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所有人，发出亲切的、宁静自然的问候。它们的美，就在那一刹那间，流入了所有人的心怀。而此情此景，也许不几天后，将荡然无存。
“青山犹作布良心，朱门却有田居乐？”中国学术的最大特点，据说是“自由心证”，外在的环境生态颇为重要。有意思的是，北大要修整的这片地，居然要盖成“国际数学中心”，数学家需要的，不是精细的装修，不是坚硬的棱角，不是紧张的秩序，恰恰需要的是文学般的自由与散乱，哲学般的天然与荒凉，农民般的大气与随机。而校园北边的这块地，不用作任何的装饰，就忆是数学家最好的“学术公园”，是把所有人培养成体会数学之美的最好去处，何必妄自菲薄？何必画蛇添足？何必自毁前程？
冯永锋，北大中文系一九九零级，现在光明日报社科技部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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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续冬：草坪音乐记忆（1）
几个月前，《北大原创音乐20年》的几个制作人员找到了我，让我作为见证人提供一些20年来、尤其是90年代初我进校以来北大原创音乐史的注脚。出于命运的偶然，掰着手指头狂数也识不出简谱的我的确和很多在北大玩过音乐的人结下过善缘，他们之中有些人还是我的至交。但我所“见证”到的，仅仅是我自己在以这些朋友的音乐为背景的漫长的求学生涯中微不足道的个人成长而已，除了讲一些可能只对我自己有意义的琐碎的小故事、小回忆，实在是提供不出任何对“北大原创音乐史”有价值的注脚。一个月前，《未名湖是个海洋——北大原创音乐20年》唱片首发式暨演唱会在北大大讲堂隆重举行，又是出于命运的偶然，我没有拿到承诺中的入场券，无缘目睹这场传说中的“北大原创音乐盛典”。几天之前，我终于拿到了这张包装得像一盒国产杀毒软件的唱片，看见里面居然把我也列入了鸣谢人员之列，实在感到惭愧。
我迫不及待地把这张唱片当作下厨时的劳动背景音乐播放了起来。生活变化大啊！以前在哼哼唱片里的几首熟悉的歌的时候，经常是走在通往食堂的路上，一手持搪瓷饭盒一手拿金属饭勺敲打出快乐而饥饿的节奏，现在，我竟然是在人到中年的厨房里腆着无耻地隆起的大肚腩重温这些清瘦的歌。这样想来，我又觉得善解人意的命运阴差阳错地没让我去看那个首发式暨演唱会其实也是为我着想，因为在我的记忆中，除了在饥饿的时候哼哼，我和这些歌最自然、最亲切也是最和谐的相逢场合是北大的草坪。先是在老图书馆东侧的大草坪，后来大草坪上要盖新馆，我们发动的“保卫草坪”活动（在《北大原创音乐20年》里被隆重封禅的前校园音乐人许秋汉还曾经为此写过一首现在没有多少人能够记得的《保卫草坪》）未取得成效，又移师到了委曲求全的###草坪。我很难想像，像《星期天》、《未名湖是个海洋》、《长铗》这样的歌如果离开了草坪移植到室内的“盛典”里会变成什么样子。
10年前，在我的大学生活中，“草坪”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关键词，它具有双重的功能，一重功能相当于今天的MSN，而且还是一个肉身版的MSN，大家吃完了饭有些兴奋，要祈求上苍保佑粮食顺利通过人民，就在草坪上陆续“上线”，好友们互相社交一下，陌生人们互相搭讪一下，然后就愉快地“下线”，社交完了的回宿舍继续发呆，搭讪成功了的找个稳妥的地方去办该办的事情。另一重功能，说玄乎点，就相当于今天的“神六”，载着大家飞呀飞，在充满猥琐和无奈的求学生涯中尽可能不猥琐、不无奈一下，把低眉顺眼的心境发射到一个俯瞰寰宇的狷狂的高度。这两种功能的实现往往都离不开所谓的“校园音乐”，对于第一种功能，音乐保证了社交的友好氛围和搭讪的由头（或者说“前戏”），对于后一种功能，有一类音乐似乎是专门为它而生的，离开了这些音乐，我们就根本无法挣脱我们缩头生活的紧身龟壳，比如说，如果没有许秋汉的《未名湖是个海洋》，我们对北大又爱又恨的深情可能会变成肉麻的口水或鸡毛蒜皮的牢骚，如果没有许秋汉的《长铗》，我们可能很难挖掘出我们身上和上古时代隐秘相连的孤愤和旷达。专写这类音乐的歌手则似乎是专为草坪而生的歌手，离开了在草坪上引领我们的气血和神思直冲云霄的氛围，他们就会像哈利波特失去了扫帚，完全找不到自己的气场。所以，许秋汉、陈涌海、石可、张力之类的“草坪族”即使不在所谓的“盛典”上出现而仅仅只在唱片里露几嗓子，也会从魔法世界跌落到麻瓜世界，他们在草坪上具有无穷魔力的嗓音在唱片里险些沦为过于狡猾的编曲、过于职业的伴奏的点缀品。《未名湖是个海洋》这首歌在10年前和今年先后录制出来的两个版本都无法和许秋汉的头发没有中年早谢以前的任何一次草坪即兴版相媲美，离开了草坪，未名湖或许注定是个干涸的海洋，或者如我的学生、音乐人张力所言，“未名湖是个刘海洋”，一个向特殊年代威严的巨兽脸上泼硫酸的版本。
胡续冬：草坪音乐记忆（2）
我一直坚信，一所没有面积足够庞大的草坪的大学是一所失败的大学，一个没有许秋汉之类的骑着吉他（和女孩）满天飞的音乐人的草坪是一个失败的草坪，而一段没有傲气酒气腥臊气草莽气杂糅的草坪音乐记忆的求学经历，则一定是一段失败的求学经历。幸好，我的求学经历还不算失败。我自己在脑海中存储的个人版“北大原创音乐20年”始终带着大草坪被刈草机修剪过后的迷人的青草气味，在气味中浮动的那些为我带来美妙音乐的人完全不受“北大”二字的身份限制。有两位进入不了《北大原创音乐20年》这张唱片却曾经一度与我啸聚在北大草坪上的非北大裔人士一直和许秋汉一起排在我的北大草坪音乐记忆的前列：一位是长期居住在圆明园的资深音乐人张慧生，他是上下几代北大音乐人的吉他老师和挚友，几年前他离我们而去，去得如此仓促，没有留下任何歌曲的录音，他谱曲的海子的《九月》已然成为我们时代的《广陵散》；另一位是我的挚友马骅，2002年的夏天，他还在###草坪上弹唱他写的极富童趣的《青蛙》，弦动欢声起，曲终人不见，两年后的夏天，远在云南梅里雪山教书的他不知被澜沧江水带向了何方。
胡续冬，诗人、随笔作家，本名胡旭东，1974年生于重庆，1991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1996年入北京大学西方语言文学系攻读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硕士，2002年于北京大学中文系获现当代文学博士学位后留校任教，现为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世界文学研究所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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涂骏：纪念与反思（1）
梅贻琦说：“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今天的北大，怕已当不起这句话。
在北大十来年，有人格风范使我深铭在心的良师，寥寥。我来讲讲其中的二位：中文系的钱理群，艺术系的朱青生。
我1996年入电子系，但爱好文学，读顾城、北岛后开始写诗。同级的两位文友，历史系的周青丰、中文系的胡少卿创办“我们文学社”，邀钱理群先生做顾问。老钱在成立大会上致词，讲演的题目为“我中的我们，我们中的我”，热情洋溢而有深度。结束后我跑上去找他，给他一封信，说：“我想转中文系。”老钱看了信，略想了想，给了我家里的电话，说：“我想想办法，你过几天打我电话。”那封信充斥着文学青年的狂热，现在想来令我羞愧。老钱和我素昧平生，竟然认真对待了这件事。几天后，我打电话，他告诉我：“系主任费振刚是我同学，我和他说了，你去系里和他谈谈。”我带上作品就去了，费振刚婉言劝我，一、已经过了转系时间，转系考试在每年4月份，现在已经是10月份了；二、喜欢创作并不一定要来中文系，中文系并不是教创作的地方。我扫兴而去，不过对老钱却很感激，他并没有劝我半句。
见过老钱的人一定觉得老钱好玩，头大如斗，秃顶，笑眯眯，像弥勒佛。他儿童时演过《三毛流浪记》里资本家的阔少爷，有一场被欺负了哇哇大哭的戏。老钱以研究鲁迅知名，在北大常年开鲁迅与周作人比较研究课。有一次课上老钱说：“我不能和老伴一起去买东西，我老是和服务员争论闹矛盾，害得东西买不成，老伴怨我。比如北新（北大三角地的一个商店，已被拆），我每次去，都觉得售货员他就是阿Q，我是小尼姑，老被欺负，他要用手指弹我的脑壳。我就要反抗，一反抗，不欢而散，东西不买了。”大家哈哈大笑。下课后，经常是一帮人前呼后拥，跟老钱去饭馆蹭饭。
老钱在北大常说些不合时宜的话，常被警告，老钱却一直很乐观。有很多人认为，老钱热情有余，理智不足。老钱本人对这话也有些认同：“我的朋友汪晖就曾经说我，你研究鲁迅，鲁迅是非常悲观的，但你的气质却和悲观差了十万八千里。”老钱顽童般呵呵一笑，眉眼挤成了一线。
老钱前几年退休，渐有悲观的体会。他虽然有些眷恋北大这个地方，但也乐于退休，因为他对北大已经不抱希望，不如归去。临退休前的一次讲座上，有人送上条幅及花篮：老钱一路走好！老钱笑：“好像给我送终。”退休之后，老钱想，在大学里教鲁迅思想已经迟了，因为进来的学生们已经被中考、高考这些考试制度扭曲了，应当到中学生里讲鲁迅。他就到南京师大附中开课，为了适应中学生的处境和理解力，他精心设计了讲义，比如从鲁迅和周海婴的关系讲起，讲父母和孩子之间的相处，这是困扰中学生的重要问题。他发现，这样讲效果很好，学生们爱听，课堂很活跃。但是有一天，学生告诉他说：“钱老师，你讲的很好，我们爱听，但现在我们的关键问题是要考大学，我们愿意先考上北大，再去听你讲课。”
几个月前，“我们文学社”庆祝建社十周年，请老钱来座谈。老钱笑哈哈地给我们讲他“文革”时候的事，念他当年写的豪情而可乐的诗篇，依然是童心未泯。不过偶尔他的脸上也会闪过一丝自嘲和感伤。他对中学生也不抱希望，他说：“假如说我自己做事情的热情和努力是一百分，我所产生的效果却很小很小，我的贡献只有零点零零几，小数点后面几位。不过没关系，我对自己说，好歹是个正数，正贡献，只要是正数就行……”老钱又呵呵一笑，眉眼挤成一线。
年青一辈的学生或许觉得老钱已经落后于时代，理想和抱负如堂吉诃德般可笑。我觉得老钱做了什么都不重要，我所认识的老师中，没有一个人具有老钱的独一无二的特性：集顽童和长者于一身，对年青人永远是支持，是鼓励，是同情，无论年青人的想法是多么幼稚，多么轻狂，多么可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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涂骏：纪念与反思（2）
不理智乎？一种一以贯之的风格就是理智。
那天聚会后老钱和我们一道吃晚饭，聊天后送老钱走，老钱不辨方向了，问该朝哪个方向打车。我们送老钱上出租车，忽然觉得老钱颤巍巍地，老了。车走后，主持聚会的胡少卿一拍脑袋，嘿嘿一笑：“哎呀，忘了给老钱付打车钱了。”
朱青生和老钱完全不是一个类型。年龄上要晚一辈，身材高大挺拔，步伐敏捷。戴自制的大黑框眼镜，手腕上一块简易电子表。他有着很高的理智天赋，听过他课的人会深深地感受到理性的魅力。他教艺术史，每次课都如同讲演，展开丰富的架构，若干条线索穿行，而自始至终他都不会有丝毫的散漫和迷失，这种严格的控制力我没有在其他老师身上见过。
老朱1987年从中央美院调来北大，1990年去德国海德堡大学读艺术史，1995年回国。在海德堡期间，为了练习德语并提高思维，他每天六点钟起床，读两个小时哲学。给他上课的德国教授时常带一块巧克力，在班上提问逻辑问题，谁答对了就得巧克力，巧克力每每被老朱吃到。老朱笑言：“他问的问题只有两三层逻辑，我研究过佛经，其中的逻辑层次细到有十几层，你想想我得他的巧克力是不是小菜一碟。”老朱离开北大时对送他出去的老师说：“我五年后回国。”五年后他果真信守诺言，在离开的日子回来了。
我晚一年进北大，没有见到1995年的老朱，据说他当时上课，穿轻便的西装，胸口上别一朵小花，把课堂上学艺术的女孩们迷得要死。我也见识了很多老朱的趣事，有一次课堂上一位同学起身离开，快走出去的时候老朱叫住他，“同学，你能把离开的理由告诉我吗？”被问的人张口结舌。老朱在考试上也别出心裁：“你们有的同学如果实在很厌烦考试，想不考试就拿到学分，也不是没有可能，你写封信给我论证你不能考试的理由，我可以考虑。”过圣诞节时，老朱送班上的同学每人一张自制贺卡，上面写着：“没有人是艺术家，也没有人不是艺术家。”这后来成了他一本书的名字，书名之长冠绝古今。
老朱做现代艺术，做到了儿子身上，他给儿子起名朱元璋。老朱曾经给桂林市长写信要求在桂林山水中挑一座小山漆成红色，以质疑绿色环保观念。老朱说：“绿水青波之上出现一座红色的小山，其实也很美是不是？”有反对者说，用油漆漆山会把山上的生物比如蚂蚁杀死，老朱真漆了一座巨石，长期守望，拍下了昆虫在红石头上聚居交爱的录像和照片。又有反对者说，油漆散发有毒气体，会污染环境。老朱回答说，你们家里的碗橱都是用油漆漆的，也没有看见谁被毒死。
印象最深的是1999年元旦，老朱把我们艺术协会一帮人邀到体育大学附近的一个农家院，这是他租下做中国现代艺术档案的。在这个院子里给我们讲了三天课，陈明艺术的种种问题，谈了七个专题，最后谈到人生的寂灭。大家都很兴奋，一个个听得醺醺然，渴了喝喝茶，饿了煮点粥，困了就横七竖八地打地铺。非常难忘的三天，魏晋风流，其如此乎？
老朱有时也感慨今天的中国人文化处境的艰难。老朱说，今天的中国人要想在文化上真正有所创造，一要懂希腊语，希腊是西方哲学的源头；二要懂梵文，才能真正了解印度对中国文化有过的影响；三要多懂几种作为现代汉语语源的外语。更要精研古汉语，懂甲骨金石文字。老朱说：“未来五十年，中国仍是处于译经时代。”意思是五十年内我们不可避免仍是西方文化的学习者。一次聚会，老朱向我们举杯：“我和你们约定，二十年后我们一起来翻译《伊利亚特》。”
最近见到老朱是在一个讲座上，结束讲座时老朱说：“归国带回艺术发展最前沿的策略规划和方法，我常常给北大提教学建议，给校长写信，十二年过去了，可惜我的想法还是不能实现，但我还是年年提议，成了不合时宜的人。中央美院的院长最近对我说，你还是归队吧，到我这里你可以按你的想法做。我有时也想归队，但是我又想，就像今天这样一个讲座，你们听了如果会心里一动，觉得受了启发，和没听不一样，就为了这么一点不同能在北大实现，我想我还是愿意继续坚持一下。”
涂骏：纪念与反思（3）
至于我本人，我在北大的经历微不足道，本科毕业时我考了社会学系的硕士，受费孝通《乡土中国》的影响，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