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奖学金资助吗？”
“硕士一般是没奖学金的。”那边的声音低低的。
“父母的资助呢？”
“他们已经很不容易了。”那边的声音更低了。
“那你的打工收入有多少呢？”
“每月600到700欧元。”
詹妮的房租连同水电暖气是350欧元，就算以男孩700的收入，剩余的350用以支付医疗保险以及两人的生活费用依旧是很拮据的。
“她能打工吗？”我问。
“她刚来不久，语言还不行；另外，我也不想让她累。”哦，那意思是两人的生活只依靠他的收入。
“这房子对于你的收入可能有点奢侈了……”沉默了一会，我说。一般情况下，这样收入的留学生大多是租200欧元左右的单间房子。詹妮的房租固然便宜，但毕竟是两房一厅，总租金依旧比较贵。
“她非常喜欢这房子……那些花，那格子的棉的桌布，那灯，她都很喜欢……她已经兴奋了一晚了。”那边的声音依旧很低。
“但是，你想过没有，你可能会在第二年支付不出房租的？”
“我会再去打一份工。”男生说。
天！校园的生活我经历过，学生的打工工资一般是7元每小时，一份工已经花费他100小时了，而读硕期间的功课是很紧的，他再打一份工除非他不睡觉！
“为什么要这样？”我问。
“她真的很喜欢啊。”那边低沉的声音里有最简单的理由。
我说不出话来了。
“帮我吧，我肯定不会拖欠房租的。”男生再次请求。
我相信他的话语的诚恳，但是，那样的话，他的压力实在太大了。而且，诚恳的承诺有时是抵不过现实的无奈的。
“让我考虑一下吧。”我说。若房子是我的，我肯定会租给他，我知道他是为满足女孩子有个温暖漂亮的家的经历和回忆，哪怕他只能租三个月呢。但房子是詹妮的，而她远在丹麦，希望有人能长久租下房子以免她来回折腾。
在电话的声音中，我能感觉到男孩子逐渐黯淡下去的眼神。
房子最终租给了一对意大利大学生恋人，他们有稳定的父母资助，而且他们一签合同就是三年。他们也很喜欢这房子，但我总感觉这老旧但温暖的房子最适合那年轻的中国恋人。
在这以后的很长时间里没再碰到他们。但不知怎么回事，男孩那句“她喜欢啊”的话我怎么也忘不掉。那女孩有福气，我想。
一年后，在大街上，遇见过那女生，她挽着一个高大男人的手，对着那男人温柔地笑。挽着她的腰的那男人，已不是那清秀而苍白的男生了。我望着他们的背影，愣了好久。
不知道那男生怎么样了。只要没毕业没找到工作，他肯定依然清贫。清贫的留学生，他还有爱情吗？
生命中优秀的人会不断在身边出现，但最疼爱你的，始终只有一个。那个女生，她可能错过了一生中最爱她的那个人。
教育之痒
奥特曼与露丝是左右邻居的孩子。两人在花园里一道玩，但不知为何，两个小家伙有了争执，三岁的露丝揪了一把5岁奥特曼的鼻子，奥特曼明显痛了，他捂着鼻子，看着露丝。
我担心地望着他，不知他是否会回击。他若回击的话我就得及时把他俩分开，不然小花园里就热闹了。但奥特曼只是说：你打我！然后转身就回房间找妈妈告状去了。
一会儿后，露丝妈妈安妮过来接露丝回家，注意到了奥特曼鼻子上的伤痕，问是怎么回事。奥特曼妈妈玛丽尽量简单地叙述了一下，安妮听了，赶紧替露丝向奥特曼道歉。
“没事，我已经向奥特曼解释了，露丝还小，她还不能正确估量她的出手有多重。她并不是有意要伤害他的。” 玛丽说。
“玛丽，你这样解释真让我感谢你，不然奥特曼会以为露丝不喜欢他，这样他以后就不再同她玩了。” 安妮接着又说，“但我还是会教育玫瑰，因为她已经三岁了，应该对她的粗鲁的行为有所了解并感到抱歉。”
露丝和奥特曼的事就这样顺利结束了，但作为旁观者的我却留下了思索。两天后，与安妮单独在一起的时候，我问了她一个问题，这问题既是出于文化差异，又是由于教育理念的不同，我一直对此而困惑。
“当时露丝抓伤奥特曼时，我在旁边看到了。安妮，我真的不知道，面对两个不是我自己的孩子的吵闹，我究竟该怎么办。平息他们的争吵，这自然是应该的，但接下来呢？我知道是露丝不对，但我有权利去教育露丝吗——要知道，露丝是你的孩子而不是我的孩子呀！若我上去教育了她，她会不会认为我对她不友善而从此疏远我呢？甚至她会认为我是多管闲事？”
“微笑，你当然有权力教育露丝，而且这种教育决不是多管闲事。事实上，每个大人，在看到周围小孩子做出不对的事情时，他们都有责任去教育孩子。前两天，奥特曼在午休时间还在不停地完那把能发出嘀嘀响声的玩具枪，我就严厉地制止了他。我告诉他，在大家的午休时间里要保持安静，不然邻居会因你的噪音打搅而报警。奥特曼很听话地停止了使用玩具枪。你看，我并没因为奥特曼不是我的孩子便随他去。在这一点上，安妮也是这样想的。一次，我把露丝托付给安妮让她帮我照看半天，期间露丝一定要爬上樱桃树去玩，安妮认为这太危险，坚决不让她上去，露丝达不到要求，就开始无赖地大哭，但安妮依旧不谦让。最后露丝见无机会，就回房间玩玩具了。你看，教育是一种全社会的责任和义务，它不会因不是自己的孩子而被忽视掉，也不会因是人家的孩子便盲目迁就。”
我听了，点点头，颇有所思。
我想起了一个小故事，不敢说它肯定真实，但凭着德国人的一丝不苟的严肃和死板摸样，这样的事若能发生那肯定只发生在德国——
两个小孩在钓鱼，一个德国人上前查问：你们有钓鱼证吗？（在德国钓鱼必须要有钓鱼证，不然被视为不合法钓鱼。）孩子们看着陌生人，点点头，并出示了他们的钓鱼证。接着大人又问：你们带尺子来了么？（在德国钓鱼，必须把不足够大的鱼儿放回水中，以让鱼类正常繁衍。）两个孩子听了，又点点头，并出示了随身带的尺子。这时这个大人才满意地离去。上前询问这大人，问他是便衣警察吗？他摇摇头。问他是小孩的熟人亲戚或老师？他也摇摇头。但他说了一句话：只要是孩子，我便有责任教育他们。
是的，他已把所有孩子视为自己的孩子。
男人的爱
我的先生又瘦又小，我一直觉得他缺少保护女人的能力。这很容易得到验证。在多年前，杭州的公交情况比较糟糕，几次他设法为我争得 一个座位时都会被挤得跌跌撞撞。算了，还是我为他挤座位吧。女人比较容易得到同情，于是挤得一个座位，两人分着坐。还有，虽是个读书人，我的先生并不聪 明，也没有好的记忆，他需要用笔记来帮助他记录他所想到的各种东西，所以他的口袋里随时有纸笔。一次搬家，他的各种笔记本竟装了满满一大纸箱。
数年前我们出国了。
留学的日子比较艰辛，尤其先生所在的大学是一所知名学府，条件甚高，压力很大。先生并没有超人的才智，所以学得很辛苦。已经有两位中国学生在拿到博士帽之前中途撤退了，他们都来自名牌大学。其他国家的，更多。
“要不换一所普通点的学府吧。”我曾这么劝，“你并不强大，你的同事都比你有更好的条件，这样的竞争会让你很累的。”
“我不聪明，但我有毅力。”
已经记不清多少个夜晚，我乘十二点半的最后一趟公交车从先生的办公室回公寓，而他还在奋战。研究所里还有两名日本学生，他们也总是乘这趟车回家，每天雷打不动。我对他们有种难言的感觉，当然，不乏钦佩。
“你很勤奋。女生如此勤奋，值得我们学习。”有一天，有一位对我说。“我只是有时勤奋，而你们是每天，能如此坚持，令人感动。”我真心地说。
“是啊，要成功，一定要勤奋！”
我笑了。我没告诉他们，背后那座有着显赫名声的大楼里，有人比他们更勤奋地坚持着。
一个月光皎洁的冬夜，我踩着冰冻的积雪照例独自回家，突然想：男人的强大在于他的坚韧不拔和坚持到底。
有一天，我在家里收拾东西。先生的笔记本太多了，他一个学期要用掉大大小小十来本笔记本，我好奇地翻页，中文的，英文的，都是专业术语，我看不懂。但突然有一些内容出现在我眼前：7：10，第一次轻微疼痛，持续三分钟；7：15，喝了一杯牛奶；7：20，体温正常；7：25第二次疼痛，持续四分钟……这是一年前我生Baby时他的记录，那天的情形对我来说是场混战，我只知道他一直在我身边，但我没想到他在握紧我的手的同时另一只手还在记录着。从我的第一次产前阵痛一直到把我交给医院的大夫，近十页的记录，密密麻麻，字迹潦草，以每五分钟的频率记录一条，这是他一贯的工作方式，也许在他看来，这只是严谨和科学，以让大夫准确了解我的状况，但在我看来，这是温情。
我并不知道我先生的未来会怎么样，也许依旧像现在这么普通。但在我心中，他是一个强大的男人。
生活可以是这样的
同中国的校长一样，德国的校长也公务繁忙，且还有教授博导的身份，所以除了各地会议要参加，还要指导博士生。总认为校长与普通学生相距甚远，“物以类聚” 嘛，就算是吃个饭，学生有学生食堂，教工有教工餐厅，校长当然有校长包厢了。我在国内读了近20年的书，从没在饭堂里遇到校长。跑到了德国，却频频发现大学校长在食堂里与学生相谈甚欢。困惑地问同事，同事却轻描淡写：午饭时间是与博士生交谈的最好机会，各地学术会议的动向，学生的研究进展，都可在这时比较轻松地交流，这是教授们的习惯，谁让他们那么忙呢。“那校长和学生就这样在饭堂里平等就餐了？”“不能平等。校长教授挣钱，学生不挣钱，食堂不能向学生收取利润，所以同样一份饭菜，教授们要比学生多付一倍的钱。”
校长有上食堂的权利，只要他愿意多付一倍的饭钱。
米歇尔是个年轻的事业有成者，拥有一家公司一栋住宅两辆车。由于喜欢中国的缘故，我们两家经常在一起。一次周末，米歇尔和太太及孩子相聚我家。问起他们是怎么过来的，回答说是坐公交车。我笑着说，在中国，有私家车的一般不会打出租车，能打出租车的一般不坐公交车。米歇尔愣了一下，但他毕竟聪明，很快明白了：“别担心，我没破产，也没失业——同时，我也是合法公民。”
是的，有钱人为什么会没有坐公交车的权利呢？
在西班牙巴塞罗那的加泰罗尼亚广场上，一个戴着米老鼠面具、着米老鼠滑稽装的流浪艺人在忙活着他的小手艺。他一手打气另一手敏捷地把气球棒扎成小猫小狗或小花状。他可爱的打扮以及手中的绝活儿吸引了很多小孩子，他们争着买他的气球并亲吻他那胖嘟嘟的米老鼠状的脸。流浪艺人一边收钱一边拥抱孩子 们，并摆出各种姿势让孩子父母拍照，孩子们开心极了。半天下来，流浪艺人又热又累，他取下厚厚的重重的面具休息，这时露出了真正面目：是一个容貌清秀的女孩子。上去一攀谈，更是出乎我的意料，她是柏林自由大学的文科大学生，刚写完硕士论文，打算继续读博士。正是假期，所以她一边旅游一边挣钱。
学业上的严肃者当然也可以是生活中的流浪艺人，只要他愿意，这便是他的权利。
迈克和尼娜因为迈克的移情别恋而分手了，母亲被判为三岁女儿的监护人，迈克每周探望孩子一次。迈克去家里取走他的东西，然后发动汽车，要走了。三岁的女儿大哭。迈克一时不知该怎么办。他很担心尼娜会对孩子说“爸爸不要我们了”，那对孩子的心灵是很不利的。尽管事实就是如此。但是尼娜抱起孩子，温柔地安慰女儿：宝贝，爸爸是很爱你的，爸爸不会抛下你，爸爸每周会来看你的。
大人之间缘分已尽，形同陌路，但是，离异的父母还有共同爱孩子的权利。
写了以上几则真实的故事，只是想说：生活可以是这样的。
徐徐，本名徐晓红，作家，策划人，现居德国。任《华商报》总编辑。已出版长篇小说《坐过站》、《婆婆媳妇那些事》。曾以笔名小思出版《大一女生》等长篇小说。
夕颜容若 我们这些活着的人
夕颜容若
1．我选择死
某一个瞬间，我甚至想，假如，假如，是我的家乡发生地震，那么，我宁愿死的是我。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有那么强烈的赴死的想法，是因为那些排成排的学生的尸体吗？那些在楼板之下堆成堆的孩子，那些有着爷爷奶奶爸爸妈妈疼爱的宝宝们，是因为他们吗？或者，是那个女孩，那个用唱儿歌来缓解痛苦的女孩，又或者是，那些个求医生给他们截肢的男孩，医生用的是菜刀，而且无法麻醉，一点一点的割他们被重物压着的腿，别无选择，让人惨不忍睹。眼睛湿了，泪如雨下。那些孩子们。
又或者是那些家长，让人心碎，那些拿着手电筒寻找自己孩子尸体的痛不欲生的家长。他们哀嚎，声嘶力竭。
是的，那个时候，我假如是其中的一员，我选择死。
我没有那个承受能力去眼睁睁的观看如此残忍的场面。死是一种解脱，是一种安宁，在轰然倒塌的房屋中，我在一瞬间模糊了意识，以后的什么事情，我应该都不知道了，这个世界残忍成什么样子，我也不知道，死亡，又是多么的幸福。
2．我选择生
可是，孩子们，假如，假如，我正在课堂上上课，那些倒塌的楼板或者是墙恰好给我留了一点点生存的空间，我没有死成，我该怎么办呢？
孩子们。我要救你们。
那个时候，天应该是很黑的，下着冷雨，世界变成了人间地狱，如同我们以前看过的恐怖电影里的魔鬼的世界，到处都是尸体，到处都是哀嚎，没有人气。你们有的死了，有的还在呼吸，灾难已经降临，是的，我们就在灾难之中，我们的家人呢？我们的亲戚朋友呢？我自己的孩子呢？你们的父母呢？生死不明。可是，那个时候，应该是什么都不怕吧！流血了，胳膊断了，腿断了，我们都不怕了，这是多么的幸运，我们还没有死亡，只是伤了，我们在互相鼓励，然后想办法求生。
一点都不怀疑有人来救我们。
是的，来了，来了，听见了脚步声，路已经被堵塞，但是没有关系，我们都知道，他们肯定会来，九十公里急行军，跑步前进，一直往我们这个方向前进，丝毫没有停歇。军队，空降军，专家，医生，还有我们的总理温爷爷，你看，他们都来了，我们有救了。
生是多么的好啊！活着是多么的好啊，不仅仅是因为活着，真的，不是那么简单的定义，不是因为我比别人，比那些死去的人多活了几十年，不是因为我们还有呼吸，不是因为我们还能看见还能跑步还能吃饭，不是那样，真的不是那样。
是因为，我们要见证什么！
见证一场灾难吗？
不是！
是眼泪吗？喷涌而出的眼泪？
也不是。
是爱，从来从来没有体验到的爱，这个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