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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了鸡鸣寺，查一下地图，胭脂井就在附近。待找到，却很普通，在小山坡上，不像是亡国之君能光顾的地方。
待到七年后再次路过南京，我对中国文化正是最热衷的时候。于是呆不住，到处走。一天走在马路上，忽然想起看路牌，一见，不觉一怔——“虎踞路”！龙蟠虎踞，只觉脚下普普通通的柏油路，也有雄风卷过。一走，就走到了“石头城”下。果真是石头垒起来的古城墙。与长城不同，那石头都是没打磨过的，参差不齐，更加有苍莽的意味。墙头上，荒草萋萋，还突兀地长出了一棵树。墙根下，好像有一个民间的铁匠铺，把墙熏黑了一片。这石城，建于三国，是用来屯兵的，在南朝时名声显赫，多少金戈铁马故事就在这里上演。如今却是荒村景象了。
就这样，我迷上了南京的地名，一街一巷，几乎无一处没有来历。于是按图索骥，直奔“乌衣巷”。居然，就有这样一条小街，但是民居都很凋敝，看不出任何“王谢”气象。是啊，在唐代这里就已是“寻常百姓家”了，何况今日。真正的风流少年，绝迹已不知多少年代了。再过去不远，又有“桃叶渡”。不见有河，只见浅浅的一个旱沟，有石桥，桥栏上有“桃叶渡”三字，气势不凡。晋时王献之在这渡口懈逅名叫“桃叶”的MM，然后就两相结好。很像是中国版的杜拉斯《情人》，千古的逸事就这样传下来了。可是，这儿的周边，却看不到一点点浪漫，近乎于乡镇，都是些碌碌市井。我立在桥头，在红尘中想那位清逸的古人。那时候，读书，也可以是逸兴飞扬的资本啊。
在南京，这样的地方走得多了。白鹭洲、莫愁湖、水西门、秦淮河，哪里不是有一段锦绣花团的故事？
我那年，正在写第一本小说，得意得不得了。写到最后一章，不能自已，跑到秦淮河边一家临河的饭馆，坐下来，把最后几页写完，注上“完稿于秦淮河畔”。虚荣心盛得不得了。说真的，秦淮河倒是不行了，看不出《桃花扇》时的绚丽，也没有俞平伯那时的委婉。晚上，河边酒家虽亮起红灯笼，却使人倍感凄清。
在南京，走的地方多了，连忠王府都去过。母亲很惊异，说：“我们住了这么多年，都没有你走的多。”
我自己知道，是什么在催动我走。南京，从现代意义上说，是个很平淡的城市。从怀古的意义上说，它却是一个让你永远也走不完的城。
1972：我的“文青”花样年华
1972年，我正是现在所说的“花样年华”。不过那时候，叫做“火红的年华”。一个原先灰不溜秋的臭小子，一过二十，忽地就发育成一个仪表堂堂的小伙儿。心也野了，老记着李白的“直挂云帆济沧海”。我开始写诗，想象着去云游四海。
这机会还真就让我碰上了，送姥姥回四川，遂了我壮游河山的心愿。到了重庆，心收不住，我有个表姐在万源插队，我又上那儿去玩。万源，是大巴山下的一个县，穷，但是山清水秀。表姐当年二十六，美丽无比，且又干练，那时早就由知识青当了县教育局的干部。我去时，她正在一个公社小学挂职教书。
小学是在一座古庙里，依山傍河，飞檐高挑。我在她那里借了间屋子住下。每日爬山、看书，和她的一些知青朋友闲聊，好像《老残游记》里的情景。从小到大，何曾有过这样的逸兴？
一天，我看她的书，忽然就翻出几页纸来。细看，是手写的一首长诗。再细看，肯定是有人写给我表姐的。因为，那里面的赞美，只有她当得起，那里面的场景，也只有她来做主人公。那是七十年代初，人们写东西，都火药味十足。可是这一首诗，却写得缠绵。诗是新诗，意境却如李商隐。具体的，记不太清了，只记得有“我在黄昏的烟霭中推开你的柴门”、“那绿杨绿窗唤起我的深情”，诸如此类。
如果仅此而已，我不会怎么样。不过是徐志摩、戴望舒的余韵。可是，其中有一句，如雷电般将我击中。语境是这样的，在诉说了单相思和分别之苦后，这位无名诗人说：“你走了，我眼前就是一座空城！”
人类的感情是相通的，我在瞬间被这抒情所击中。倐地回忆起中学时代和下乡后，曾数次有过如此痛切的感觉。
一直到今天，我都忘不了这句诗。此后的多年间，我又是数次有过这种“空城”之痛。
一座城市，可以有很大，有几百万人，让你睁开眼睛就看到人。可是，如果没有“那一个”，所有的人的存在，对你来说，都没有那样的意义。据说，人的脑细胞的大部分，是用来辨识人脸的。无数张面孔，只有一个，才能使你怦然心动或没齿不忘。爱，就是这样一个东西，是什么也否定不了的，是什么年纪也割舍不掉的。一个美好的异性，比一个城的分量还重。
我曾经在深圳漂过，爱过。深圳对我来说，不是个普通的城市。一街一巷，都有伊人足迹。告别那里五年后，我曾旧地重游，从招商大厦转游到南油大厦，觉得那人就呼之欲出。可是，她不在。她走了，我面对的是一座空城。山不再柔和，水也不再多思，周围是陌生的年轻面孔，正演绎着当年我们的浪漫故事。
城市啊，空了。无论它比当年繁华了多少倍。
那几页诗，当年我征得表姐的同意，收藏了。我想见见那位痴情的才子。而表姐则不以为然，说：“算了，只是一个书呆子。”
时光流走。大巴山青山依旧，而我们这一代人都老了。我再不可能踏上那片土地，古庙小学也许早已不存。可是那无名诗人的名句，会伴我缓缓而行。我自会忆起，我也曾有自己不能释怀的“绿杨绿窗”，也曾在暮霭中走近一个人……
当城还没有空的时候，我曾欢欢乐乐地活过。
当粤语歌曲响起时
夜里，熄了灯，我喜欢拉开窗帘，默看落地窗外。那深蓝色的夜空，有白天不可能有的一种神奇。逢到此时，心就很静，再放一张粤语歌碟来听，气氛就更加安静。
我是在纯粹北方文化熏陶下长大的，对别人说起我喜欢粤语歌，有人会很惊奇。其实，这是我十多年前在深圳打工留下的“痕迹”之一。
初到深圳那时，听所谓的粤语流行歌，完全不能接受。感觉歌手多半像五音不全。但有声媒体上几乎是天天轰炸，耳朵里灌满了都是呜哩哇啦的吼叫，我只能忍受，只当是到了蛮荒世界。一位北方来的年轻同事说：“粤语歌，你要慢慢去习惯。习惯了，就好听了。”我听了他的话，就尽量去习惯。这习惯，带了探究的性质，日久天长，终于有所获。
粤语流行歌曲，发源于60年代初，早期有浓厚的粤语小调元素，后来掺进了欧美、日本流行歌曲风格，越来越与时俱进。以我的分类法，它可分为“快歌”和“慢歌”两种。快歌就是那种声嘶力竭的，五音确乎有些不全，到末了我也没习惯。慢歌就不同了，很有韵味。我尤其喜欢男声中浑厚一类的，普通话歌手里，没有那样唱法的。代表人物有三：欧瑞强、蔡国权、黄凯芹。其中《昨夜的渡轮上》、《问》、《不装饰你的梦》、《情深缘浅》，都堪为经典。
这三人的歌，体现中年男性的温文与宽厚，听来如沐春风。那旋律也极优美，能渗进你肺腑中的沟沟坎坎里去。那时，我初进商界，又是独自在异乡漂荡，有诸多的苦闷。听他们的歌，是一种安慰。当然，如果心情好的时候听，那就更好，觉得阳光都要更明亮些。那时候，我已经不算年轻，但为了听歌，“老夫聊发少年狂”，西装革履的，也带个耳塞。出去办事坐车、等人，都要见缝插针地听。有年轻的同事笑我：“哪有穿西装听耳塞机的？”我不管，照旧，听得痴迷不悟。
后来离开了深圳，却并未与粤语歌曲疏远，相反，因为怀念深圳的缘故，每每听到粤语歌，都倍感亲切，能令我瞬间回到往日情景中，重新沐浴在亚热带的阳光下。粤语歌能排遣寂寞、平伏创伤、牵动旧情，这些作用，我先前是万想不到的。
由于常听粤语歌，对广东话也熟悉起来。因为常听歌，听力长进很快，慢慢地就可以听新闻了。离开深圳后，因为听粤语歌的习惯没丢掉，听力继续在长进，后来再偶尔到广州，发觉自己居然可以听懂广播里的所有内容了。细细地听了几天，才体会出，广东方言的表达方式真是相当活泼。用普通话来讲话，是决不可能达到这般效果的。广东话，犹如好书，令人不忍释卷。
这时候才想到，过去对广东话真是有太多的偏见，总以为是一种粗野的语言。电视小品里演广东人的，又故意口齿不清，就越发加深了这种偏见。其实，如果“读懂”了广东话，就会发现，它很精致、很幽默，又很阳光。这是我的感觉，不好进行学术化的评价，只能这么说了。
从对粤语歌的由疏到亲，我想到，任何人都没有理由轻易宣布别人的“文化”如何不好。文化之所以是文化，总有它如此形成的道理。你看不惯它，或觉得它可笑，那是你的问题。世界上最好听的语言，可能是牛津英语；中国最好听的语言，可能是北京话。但我以为，最好听的语言，应该是“母语”，就是人们故乡的方言。那种表达上的微妙，外乡人怎么能听得懂？
扯得远了，还是回到粤语歌。如果没有当年那位同事的提醒，我可能要对它一直拒绝下去，终生都会以为粤语歌是一种粗野的歌曲。幸亏这种误读没有发生。我南下的收获之一，是知道了粤语歌是一种能够“曲尽其妙”的音乐。亚热带的生活，有很多标记，比如棕榈树，比如大排档，比如生猛海鲜。如果要选其中一个最令人感到温暖的，那我就要选粤语歌了。就算这是一种偏见吧，但总还可以说，这不过是个善意的偏见。
清秋子，56岁，作家，江苏宜兴人，现居海口。出版有历史作品《明朝出了个张居正》、《魏忠贤：八千女鬼闹明朝》、《武则天：从尼姑到女皇的政治博弈》等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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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平波 泸沽湖的鸡零狗碎
周平波
与泸沽湖有关的宁蒗
从丽江出发，过宁蒗县城到达泸沽湖约六个小时车程。我们中途在宁蒗县城耽搁了一晚，一是与朋友看同学，二来顺便调整调整，这一路连降暴雨，我们积下的脏衣服几乎与行程同比增长，已到了非处理不可的地步了。朋友与她同学都是中学老师，虽同在云南工作，毕业八年后这却是第一次相见。两个女人见了面都很激动，拥抱，再拥抱。朋友同学刚做母亲，女儿才两个多月大，这位新任母亲热情又大方，走在宁蒗的街道上（幸亏宁蒗县城也就只有一条街道），一路都是熟人，于是一路打招呼、聊天，有时站着一扯就是大半天，跟朋友在德宏芒市的情形一模一样，看来这就是小城的生活特色，人情味特浓。她老公在政府上班，谨慎而礼貌。男主人忙着接风洗尘，自然也倾听太太与大家的谈话，绝少插嘴。陆陆续续谈到泸沽湖，比如宁蒗县是一个贫困县，全年县财政收入约一千二百万，旅游门票收入为五六百万，约占宁蒗县财政收入的一半。总之他们对湖的热情度并不高，反而羡慕我目前居住的充斥钢筋水泥的城市。
泸沽湖：行走在落水与里格岛之间
第二天一大早，我们将辎重留在主人家里轻装前往泸沽湖。在车上颠沛流离了三小时后，路过小凉山，来到泸沽湖的第一站落水村，泸沽湖则因当地人称“落水”为“泸沽”而得名。落水村是一个非常商业的摩梭村落，酒巴、餐饮、住宿等一应俱全。由于摩梭人流行男不娶女不嫁的走婚习俗，女人是一家之主，男人是养在深闺的舅舅，每日主要的工作就是休闲，所以湖畔上忙碌的大多为女性，比如坐在门边纺织的，招呼游人住宿、吃饭的，牵着缰绳陪游人在湖畔遛马的无一例外，难怪泸沽湖被称作母亲湖、女儿国。
湖畔的摩梭男人懒洋洋地凑成一堆堆，闲聊、吹牛、晒太阳、打扑克、唱歌等等，其快乐足可以飘洋过海，与欧美发达国家的幸福生活媲美，如此说来泸沽湖应该正名为男人湖才对。落水村的大狼吧，是一个广州女人与摩梭男人的爱情吧，以前在中央台上看过他们的故事，跟朋友讲起时她撇撇嘴表示不太看好，也许朋友的看法是对的。走进大狼吧，里面没有客人，只有两张漠然的女人面孔，不知道其中是否有故事的女主人公？出门后聊起大狼，路人说正围着打扑克呢。回头看到人群中一大堆兴奋的笑脸，犹如一片灿烂的晴天，不知道哪个才是广东人的姑爷。
由于路途遥远，来泸沽湖的游人比大理、丽江的游人少很多。事实上，泸沽湖单张门票43元，如此推算泸沽湖的全年日均游客不到四百人，而且大部分人只在落水村停留片刻随即返程，所以泸沽湖非常幽静，是个值得漫游的地方，不像去大理、丽江总有一种全世界人民都来此赶集的感觉。据当地人介绍，泸沽湖全长七十公里，一半在宁蒗，另一半位于四川境内，老人徒步一天可以走完全程，年轻人需要两天，他们通常在左岸或是草海声色犬马一晚。我们先从落水村出发步行去里格岛，里格岛距落水村十公里左右，是一个背包族聚集的湖中小岛。
湖滨漫步，湖水清且涟漪，澄静透彻、温和细腻，于是心情好得一塌糊涂。我们这样远离尘嚣放逐于水天边缘，想起梭罗的《瓦尔登湖》，感觉湖真是一个与自由、精神高度相关的名词，而泸沽湖就是一个预谋已久终得实现的理想。沿途有些酒巴，门外放着招揽生意的广告牌，写着某某流浪歌手、流浪诗人的字样，希望有一天他们其中的一些会像刀郎一样一鸣惊人。
当年郁达夫说杭州西湖有两多，一多蚊子二多出世之人，看来这是湖的禀性，也许他们与湖就是鱼与水的关系，我们这些外人不过是第三者，来分享他们之间的和谐与甜蜜罢了。我们去的那天，因为下雨天变得阴冷阴冷，估计泸沽湖的蚊子因为怕冷全回家烤火去了，自然顾不上打击报复我们这些第三者。湖畔的出世之人还是有的，远远地看着几个年轻的红衣喇嘛从大路上下来，停顿片刻朝湖畔的一叶小舟走去，而舟中坐着一个年青男子牵条大狼狗。于是几团火红的背影立刻照亮了湖光水色，与湖面上星星点点长出的白花形成两种不同的景象。一个火红的背影离开大伙，独自伫立湖畔来了一个幽思的姿态，表现出一个天地悠悠、时光停滞的瞬间，而人间也逝去了沦陷尘世的平庸与卑微，空气中与心肺中都同时弥漫着湖水圣洁的味道，自然还有温暖、精神与力量。
摩梭人的宗教信仰“麻里莫名哄”也散见于湖畔的村落，每处都用泥与石头堆砌成一座座小山丘的样子，它们犹如哨兵一样日日夜夜、每分每秒守着它们的泸沽湖。“麻里莫名哄”的上方拉着长线，挂着一些类似深圳商场常见的用来促销用的POP挂旗，一面面在湖畔迎风飘扬，犹如泸沽湖的翅膀，空灵而圣洁。当地人说，人们要按顺时针方向从它面前经过，因为来时走错了方向，我们返程时多转了一圈以示弥补过失。
泸沽湖畔还有很多过客，其中就有住在更加偏远地方的摩梭儿女，听说那里的摩梭民风更纯朴，男女共浴，当然我们没有看到也没试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