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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先生有时候也很“愤”，记得有一次他瞪大了眼睛在课堂上拍着讲桌大吼：“做老师的怎么可以敲学生竹杠呢！”至于什么缘由，全然不记得了，仿佛当时是很突兀地就冒出这么一句。李先生还很忿忿不平地说过他在图书馆的一次经历。他说自己当初给朱德熙先生当助教的时候，到图书馆善本室去查一条重要材料，去之前怕会碰钉子，还特意拿了副校长的批条。结果却遭到一个管理员的无端阻挠，盘问了一大堆，最后很不情愿地答应了，末了还问了一句：“你不查不行吗？”李先生说到这儿大家都笑了，李先生自己也笑了，笑得十分无奈。“我再不敢去图书馆了，尤其是善本室。”他会对他的每一届学生讲这句话，差不多讲了该有一二十年了吧，还是那么“愤”——其实北大的善本室大约已经不是这种情形了，葛兆光先生说他那会儿可以把线装书借回宿舍去看，我上个学期去那儿，竟也借阅到了清代的抄本。记得几个月前看过一篇漆永祥先生的文章——《究竟是“图书馆”还是“藏书馆”》，写他在苏州图书馆的遭遇，其实很李先生很像，也是求书一观而不得，甚至遭到工作人员的百般奚落。文章写得义愤填膺，后来此事被称作“苏图事件”，还颇引起一阵学术界的轩然大波。漆先生最终也没能看到他想看的书，想必至今乃至将来的很多年内也会为这件事而“愤”。不过从这种“愤”里，我确实看到了真正的学者们对于学术的挚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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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恒舒：先生（7）
上次看见李先生还是暑假去帮忙整理古文字资料室的时候。当时那个资料室长期没有人管理，杂物乱堆，尘土满地，狼藉不堪。我们才进去没一会儿，李先生到了，一进来二话不说抄起门口的一杆拖布就开始拖地，我赶紧上去抢，我说李先生您不用亲自动手，我来就行，谁知李先生手攥得那么牢，竟然抢不下来。李先生还一边把我推开一边笑着说：“我简单弄一下就好，我简单弄一下就好。”说是“简单弄一下”，我却看见他弓着腰在房间里忙活了半个多钟头，其间我又几次想把拖布抢下来，竟未遂。这又实实在在地让我对李先生又崇敬了一把。
上个学期，裘锡圭先生和沈培先生去了复旦，一度传闻李先生也要走，但李先生最终留下来了。这个学期开了两门课——“文字学”和“说文解字”概论，每周六个学时，辛苦得很。我突然想到了罗大佑的两句歌词：“孤单单的身影后寂寥的心情，永远无怨的是我的双眼。”是的，我又想起了李先生上课时的目光，那样专注而执著。
张鸣
张鸣先生是个绝可爱的人物，相信和他接触过的人都会这么说。或许对于中文系别的老师大家会由于个人的喜好有不同的褒贬，但是对于张鸣先生则是几乎众口一词地说好。
第一次见到张鸣先生是在2003年中文系的元旦联欢会上。张鸣先生穿着一袭灰色布衫、一双黑色布鞋出现在会场的时候，很多高年级的同学都起立鼓掌，甚至欢呼，我们这帮大一的小娃娃们则眼前一亮，心说中文系竟然还有如此古怪的人物。晚会进行到中段，张鸣先生在有一次为他而起的欢呼与掌声中走向会场中央，说我今晚给大家表演个节目，我要唱苏轼的《念奴娇·赤壁怀古》。我们当时都一愣：知道宋词当年就是用来唱的，但没想到今天还有人能唱。结果他是真个唱了，第一次听的感觉怪怪的，因为用的是古曲，是民国时候杨荫浏先生从古代的曲谱转译过来的，但因为新鲜，也还是跟着鼓掌叫好。后来听张先生讲宋元文学史，讲宋词的时候也在课堂上唱过，后来还举行了一个“唱词会”，那时候才渐渐听出一些味道来。2005年的元旦联欢会上，张鸣先生又一次登场了——据称他从未错过任何一次中文系的元旦联欢会，每次必出席，出席必唱词，这次唱的好像是姜夔的一首，甫一开口，布置得颇现代化的会场竟弥漫起一种庄严肃穆的古典气氛。张先生的白发、灰衫、布鞋在浅蓝色灯光的笼罩下更显出一种古代书生的雅气来。音律和谐如高山流水，听者无不击节称叹。其实也听过一些配上现代流行音乐的宋词演唱，感觉也不错，但和张先生所唱的古雅之音相比，也未免有些俗气了——其实在词当初流行演唱的时候，也只能算是俗文学呢。
张先生在教学方面是极认真负责的。首先表现为他的课堂容量极大。每次上课必提早十分钟到课堂，还企图尽可能地提前上课。每次还没到点他就敲着前面的讲桌让大家安静下来。课上到大约一个小时的时候他总要问一句：“还要休息吗？”那意思就是：“咱甭休息了，接着讲下去吧。”下面只要没什么太大动静，他就会说：“那咱们接着讲吧。”这时候下面就会出现较大的骚动，这时他才很无奈地放下讲稿，说：“好吧，休息五分钟。”——其实课间应该休息十分钟的。每次临下课的时候，他都会习惯性地看一下表，然后作惊讶状，说：“哟，还有十分钟了。”然后很无奈地看着大家说：“怎么办呢，这样吧，我把这个问题讲完咱们再下课好不？”也由不得我们说“不好”，他便一直讲下去，往往都要拖上五到十分钟。开始我们还以为是偶然现象，后来发现次次课都是如此——原来这是张先生的“惯用伎俩”，这样累计下来，他每个学期都能多争取到一次课的时间。另外就是他对学生论文的批改。我们只交过一次三千字的读书报告。事隔一个月以后，作业发下来，我们惊奇地发现每个人的文章后面都有一串长长的评语，多则两三百字，少的也有七八十字，文章中还有红笔的勾画和随文点评，想来是看得十分细致。最难得的一点就是，不管分数高低，张先生评语的大部分篇幅是在称赞这篇文章的好处，缺点也很鲜明地指出但并不占太大分量，这是一种以鼓励为主而非以教训为先的方式——张先生不仅负责，也是很懂得为人师之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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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恒舒：先生（8）
张先生是个趣人。他最有名的一句口头禅就是“好玩”。他课堂容量大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据他自己说就是：“这个东西讲起来太长，不讲呢，又太可惜了，因为我觉得这个东西比较好玩……”有时候说起一段好玩的故事或者念一段好玩的文章，我们下面还没反应过来呢，他自己先大笑起来，因为他觉得“好玩”。但这种心态并不妨害他的学术研究，反倒增添了不少乐趣。他总穿着一袭布衫来给我们上课，有人戏称之为“长衫”，张先生很快做出澄清，说我穿的不是“长衫”，为什么呢，鲁迅先生的《孔乙己》里面说了，“只有穿长衫的，才踱进点面隔壁的房子里，要酒要菜，慢慢地坐喝”，而他自己是“没有这样阔绰”的“短衣帮”，最后特别声明，阶级一定要划分明确。这一番解释把大家都逗乐了。但这身衣服确实给张先生添加了不少古雅的气息，包括那几次唱词表演，实在让我们觉得张先生就是一地地道道的“宋人”。有时候我会去试着想象张先生“细雨骑驴入剑门”或是“晴窗细乳戏分茶”的情景，一定也是特别“好玩”的。
但张先生也并非一个把自己封闭在书斋里的学者，甚至觉得他与现代生活方式是有些格格不入的，有时候也会“愤”，但也“愤”得十分可爱。他会在课堂上批评现在的辩论赛是搞“人格分裂”，批评有些老师在研究生面试的时候跑出去接电话，批评有些茶楼酒店附庸风雅乱用繁体字把“余秋雨”写成“馀秋雨”……如此等等。有人说他身上有不少文人的“臭毛病”，比如听说他这个学期给03级本科生开课，其中一次课用的是一个多媒体教室，他拿着话筒在台上讲了一个多钟头，一边讲一边埋怨这个话筒有多么多么不好，多么多么不方便，结果快到下课了才发现那个话筒根本没打开。每周的另一次课本来安排在一个很大的报告厅上，但才上了一次他就不干了，说这么大的屋子根本就不是上课的地方，硬是给换了个小教室。这次课本来是只有单周上，换了之后就变成双周了，这样一来他又多争取了一次课的时间，我听到这个消息后笑着跟03级的同学说，你们又让张先生“阴谋得逞”了。
据说张先生是极少发表论文更不愿意写书的。确实，我在书店里只见过他选编的一本《宋诗选》，再无其他。和很多整天靠着论文数评职称、靠着出畅销书和四处讲课赚外快的所谓“学者”来说，张先生才算得上是真正的学者，一个不求名利、一心一意做学术的学者。可以说，他已经把学术和自己的生命融合在一起了。有人半开玩笑地跟我说，三十年后，你大概就和现在的张先生一个样儿。我摇摇头说，张先生的境界是我这辈子都无法企及的。
陈恒舒，1984年5月24日生于湖北十堰，2002年考入北大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研究生在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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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平：一个迷局（1）
对北大，我一直感觉可说不可写。人生百年，八十多万个小时的光阴，究竟有多少已经和将要消耗在对它的谈论上？四个月前我们中文83级毕业二十年聚会，一天一夜都在谈论它，那样的谈论，无论具体或抽象，兴奋或感伤，都可以夸张地称作盛宴，的确是享受，但要把它们写下来，却甚无趣，没有多少可读性。这些谈论，和我们更多时候在另一些场合被偶然触发的对北大的回忆、今非昔比的感慨是一样的，都是貌似个人经验的大众经验，装在相似的道德容器和情感容器中，略无孤立性可言。可以推想一条巷子、一个家族、一座城市，乃至一个祖国，在两个以上相关者之间引发的回忆和喟叹概莫如是。所以我想，要写，就写点突兀的吧。
1987年6月底或7月初的一天上午，我送走了32楼416同屋中的最后一位。阳光强烈，校园依旧，我是否马上回到宿舍已经记不清了，我只记得当时一个极其猛烈的念头是：只剩我一个人了，我要在32楼416待到被赶走。我还有比较多的米票、面票、粮票、菜票，不够还可以去换，换多用不了还可以去退，我也还有足够多的钱去海淀镇上的良友书店租武侠看。最让我一想起就兴奋的是，我从此彻底自由了，就我一个人了，晚上可以通宵不关灯了，可以想唱就唱，想不起床就不起床了。虽然北大四年一直很自由，至少比别的学校的学生要自由不知多少倍，但再多的自由上面总还顶着一棵更自由的草，现在我可以把这棵草拔下来了。第二天早上，或者中午醒来，我一下傻了，那种突然由熟悉转为陌生的感觉，现在我不知道怎么形容和描述，我只能说接近凄凉，惶恐，怀疑，惊悚，“怎么回事？人呢？”……现在能比较清楚地记起来的有两点：一，不真实的感觉。好像不是刚过去一天一夜，而是被人蒙了眼睛，下了迷药，施了魔法，变了戏法，反正是时间被抽走了多少完全不知道，不知所措，但这感觉消失的速度非常快，快到来不及在记忆里扎根，快到我现在写下这种感觉时心里很虚，像是在传播别人的谎言时又加进了自己的谎言，对这些描述的真实性一点把握也没有，却还要别人去相信，可谓“不真实的不真实”。二，微笑。迅速之后，必定是一个停顿。其实我回忆中记得最清楚的还是这个停顿的微笑，它出现在我脸上就像演戏一样。这是对那种无法再现的感觉的本能反抗，非常有力量，比童年时独自卧病在床因恐惧而攥在手里的《毛主席语录》还要有力量。我一个人在北大的最后十几天黑户口生涯就从这个微笑开始了，它担当的是救世主的角色：我刚抓住头顶那棵更自由的草，还来不及拔出来，还来不及使上劲，整个身子就突然陷入了泥淖，而它一伸手就将我从泥淖中拔了出来。此后二十年，它成了我最称手的家伙，无往而不利。
无论如何，这北大四年旧生活的尾声，这短暂的新生活，“一个人的32楼416”，应该是值得好好写一写的。
然而，我写不了。这十几天是怎么过的，干过什么、没干过什么，我完全记不起来了，仿佛“微笑的救世主”拉了我一把之后，顺手带走了记忆。果真是这样，我应该感谢他。二十年来，我不时会做一个经典的梦：好不容易等到下课，想着要吃某道菜，拼命赶去学三，但排到我时发现自己没带饭盆，急忙赶回去拿饭盆，却找不到我住的宿舍了，几经打听，被告知我找错了地方，我的宿舍在另一个楼里，赶去那楼，找到印象中的自己的宿舍，发现已经没空铺位了，而住着的，是一堆早已毕业又赖着不走的人，我在幽暗的楼道里找来找去，总算在一间宿舍找到一个空铺位，刚刚放下行李，有一个人过来问我，嗳，你也来了啊，你是哪年毕业的？我开始拼命回忆，一会儿觉得自己好像是1886年毕业的，一会儿又恍然大悟，我哪里毕业了啊，是1978年想毕业，但后来又改主意读研究生，因为突然的社会变故，耽误了几年，那么，我应该到1976年才毕业，而现在才1992年啊，我正这样想，忽然听见隔壁一个熟悉的声音，是徐永那带点羞涩的骄傲的声调，我一下兴奋起来，站起来就往外冲，差点和一人撞个满怀，这人摆着手，带着大男孩的招牌坏笑说，干吗这么急急忙忙，我们这不都来了么，我一看，是东子……这个梦，和我大部分梦不同的一点，是我在梦里完全没有警惕过这是不是只是一个梦，而我一般在梦里，无论噩梦还是美梦，都会想，这是不是一个梦？或者对自己说，这是梦。非常肯定。我相信这个让我永远待在北大的梦，是“微笑的救世主”带走记忆所造就的，是他深刻理解了往事的意义，把缅怀的半成品拿走，做成成品再还给了我。这个无比虚假而又极具真实迷惑性的梦让我恒久地享有北大生活，并使我知晓，往事是用来缅怀的，真实的记忆并不比虚假的梦更有意义，因为在记忆的努力中，作为历史真相的往事的细节早已无法重现了。这个梦每次做都会略有不同，但其中包含的焦急、庆幸、疑惑、惊喜、感伤、得意等情绪却始终如一。奇怪的是，不管这梦如何变化，其中的场景总不是真实的北大，熟悉的学三食堂、32楼、三角地、未名湖都从未在这个“北大之梦”中出现过——北大的一草一木、一砖一瓦都不和这个“北大之梦”发生联系！二十年来，我在一个无中生有的陌生之地反复地做着“北大之梦”，以至这个因为反复出现而变得异常熟悉的地方仿佛变成了另一个北大，这的确太小说，也太心理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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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平：一个迷局（2）
这个梦，我从未对人说过，而我那十几天“一个人的32楼416”却曾讲给很多人听，那是因为我自以为记得清那段日子的生活。正是因为讲得多了，我开始怀疑我讲述的真实性。我独自一遍又一遍回忆，发现每次回忆的细节都有出入，很多我所得意的细节在时间和地点上有冲突：我怎么可能在同一时间同一地点干不同的几件事？我终于不得不承认，我对那一段生活知之甚少，至少比我的讲述要少得多。再后来，我发现除了第一天的兴奋和激越，第二天醒来时的惊愕、茫然和微笑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