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牛k老师搬家，搬到了一套像模像样的房子里。他可真爱这套房子，每天都要擦一遍地。他们家的地板，我舔都舔不了那么光亮。
再后来，牛k老师迷上了健身。他每天都要到健身房跑几千米。有一次，他得意洋洋地说，他打车的时候，出租车司机突然问：你是搞体育的吧？为什么？这身板！
他不停地重复“这身板”三个字。健身房那么枯燥的地方，他都能咋吧出乐趣来，真能自己给自己解闷。
相对于牛k老师是一个好老师，我也是一个好学生。这倒不是说，我学到了老师的学问和为人，我狗屁都没学到。但我在上学、上班的各个阶段，都会像幼儿园的小朋友一样，彻头彻尾地崇拜着自己的老师，梦想成为他们那样的人。
牛k老师就是我“梦想成为”的那种老师。
3
当实验品的过程，刚开始还是比较辛苦的。课程很多，一天上下来还挺累。大伙儿都被牛k老师感召着，坚持上课，坚持读书。不过后来，不少人都也想开了。牛k老师不还说过率性为真么，先从这点做起吧，于是爱玩儿的都开始疯狂地玩儿。
谁也没有b哥能玩儿。b哥玩儿到后来，玩儿出了一个称号，叫做“娱乐之鬼”。
b哥有一米八出头，非常瘦，河南人，但他们的另一个老乡管他叫索马里人，因为他太瘦了。为什么叫b哥呢？可能是蛊惑仔电影里的人名吧，这个外号一直延续到现在。
好像是大二开始，我就没见着b哥上过什么课。刚开始，他总是和另一个湖南的同学去录像厅看录像，香港的，一晚上好几部。说来那些片子他都看过，可是还要看。看到湖南同学看不下去了，决定回去学习了，b哥继续去。直到录像厅拆了，这个爱好才被终止。
石一枫：昌平园，实验品，两个人（4）
然后b哥开始打篮球。必须得承认，他打篮球的姿势是最丑的，但是打得却是最好的。我也喜欢打篮球，不过北京的小孩打篮球有个毛病，就是花架子，没实战效果。不像b哥，打球跟耕地似的，但是非常实用，每次总是他得分最多。有一度我还每天跑步、练习，就是为了和b哥争夺球星的地位，当然最后还是以失败告终。
与篮球同时，b哥还好上了玩儿电脑游戏。那时候网吧还是一个新生事物呢，b哥就泡在里面，从星际争霸玩儿到Cs。他一坐上去，就能玩儿几个小时、十几个小时。最多的一次，玩儿了23个小时。玩儿到后来，直接吐在电脑前面了，赶紧用塑料袋接着，接茬玩儿。
很长一段时间，我的生活是这样的。早上十点起床，拍b哥宿舍的门：b哥上课了！没人答话，但我知道他还活着，于是先去上课，十二点回来，又拍门：b哥吃饭了！b哥就跟我到食堂，永远的烧茄子鱼香肉丝两个馒头。吃完饭，我们抽一颗烟，胡扯，然后去打篮球，一直打到下午五点，两腿都要抽筋了。再吃完饭，我去上自习，他去玩儿游戏，晚上十点我回来，他还没回来。一点钟，终于回来了，我们一起出去喝啤酒，然后我睡觉，他继续在楼道打牌。第二天上午十点，我再去拍门：b哥上课了！
不知道b哥是怎么毕业的，有一次考中国哲学，临考的时候他也拿着一本书，疯狂地看，我说：你也有学习的时候。他说：好看。我一看，原来是一本天文学科普著作。等到第二天就要考了，他决定熬夜，喝咖啡，用大搪瓷杯子咕咚咕咚。夜倒是熬了，就是彻底睡不着了，一直挺到次日中午，再也坚持不住了，昏厥，错过考试。他对老师说：睡过了，真遗憾。老师说：再给你一次机会。这次倒是没睡过，但是考试的时候，他又把地点忘了。等赶到考场，已经快考完了。
但是b哥仍然是一个当之无愧的北大人。我认为，他比很多穿着板儿板儿的西服，特向往“高尚”生活方式的校友更加当之无愧。他可以不为物质、金钱、主流价值观所动，专心致志地做自己认为有意义的事情。大家都在看书的时候，是因为看书和考试成绩挂钩，那时b哥读书肯定是最少的，但工作之后，很多人都蜕化成了坐在电脑前的白领，没有谁愿意看人文社科方面的书籍了，可b哥仍然在充满兴趣地阅读。现在的b哥，仍然想打篮球就打篮球，想打麻将就打麻将，想搞创作就搞创作，他天生不为什么事情羁绊，尤其不为世俗的“成功”标准所羁绊。这放在过去，只是一种生活方式，放在今天看来，就是一种难能可贵的品格了。
我1998年进入北京大学，那时候还是一个愣头青，没有车，没有瑞士表，爱好打篮球、喝可口可乐。时至今日，我仍然会回忆起刚刚入学的那几天的情景，也常常和牛k老师聊天，常常和b哥一起鬼混。想想那些时光，和已经熟识的朋友们在一起，我总是感到，当一个愣头青是很美好的事情。愣头青永远是年轻，虽然我还没老，可我已经开始害怕老了。
石一枫，1979年生于北京，1998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2005年硕士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现为《当代》杂志编辑。著有长篇小说《b小调旧时光》。
陈恒舒：先生（1）
刘浦江
写中文系的事情，先要从一个非中文系的老师写起——刘浦江先生。
不知道从哪一年开始，刘先生给中文系的本科一年级学生开设中国古代史的课程。他有两点特别出名，一是要求严格，相传中文系有“四大名捕”，就是抓不及格的学生抓得特别狠的那种，说法有很多个版本，但不管哪个版本，刘先生的大名都赫然在列——据说有人重修了四次还没有及格呢。二是他每年开学的第一节课都会说一这么一句：“我一直觉得你们中文系的学生是比较没有文化的……”当时听到这句话，整个教室一片哗然，尽管此前已经有师兄师姐给我们打了预防针。然后他就开始解释为什么说中文系的学生没文化，大约是讲了一些个人经历，发现中文系的学生对于中国传统的历史文化知识是颇为匮乏的。于是在这个学期的课程中，他很注意对我们古代文化基本素养的训练，比如干支纪年甚至于纪月、纪日，比如读写繁体字，现在想想，对于日后的学习确实获益匪浅，而当时那一句当头棒喝对于刚刚进入中文系的洋洋自得的我来说也有相当的必要。第二年C君拉着我跑去听他的第一节课，他看见我们俩坐在下面，开始先敷衍了一些别的话，显得有些拘谨，但后来还是没忍住，很突兀地崩出一句：“我觉得你们中文系的学生比较没有文化……”整个教室又是一片哗然，只有我和C君相视一笑——这大约也是新生与老生的区别之一吧。记得刘先生说完“中文系学生没文化”之后还有一个补充，大意是说他的夫人也是中文系的，但是是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的，所以还算有点文化——后来我选择了古典文献专业，不能说没有这句话的影响。
随着这门课的深入，我才越来越觉得他说的话并非无稽之谈。历史课大家从小都学过，但中学的历史教育为了适应考试的需要，把一些尚无定论的东西武断地下了结论并强行灌输给我们，同时还灌输了不少陈旧甚至错误的结论。而刘先生在课堂上常常能为我们破除这些“虚妄”。有一次他拿起讲义念道：“恩格斯说……”大家一听是恩格斯的话，赶紧埋头去记，等到记完手都酸了，这时刘先生放下讲稿，慢条斯理地说：“现在的研究证明，这个观点是错误的……”大家全崩溃了。当然，重要的不是结论，而在于你能够运用自己所掌握的材料去研究去分析——这就是中学教育与大学教育的不同。而刘先生也很重视我们自己的观点，在两次大考中，他各有一道分值很大、灵活性也很大的题目，凡言之成理持之有据者都可得高分，我想这也是把我们从高中那套为了应试而死记硬背的学习方式下解放出来的重要环节之一吧。
如果一个老师仅仅能传授知识，那便算不得好老师，充其量算个平庸之辈——因为这是所有的老师都可以做到的。而刘先生身上却有一种令人肃然起敬的人格魅力。有一次不及的是讲什么问题，他提到了92年经济体制改革以后，一位北大的教授从某栋教学楼上跳下去了。这时下面传来了些许轻蔑的笑声。刘先生面色凝重地说：“你们不要笑！人家敢为自己的信仰而死，你们敢吗？”声音不大，却把整个教室镇住了。刘先生在那一刻突然变得高大无比。
刘先生在课堂上还有无数的妙语，我现在竟记不得几句了。C君当年记笔记的时候，笔记本每一页正面记授课内容，背面专记先生的妙语。后来C君跟我说，心情不好的时候，把这些妙语拿出来一看，能越看越开心以至于可以消愁解忧。还有一位Z君，自恃国学根底扎实，上课一句正经话不记，专门记刘先生的妙语。待到某一天把两人的笔录拿出来整理出一本《浦江公言行录》，定是一本极有趣的书——刘先生真正值得我们尊敬的人品与学品应该是在那里的，而并非我拙劣的笔法可以勾画清楚的。
然而，中文系从2004年开始却不再给大一新生开设中国古代史的课程了。我也再没有机会去听那句“中文系学生没文化”的棒喝。有时和C君行走在校园里，会忽然听见他喊一句：“啊，那不是刘浦江先生么？”我顺着他手指的方向看去，只见一个蹬着自行车、跨着公文包、背有些微驼的熟悉的背影渐行渐远。他的离开，是一个时代的终结，是一个天大的遗憾。中文系主管教学的老师不会不懂得“史外无学”的道理，也不会不明白中学历史教育的误区需要打破，而更重要的，对于大一新生来说，一位“精神导师”的意义是不言而喻的——刘先生绝对无愧于这样的称号。我想，还是重开中国古代史的课程吧，还请刘先生回来讲吧，哪怕就凭他那句“中文系的学生没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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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恒舒：先生（2）
邵永海
很多人亲切地称邵永海先生为“邵哥”，而我独称先生为“邵公”。这两个称呼其实并不矛盾。“公”与“哥”正代表了邵先生性格的两个方面：既严肃又不失活泼。
第一节古代汉语课我是站着上的，因为去晚了，没有座位了，只好靠在教室最后的暖气上将就着。那节课远远地往过去，对讲台上那个中年男子的印象无非三条：两个小时板着脸没有笑过；竖着写繁体字；一下课就迫不及待地拿烟出来抽。从第二次课开始，C君帮我在前排占座，我才有幸和这位老师近距离地接触。后来发现他也是笑的，只是动作幅度极小，不易察觉。讲课的时候极严谨，一丝不苟，但气氛并不沉闷，也时不时地玩点幽默，有一次竟拿我开涮。当时他正讲古代汉语的语法，说被动句有时会带有贬义的感情色彩，要举例子，眼睛在前排一扫，在我身上停住了，说：“比如我说‘陈恒舒同学被老师表扬了’，大家觉得挺别扭，但如果我说‘陈恒舒同学被老师批评了’，大家就觉得顺理成章了，对不对？”当时引得哄堂大笑，我哭笑不得地看着他，他也冲我正笑着，露出两排抽烟抽得发黄发黑的牙齿。
邵公确实不是一个古板的人，虽然看上去很严肃，不苟言笑，其实还是很平易近人的。我和C君有时会去他办公室坐坐，同他闲聊，听他说自己当年上大学时候的事儿，说何时开始抽烟，说打三天三夜的扑克牌不带合眼，说听朱德熙先生讲的写作课是多么多么开心，如此等等。有一次听说他还踢球，就向他求证。他只是轻描淡写地一句：“哦，他们总不叫我。”后来看他踢了一次，才知道“他们”何以不叫他。比赛开始的时候，邵公穿着一身厚厚的滑雪衫出现在守门员的位置上。开场不久对方一脚软弱无力的射门，慢悠悠地贴着地面滚过来，邵公一猫腰一伸手——球进去了，从两腿之间钻进去了，大家一下子都没反应过来，直到邵公跑进门里把球捡出来，对方才意识到：“哦，我们进球了。”于是才开始庆祝。又没多久，对方又一次射门，是个半高球，轻飘飘的，邵公稍一屈膝，迎着来球一抱——球又进了。邵公终于沉不住气了，换了个人替自己守门，跟着韩毓海、陈保亚诸先生一起上去跑了，跑了好一会儿，终于出现了一个机会：球从他面前缓缓滚过，邵公抡圆了就是一脚，结果却踢了个空，自己还险些跌倒。后来终于跑不动了被替换下场，自我解嘲地跟我们说：“没办法呀，好久不踢了……”赛后他骑着一辆很破旧的自行车在寒风中呼啸而去——关于邵公的自行车，他自己声称“只骑‘捷安特’”，“丢了十几辆了”，但“丢了继续买，非‘捷安特’不骑”。但是那天的车却锈迹斑斑，感觉除了铃铛不响哪儿都响的样子，后座儿上还拴着半截麻绳。我们实在无法把这样一辆车与200多块钱一辆的“捷安特”联系在一起。后来几次想问，但终究没有开口。
邵公实在是个性情中人，即便在学术上也是如此。他讲课毫不掩饰自己的好恶，屡次在课堂上表现出对孔子可爱之处的赞赏，而对于总喜欢板起脸来教训人的孟子则颇有微词。有一次课上讲司马迁的《报任安书》，讲完的时候他很激动，颇有感慨地跟大家说：“这篇文章写得多好啊，我们期末考试就从这里面出一段标点翻译，大家说好不好？”大家说好，于是考试还真出了这么一段。还有一次，他在办公室里给我和几个同学讲《诗经·豳风·七月》，讲完之后顺带说起中国的农民问题。他一脸严肃地甚至略带些悲愤地跟我们讲现在农民的负担是如何之重。后来我听C君说，邵公来自山东最贫困的地区之一，对于这个问题有着切身的体验。邵公不是那种钻进象牙塔里不问世事的学者，他的学问实在是活的而非死的，是热的而非冷的。C君说邵公就是一位大儒，我想着不仅是就学问和气质而言，邵公身上实在有中国传统知识分子那种悲天悯人的现世精神。单凭这一点，我想还是尊称他“邵公”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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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恒舒：先生（3）
吴晓东
第一次听吴晓东先生讲课是大一上学期期末的时候。当时中文系开设了一门“现当代文学名篇赏析”的课程，由现当代文学教研室的诸位先生们轮流出来讲。好像是倒数第二次课轮到吴晓东先生，讲的是中国30年代的现代派诗歌。记得那天他很早就坐在教室里，安详地翻阅着自己的讲稿，一派儒雅的风度。他在这次课上分析了现代派诗歌的几个要素，头一个就是“分行”。举了一个例子，说一张便条，连着写下去就是便条，分了行就变成诗了。这个提法在当时看来很有趣也很新鲜，尤其是对于我这种根本不懂新诗的人来说——虽然我现在仍然根本不懂新诗。他说念诗也是一门学问，有人能把坏诗念好，也有人能把好诗念坏，并很谦虚地说自己是那种“把好诗念坏的人”，但我到现在还觉得他朗诵的功夫是一流的，尽管略带一点东北口音，然而他在现代文学史的课堂上背着手踱着步在教室里朗诵朱自清先生的《背影》的时候，我竟在前排哭得稀里哗啦的。
大一下学期的现代文学史是我们这一级的本科生接触的第一门正式的文学方面的必修课。吴先生课堂上妙趣横生的讲解我现在都不大记得了——或许回头翻翻当时的笔记会想起一些。但是这门课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课堂的气氛。中文系的绝大多数课程，都是老师从头讲到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