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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子诚：一点往事（2）
重新想起这件事，是到了1969年夏末秋初的时候。那时，我和大多数教员，已被宣布到江西鄱阳湖畔的“五·七干校”劳动。临走前，有许多事要处理：书籍装箱存放；购置劳动生活的用品；觉得很可能不会再返北京，便和谢冕、周先慎骑着自行车，跑遍北京有名的古迹胜景摄影留念……最让我伤脑筋的是，大学入学以来的十多本日记如何处理。不论是带走，还是放在系里寄存下放教师物品的仓库，都觉得不妥当，倒不是里面有什么“里通外国”之类的秘密，而是写给自己的文字，不愿意让别人读到。想来想去，终于，走之前的一天，在十九楼（中文、历史系的单身教员的住处）前面树丛间的空地上，一页页撕开烧掉。烧时不免留恋地翻读，然后看着它们成为黑灰。在读到1958、1959年间的那些部分时，我发现，原来那时我也充当过激烈的“批判者”的角色。
1958年，我已是二年级学生，“反右派”运动结束不久，便是全国的“大跃进”。除了参加修建十三陵水库，参加除“四害”、大炼钢铁，参加为创小麦亩产十万斤记录深翻土地的运动外，在学校便是“拔白旗、插红旗”——批判“资产阶级”专家权威。北大是著名学者会聚的地方。我们进校之前，对文史哲“权威”的名字就耳熟能详。他们大多在这个运动中受到“冲击”。记得，中文系的语言学家王力、岑麒祥、袁家骅、高名凯，作家和文学史家吴组缃、林庚、游国恩、王瑶，他们有学术思想和研究成果，在这期间都受到批判。而我所在的班，批判的是王先生。
直到现在，我仍不清楚这个“任务”为什么交由我来承担。我清楚的是，无论作为一个运动，还是具体批判对象和批判方式，都不只是学校的事，更不可能由我们这些很少政治经验和阅历的青年学生所能决定。对王先生的著作，主要批判的是他的《中国新文学史稿》——这是建国后最早出版、也是当时最有影响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著作。当时，我们实际上还未学习现代文学史课程（那是三年级的必修课），书中述及的许多文学现象和作品，对我们来说都很陌生。但是，既然认定《史稿》是资产阶级性质，我们这些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的“小人物”，就有资格藐视权威，于是分成几个小组，分别就文艺界“两条路线斗争”“党的领导”“研究方法”等若干专题，进行准备。我被分在最后的小组。我们先学习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和《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学习周扬总结“反右”运动的文章，然后根据我们所掌握的这些“武器”，来寻求《史稿》中的资产阶级立场、观点和方法。当时，暑假已经开始，我在参加了几次讨论后，便回南方的家乡，待到开学归来时，同学已写出几篇批判长文，并已交到杂志社。不久，这些锋芒毕露的长篇文章，便在下半年的文艺界权威刊物《文艺报》和《文学评论》上刊出。其中最主要的一篇，题为《文艺界两条道路的斗争不容否定——批判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作者署名为“北京大学中文系二年级鲁迅文学社集体写作”。是的，当时我们班组织的文学社，便以“鲁迅”命名。我在当时的日记中写道，看到这些成果的发表，听着在校坚持战斗的同学对写作的情景的讲述，我感到很惭愧。在批判开始的时候，我的好朋友给我写了这样一行字：“你闻到硝烟的气味了吗？做好了投入战斗的准备了吗？”但我却临阵脱逃，这使我后悔，觉得这个缺憾，将难以弥补。
在批判文章发表后不久，王瑶先生的名，便从《文艺报》编委的名单中消失。我无法知道王先生受到批判时的内心活动，但我知道，他本来也是想顺应潮流的。在“反右”刚开始时，他就发表《一切的一切》，表示对于“右派分子”的谴责。这篇文笔、结构相当漂亮的短文，登在《文艺报》的头版头条。1958年初，他的评冯雪峰《论民主革命的运动》一书的长文，也刊在《文艺报》上。他批判冯雪峰的依据和逻辑，也就是半年后我们批判他的依据和逻辑。但王先生没有能使自己免于“厄运”。
洪子诚：一点往事（3）
临近毕业，不管是学校领导，还是我们自己，都觉得这几年中损失很多。许多该上的课没有上，该读的书没有读。当然，也许更重要的是失去一些基本品格，例如，长幼尊卑的界限，对待事情（学问也在内）的老实态度。在上五年级的时候，便集中补上一些必修课。如古代和现代文学史。现代文学史采取讲座的性质，把重要的文学现象和作家作品，归纳为若干专题，由几位先生轮流讲。王瑶先生讲四讲，记得有五四文学革命、鲁迅、曹禺等。他浓重的山西口音，我听起来很费力，因此，每次总要先占好前排的座位。对于两年前的批判，我们（至少我自己）并没有正式向他道歉过，承认我们的幼稚和鲁莽。但我当时想，诚挚地接受他的授业，应该是在表示我们的反省。我看到，他在不久前指责他的学生面前没有丝毫揶揄讥讽的语气神态。他认真细致地陈述他的观点，讲到得意之处，便会情不自禁发出我们熟悉的笑声。他对曹禺等作家的分析，使我明白世上人事、情感的复杂。课后，又耐心地回答我们提出的问题。这种不存芥蒂的心胸，当时确实出乎我的意料。他是在表明，我们每个人都无法脱离社会历史的拘囿和制约，却可以在可能的条件下，选择应该走的路。
在把“文革”发生的事情，和以前的经历放在一起后，我开始意识到，我们所遭遇的不正常的事态，它的种子早已播下，而且是我们亲手所播，在我们用尖锐、刻薄的言词，没有理由地去攻击认真的思想成果时，实际上，“批判者”也就把自己预置在“被批判”的位置上。这一对比又使我想到，对于生活中发生的挫折，我却没有老师的从容、沉着，我慌乱而失措。这不仅因为我还年轻，缺少生活经验，最主要的是心中几乎没有什么东西可以作为有力的支柱。更让我难堪的是，批判会上，我被学生所“质询”、所批判的，竟是些什么“不让见毛主席”、“阶级路线”之类的可笑东西，是我那几年发表在报刊上追赶政治风潮的浅薄的“时文”。而我们五十年代想要“拆除”的，则是王先生的具有学科奠基性质的《史稿》，是他的也许更具价值的《中古文学史论》：这是让批判者最终要回头来请教的著作。在王瑶先生的心中，有他理解的鲁迅，有他理解的魏晋文人，有他的老师朱自清。因而，在经历过许多挫折之后我们看到的是一种成熟和尊严，这是他在八十年代留给我们的形象。而我们呢？究竟有些什么？心灵中有哪些东西是稳固的、难以动摇的呢？
对于已走过一百一十年的路的北大，我们个人可能难以讲清楚其间的辉煌与衰败，光荣与耻辱，我们可以说的，是个人亲身感受到的“传统”。在我看来，北大最值得珍惜的“传统”，是在一代一代师生中保存的那样一种素质：用以调节、过滤来自外部和自身的不健康因素，在各种纷扰变幻的时势中，确立健全的性格和正直的学术道路的毅力。这种素质的建立和传递，可以肯定地说，不仅来自于成功和光荣，也来自于我们每个人都经历到的挫折，就如王先生的人生和学术道路给我们所留下的深刻的印记那样。
洪子诚，1939年生于广东揭阳，1956年就读于北京大学中文系文学专业，1961年毕业后留校任教至今，现为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著有《作家姿态与自我意识》、《中国当代文学史》、《1956：百花时代》、《问题与方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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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福辉：融入我的大学（1）
70年代末、80年代初北大生活片断
1978年金秋十月的一天，我在北京站坐上了北京大学派来接新生的车子。驶进长安街的瞬间，我的心少有的蒸腾飞翔起来。记得当时我暗暗立下个心愿：一定要对得起这三年，拼命学好这三年。可是住进了学校29楼，和同届的研究生一接触，我就傻眼了。因为他们的决心能把我衬托得无地自容，有的人的口号竟是：三年不看电视电影！对知识的这种饥渴般的感觉现在想来似乎仍贴在身上，难以忘怀。
这实际不是北京大学的特点，而是1977年、1978年中国所有学校的特点。因为已经十几年全国人民不读书或说只读《毛选》一本书了。王府井新华书店只要传出明早有一本十九世纪的文学名作再版，就会天不亮在门口排起了长龙。这又是恢复高考之后第一批主要不论“政治身份”的学生进了校，77届、78届本科生（当时就知道有陈建功、黄蓓佳、黄子平等），加上78届的研究生，好多年的人才累积，聚于一堂。我后来问过我的同学，多半都是按所谓的家庭出身过去不可能“读研”的人。所以大家有一种解放感，有一种压抑已久的学习冲动存在。我现在还能找到的一张自拟的作息时间表，是早晨5时半起床，去未名湖跑步、读外语；上午7时半和下午2时半和晚上6时半是一日三次进图书馆；晚间12时睡觉。三年中几乎每天如此，周而复始，围绕着一塔（塌）湖（糊）图（涂）。
可是北京大学毕竟有它的特殊之处。 对北大之所以是北大的独特感知，是从入学考试便开始的。当年宣布招考研究生，本来就是个“突发事件”。我决定报考王瑶先生、严家炎老师的研究生，是在这年3月30日见到报上放宽考研年龄到40周岁的新闻之后，4月4日即报名，5月3日获准考证，5月15日、16日、17日三天便到区教育局考场参加考试。哪里有什么复习？相信大家在这个“时间”面前，是人人平等的。而中国现代文学方向需加考古代文学一张卷，要整整比别的学校多准备一门学科，这在全国仅此一家。在考场抽出古代考题时我倒抽了一口冷气，单是甲题两道，乙题五道，丙题十道，你就能体会到它所包含的广阔程度。到考现代文学那天，看题的刹那间我竟有十几分钟呆在那里没有动笔！时隔三十年，今天回头来看北大的题目，仍然是惊心动魄。比如第一题问：鲁迅对自己的《呐喊》、《彷徨》有不同特色曾说过一些话（题里并不告说了什么话），请按此举出作品实例，谈谈这两个集子在思想上、艺术上有何不同？看似不难，实际不要说必须在鲁迅的话上不卡壳，即便不能将鲁迅小说准确地放入到这两个集子的序列中去，一旦错乱，张冠李戴也就完了。所以我当时在草纸上是先仔细地小心翼翼地一篇一篇还原篇目，再答题的。还有一题也是引用鲁迅的话，总算告诉你了，说鲁迅说过五四时期“散文小品的成功，几乎在小说戏曲和诗歌之上”，问同意不同意，然后结合文学史的具体情况，讲出五四散文成就或高于五四小说、戏剧、诗歌，或低于五四小说、戏剧、诗歌的理由来（按照我的理解，还要把握住鲁迅用词这“几乎”两字的分寸）。天哪，这哪里是四道题里的一题，差不多就是要掌握五四断代文学史的基本脉络呀。后来参加在北大图书馆举行的复试，笔试题型和这一般无二，只是风格更深入、更阔大。如第一题是：在二三十年代，曾发生过关于五四文学革命性质的一些流行见解，试从新文学的实际出发，论述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对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的指导意义。这是要看你对文学史性质的学术问题有无自己的看法。“流行见解”是什么又没说，是检验你对已有的研究成果熟不熟，资料熟不熟。如果前面鲁迅谈《呐喊》、《彷徨》的话大家还有目睹耳闻的话，这个要是不知道可就真不知道了。最后你必得熟读《新民主主义论》，能把新文学的实际和毛泽东的理论对上号。当时的“解放思想”还没有达到后来的水平，此题像五四散文那样作反题自然不行，但那些“流行见解”实际上是胡适、瞿秋白、胡风的，与毛泽东不同，等于在启发你思考历史的本来面目并非起初就是大一统的。至于十个概念小题，竟然是从尼采到显克微支十位外国作家，要分别说明这些作家的国籍、至少一种作品、介绍到中国的大致时期和对哪些中国作家或文学社团产生影响。占一分顶多占两分的小题，却要回答出现代文学接受世界文学影响的如此丰富的内容来。北大的博大精深，可见一斑。难怪后来我们六名被录取的同学到校，互相一碰分数，报纸上披露的全国文科研究生“状元”的钱理群，专业成绩才七十多分。我才六十分。参与判这600多名考生卷子的老师告诉我们，第一天判不出一张五十分以上的卷子，等到判出第一张时，全场轰动，竞相传阅。这张卷纸的答者就是现在的沈从文专家凌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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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福辉：融入我的大学（2）
等到进了学校，对于北大在学问上的大气便更有了领悟了。我记得第一次与导师见面，王瑶先生指导订学习计划，便告诫要注意读原来的报刊杂志，一可了解作家作品出现的环境、气氛，二可了解原始初刊的版本情况（后来版本有的经过改动），进入作家当初写作的实地实境。要造成“专业敏感”。读书时要思路开阔，觉得脑子里有许多题目，觉得时间不够用，就有希望了。如果总是需别人出题目，那就糟了。这次谈话给我闻所未闻的印象。我们的学习主要是坐图书馆，至于听校内外的讲课、讲演倒还在其次。严家炎老师开出的书单，包括作品单行本、报刊、理论，足有几百部以上，洋洋大观。却并不硬性要求一本本读完。辅之于师生共同参加的“专题讲座与讨论”，倒是经常的。办法是一人准备，讲述，然后师生自由讨论，训练研究问题的方法。还要准备第一年结束时的学科考核，有笔试有口试，请外面专家给你作鉴定。这个比第三年的论文答辩还难。这些做法远不能概括全部，但回想起十多年后学术界逐渐流行起来的说法、做法，北大确乎是先行的。王瑶先生以严格著称，批评起学生来字字声声都砸在你心上，不留含糊。但私下里谈起感兴趣的话题，他会突然用浓重的山西口音丝丝地迸出连珠妙语，真比他的论文生动十倍。而且一句话没等你反应过来，他自己先笑起来。这笑还极富传染性。我还能记得先生的谈吐，比如谈专业的“敏感性”，说像打毛衣，不会织的着眼于好看不好看，会织的可就能看出上七针、下八针的织法来。谈到资料要积累，学术动态也要积累，打的比喻是好比后台不丰富（不妨杂乱点），前台演出也好不到哪里去。他还劝我们不要妄自菲薄，说做的学问虽然是历史，不要以为后人、局外人就无从研究。历史往往是没有参加过这段历史的人研究的。因为当事者的经验、感情都太丰富，弄不好反而糊涂，等等，等等。这个学校就是这样迅速地将你推向学术前沿，并从中提高你的求知信心。一个人，大学时期真正学得的知识是有限的，而学习的自信心却终身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