳动权利和言说权利的良知未泯者，只能这样用他们的披头散发，他们的奇形怪癖，来发泄对于血雨腥风的仇恨，对于尸骨遍野的忧患。他们唯有牺牲自己的常态和体面而言说内心深处的耻辱。
魏晋以后，直到晚清，名士风气绵延不绝。他们褴褛衣衫，污秽面目，狎妓纵酒，自诩*。他们着意消解人生的意义，不无夸张地嘲讽人生，玩弄文字，游戏世界。那时的君主虽然对文化人特别留意，可对那些痴狂怪诞的名士，却认为无伤大体和大雅，任其潇洒又逍遥。这等于为那些不愿意或没机会卖身投靠的文化人留下了一条苟延残喘之路。那些名士们就这样躲在专制世界的夹缝里，小心翼翼地自辱自虐——我没有能力担当起我的责任和我的耻辱，我只有通过自辱自虐来曲折地表达我的意志，表达我对外界的抗议和对自身的恶心。
我曾极度蔑视过古人的这种名士风度。但在某一天，当我为自己的正常而羞愧时，我忽然对那些变态而又痛苦的人钦敬不已。在我们空前的麻木衬托之下，古人的变态显得高贵起来，因为在这变态之中，深隐着他们对于自身精神创伤的觉察，对于自身精神软弱的怜悯与羞愧。
真是不幸，我们这一代人所经历的耻辱，既没有在文字之中得到相应的记录，也没有以别的符号别的形式得到生动的表现。以没有言说权利来作辩解是无力的，因为言说之外的某些形式是永远剥夺不掉的。如果我们的心灵没有完全麻木，如果我们的灵魂没有完全堕落，如果我们良知犹存，如果我们还为自己的耻辱痛心疾首，那就不可能不对自身和世界作出真实的反映。即使没有言说的权利，疯狂和自虐的权利总是有的。一切都可能失去，唯有疯狂和自虐，上帝永远为我们留着。我们如果没有利用这种权利，责任不在外部，而完全在我们自身。
而且，在我看来，当我们在人性的荒漠里深味过生命的寒凉和绝望，当我们终于从一道又一道死亡之门爬过，耻辱感和反抗欲应该膨胀得无边无际，即使解除了一切外部压力，言说也不足以表达我们的痛苦和恶心。除了疯狂和自虐，实在没有别的出路可找。
在反思和批判的理性尚未诞生时，我们是多么需要义无反顾的偏执狂。
然而没有。
我们没有疯狂的学者和学说，没有疯狂的作家和作品。
如果这意味着个体人格和民族心态的健全多好。
然而不是。这只能意味着民族的麻木和知识分子的精神堕落。
开始的时候，我们也许是因为无力担当，而假装看不见苦难和耻辱，持一种逃避的态度。可是久而久之，我们就真的看不见了，这时候说逃避还抬高了我们。我们实际上完全失去了良知，失去了生命感受力，失去了生命本身，以至于完全意识不到自己的精神创伤。
实际上我们的精神创伤是如何地深重啊。
我们无可选择地生存在最严酷的历史境遇中。我们所蒙受的耻辱也许足以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