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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小说的一些看法》
每次写完一个长篇后，身体便似被掏空，无一处不空荡，也许那五脏六肺已尽洒于那森然五千汉字，可偏就有苦涩酸痛之感不知从何处翻腾而起，齐涌至喉间，梗着，只是难过。也罢，随便说些话吧。
一，小说足够“大”
小说虽仅名列文学的一个子分目，发展至今，已涵盖文学的方方面面。任何一种文学体裁，譬如诗、词、歌、赋、杂文、随笔等，皆能在小说中找到一席之地，并派上不同用场，有的是砖，垒起小说的墙壁；有的是瓦，盖起小说的屋顶，有的则成为钢筋，支撑起小说的框架；有的则是阳台上的雕花，装饰着小说这幢高楼大厦。
有必要对“小说”概念正本清源。最早言及小说一词的是庄子，曰，饰小说以干县令，其于大达亦远矣。所谓“大达”，讲白来，即，大道理；小说以此对应，指的自然是那些无关系国计民生的小资言论及风花雪月。我是喜欢庄子的，中国文人，但凡上了点年纪，被现实生活折腾得鼻青皮肿后，多摆脱不掉庄子所言说的那种人与自然万物齐一、和谐至大的诱惑；我也是写小说的，庄子此说，可算给了自己一个不大不小的难堪。幸好，对词汇的理解是一个与时俱进的过程，“旧瓶装新酒”，任何一个单词其内涵及外延都会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过去某年代喊不喊“同志”，是与身家性命有关的，而今的“同志”却已嬗变为同性恋人了。于是释然。故，凡抱“小说家者流，盖出于裨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之造也”的观念者，在我眼里，只是两脚书橱，抱名不放，实比不知爬上桥等人的尾生还更迂腐，属于不可言说者。
要谈小说，先不妨回顾一下历史。
在我眼里，中国小说按时间可划分古典小说、近代小说、当代小说、现代小说。古典小说自远古至明清；近代自鸦片战争至四九年；当代小说指的是四九年至文革后的伤痕小说、反思小说、改革小说等一切未打破小说与现实界限停留在文以载道的小说；现代小说可以几个作家的出现为标志。
中国古典小说萌芽于远古神话，有想像、人物、情节，《后羿射日》、《女娲补天》，虽简单，却也鲜明。古典小说雏形于魏晋南北朝的“志怪”与“志人”，短小精悍，人物举手投足间已有盎然生机，文字更细密结实。好甚好，也颇令人玩味，惜乎过“小”，只撷一叶，未见有能俯瞰森林者。
古典小说成熟于唐代传奇，至此，如鲁迅所言，叙述宛然，文辞华艳，不再是讲故事列提纲，人物开始入微，视野由神性而普及人性，王侯将相贩夫走卒莫不可入小说，小红吹萧，大汉西去，但文人味嫌重，字词虽精，有炫耀之感，未与百姓民间血肉相连，小说情节也谈不上一曲三折，荡气回肠，于是，宋代话本横空出世，这应该称之为真正的古典小说。现在许多人讲小说即“小声说话”，其实便缘于此。话本，当年读书时听评书，着实为一大喜。一干同学守在破烂的调频收音机旁个个若打坐老僧，间或有人听到兴起，从床边抄起扫帚，横眉立目，啮牙咧嘴，嘴里怪声不断－－孤王在此，还不下马受死投降！噫，叫人受死，谁愿投降？这些回忆想想都挠心得紧。宋代话本追求通俗，为的是娱乐百姓，因而故事讲得是否引人入胜是其最重要的特色，而小说的语言由此亦分叉为文言与白话。不过，话本毕竟粗糙，状物述人，逞的还是“嘴快”。
古典小说之繁荣确属明清，章回、文言、话本当真是千树万树梨花开，《红楼梦》、《金瓶梅》、《儒林外史》、《聊斋志异》、《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或言历史或说英雄或笑神魔或讽人情或谈世俗，不一而足，蔚为大观。
古典小说最大的特色就是通俗，因通俗而重人，重故事。金圣叹评水浒，“叙一百八人，人有其性情，人有其气质，人有其形状，人有其声口。”写至巅处，光“粗鲁”一词，鲁智深是性急菩提心，史进是少年任气，李逵是蛮不知世事艰辛，武松是豪而不受道理羁束，阮小七是悲愤无说处，焦挺是气质不好。
人物第一。
提起四大名著，人们下意识的第一反应不是它讲了什么故事，而是它讲了一些什么样的人，张飞豹头环眼，关羽面如重枣，诸葛亮羽扇纶巾，刘备动不动如丧考妣，籍此，人们得以印证悲欢离合生死爱恨。于是，你方唱罢我登台，一众京剧脸谱忠奸智愚善良残暴一目了然，人们不需要思考，就能非常容易地接受这些能够寄托某种理想的符号。这些符号还代表了一种性格，一种人生，就若一块烧至通红的烙铁，烫在肌肤上，噗叽直响，然后热气钻入血管，沿千百万根神经往百合｜穴处奔，怦然一炸，光线旋转，于是赛张飞，于是小诸葛，于是纵然万刃加身血肉分离，也不能把这烙印从中国人的身上抹去了。
古典小说的伟大处不容置疑，几千年的沉淀让它们成为现代文学仍无法仰视的巅峰，但毕竟失之于简单，戏剧化，且多半“喘”，凤头、豹肚、蛇尾，《水浒传》七十回后是垃圾，《红楼梦》高鄂所续为垃圾，《三国演义》三分天下后是垃圾，《西游记》孙悟空大闹完天宫后还是垃圾。人物形象虽鲜明，却皆由“过去”叠起，一块块若积木面目森然，不会平空消失或出现，行为由因果牵动，如长江之水由西向东，从高至低。人物一律得合理，符合日常生活的逻辑，荒诞是不可思议的。必须由线性的因果关系推动性格形成与情节前进，一切果皆由因，一切因必种果。若用句不客气的话说，他们只是一群由因果律摆布的牵线木偶。他们最后完全独立于作者之外，作者不能忽然跑出来指手划脚唾沫四溅。至于承载他们的故事，虽有趣、好看，煽情，消闲，但决不会出现通篇的灰暗压抑没有一丝光亮，而个人以为，绝望的灰色恰恰是人生的实质，这应为古典小说其陋的最甚处，它们缺乏悲剧意识，缺乏宗教救赎意识，而这二者才是小说的灵魂所在，无此，再机智的小说也是山间竹笋；无此，再厚重的小说也是一场闹剧。一连串闪光的人名固然撑直古典小说的脊梁，但成也萧何，改也萧何，在现代化的今天，人是扁平的，也是立体的，人是丰满的，也是干瘪的，人性常在微弱不可言说处行走。古典小说的写作技法不足以刻画这些互相矛盾的感觉，它无法同时把冷与热的感觉传递给读者，它还是复制世界，解释世界，未臻于我曾经说过的小说的第三个层次“创造世界”。
近代小说是古典小说向现代小说转折的一个间隙，其文学成就远高于当代小说，甚至现代小说。以鲁迅的《狂人日记》、《阿Q正传》，沈从文的《边城》，老舍的《骆驼祥子》，钱钟书的《围城》，张爱铃的《金锁记》为代表。这几篇文章就有志写作者而言，不可不读。关于他们，话题谈论得太多，不复赘述。不过，有件趣事不妨提提，前些日子看电视，“东方大讲论”，上海电视台办的，一个教授发言，“家、春、秋，为什么好？因为它们都是巴金先生在最年富力强时候写的。”唉，第一次听到这样的混账逻辑，真佩服其人的厚颜无耻。坦率说，激流三部曲也就中下水准，可读可不读，若抽出其中的“我控诉”之所谓的思想高度，单就小说而言，并不成功，主人公动不动就发长篇抒情，简直让人掉鸡皮疙瘩嘛。应该说，近代小说有国学渊厚之源，得西风日渐之益，并有时局崩坏之摧肝裂胆，确实出了不少至今仍令写作者汗颜的大作，但语言是其大毛病，不够自然，半文半白，行文生涩，并时伴有大串的欧式句子，常煮成夹生饭。
至于当代小说，除了小说史上的意义，几乎可以不读。
现代小说，我个人认为贾平凹的《废都》、余华的《活着》、王朔的《动物凶猛》、高行健的《灵山》、马原《拉萨的小男人》、残雪的《黄泥街》、莫言的《红高梁》、陈忠实的《白鹿原》还不错。当然，萝卜白菜，各有所爱。关于它们，后文再加论述。
说到这里，让我们回到开始的那个问题，何谓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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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小说之所以让我觉得恶心，是因为它与政治靠得太近，文以载道一贯是中国文人的陋习，不大义微言就会死啊？道理，尤其是能上升到某种高度的道理，从来就是强Jian犯。一部小说，只有时过境迁，当时的语境都缺席后，仍能若青春少女美目盼兮或如荷戟壮士月下独行，那才担得起一个好字。关于小说的定义，书上比较完整的一个表述是：具备小说的三要素（情节、人物、环境），以人物形象的塑造为中心，通过完整的故事情节和具体环境描写，形象地反映社会生活，并以此区别于诗歌、戏剧、散文的叙事性的文学体裁，可称之为小说。我不大苟同这种观点，它很浅薄，它所承的还是古典小说的那条线，它并没有意识到小说与现实的关系，仍把小说作为现实的一个镜像而加以分析。
小说不仅仅是一面镜子。现实与小说并非互相对立，而是互相渗透，相互吞噬。人是活在小说里的，字词段落即声色犬马。小说本身是一个与现实世界平行的菩提世界。它是真实的。真实有两种，一种是手足口鼻舌所感觉所触摸到的客观真实，另一种即是“我心中的真实”，月亮是不会开花的，但我认为他在开花，他就是在开花。要知道，所谓的现实从某一点来说，也是幻觉。无处不在的光线或明或暗笼罩在人的头顶，汽车轮胎滚滚轰隆声由远而近，再由近及远。每一处空间，每一个此时此刻，皆为一处舞台。人都是在台上演戏的，毋论他是否清醒地意识到这点。小说的意义并不在于复制现实生活，或者上升一个层次－－解释世界，而在于咀嚼，加工，淬取，身体吸收其营养，并排泄出其毒素，让人得以长大、成熟，跟随语言本身的节奏，迈入一个全新的世界。
一个人就是一部小说，一个人的一天也是一部小说，一个人的一秒同样是一部小说。物质是无限可分的，小说在某一点上亦可无限深入直至抵达灵魂深处，或从百合｜穴处喷薄涌出化作万千云霞，一花一鸟一木一虫一鱼一石，这些都是小说。人有多少种可能的生存方式以及多少种悲欢离合喜怒怨恨就会有多少种小说。小说讲的其实就是人生，而诗歌辞赋却是人生中的某一停顿，某一刹那，某一激｜情澎湃时。
小说足够“大”，大到什么程度呢？
大到你现在读我这篇文章时的姿态、想法、以及嘴边的冷笑都是小说的构成元素，它是动的，滔滔不绝，如星空倒映。小说的要素并非人物、情节、环境，而是整个时空的纵横交错，就技术层面上讲，它可以没有具体的人物，取而代之“你、我、他”这样意味深长的符号；它可以没有情节，仅仅就说心理；它也可以没有环境，当时空被打碎并重新揉和在一起，背景只是一片鸿蒙时的虚无。
世界并非“真实”的存在，通俗点讲，它可能是上帝玩的电子游戏，一切场景皆为虚拟，甚至疼痛，也只是程序所发出的尖叫。所谓“真实”，说到底，还是人内心的渴望，它不是事情的真相。真相不可知。小说要解决的问题就是抚摸这些渴望，让人逐步往“不可知”中行去，并在“不可知”的每一个瞬间试图察觉某种可能的存在，然后为之欣喜或焦虑。小说是为渴望服务的，人是为了渴望而活着的。小说就其本质而言，是人存在的方式，不管是谁，不管他多么卑微或伟大，概莫能超越此方式的范畴。而且，小说所揭示的这种方式拥有无限的可能性，人们日常所积累的生活经验在小说中只是一种可能，而小说本身同样在积累着经验，并以夸张拟人等修辞手法呈现于外，从而为人所接受。
白发三千丈。这是事实，一种悲哀。
科学家喜欢探究事物，哲学家喜欢追寻概念。事物因其存在因其已知的部分而偏狭窄小。概念因其不可确定性不断游移只能遵守“约定俗成”此规律，以求为现在的人了解其涵义。而小说尽纳事物与概念于已身，且打破事物中的诸多不可能，毕竟“不可能”中包含着“可能”两字，同时利用文字，用一种面目可亲的方式，对概念进行挖掘，再诉之于人的欣喜与惊奇等不再属于感官浅层次的情绪 ，从而把生与死，未来、现在与过去，你与我，紧紧相联。
小说中的“我”，即现实生活中的你。
能明白吗？
再形而上地讲，小说是虚的，生活是实的，二者是琴与心。生活是一把具体的琴，这种具体若没有心的折光射来，就是一块上面绷着几根线毫无意义的木头，虫子还会嫌其做窝不够遮风蔽雨呢，惟有心，人之心，才能赋予它生命，至于包含观察、叙述、等在内的小说写作技法都属于那几根拨动琴弦的手指。动，或者静，光线搁在琴弦上，心忽一动，虚实交错，然后便是万丈音乐。虚与实其实并无分别。音乐至此时此刻，便是实的存在了，让人怜悯，让人愤怒，让人欢乐，让人仇恨。情感。对了，就是情感。人之一生无非是一连串情感单词，惟有它们才具有普遍的持之永恒意义，而某个所谓的自然法则却往往会被时空扭曲变形。故，小说往大处说是人生，往小处说，便是它们。舌尖放平，后缩，口腔扩张，气流轻轻吐出，“爱”，牙缝间挤出一片青绿嫩叶，嘿嘿，它也是－－唉！
活在小说里，这听起来或许令人不大舒服，但这是我们的命。
二，小说是无用的。
“诗可兴，可观，可群，可怨。”
小说亦不例外。所谓兴，由此入彼，见高山得睹巍峨，望流水便思洒脱，从具体的客观存在迈入开满鲜花的精神国度。它过滤掉现实种种，将人的灵魂从那具为纷芸世事缠绕的臭皮囊中拔出，搁在清风明月处，一任文字抚摸，继而战栗，通体陷入不可言说的愉悦。这是小说之美。所谓观，照镜子。小说是一面镜子，籍此可观自身容颜，或妍或媸，从而自省内心、澄清思虑，得以深刻；亦可籍此镜觑他人之千娇百媚与奇形怪状，或怔或喜或叹或渐木讷无言。这是小说的认识。所谓群，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人毕竟是一种群居动物，需要用他人的体温互相温暖，相互肯定，当然，与草木同朽的圣人不在此列。从某种意义上说，文学不仅可扮演听伯牙弹琴的子期，必要时还能客窜上几回红娘。小说在这里抛的是媚眼。所谓怨，发愤著文，不平而鸣，或哀百姓黎庶，或恨天道无眼，或泣自身不遇，胸中郁气实是不可不泄。
小说的功能即此四字。此四字时有起伏，间有消长，或长笛独奏，或管弦合鸣，并缘此形成种种流派，呈出刘勰在《文心雕龙》中所谈论到的八种基本风格，典雅、远奥、精约、显附、繁缛、壮丽、新奇、轻靡。典雅者，端庄大气，简单质朴，写尽一个时代、地区的荣辱兴衰，所用笔法为现实主义；远奥者，文辞繁复，结构叠嶂，似群山蜿蜒，令人徒发不识庐山真面目之浩叹，忽峰回路转，柳暗花明，心神焕然一振；精约者，用字考核，冗词几无，句句皆挠到痒处，实难增删一字，文字似水洗过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