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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结婚了。仪式非常简单，婚房也如此，只有梁思成夫妇送的一床锦缎百子图罩单。一切都安妥下来，也该这乡下人有好日子了。就在这前后短短几年间，他完成了《八骏图》、《从文自传》、《月下小景》、《阿黑小史》、《凤子》，尤其是《边城》。有了这部书，这个乡下人就足以成为沈从文了。
《边城》发表时，因为母亲病危，他回到湘西。一路风尘水气，小住四日后，就被迫离开。此行，他最大的收获是《湘行散记》。
一九三五年
这一年，文坛上出版了《中国新文学大系》，这套书与他无关。与他有关的是出版了《八骏图》，他的小说集。十二年后，他在书后题识，曰：“从这个集子所涉及的问题、社会、人事、以及其他方面看来，应当得到比《呐喊》成就高的评语。事实上也如此。这个小书必永生。可是在宣传中过日子的朋友可不要这个的。”
一九三八年
抗战中，这乡下人南下，到昆明。在昆明，他开始写他最重要的作品，那就是《长河》。而后几年，他还写有《水云》、《烛虚》、《昆明冬景》、《绿魇》等，都是难得的上品。有一次，学生问这乡下人写作的经验，他说：“最要紧的，就是趁着二十来岁有写的冲动时尽可能多写。”几十年后，又有人问他小说怎么就写得这样好？他答曰：“一辈子都写小说，写得好是应该的，写不好，那才奇怪了。”
一九四一年
他完成了抒情诗《看虹》，这是他文学生涯中最后一首新诗。他还写完了《看虹录》，出版了《烛虚》，后又发表了《看虹摘星录》。他有些文章发在《战国策》上。在有人看来，他就和“战国派”有瓜葛，名誉“因此大受损害” （施蛰存）。
沈从文：一个真正的乡巴佬（4）
他则告诉施蛰存：“新作家联大方面出了不少，很有几个好的。有个汪曾祺，将来必有大成就。”
一九四二年
他基本完成了《长河》。
现代中国，真正像样的长篇，最多只有三五部，这便是其一。有了这部书，他完全可以结结实实地走进湘西，或者，走向世界。
计划中的《长河》是四卷，但他只完成第一卷，显然，这是部未完成的作品。恰如作者本人，亦是未完成的作家。可惜。
他的表侄，画家黄永玉，对《长河》喜欢得不得了。他说：“我让《长河》深深地吸引住的是从文表叔文体中酝酿着新的变革。他写小说不再光是为了有教养的外省人和文字、文体行家甚至他聪明的学生了。我发现这是他与故乡父老子弟秉烛夜谈的第一本知心的书，一个重要的开端。”他又说：“为什么浅尝辄止了呢？它应该是《战争与和平》那么厚的一部东西的啊！照湘西人本分的看法，这是一部最像湘西人的书，可惜太短。”
是的，太短。
一九四八年
这一年上，郭沫若推出宏文，对沈从文、朱光潜、萧乾等重磅出击。沈从文成为“粉红色文人”，他是“看云摘星的*小生，存心不良，意在蛊惑读者”。他的日子开始比较难过。便是像胡风、萧军那样的左翼，当年在鲁迅身边的，日子也有点不太好。
这个乡巴佬给人写信说：“就时代发展看工作，我已成为过时人，与现实不甚配合得来也。我工作自视还停滞在学习阶段上，要再摸十年八年，才望有点结果。可是时代变化大而快，要求作家又太多太切。我因为性格内向，埋头努力易，活动应变难，所以近年在此教书用笔实有和全面发展脱节之势。一个湘西乡巴佬的长处和弱点，由此可以充分见出。”他对大哥说：“既不想做官，也不拟教书，所以很希望一个人能回来住住。”当然，只是希望而已。
他又曾说：在时代巨变中，自己因“人近中年，情绪凝固，又或因性情内向，缺乏社交适应能力，用笔方式，二十年或三十年统统由一个‘思’字出发，此时却需要用‘信’字起步，或不易扭转，过不多久，即未被迫搁笔，亦终得把笔搁下。这是我们一代若干人的必然结果”。
十二月，国民政府青年部次长陈雪屏到北平抢运名流学者，通知沈从文全家南飞。陈是他联大时候的上司，但他拒绝了。
此时，他重又遇到了退稿。大气候的大变化，无所不及。他写得明显少了，而且不是那样的好了。所写多数是时论，几乎没有小说。——毫无疑问，作为一个作家，他已死去。如果他的文艺才华还有所残存的话，那也只存在于他的私人书信中。而这时，他四十岁出头，正当年。他还有半辈子路要走。他怎么个走法？
一九四九年
年初，在北大校园，郭沫若的《斥反动文艺》被抄成大字报。教学楼上挂出了“打倒新月派、现代评论派、第三条路线的沈从文”的大幅标语。
他精神极度紧张，神思恍惚。在梁思成的邀请下，他来到了清华园静养，但为时甚短。
此后，恶况加剧。三月，他两度努力自尽：第一次，先将手伸到电线插头上，慌乱中，其长子拔掉电源，将其蹬开。第二次，他反锁屋门，用剃刀把颈割破，两腕脉管也割破，喝了煤油。及至有人破窗而入，他已浑身是血。抢救过来后，他被送到了精神病院。。 最好的txt下载网
沈从文：一个真正的乡巴佬（5）
四月，他出院后，北大已没有他的课。在郑振铎的介绍下，他到了新成立的历史博物馆工作。吴晗曾来探望他，以期安慰，可是效果不佳。当年吴是他的学生，可现在已非当年。
另有学生来探望，他送给对方五本书，其中在一书的题字为：“与瑞蕻重逢，恍如梦中，赠此书，可作永远纪念。”在《边城》后题写：“什么都不写，一定活的合理得多。”尔后，他写信给丁玲说自己“因为心已破碎，即努力黏合自己，早已失去本来”。但最后他又决绝地表示“文字写作即完全放弃，并不怎么惋惜”。写信给远在香港的表侄黄永玉，说：“你应速回，排除一切杂念速回，参加这一历史未有之值得献身的工作。”“我当重新思考和整顿不足惜之足迹，以谋崭新出路。”
他的作品一度被焚毁。与此同时，在台湾，这个乡巴佬亦被视为“反动文人”。在那里，他的作品，不是禁书，而是根本就没有。
一九五三年
这个乡巴佬参加第二次文代会。他是以工艺美术界（不是文学界）代表参加的。文化部部长茅盾介绍他和中央领导见面。领导问过他的年纪后，说：“年纪还不老，再写几年小说吧！”
胡乔木来信，表示愿意为其重返文学创作岗位作出安排。沈从文踌躇不决，久未回信。倒是两个月后，向他的老乡周扬求助说：“老朋友为公为私，多以为我还是值得写小说。”但他已无法再写：“因为到执笔时间，即想起焚书事，引起工作挫败感。”作为一个小说能手，他是无论如何不行了，在这个时候。
一九五六年
他事实上早已搁笔，但很难忘情于书。时在湘参观的他，写信给妻子说：“我每晚除看《三里湾》，也看看《湘行散记》，觉得《湘行散记》作者究竟还是一个会写文章的作者。这么一支好手笔，听他隐姓埋名，真不是个办法。”
他已经和文学基本无关了。如果说有，那就是：私人书信是时代罕见的可读的散文。然而其读者只有一二人。至于作者，已成为一个文学标本，早已风干。
一九五七年
人民文学出版社拟出其选集。这个乡巴佬托乃兄搜集以前出的旧集子。他在信中感叹道：“我实在是个过了时的人。目下三十多岁的中学教员，或四十岁以上的大学教授，还略略知道沈从文是个什么人，做过些什么东西，至于三十岁以下的年轻人，就完全不知道了……因为我写的都是大家一时用不着的，等到大家需要时，我可能已不存在了。”
这个乡巴佬，一直想写，可一直写不成。一直写不成，还是想着要写，而且关注着别人的写作。一九六○年七月开文代会，他在给大哥的信中，说：“我因十年来并没有写什么文学作品，叫作家近于虚有其名。现在的作家写作用不到三几年，或只靠三五篇文章，即可成为全国知名人物。而三十年前自己写字时，一面和业务作战，一面还得和生活作战，作品完成后也并不能得到应有的出路和社会重视。”“总之，新陈代谢是受另外一种新的规律所支配。”后来，他又说：“一生只想写短篇小说，竟中途而止，未能充分使用生命到上面去”，好容易“慢慢掌握了写作中不能缺少的文字运用能力，这十年因工作改变，却几乎完全失去了”。“乡下生长真永远不免受乡巴佬性格限制，本来应在新的时代做更多事情，可是一耽搁，体力却来不及做了。”——此话不虚，他是真的老了。
沈从文：一个真正的乡巴佬（6）
一九六一年
这个乡巴佬离自己当年的梦想越来越远了，可他不甘心。住院期间，他还在读《战争与和平》等书，他说：“近在这里看了些托尔斯泰、高尔基和别的作品，似乎都还可从我手下产生。所缺少的是充分自由支配的时间而已，没有时间什么理想都不可能成为现实。”
他告诉张兆和，看完托尔斯泰、屠格涅夫等那些公认的经典之作，他产生的自信是：即照这种方法写，可以写得出相等或者还稍好些的作品。然而，“难的是有一个写作环境”。
他写信告诉汪曾祺：“一个人如果能够用文字写作，又乐意终生从事于这个工作，对于写作，还是始终要有一种顽强信心。这种信心是肯定生命一种正常态度，扩大延续生命一种正常目的。要从内而发，不决定于外在因子。如仅从外在‘行市’而工作，永远是不可能持久众生的。”说得多好！——毕竟是沈从文。沈从文后来没能做到这点。可他的学生汪曾祺做到了：二十年后，他东山再起，红极一时；那时，乃师还在，他看到了这一切。
他还告诉汪曾祺：他“无意和‘语言艺术大师’老舍争地位（那是无可望的天才工作）”，他只是想“呆头呆脑来用契诃夫作个假对象，竞赛下去，也许还会写个十来本本的……”然而，沈从文不是契诃夫。他只写到半路，就已经未能前行了，又遑论竞逐于托尔斯泰。
他一直有创作的愿望和情结，可是他再没能继续创作。他所思尽是文学，但所为，离文学太遥远。
一九七三年
解放军某部，有一位姓肖的副主任。肖副主任带领政治部几位干事参观历史博物馆，因为有历史系毕业的科班背景，他就充当了义务讲解员。讲解时，后边跟着一位身材瘦削的老者。肖副主任想，这位普通的听众也在听自己讲解，大概是被自己的学识渊博镇住了吧。他讲完，在一边休息时，那位老先生走近说，解放军同志，你的学问很好，讲得也很精彩，只是有一两处地方有问题，朝代不对。然后一一道来。肖副主任脑袋直冒汗：这岂止是小差错，简直是失之千里。他诚恳地感谢后，请教老先生的大名，对方答曰：“鄙人沈从文……”
那些年，他曾无休止地检查、挨斗，扫女厕所。他七十多岁了，心脏病、高血压，随时有危险，还到乡下劳动，看鸭子，看菜园。乡巴佬重新做起了乡巴佬的活儿。一次，他指着住处附近火葬场那高高耸立的烟囱，说：“这是我们每个人最后的归宿。”一九八五年，有数人访问这个乡巴佬。说起“*”中他打扫女厕所的事，一位女记者动情地拥住他的肩膀说：“沈老，您真是受委屈了！”不想，这位八十三岁的老人抱着她的肩膀，嚎啕大哭起来，哭得像个饱受委屈的孩子。什么话都不说，就是不停地哭，涕泪俱下满头满脸地哭。所有人都惊呆了！
一九七八年
都这时候、这年纪了，他还在工作。
他最害怕的是失去工作的权利。那一年，通知他去办理调任的手续时，他误以为是办理退休手续，走进有关部门办公室的门，他紧张得手足无措，只是嗫嚅着说：“我还能做点事，请不要让我退休。”
一九七九年
雨过天晴阴霾尽。第四次文代会后，他开始吃香了，长期被冷落的门庭重新热闹起来，各式各样的拜访者接踵而至，各地报刊开始出现重新评价的文章。有人调侃：“沈先生行情正在看涨。”对这一切，他波澜不惊。对所有的恭维，他总是轻轻地摆手说：那都是些过时了的东西，不必再提它……我只不过是个出土文物。
沈从文：一个真正的乡巴佬（7）
作家最痛苦的不是得不到外人的热捧，而是：自己在最能干的年岁上，突然就不行了，再也不行了。——而这时，后一茬的作家已经崛起，他们干得正欢。
他联大时的学生钟开莱归国讲学，对他突然袭击，到他住处拜访。这才发现原来他“住得很挤，卧室兼工作室，对他确实是莫大的不便”。之后，美籍学人孙康宜来访。美国学者金介甫开始与他通信——此前的一九七七年，金以《沈从文笔下的中国文化与社会》为论文，在哈佛大学获得博士学位。以中国现代作家为题获得此等学位的，在该校素所罕见。
次年，他越发走红了。在著名的《花城》上，推出了“沈从文专辑“，刊出的他的《拟咏怀诗》、《一个传奇的本事——附记》以及自订的《从文习作简目》。另有朱光潜、黄永玉、黄苗子和金介甫等人的文章和书信。金介甫亲自来华访问。年底，他应邀访美，耶鲁、哥大、哈佛、普林斯顿、芝加哥、斯坦福等名校，讲学二十三次。这是这个曾土得掉渣儿的乡巴佬第一次踏上异国土地。在这为期三个月的访问中，这个乡下人会遍了无数的文化名流，而他自己也成为国际名流，一场波及世界的“沈从文热”渐渐升温。
直到把他推上诺贝尔奖候选人的位置。
一九八七年
一月，台湾《联合文学》推出了“沈从文专号”，内中有他的十余篇作品——可惜，都是旧作。还有朱光潜、汪曾祺、凌宇、梁实秋、金介甫等国内外学者关于他的生平、传记和评论的文章，也是十余篇。这个当年宣布他为“反动文人”的地方，已经开始热情拥抱他。三月，该刊又刊出台湾学者对上述专号的反应文章。其中，有人说：他和鲁迅一样，是“能真正进入世界性作家行列的中国现代作家”。在内地，在港台，他的作品被出版、被会议研讨，他的各类传记蜂拥而至。
他早已告别文学，文学界却反过来追捧着他。一次，他的孩子将经过誊抄整理的《抽象的抒情》给他过目。他看后，说：“这才写得好呐。”他忘了，那是他自己许多年前的练笔。
一九八八年
作为一个足足四十年没有正经创作的作家，他忽然享有了世界性声誉。作为一个享有世界性声誉的创作家，他成为诺贝尔文学奖获奖呼声最高的候选人之一。桂冠真的近在咫尺，指日可待。可是，他已经等不了了，他去了。
这个真正的乡巴佬，是真的去了。行前，家人问还有什么要说。他回答：“我对这个世界没有什么好说的。”他什么都不想说了。他已无言。
瑞典汉学家马悦然说，他在读过他的作品后，大为吃惊：“三十年代的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