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品：卧虎藏龙
作者：王度庐
内容简介：
九门提督之女玉娇龙武功高超，在新疆偶遇沙漠大盗罗小虎，与之相惜相爱。回到京城之后，玉娇龙为了维护家庭的声誉，不得不嫁给鲁翰林，但又始终与罗小虎割不断情丝。最后玉娇龙假装跳崖殉母，离家出走。玉娇龙与罗小虎相见后，悲喜交加，但又不愿作盗妇。翌晨，玉娇龙悄然离去，孤剑单骑走大漠。
作者简介：
王度庐（1909一1977），本名王藻祥，字霄羽。北京人。满族。早期创作言情小说。有《琼楼春情》《落絮飘香》《冷剑凄芳》《翠陌归人》《朝露相恩》《海上红霞》《朱门绮梦》等。
30年代中期，王度庐改写武侠小说，以言情小说的笔法创造了武侠小说的一个新的天地。王度庐的特点，是能够充分把握江湖儿女内心的矛盾、人性的挣扎、爱恨交织的复杂情境，写情则缠绵悱恻、荡气回肠，写义则慷慨侠烈、血泪交迸，并因此谱成一部壮烈深沉的“武侠悲怆命运交响曲”使“剑胆琴心，侠骨柔肠”的书剑名士之气和恩仇江湖之情深入到武侠小说的灵魂深处。
王度庐先生于1938…1942年间创作了“鹤…铁”五部曲：《鹤惊昆仑》、《宝剑金钗》、《剑气珠光》、《卧虎藏龙》和《铁骑银瓶》，共280万字。
正文
王度庐年表
1909年9月13曰（旧历七月廿九），生于北京一户贫困的旗人家庭，原名葆祥（后改为葆翔），字霄羽。父亲在清宫管理车轿的机构里当小职员。
1916年，父亲病故，家境日蹙。
1924年，旧制高等小学毕业。一面自学，一面当小学教员和家庭教师维持生活。开始向报刊投稿。
1931年，受《小小日报》主办人宋心灯之聘，担任该报编辑。开始发表系列性的侦探小说，署名“霄羽”；也写短评，署名“柳今”。
1934年，往西安谋生。次年，与李丹荃女士在西安结婚。先后任陕西省教育厅编审室校对员、 《民意报》编辑。
1936年，与夫人返回北平，卖稿为生。
1937年春，与夫人同赴青岛。 “七七事变”之后，陷身日占区。
1938年6月1曰至同年11月15日，在《青岛新民报》连载第一部武侠小说《河岳游侠传》，署名“王度庐” （此后在该报连载侠情小说皆署此名）。
1938年6月2日，在《青岛新民报》发表散文《海滨忆写》。
1938年11月16日至1939年4月23曰，在《青岛新民报》连载武侠悲情小说《宝剑金钗记》。
1939年4月24日至1940年2月2日，在《青岛新民报》连载社会言情小说《落絮飘香》，署名“霄羽” （此后在该报连载的同类小说皆署此名）。
1939年7月30日（？）至1940年4月5日，在《青岛新民报》连载武侠悲情小说《剑气珠光录》。
1940年至1945年，先后任教于私立圣功女子中学和市立女子中学，同时仍写小说。
1940年2月3日至1941年4月10日，在《青岛新民报》连载社会言情小说《古城新月》。
1940年4A 7日至1941年3月15日，在《青岛新民报》连载武侠悲情小说《舞鹤鸣鸾记》。
1941年3月16日至1942年3月6日，在《青岛新民报》连载武侠悲情小说《卧虎藏龙传》。
1941年4A 11日至同年8月27日，在《青岛新民报》连载社会言情小说《海上虹霞》。
1941年8月28日至1943年10A 6日，在《青岛新民报》 （其间更名《青岛大新民报》）连载社会言情小说《虞美人》。
1942年3月7日至1944年，在《青岛新民报》 （其间更名《青岛大新民报》）连载武侠悲情小说《铁骑银瓶传》。
1943年10月7日至1944年2A，在《青岛大新民报》连载社会言情小说《寒梅曲》（未完）。
1944年夏至1945年夏，在《青岛大新民报》连载武侠悲情小说《紫电青霜录》。
1945年夏，在青岛《民治报》连载武侠小说《金刀玉佩记》 （未完）。抗战胜利之后，曾在青岛市摊商公会兼任文墨，但仍以写作为主。
直至1949年，陆续撰写、出版小说《雍正与年羹尧》 （即《新血滴子》）、 《风雨双龙剑》、 《绣带银镖》、 《宝刀飞》、 《燕市侠伶》（未完）、 《粉墨婵娟》、 《绮市芳葩》 （疑未完）、 《洛阳豪客》、《龙虎铁连环》 （未完）、 《风尘四杰》、 《香山侠女》、 《金刚王宝剑》、 《春秋戟》 （疑未完）、 《紫凤镖》等，多为中篇。
1949年，与夫人到大连，先后担任旅大行政公署教育厅编审科编委、旅大师范专科学校语文教员。
1953年秋，与夫人到沈阳，任东北实验学校（后改名辽宁省实验中学）语文教员。
1956年，入中国民主促进会，任该会沈阳市委委员；随后当选沈阳市人民代表，皇姑区政协委员。
1966年夏， “文革”开始，受到冲击。
1970年春，以退休人员的身份随夫人下放到昌图县泉头公社大苇子大队，不久转到泉头大队。
1974年，与夫人落户铁岭市，与幼子王宏同住。
1977年2月12日，因病逝世。有二子一女：长子王膺（1974年病逝）、女王芹、幼子王宏。
序
徐斯年2001年，李安执导的电影《卧虎藏龙》一举荣获多项奥斯卡奖，此前还在世界各地捧下十四种奖座。美国上映该片仅七星期，票房收入就高达3760多万美元！它所造成的轰动效应之一，便是让观众发现了一个名字——王度庐；身为小说作家，他被历史遗忘已达半个世纪！
李安说，他拍武侠片“其实是对古典中国的一种向往”。武侠世界的非现实性，使他可以将很多内心体验“加以表象化、具体化”；而这里所蕴涵的爱、恨、情、义，又是具有永恒性的。他又说，自己之所以被王度庐的原著吸引，是因为以往武侠作品多以男性为中心，而“这里却出现了很有趣的女主角”——玉娇龙，她“才是真正性格上的英雄”。李安的上述见解，可以作为解读本书的一把钥匙。
但是《卧虎藏龙》原著的社会背景更为广阔，人物关系、矛盾冲突更为尖锐复杂，故事情节也更为曲折迷离。玉娇龙和罗小虎的性格，比李慕白和俞秀莲更富叛逆性和冲创性（the Power）。后者那种被压抑的情感，在他们这里得到了火山爆发般的喷放：后者的终身遗憾，在他们这里得到了“补偿”；然而，他们也没有进入“自由王国”，他们的痛苦，竞比那两位前辈更加摧心裂肺。
玉娇龙具有极其顽强的生命力和生命意志。但是她的性格又十分复杂：善中带恶，亦正亦邪，工于心计而又幼稚天真，尖刻狠辣而又优柔寡断，极富叛逆精神而又难以挣脱传统、战胜“自我”……这种性格通过盘根错节的矛盾冲突展现出来：她在八方受敌的处境之下，以四面出击的姿态，成为各种冲突的焦点、各组矛盾的主要方面。
玉娇龙首先面对的，是一股非常强大的侠义势力，其中包括李慕白、俞秀莲这样的“白道大侠”，铁贝勒、德啸峰、邱广超这样的“贵胄之侠”，以及刘泰保、蔡湘妹、史胖子、猴儿手等“闾巷之侠”。玉娇龙与他们结怨的近因，在于她的偷盗青冥剑和纵容耿六娘，并且因此而犯下一个无法弥补的大错——杀死湘妹之父蔡九。这既反映着她的任性和善恶不分。又透着一股不服“权威”管辖的“邪气”
（侠义道中的三类人物。对这“邪气”的态度是并不一致的）。从整体上看，玉娇龙与他们的冲突属于“善”与“善”的矛盾，是一个“互相认识”、“化敌为友”的过程。
玉娇龙与耿六娘形成既互相利用又互相挟制的关系，因而其中也蕴含着冲突，这在本质上是善与恶的冲突。她女扮男装闯荡江湖时与那些武林豪客、黑道匪类的争斗，也属于善与恶的冲突。李慕白、俞秀莲、孙正礼的“搅局”和她本人的任性，使这种矛盾更加复杂化，以致玉娇龙自己反倒成了“白道”侠客的大敌。李慕白斥责她“杀人放火”，主要指的就是这一阶段的行为，这种指责显然不够公允。
直接造成悲剧后果的，是玉娇龙的婚姻。主要矛盾是她与鲁君佩的冲突，鲁君佩的背后则有阴险的费伯绅等。这是一股有权有势、十分毒辣的邪恶势力。他们主要并不凭藉武力，而是看准玉娇龙的弱点，以她父兄的身家性命为挟制筹码，以她的天伦之情为打击重点，迫使天不怕、地不怕的玉娇龙不得不就范。围绕这对矛盾的是玉娇龙与家庭、与罗小虎的关系，这两层关系中也都包含着冲突。深爱着罗小虎的玉娇龙。为什么又肯接受“父母之命”？武功绝顶的玉娇龙，为什么要靠罗小虎的“强盗办法”才能脱离鲁府？她为什么必须设计如此复杂、诡秘的跳崖之计，来摆脱贵族社会的羁縻？这一切都可归结到一个答案：外部敌人不在话下，玉娇龙最难战胜的倒是“自己”，既包括自己的贵族身份、素养和观念，也包括自己与贵族家庭、上层社会的千丝万缕的联系，更包括自己的孝心和亲情。
传统武侠小说，着力宣扬的多是建功立业、除暴安良之类属于“外部范畴”的价值行为和观念，而对侠者的“内部世界”则普遍缺乏关注。王度庐研究过心理学，他不仅把玉娇龙作为一个有血有肉的“人”，更把她作为一个具有复杂心理结构的“人”来描写。玉娇龙捍卫的主要不是那些“外部价值”，而是“爱的权利”，实质也是“人”的权利、心灵自由的权利。作者从这一点切入人物内心，着力渲染玉娇龙那种深入骨髓的孤独感。
书中第一次写到这种孤独感，是十六岁的玉娇龙随着父母从伊犁返回且末时，她有一种“如被囚在笼中的小鸟”似的心态。这是一种无人 “囚”之，却油然而生的“自囚”感：此时她身边的“外部生活”并未主动对她的“自由意志”施加抑制和压力。这种心态，在形而下的意义上，是对隐私里的草原生活、浪漫爱情的顾恋，而在形而上的意义上，则是“灵与肉（不应简单地阐释为肉欲）”的冲突在她“内部生活”中的发酵，是“灵”的觉醒和求索。
当玉娇龙经历一系列的争斗、挫折、挟制、屈辱之后，虽由罗小虎替她制服了鲁君佩，她却仍旧感到十分凄凉、颓唐。此时，作者又大力渲染她的孤独感：“玉娇龙，这貌美多才，出于名门的玉娇龙，现今已被人目为一个可怕的东西。……赤手空拳揣着一颗受伤的心，可往哪里去呢？”这种无处可以立身的孤独感，与四年前在新疆的心态不同，它是真正被囚的“囚徒心态”，而且怀着鲜血淋漓的心灵创伤——人生最大的痛苦，不正是得不到人们的理解吗？然而，八方受敌的境遇，恰恰促进了玉娇龙叛逆精神和生命能量的积聚，酝酿着更加激烈的爆发。
但是，爆发之后，玉娇龙还是没有摆脱寂寞心境。当她“头也不回”地挥鞭离开罗小虎时，伴随她的仍是凄清和悲凉。这又是一种孤独，获得自由之后的孤独。它在很大程度上是玉娇龙自己酿造的，但它又意味着生命力为克服内敌、外敌而进行的斗争不会停止，意味着生命力将向新的高度飞跃、突进——孤独者的生命意志和生命力是无比旺盛的，她是真正的强者。
“一朵莲花”刘泰保，又是一位具有旺盛生命力的人物，但他缺乏 “灵”的追求，没有玉娇龙似的孤独感。作为北京城里的“混混儿”，小说里的刘泰保有着不少咱们中国的“国民劣根性”。“酒、色、财、气” 四字：他全沾边，虽然“色”常表现为想人非非的白日梦，“财”仅限于赌场上的少输多赢。他又好吹牛，死要面子，善用精神胜利法对自己的失败进行自我安慰，很有几分阿Q相。然而，这是一个生龙活虎的、相当清醒的“阿Q”
（就此而言，他又有几分近似金庸笔下的韦小宝——当然没有后者那些好运气）。他在大节上并不含糊，是个明是非、有骨气、有智能、有血性、肯为朋友两肋插刀的汉子。尤其是他那虽屡战屡败仍屡败屡战、遇事“咬住不放”的“青皮精神”，委实值得赞赏！初见蔡湘妹，他有一段“自我介绍”（见第一回）；被铁贝勒辞退时，他有一段“告别词”（见第四回），都是掷地有声的“混混儿宣言”。
刘泰保又是一个结构角色，全书主要情节都是经由他的推理和行动而得以层层演进的。他的归纳演绎能力颇强，虽然第一个演绎（以蔡九父女为盗剑者）是错误的，但这条错误的线索毕竟把他带近真正的“嫌疑对象”，并且使他得到了一个称心如意的老婆。尽管他的判断仍走过不少弯路，但是其观察、分析事象的细密，“反侦察”手段的机智（例如擒伏、利用“长虫小二”），“正面试探”行动的大胆，都显示着这位热衷于“出名”、“捞面子”的混混儿，确实不乏智慧、经验和能力。在武艺上，刘泰保是被动的，是弱者，然而在谋略上，他却步步为营地转化成了强者，以至令整个九门提督府惶惶不安、愁眉莫展，连年都过得忐忑而惨淡。
刘泰保的行为动机是复杂的，起先他想借玉娇龙的事“出风头，露一露脸，好找一碗饭”；但是随着情节发展，闪光的方面也逐渐显露出来。他的屡败屡战，小而言之是要替自己恢复名誉、为岳父报仇；大而言之，是要维护正义，打抱不平。当然，他对“正义”的认识也是逐步深入，经历了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的。这认识的转变，始于追踪罗小虎并进而同情小虎的身世和爱情。此时，刘泰保的愤怒转而指向鲁君佩和下嫁鲁府的玉娇龙。直到发现玉、罗情缘的悲剧性和崇高性之后，他的“认识过程”方告结束，夫妻二人及其“哥儿们”，于是成为玉、罗的坚决支持者。也正是在这个关键点上，显示出了“闾巷之侠” 与铁贝勒、李慕白等“贵胄之侠”、“白道大侠”的明显反差。
正如刘泰保嘲笑“大英雄”李慕白时所说的：“幸亏还有我们这一伙不是英雄的！”这里显示着一种“平民精神”，鲁迅先生说得好：“诚然，老百姓虽然不读诗书，不明史法，不解在瑜中求瑕，屎里觅道，但能从大概上看，明黑白，辨是非，往往有决非清高通达的士大夫所可几及之处的。”（《且介亭杂文二集·“题未定”草（六至九）》）
王度庐出身于北京旗人家庭，自幼习染着与满族风情混为一体的京味文化。他把对于老北京城及其风土人情的体验糅人本书，为读者展现出一幅又一幅生动的“京味风俗画”。
本书并非历史小说，但是作者对清代北京地理的描述却很精确。当时的北京，除了皇城、紫禁城，还有内城、外城之分，内城全由八旗按区分驻；又有“东富西贵北贫南贱”之说，指的是内城东部多富户、西部多贵胄、北部多贫民，而南城（即外城）则聚居着以汉族为主的各色平民。作者把九门提督王府“设置”在鼓楼西大街的正黄旗驻地，这是有文献依据的；往西，有邱广超府；向北，偏僻的积水潭一带居住过蔡九父女，由此出德胜门，就是夜战耿六娘的土城。有趣的是：王度庐把丐头“长虫小二”的“据点”安排在鼓楼以南的“后门里”，其实这是王氏故居的所在地，属于镶黄旗；往东就是铁贝勒府和刘泰保婚后的住宅；德啸峰府则在东南面，属于正白旗。以玉娇龙为中心的许多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