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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两省照行，在张作霖时代，未闻发生问题。后张学良继承父业，废止商租章程，人民有以田亩商租者，以盗卖国土论。日本总领事以学良片面取消两国所定之协议，提出抗议，学良亦不理。适有日人在万宝山，以商租田亩邻近地上，商租一条地为开沟引水种稻田。地主自然不敢租与，日本竟派警察保护，开始挖沟。中国亦派警察阻止，彼此冲突。日本改派军队，我方亦改派军队，双方就此开火，越闹越大，寻至酿成九一八事变。故九一八事变，实起因于万宝山事件也。
四五 总统感国耻气忿发奋
总统以屈于最后通牒，认为国耻，发表告诫百僚书后，一时曾力图振作，督促各部，于兴利除弊应行建设之事，指示周详，以期百废俱举。于国务会议时，时时警惕，愤懑之情，现于辞色。每次会议，必有新案提出讨论，且令各部按照新案，克期拟成计划，付之实行。尤其对于军事，格外注意，谓当欧战之时，不能有外力援助，只有自己努力进行，筹建炼钢厂，添设巩县兵工厂，整顿各兵工厂，福建造船厂，又练模范团三混成旅。对于整理财政，发行国内公债，改革币制（废两为元），整顿税收。请各国退还庚子赔款，专办学校，有已施行，有在筹备，各部亦振作精神，努力从事，一时颇有朝气。嗣以日本议院，抨击政府对华政策之失当，西报亦有夸奖袁总统以弱国外交，得此结果，总算胜利等语，遂渐生自满之心。加以左右逢承，以为日本伎俩不过如此，只要用心对付，不足为虑。且忽作奇想，以为环顾世界，除美国外，君主国多，日本与中国同处亚洲，种族相同，我改共和，与日本政体不同，易生隔阂，帝制自为之思想，从此酝酿于胸。加以张勋、倪嗣冲之流，常言地方民情与共和制度格格不相入，杨皙子等又以中国行共和制度尚早，引古德诺之话为证。项城受此浸润之言，政事渐生懈怠。曾几何时，朝气又成暮气矣，真是可惜。
日置益公使回国之前，来辞行，杂谈移时，留他吃便饭。他说昨天向袁总统辞行，也谈了不少话。我就说袁总统向有亲日之意，何以日本总不接受。他常对我说，亲善要相互的，譬如我刚伸手跟他握手，他反伸手掴我一记，这样怎能讲亲善？我觉得贵国对前清，似比对袁总统要好得多，是否因为国体改革之故？他说非也，贵国改革后，若使孙中山先生当元首，没有可说，因孙先生向主革命，没有做过清朝的大官。袁氏世受清恩，自己又是总理大臣，改革后，无论如何巧妙，自己做总统，在日本人看来总不免有篡夺之嫌，这是日本人同一的观念。这观念还是从贵国传来的。我说，中国不比贵国，有万世一系的皇统，历代嬗递。篡夺之事，不是史无前例。袁氏对清，力争优待条件，即是报答先朝之意，若使孙先生作总统，不可能有优待条件。他说这话亦对，不过假使那时定为君主立宪，仍存清室，只留君位，规定宪法，满人不得干预政治，南方亦可能迁就。袁氏以任何最高名义，仍可独揽大权，即做摄政王，亦可没此嫌疑了。又慎重说，此是我个人私意，作为闲谈而已，言罢兴辞而出。可见日本对袁氏，不免有此成见，我亦不便报告项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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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六 清华大学周寄梅奠基
北京设有俄文专修馆，经费由东清铁路拨充，故由外部管辖，所修只是俄文及外国史地等科。馆费由外部发拨，馆长亦由外部委派，前清由丞参掌管，民国后不入各司职掌，即由次长掌其事，事甚清简，每月不过由馆长报告用费而已。后以美国退还庚子赔款，开办清华游美预备学校，因退款关系，清华亦归外部掌管。于是，在海淀清华园遗址，开办清华学校，初以周子廙（自齐）为校长，范静生（源廉）副之，以高中程度为止，毕业后择优送美国大学深造。后周寄梅（贻春）继任校长，建议以高中送美国大学，不能普及，不如改为大学，毕业后再择优送美国大学研究院，则大学人才普及，研究更加深造。余颇赞成，得总长同意，以每年退还赔款递增之程度，为逐渐设备大学之扩充，遂由寄梅拟订计划，先建图书馆，继建体育馆、大讲堂，更添置讲堂，添聘教授，又添造宿舍，及教授住宅学生寄宿舍等等。后又将清华园相连之其园遗址归并，为设立农学试验场之预备。终寄梅之任，清华大学已建立基础，后继者添置更新，益加完善。嗣后大学毕业送往美国大学研究院，既省了费，又多育人才，都是寄梅建议之功。寄梅向有功于清华，而其人严谨廉正，诲人不倦之精神，尤为可佩。他性恬淡，曾任国民政府教育总长。美国退还赔款，逐年增加，偶有用于其他文化事业者。
时朱桂莘将热河故宫之宝物，移来北京，开放武英殿，陈列展览。以内务部无此经费，商之于余，拟于美国赔款项下拨二十万元，以成此举。余以热河行宫宝物久恐遗失，且有关发扬中国文化，遂允照拨。桂莘派员将热河行宫故物，用皮筏全部运京，一无损伤，修理武英殿陈列展览，内有历代名人书画，宋版书籍，琳琅满目，美不胜收，桂莘此举诚有助于宣扬中国文化。今日故宫博物院所设者，即热河行宫之故物也。后又有请拨美款为文化事业者，余因预建大学，未之允，因而招怨亦难免，此亦后来遭祸之一因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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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七 帝制运动先设筹安会
过了一时，由杨皙子（度）、孙毓筠、严又陵（复）、李燮和、刘师培、胡瑛等六人设立筹安会，讨论君宪与共和政体的利弊。先由晳子以此问题与美国顾问古德诺讨论，古氏不知晳子用意，即发表自己意见，谓*政治，岂可一蹴而就，即如美国，经过多少年后才立了*政治。以中国今日情形而论，还是宜于君主立宪，若行*立宪，为时尚早等语。晳子请他作一论文，古氏哪知有为人利用之意，遂写了一篇中国*政治尚早之文。虽是事实，然不应发表于中国已成共和政体之今日。参议曾叔度，又由皙子示意，请有贺长雄氏写了日本由立宪而强之文。有贺到底知道中国人作风，故此文不着边际。岂知晳子以日本立宪即指为君主立宪，以此两文为论据，在筹安会说，中国*共和，连东西学人都不赞成，将两氏论文发表于报纸，且为文引申其说，晳子本能文者也。有一次国务会议，内务朱总长（启钤）、司法章总长（宗祥）提议，谓外间有筹安会之设，发起者都是名流，昌言中国应改君主立宪政体，实属淆惑人心，且与现行刑法抵触，应如何处置？总统说，应由两总长警告该会主持人，只应在学理上讨论，若出了范围即为触犯现行法，应加以制止，其言很冠冕。讵两总长去告杨晳子，杨说，这是奉命而行，若要制止，请问芸台（项城长子）。两总长碰了钉子无言可答，只好相对无言而别。六人中有严又陵列名，都觉诧异。严氏向以学者闻于世，从未预政事，何以此次列名发起？后知严氏被杨晳子劝说几次，请其列名发起，严氏拒不允，后晳子竟不得同意将严名列入为发起人。并函告严氏，谓极峰授意，非借重大名不可，有方尊命乞宥等语。严氏得函，啼笑皆非，又不便声明，只好以消极抵制，不否认亦不到会。严氏为人倾佩之学者，故虽列名，人以为强逼，故多谅之。至其他诸人，都是攀龙附凤之徒，惟刘师培有文名，但是书呆子，不足轻重。从此筹安会大张旗鼓，讨论国体，昌言改制，无复顾忌。薛大可主办之某报，鼓吹尤力，无人再敢反对矣。其时项城拟派余以亲善专使名义，赴日本访问，为国会反对，未获成行。时章仲和为驻日公使，日政府已表欢迎，忽闻国会反对，颇为诧异。后改派熊希龄，日本不同意，改使汪大燮前往，遂聘阪谷芳郎为顾问而回。此举余颇感谢国会之反对，未获成行，设若使日成行，必更将无中生有，为我大造其谣言也。后肃政使忽提出两大参案，一是对熊秉三（希龄），一是对梁燕孙（士诒）。据传说，因熊梁二人，对帝制运动，貌为赞成，退有违言，且时加诽谤。项城以熊恃有研究系作后援，梁更有交通系，恐造言生事，有所顾忌。遂由肃政使提出弹劾案，对熊则以任内有贪污嫌疑，涉及热河都统任内，故宫遗失宝物，陕西探勘油矿，浪费巨款，一无所得，报告推说美国矿师谓不值开采，显有疑窦等情。对梁则指铁路购料，滥用私人，把持路政，特别会计，皆为便利私图等情。先令财政次长张弧、交通次长叶恭绰停职，听候查办。以张氏亲熊，叶为梁党，盖间接对熊梁二人示以威胁，一时雷厉风行，大有政海掀起风波之势。熊即出京，梁则屈服。梁恐事情扩大，难于收拾，托由杨杏城向项城疏通，愿自告奋勇，交通系要人加入筹安会，赞助帝制运动，一场风暴，遂顿时雨过天青，两次长亦复职。而当时质问筹安会之朱总长，反为帝制运动之急先锋。帝制运动中，添了一支有力的主力军了。当帝制高唱入云之时，日本代使小幡酉吉、英使朱尔典、俄使库朋斯基同时见陆外长。由小幡发言说，恢复帝制一举，默察中国现状，恐有危险发生。当此欧战方亟，关于东亚者务宜慎重将事，愿袁总统顾念大局，保持现状，将改变国体计划从缓实行。陆外长答以我信政府实力能控制全局，无庸顾虑。隔了一时，又由三国公使，加上法使康悌、意使华蕾，又来见陆外长，仍由日使发言，谓中国政府曾申明对于恢复帝制，不急遽从事，且允担保境内治安，以后日本及其他四国，对于中国决取监视态度。陆外长以日使出言，近于恫吓，遂毅然答称，深望各国尊重中国主权（以上参考《陆徵祥传》）。
未几徐东海称病辞职赴天津，以陆外长子兴兼摄国务卿。在国务会议宣布颁授勋位名单，人名不能记忆，惟记子兴授勋二位，余授勋三位。又封各省将军巡按使爵位，将军封公爵者很少，封侯者多，巡按封侯者亦少，封伯爵者为多。记得陆荣廷、冯国璋均封公爵，惟龙济光封郡王。后议及京中各部院封爵事，陆子兴建议，京内各部院封爵事可从缓再办，遂决议。
又设大典筹备处，以朱桂莘、杨杏城为正副会长，以郭世五为庶务丞。各省代表既已签名赞成帝制，更进一层由各省代表投票表决国体，假借民意可谓尽其所能。大典筹备处大权操于郭世五，一切御用服装等类均由郭世五独具匠心。又在太和殿装置暖气设备，以备明年元旦登极之用。万事皆备，只待宣布。内长朱桂莘于国务会议，以蒙古王公来京很久，不宜令他们久候，应请宣布登极日期，以慰他们渴望。项城总以外交方面不宜操切从事，尚无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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