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一把利刃刺进自己大脑的行为是再好不过了，那瞬间的*一定很强烈，也很刺激！
关于影片
中国第五代导演中最著名的两个莫过于张艺谋和陈凯歌。最近，二人的新片恰好走了两个方向，《一个都不能少》是小题材，却讲述了一个大问题；《刺秦》则是在大题材中阐述了一个小问题。
看完《刺秦》给人的感觉仿佛不是日本投资中国制作，倒象是美国投资日本来制作的。我们都知道，或说都有体会，日本影片对人性的探讨是非常深刻的，正因为如此，我才会有这种感觉。难怪陈导演在座谈会上这么说，他在北京电影学院只学到了人是难分好坏的。从人性的角度来说，我们可以看到一大堆好，在好中间隐藏着某些坏；我们也可以看见许多的坏，在坏的里面有极力想迸发出来的好，艺术表现的就是这隐藏的坏和想迸发的好。
北京电影学院的某位老师评价《刺秦》时说，陈凯歌的确将他所学到的人性理论建立起来了，但缺少人物性格的堆积。这位老师的话很有一针见血的力度，我们可以看到影片中秦王的软弱，荆轲的自负，赵夫人的幼稚和嫪毐的深情，这些都是建立在我们观念之外的性格特点，但由于细节没有作铺垫，我们看到时会有种突兀的感觉。当然，该片的素材带是四个半小时，我们并不知道陈凯歌到底剪掉了什么，为了迎合什么。
可贵的是，陈凯歌在塑造人物多重性格的同时，并未忘记突出人物的主要特征，就是把轻与重分得相当清楚。秦王的凶残，荆轲的侠义，赵夫人的善良和嫪毐的狡诈都被塑造得很好。其中，就我个人的意见来看，嫪毐的形象是最为成功的。一直以来，这个人物就在人们的唾弃声中存在着，淫乱宫闱，一个纯粹的无耻之徒。但可以想象，这样一个类似于小丑的人物能够在宫中生活那么多年必然有其过人之处，王志文将这个奸诈，深情，又始终无法作回自己的人物演绎得惊心动魄。陈凯歌在嫪毐这个人物身上，用最现代的理念去推翻或说打碎封建的所有制度，包括爱情伦理观（略有些畸形），君臣观，甚至自由人权的问题也有所体现，这个亦正亦邪的人物恰恰是艺术的闪光点，众多观众在关心荆轲与嬴政的时候，忘记对这个形象的深刻探讨，真是有些可惜。
在观摩影片的时候，坐在我旁边的人说了这么一句话“古代的人怎么都这样？”这个问题其实是非常尖锐的，也是不易回答的，可惜说话的人没有向上面递条子，否则倒可以看看陈导演是如何回答的。在「刺秦」中，每一个人都十分戏剧化，中国观众一般不容易接受，尤其是秦王，嫪毐和燕子丹几个人。是陈导演的表现手法过于失真吗？我认为并非如此。这几个人物显然是演员刻意如此演绎的。我们看赵夫人就没有这样疯疯癫癫的表现，原因是她不象那几个人一样处在心灵生存的边缘，内心很单纯，没有受到各种各样的折磨。我想，陈凯歌这么塑造那几个人物显然是为了表现人物作为人的内心的冲突。秦王为了统一六国不得不抛弃他本人不愿意割舍的感情，包括亲情，爱情以及怜悯；嫪毐在前面已经谈过；至于燕子丹，被囚禁多年，虽无酷刑之苦，但耻辱贯穿着他的言行。当然，我们还能看见荆轲在刺秦时疯癫的举动，那也是属于特定环境的特定表现。
回过头来，我们再看看影片五个部分的小标题，可以说，这些标题已经告诉我们该片的主旨就是塑造人物。诚然，每部电影或每部小说都可以说是在塑造人物，我们也只好关心那些特点突出的作品。本片刺秦仅仅是个线索，主题似乎也不是十分明显，情节更是观众所熟识的（虽略有不同），剩下的就是对人性的阐释，这也是最重要的，用特定环境下的特定人物来演绎陈凯歌的人性理论，可能却有些诱人之处。总的来说，「刺秦」在人物塑造方面是成功的，也是很见功底的，犹如一棵参天古木，虽高大，我们也能看清楚枝叶的茂盛，只是古木根部的土壤似乎还不够厚实。
韩兮
1999年于北电
《发条橙》：暴力与性
写这部电影的评论是颇为不讨好的事情，因为影片太有名了，所以写的人也就太多了。
关于影片的主旨似乎也无需多说，自由意志是什么之类极为形而上的问题。
但回过头来想一想，此片之所以有名除了是库布里克的作品以外，就是这个形而上的问题，当然还是就是整个故事的夸张手法。
黑色，永远的黑暗，虽然笑声在贝多芬的欢乐颂中传来，但还是黑暗的，无法抹杀而令人感到毛骨悚然的黑暗。
亚历克这个颠狂少年有一种堕落的幸福。肆无忌惮地打人，*妇女等等行为说明他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坏人。
这令我多少想起了《猜火车》中青皮等人。
亚历克为什么能够成为一个坏人呢？影片中没有说，这多少令我想起一部片名，叫《坏血》，法国片，也许坏真是天生的吧。
亚历克就是这样一个天生的坏蛋，但看着他的坏，人们确有种冲动。坏虽然不好，但坏得张扬则是一种幸福了。于是，这极有艺术天份的坏人形象几乎是百年不遇的。
近似于舞台感的黑色幽默在库布里克的镜头下显得是如此的意料之中，比之《刺秦》中那种类似的舞台表演风格要顺畅了许多。
坏人的标志有两个方面，暴力和性。
性是与生俱来的，那暴力呢？暂且搁下，因为暴力这东西真的不好说。
回过头来看亚历克与同伙们的龌龊，一曲歌剧将这种分歧张扬开了，亚历克坏可以，但绝不能坏得这么有艺术感。于是，他遭到了同伴们的唾弃。
这时候，亚历克犯了一个天大的错误，就是对同样是坏人的同伴们使用了暴力，于是他为此付出了代价，被判了14年。
看来坏人与坏人也是不一样的，尤其当亚历克出狱后，两个同伴竟然身穿警服，这种对坏的解释当然赋与了坏的社会意义，亚历克的天真的暴力行径多少显得有些苍白，当然，其艺术表现性独特的个性还是极富创意的。
进了监狱，亚历克为了获得减刑而接受了新疗法。
这时候有两个人的戏份虽然不多，但作用很大，一个是狱长，一个是神父。在狱长看来，亚历克作为一个坏人想成为好人是不可能的，这是一种很实在的判断，而神父则认为神造就人都是不同的，新疗法是对新的意志的亵渎，所以神父虽然言出点题说些关于自由意志的问题，但由于他的身份反而不如狱长来得现实直接。
新疗法是通过生理机能来控制人物的作为。
亚历克成功了吗？还是没有能力了？
出狱后的亚历克成了名人，但同时他成了一个受害者。
虽然亚历克无法行驶自己的暴力及性的举动，但他所面对的却是各种各样的暴力。
父母赶他出走，这无疑是一个暴力行径，被亲情所抛弃，这种暴力不是打砸抢能够直接解释的，但其伤害比肉体更甚。
流浪的老头为了报复对亚历克实施暴力，虽然亚历克曾给了老头一些钱，但那不重要的，重要的是解决问题的最好方法，就是以暴偿还暴力。
看来现实中再弱小的人也知道如何使用暴力，偏偏亚历克心有余而力不足了。
作为亚历克的同伙，使用暴力更是轻车熟路，穿着警服，将亚历克按在水槽之中，没有一点技术含量，但就是这样的暴力令亚历克生不如死。
看来出狱以后，暴力无处不在。
但就在这个时候，真正的暴力，可以与那新疗法相媲美的暴力出现了。
那个作家，反政府的头头之一。虽然曾遭受亚历克的*，但老家伙却把亚历克当成了一个宝，于是，通过艺术，那个极具天份的亚历克终于回来了。
对于个体来说，暴力也许是一门艺术，但对于政治来说，暴力则是一个阴谋。
亚历克大难不死地住进了医院，由于成为公众人物，父母向他低头了，漂亮的女护士会喂他吃的，更重要的是，政府官员亲自看望。
一个坏蛋竟然成了政府维持形象的重要砝码，这的确是一个讽刺，但事实就是如此，亚历克身不由己。
从接受新疗法，到老作家的音乐刺激，再到政府官员的献媚，亚历克成为一个暴力工具被利用着，虽然他寻回了自己，但那是真正的自己吗？
胡汉三说我回来了，这是一个坏人的叫嚣！
亚历克也说我回来了，这却是一个人的回归，需要强调一点，欢乐颂其实与艺术无关，只是亚历克的本性！
暴力与性无处不在，那是人的本性，但亚历克的本性却不仅仅是暴力与性，也许这只是一种表达方式，与新疗法研制的初衷，与结尾处病床前那些闪光灯一样。
亚历克还活着，也许这就是本性，很简单的道理！
韩兮
2006…9…12于通州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巴别塔》：沟通的悲剧
“巴别塔”这个词取自于《圣经》第十一章，讲的是洪荒之后，诺亚方舟上留下的人类妄自尊大，竟然想修一座通天塔与上帝见面，于是上帝非常生气，混乱了他们的语言，造成思想无法统一，文化产生差异，分歧，猜嫉等各种问题接踵而来。于是，这座塔也便成了一个泡影。“巴别塔”这个词在希伯莱语中意为“混乱”。
如果说“巴别塔”这个词可以直指影片的内核，那么“蝴蝶效应”一词则多少可以解析此片的结构问题。“蝴蝶效应”是由气象学家洛伦兹于1963年提出的，大概意思是指一只南美洲亚马孙河流域热带雨林中的蝴蝶，偶尔扇动几下翅膀，可能在两周后引起美国德克萨斯引起一场龙卷风。其原因在于：蝴蝶翅膀的运动，导致其身边的空气系统发生变化，并引起微弱气流的产生，而微弱气流的产生又会引起它四周空气或其他系统产生相应的变化，由此引起连锁反映，最终导致其他系统的极大变化。
关于影片的结构似乎可以不说了，导演亚利桑德罗是一个玩结构的高手，《爱情是狗娘》《21点》都是出自他的手，而这种交措叙事结构的影片最近也出不少，从《低俗小说》到《撞车》莫不如此。所以在评论时笔者还是按照顺序进行，这样虽然缺少了导演那种“混乱”的本意，但的确是更为清晰一些，也可以看出蝴蝶效应的可怕来。
影片开始于摩洛哥的沙漠中，但实际上那蝴蝶偶尔振动的翅膀却在日本，即聋哑女孩的父亲将枪支送给了摩洛哥人哈桑的手中。其实我们很难说女孩的母亲用枪支自杀在前，还是这个父亲送枪在前，但这无关紧要，只是凭借着一杆步枪，故事便发生了。
哈桑将枪倒手之后，两个孩子游戏之时无意中射杀了一位美国游客，由于事件发生在摩洛哥这个*国家，于是事态变得充满了政治意味，甚至说整个国际都陷入一种恐怖袭击事件中，大家的关注早已超越了那个日本父亲送枪那么简单的事。
为了摆脱这种窘状，摩洛哥警方迅速破案，两个孩子也是一死一被抓，但那位美国游客却已经送进了医院。但身在异乡的美国游客却不知道自己的两个孩子同样出现了问题。一个墨西哥保姆带着两个小孩前往墨西哥参加婚礼，在回来的路上却遭到了某名的怀疑，于是两个孩子平白地在荒漠中度过。
与此同时，日本那位聋哑女孩极度想引起别人的注意，青春萌发之时险些酿成苦果，而自己父亲送枪一事也终于水落石出了，当然那个所谓的恐怖袭击事件也就不攻自破了。
整个故事看起来是如此的荒谬，其内在的联系也并不是那么地紧密，无论是保姆问题还是送枪之举都并没有将这三地发生的事件结构故事之中去，那么，我们看到的可以说是三个独立的故事，发生地分别为美国边境，摩洛哥与日本。
保姆由于带着雇主家的孩子回墨西哥返回之时由于误会而造成了严重的后果，虽然两个小孩平安无事，但对于这个在美国生活了16年的女人来说，这却是一场真正的灾难，她不得不被驱逐。美国的移民政策对于这种外来人是极度脆弱的，而那误会的产生也是由于一种美国人对墨西哥人的敌意，误以为是某某嫌犯。一个墨西哥人想真正地融入进美国社会几乎是不可能的，生活16年竟然连做工的资格都没有，这是一个巨大的反讽。
东京的故事发生在一个聋哑女孩的身上，首先这种残疾身份的确立已经表明了女孩对外界社会的渴望，但事实上，她根本达不到自己的心愿，于是，她将性的出让当作自己融入社会的一个方法，暴露，吃摇头丸，泡迪厅，这一切都是她极力想融进社会，成为社会一分子的手段，但事实上，她并没有成功。于是，她陷入了一种绝望之中，对警察讲述自己母亲跳楼一节实际上是她对生命渺茫的一种表现，她逃离社会的一种极端可能性。在她的幻想中，母亲跳楼的瞬间，父亲是处于睡眠状态，这实际上也表明了她在家中得不到父亲关爱的现状。于是，我们看出这种青春期的少女最渴望的就是来自于父亲的关怀。当女孩*了衣服站在警察面前的那一刻，她试图寻找一种类似于父亲的关爱。
影片的重头戏发生在摩洛哥，两名少年由于游戏而枪击了美国游客，于是这件事立即被敏感的定义为恐怖袭击事件。于是，所有人都紧张了起来，摩洛哥警方忙着破案，游客忙着自救，而闯祸的少年则忙着逃避。彼特所扮演的游客处于一种孤立无援的状态下，言语不通，交通不便，通信障碍，这一切都是他必须要面对的，必须忍耐的，但妻子却身处生死关头。不过，作为这对有着问题的夫妇来说，这次关乎生死的考验却将他们的隔阂消除了，也许只有在生与死之间的时候，人们才能够真正地坐下来勾通一下，即便是夫妇。而两名少年却陷入一种可怕的状态，从影片的铺陈来说，两个少年生活在山里，是闭塞无助的，开枪实际上是他们走出去的方法之一，是他们能力的一种体显。但可惜的是，他们这枪打错了地方，无聊的闭塞的生活害了他们，在关乎国际恐怖问题的时候，他们只能选择逃跑，哥哥也终于被打死了，两个孩子成为悲剧者。最大的反讽莫过于美国政府的发言，当事实摆在观众面前的时候，我们看到了美国政府一意孤行的那种认定，恐怖袭击，这种定性是美国人天生的一种思维，尤其是在阿伯拉国家遇到了这种事情，这一方面表现了美国人无聊的政治手段，而另一方面也体显出美国人强烈的危机感，似乎认为自己是全球同忾的对象。
三个地方讲述了三个故事，其实最小的故事那日本的聋哑女孩，它表现出人与人之间沟通的一种困难，不仅仅是和外界的接触，即便在家庭中，女孩与父亲之间也是无话可说的。虽然影片结尾女孩赤身被父亲怀抱着，但这真能意味着那种心与心的交流吗？导演的用意是好的，但东京的灯光高楼则将这种用意无情的迷失了。同样是人与人之间的沟通，那对美国乘客必须通过生与死的考验才能将他们的爱情继续下去，这岂不是一个悲剧吗？
如果说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存在着一种悲哀的话，那么国与国之间的沟通便是一种可怕的敌意了。美国与墨西哥间虽然接壤，但所有政策中的名不副实，所有观念上的疑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