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吃螃蟹”的人，就断然拒绝了姜夫人的要求，立“寤生”为“世子”，也就是王位继承人。姜夫人的美好愿望“总被风吹雨打去”，瞬间化为泡影，“一江春水向东流”的自然就是她的宏伟蓝图，那个郁闷哟，非“怏怏不乐”所能形容！但姜夫人并没有死心，在老公归西“寤生”继位之后，她想方设法要把共叔的封地搞得大一些，并且要封在京城，被“寤生”也就是郑庄公拒绝之后，以“若不允，惟有逐之他国，使其别图仕进，以糊口耳”相要挟，郑庄公当然不肯给大家留下“相煎太急”的把柄，也不能太逆母亲之意（违母之命，可会给别人留下*的口实），被迫把自己眼皮子下面的京城分封给了弟弟共叔，卧榻之旁能容他人酣睡，郑庄公的心胸可谓开阔之极。
郑庄公不聋不盲，他对自己老娘的所作所为所想，其实是心知肚明的，他听在耳里看在眼里，也记在了心里，《左氏春秋》《战国策》没有对此做过任何说明与叙述，自然，《东周列国志》也没有进行任何的记叙与刻画。整个事件，给人的印象是，郑庄公是个孝子，有仁爱之心，有人性，他回答大夫祭足反对分封京城给共叔的话——“我母之命，何敢拒之”——蒙蔽了所有人的耳朵，让所有人都觉得他实在是个“唯母命是从”的大孝子，而其后的富有戏剧性的“掘地见母”，让铁石心肠的人都感动地流泪。可从他的所作所为来看，这其实是他的阴谋，也正是他的“毒”的体现。
不管在哪个朝代，尊重母亲，听母亲的话，做一个不折不扣的孝子，是对每个人的道德要求，特别是对于处于高位的人来说，这一点尤其重要。逆子是人神共愤的！一个不尊重母亲、不听母亲话的人，是没有资格没有本钱管理别人的，就算有幸登上了宝座，别人也能以此为借口*他，拉他下马。郑庄公虽然“出生不好”，可他却聪明得很，给大家留下了“孝子”的美好形象，站在了道德的制高点。做了这样的铺垫，郑庄公开始了自己辉煌的政治生涯。
对于母亲姜夫人和弟弟共叔要造反篡位的阴谋，郑庄公一开始从母亲执意要把京城封给弟弟，就已经有所察觉，甚至心里亮堂堂。可母亲和弟弟的造反态势又不是那么明显，只是在酝酿，不好下手，只能暂时按兵不动，以待时机。他手下的文臣武将以为他是个“傻老冒”“二百五”，提醒他劝谏他，给他出主意出计谋，要他未雨绸缪，铲毒瘤于萌芽。见郑庄公无动于衷，个个急得尿滴。郑庄公那时心里肯定直乐，想那些人真他妈的“井底之蛙”，一群笨蛋。玩他们玩够了，才一语道破天机：“我今置之度外，任其所为……待其造逆，明正其罪，则国人必不敢助，而姜氏亦无辞矣。”原来他所有的隐忍，都只不过是为杀弟搞个名正言顺以封天下人之口！从他故意给母亲和弟弟造成造反可以成功的假象，并且是在诱使他们造反来看，他其实对他们是恨之入骨的——也可以从弟弟共叔造反失败自杀之后，他把母亲异地安置发的誓言可以看出：“不及黄泉，无相见也！”做儿子的对妈妈说“咱们死后见”，这种怨恨，不是彻骨的，又是什么？
郑庄公与手下人搞了个计谋，说自己要往周朝去“面君辅政”，国家由那个叫祭足的监理，成功地将母亲和弟弟拉到了造反的前台，并使他们按照自己预先设计好的路线走，共叔最终一败涂地，只好骂了一句老母亲“姜氏误我”，自杀身亡，玩完了。不，是被他亲爱的哥哥给玩完了！
共叔其实是可以不死的。只要郑庄公稍一警告，或者展以实力，又或者把他弄到偏远之地，共叔极有可能寿终正寝。可从人性角度来看，共叔又是必须死的。首先，不管怎么说，共叔的存在，始终对自己是个威胁，因为，那个母亲是站在他那一边的，况且他的手下，也都是一些追逐名利之徒，实力也不可小觑；其次，童年和少年、青年的遭遇，应该在郑庄公的心里，烙下了挥之不去的痛苦印迹，一个长时间受到歧视、得不到母爱的人，当然会对夺去他尊严和母爱的人产生心理上的反感与痛恨，即使错不在对方——共叔不死，这说得过去吗？郑庄公最终是完成了这种见不得人的心愿，但没有人能说什么，更没理由对他加以指责。因为，“乱臣贼子，人人得而诛之”，哥哥弄死弟弟，是多么的天经地义！
大家都为郑庄公鼓掌！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穷人与狗不得入内
据环球网3月21日报道，浙江临安年近五十的农民老陈去年6月26日在给一徐姓的别墅搭墙面时，被主人的藏獒咬伤。老陈于今年1月向徐某索赔三万余元。在法庭上，被告的律师反问老陈，“我们是高档住宅区，你这种身份低下的人怎么可能进来？！”
又据报道，黑龙江民工王建民腹痛难忍被“120”急救车送往同仁医院，因身无分文，院方拒绝救治。次日凌晨，王被发现死在医院厕所门口。庭审法官认为民工身份的王建民不应被送到“同仁医院”救治，理由是北京同仁医院不是流浪人员、农民工的定点救治机构。
看到这样的新闻，一切善良的人都会拍案而起，为这个社会的不正常。如果说，上面那位律师的话多少包含有个人感情，反映的是一个律师的职业道德的话，那么，下面这位庭审法官的看法，就让人感到后怕，后背发凉。虽然事件不同，但受害者的身份相同，都是农民工，而律师认为，作为农民工，没有资格和权利，进入“高档住宅区”；法官认为，作为农民工，没有资格和权利，进入“同仁医院”得到救治。社会的冷漠，与公权的歧视，编织了一张无形的大网，把处在底层的农民，包裹得严严实实。
我们这个社会“病”了！
这种“病”，不是偶然的，也不是一朝一夕的，“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它来自于母体的遗传，来自于两千年的历史浸泡。人以三六九等划分，存在由社会地位特别低下、没有独立人格的人所构成的贱民等级，是封建国家普遍的社会现象。这种贱民等级在我国封建社会中早已存在，从商周就已经开始。孔子的所谓“儒家思想”，对于等级有着较为详细的说辞与定位。汉代一代大儒董仲舒的“三纲五常”论，把等级观念推到了极致，影响深远。到了明代，封建国家的法律开始对人民区分良贱。清代时，封建国家才在法律中明确规定贱民的范围，把奴婢、堕民、丐户、九姓渔户、蛋户、佃仆、隶等统统归于“贱民”。统治者从住房、服饰、器具、车马等等方面进行了规定，人民严格按照等级划分，住该住的屋，穿该穿的衣，用该用的器具、坐该坐的车，说该说的话，做该做的事，去该去的地方，否则就是越轨，为当时的社会与法律所不容。因为不平等，下层的“贱民”希望改变现状，冲突就不可避免。无数历史事实表明，几乎所有社会问题、矛盾、冲突的根源都与等级制度密切相关。鲁迅先生把封建社会的这种制度称为“人吃人”的制度，其见解是极其深刻的。
正因为这种“人吃人”的制度导致了整个社会的不公平，无数仁人志士为打碎“铁屋子”上下求索，力图进行社会变革。孙中山先生的“三*义”，在当时的中国，无疑是一剂良药，社会的天空显出了光亮。新*主义革命的成功，一度让广大人民看到了“平等”的曙光，封建社会的等级制度看上去已被彻底击碎。*运动中，封建的残渣泛起，直到现在，“臭老九”的历史印痕，在无数人的记忆中，挥之不去。
因为脱胎于有病的母体，社会发展到了今天，仍延续着她的基因。改革开放，使大多数人从贫困走向了富裕，一些富人从经济领域起家，向政治领域渗透，不但把持着社会的财富，也把持着社会的权力。为了维护既得利益，维持等级制度的存在，就显得极其重要。随着贫困人口的减少，富裕人群成了大多数，那些“贱民”不再成为社会政策感兴趣的对象，成为了少数人而且没有影响力。以前那些为穷人说话的政治家与思想家，由于是代表少数而且没有影响力的人说话，使他们自己也成为少数派并且丧失了影响力。结果，政治家和学者都不再和这个社会为贫困所折磨的成员站在一起。上面的两则新闻，那种“高档住宅”与“穷人医院”的思维，正是这种趋势的体现。这些人有一种论调，就是认为：贫困的一个重要来源是穷人自身素质的相对低下，包括知识水平、努力程度等等，穷人自己对贫困的形成和积累难辞其咎。因此，他们强烈觉得穷人不配享有社会进步的成果，穷人最多只能获得保障其生存底线的一点点救济，并且应当对相关社会政策感激流涕，严格遵守等级划分，去“该去的地方”，否则就是越轨，就不会得到法律的保障与支持。
律师的“高档住宅说”，与法官的“穷人医院说”，证明上述危险的论调已经渗入某些社会精英（经济学家、富豪、医生、法官，律师）的头脑中，并且依据此类偏见来行使手中的公共权力和私人资源，进一步迫使穷人去遵守如此潜规则。如果我们无视歧视穷人思维的蔓延，那下一个被断定该送“穷人医院”的会不会就是你我？
国家领导人一再强调“和谐”，要让我们有“尊严”地活，如果不彻底清除母体上的病毒，口号喊得再多再响，“和谐”真的会成为“河里的螃蟹”，“尊严”也就变成了“蹲在茅坑里抽烟”。只要“高档住宅区”与“穷人医院”的说法存在一天，我们都有理由认为，“和谐”与“尊严”，只不过是“叫花子讨老婆——说着口香”。
“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痛苦记忆，让我们倍感屈辱，外国人对中国人的侮辱与歧视，已经成为一段历史。现在，“中国人民终于站起来了”，轮到了中国人对中国人（不要称什么同胞，虚伪得很！）开始了凌辱与歧视，虽然在“高档住宅区”与“同仁医院”的门口并没有竖着一块“穷人与狗不得入内”的牌子，但，却更让所有的“穷人”心寒。而这一切，什么时候也会成为历史呢？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男人境界：做人八分滑（2） ——乱弹《东周列国志》之郑庄公
郑庄公不但毒，而且滑。他的毒可以让人不能说毒，他的滑，也是“滑”得别致，恰如泥鳅。
弟弟死了之后，认为自己大功告成，郑庄公不免忘记了“孝子”角色，因为对母亲打心眼里痛恨，就把她给弄出京城，说是安置，实际上是“幽禁”起来，还说了那么一句让妈妈既不好意思、良心不安，又万分痛苦的话。姜氏心里虽然一千一万个不情愿，但确实是自己“无情在先”，也就怪不得儿子“无义在后”，伤子之痛，再加上心里可能也感到内疚，于是也就只能“出居颍地”，过着清汤寡水的幽居生活。根据《左氏春秋》写成的《东周列国志》，在写到这里时，说郑庄公看不到老母亲，“良心顿萌”，有反悔之心念母之情。这可能有不实之言。因为，郑庄公说的话很有意思，耐人寻味：“吾不得已而杀弟，何忍又离其母？诚天伦之罪人矣！”这话里面，就根本只有“妈妈只是弟弟的妈妈而不是我妈妈”的意思，这种“良心顿萌”，是靠不住的。我认为，他的这种“良心顿萌”，与其说是出自对母爱的渴望对母亲的尊重和作为人子的孝心，毋宁说出于政治的需要——那时著名的人物颍考叔说的话，就足以说明这一点。当他看到郑庄公把母亲弄出京城，见人就说：“母虽不母，子不可以不子，主公此举，伤化极矣！”这就不得了了！颍考叔又不是一般人物，那可是得到人人尊敬的不折不扣的闻名遐迩的大孝子。在郑国，大家可以不知道你郑庄公，但不可以不知道颍考叔。在一个“以孝为先”的时代，在一个“礼”已经成为或者即将成为“制度”的时代，“伤化极矣”的君王，怎么坐得稳位子？作为一位极具政治眼光的“千古奸雄”（冯梦龙语），郑庄公不可能不认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他意识到自己的这一冲动，使自己以前苦心积虑积攒下来的好名声有土崩瓦解的危险，自己的政治前程就会玩完。但他不动声色！
郑庄公的不动声色，除了是自己说过的那句“不及黄泉，不相见也”的话，说得实在有些过火有些“逆子”不好下台之外，最重要的是，他知道有一个人会给他修一个下台的梯子，这个人就是颍考叔。颍考叔是个孝子，又是一个热心人，还是一个有点政治野心的“聪明人“。我说颍考叔“有政治野心”，也许很多懂历史知识的人会说我在“放屁”——你不能因为他做了官就说他有政治野心。问题恰恰就在这里，一个没有政治野心的人，你做官干什么？他的这种政治野心，一是能更好地“尽孝”，让自己清苦的老娘彻底告别吃野菜喝泉水住茅屋，甚至没吃没喝没屋住的“非人”生活；二是能把自己的这种“孝”推及他人，使天下之人都能做“孝子”，以实现自己的人生理念。而这一切，都得有权力做保障。这么一个人，不但善于揣摩妈妈的心理，也善于揣摩大王的心理。他知道自己的那一番话，肯定会“叫醒”郑庄公敏锐的政治嗅觉，而郑庄公自己给自己下的套，得由别人来解开——因为郑庄公打的是“死结”。一个万人之上、一人之下的诸侯国国王，如果说话像放屁，食言而肥，“孝子”的名声是弄回来了，但他失去的将不只是诚信，还有他的威信！郑庄公知道那个孝子颍考叔一定会来见他，事实上，颍考叔也抓住了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以献野味为名，见到了郑庄公。于是，历史上演了一出让人津津乐道的“二人转”，更准确一点说，应该说是一出嘲弄天下人的“双簧”戏，郑庄公“掘地见母”的至孝之举感天动地，颍考叔“藏肉孝母”的故事成为经典。当天下人都泪流满面的时候，两人偷偷抚掌窃笑：“国人……无不以手加额，称庄公之孝”，郑庄公咸鱼翻身，道德的高地不费吹灰之力，又夺了回来；而颍考叔也因“庄公感考叔全其母子之爱，赐爵大夫，与公孙閼同掌兵权”，一飞冲天！从此，他再也不用偷偷摸摸藏肉了！
从“掘地见母”这件事来看，郑庄公的“滑”，让人大开眼界！来看另一件事。
郑庄公因为忙于在国内“勘乱”，长期不到周王朝去做事，那个“花瓶天子”周成王也因为郑庄公独霸朝政，有势大欺主之势，就想以此为借口，把郑庄公这块巨石给搬掉，最起码，也得给他来个“双规”。“花瓶天子”这个人实在是“病急乱投医”，也没有一点政治头脑，一个叫“虢公忌父”的人偶然来朝，不管三七二十一，既不搞政治背景审查，也不搞能力智慧考核，就让人家取而代之，简直把政治当成了儿戏，毫无一点“唐伯虎点秋香”的有的放矢，开国际玩笑！虢公忌父有自知之明，知道自己有几斤几两，当然不想做“花瓶天子”的“排头兵”“敢死队”，就婉言谢绝了“花瓶天子”的好意。作为一般人来说，这事过去也就过去了，不会去计较“花瓶天子”的“儿童游戏”，况且，“花瓶天子”到底是自己的顶头上司。可郑庄公却从中看到了危机，知道“花瓶天子”的目的就是要搞掉自己。他马上跑到周廷，耍起了“花枪”。
他用的是以退为进的计策。
他首先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