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部主任”后就抓文艺工作，提倡“文艺到军中去”，还有什么“兵写兵、兵画兵、兵唱兵、兵演兵”的活动）夺了他掌握文艺政策的大权。当然，国民党舍弃了老而不中用的张道藩，并没有因此而放弃对文艺的管制，只不过是文艺运动不再由“中国文艺协会”领导而改由“国防部总政治作战部”来驾驭大局了。
张道藩告别政坛后，还非常关心台湾文艺的发展，有时还写作品以打发寂寞时光。他在1968年1月底，以自己的爱情故事为基础在两天之内创作了剧本《留学生之恋》。这应是他最后一部作品。在生前，他对友人说过，百年之后希望文艺界的朋友能替他刻上“*文艺斗士张道藩之墓”的墓碑。但后来台湾社会转向多元，在自由主义文艺思潮与现代主义文艺思潮夹击下，人们对满脸长刺的文艺长官和只会打打杀杀的“斗士”一类人物非常反感，因而尽管他身后的1970年，《中国语文》月刊曾重刊过并单独印行《我们所需要的文艺政策》，但这毕竟是冷灶重烧式的回光返照。也有人替其编辑出版《张道藩先生画集》、《张道藩戏剧集》、《道藩藏印谱》、《张道藩先生哀思录》（张道藩治丧委员会编印）、《张道藩先生文集》（九歌出版社，1999），还有以张道藩为主题的“近代学人风范研讨会（之七）”在1991年2月召开，但张道藩那些崇尚暴力的理论文章及其作品早已在历史博物馆中尘封多年，无人问津。台北罗斯福大厦的“张道藩图书馆”在一场大火中焚烧了大半藏书，已被合并到台北市图书馆；“道藩文艺中心”也几乎名存实亡；“道藩纪念剧院”喊了多少年亦无法落成。
张道藩去世时间为1968年6月12日。他因跌伤脑部昏迷不醒在三军总医院长眠，而未能魂归贵州故里，这对享年七十二岁的他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
参考文献
魏绍徵：《勇于自任文艺先锋的张道藩部长》，载《文讯》，总第22期，台北，1986年2月。
张堂锜：《文艺斗士——张道藩先生》，载《文讯》，总第66期，1991年4月。
李瑞腾：《文学的出路》，台北，九歌出版社，1994年。
苏雪林（1）
与寒爵、刘心皇“交恶”的事件
苏雪林于1999年4月21日辞世。在她辞世前的1997年8月，笔者曾在台南专门拜访过她。可她耳已不聪，不能和她当面核实发生在1962年的“文坛往事辨伪案”诸问题。
事情还得从1949年5月20日说起。这一天，台湾警备司令部发布了世界上历时最久的*令。这个一直到1987年7月15日才解除的*令，以其极大的破坏性，打乱了台湾整个社会的运行机制和正常秩序。尤其是《台湾地区*时期出版物管制办法》及随之而来的严禁30年代乃至20年代文艺的传播，切断了五四以来的文艺传统，使得不少台湾作家只好从事“横的移植”而无法进行“纵的继承”。在大专院校中文系，则只能讲授中国古典文学，使“中国新文学史”学科的建设推迟了近四十年。
所谓“文坛往事辨伪案”，正是在这一背景中发生的。一方面是由于苏雪林利用人们对30年代文坛知之甚少的情况，借胡适1962年2月14日去世发表七篇《悼大师，话往事》1的文章，吹嘘自己，把自己打扮成抗战前夕中国大陆文坛的盟主和“一贯反鲁（迅）”的英雄；另一方面，它也是*时代“*抗俄”的社会思潮和蒋介石倡导的“战斗文艺”思想泛滥发展的结果。在这场大辩论中，刘心皇、寒爵与苏雪林似乎是誓不两立的两派。但就三人“反鲁、反左”，都崇拜胡适这点来说，并无根本的分歧。
苏雪林是否“一贯反鲁”？
这场“文坛往事辨伪案”，所谓“伪”，是指苏雪林在悼念胡适的文章中，宣扬自己“一贯反鲁”、“讨鲁”。她是怎样“反鲁”的呢？她说：“我洞烛左派之奸，不能再行容忍，写了一封长信给蔡孑民先生，详述鲁迅品格……劝他千万不可上当。同时知道胡适先生将自海外归来，又写了一封长约四五千字的信给他。——我将致蔡孑民先生书的稿子也附了去，请胡先生一阅。我这封信是1936年11月间写寄到北平胡先生寓所的，谁知胡先生回国之期展延了半个月，12月初始到上海，10日回到北平才读到我的信。他当时回了我一封两千字的信。”2 “当时整个文坛已被左派把持，当然我的反鲁文章无处可以发表，第二年2月间魏绍徵先生在武昌发行《奔涛》半月刊，我将我的信（致蔡先生书也在内）和胡先生复的信，都在那刊物上发表了，加上一个总题目《关于当前文化动态的讨论》，这一下可激怒了……在各报尾及刊物里把我骂得狗血淋头，并用一整本期刊文字的分量攻击胡先生，直闹到抗战爆发前才罢……”
苏雪林宣扬自己的“反鲁”业绩时，还将自己最得意而被胡适批评为“旧文学的恶腔调”3 的句子重刊于世：“（鲁迅）诚玷辱士林之衣冠败类，二十四史儒林传所无之奸恶小人。”“鲁迅生平主张打落水狗……现在鲁迅死了，我来骂他，不但是打落水狗，竟是打死狗了……”
在胡适告别文坛后，悼胡的文章在台湾可谓是汗牛充栋，但像苏雪林这样将悼念与回忆文坛往事联系起来，毕竟很少，因而显得特别引人瞩目。因在刘心皇主编的“救国团”刊物《幼狮文艺》上发表《锦上添花》4，批评文艺机构庆祝苏雪林及另几位三十年创作纪念而受到苏雪林辱骂的寒爵5，便很快写了《替苏雪林算一笔旧账》6进行反驳。全文共八部分： 。。
苏雪林（2）
一、她真正一贯“反鲁”吗
二、《国闻周报》上有她的底牌
三、且看她当年“拥鲁”的文献
四、且看几段肉麻文字
五、由拥鲁到“拥胡”的心理分析
六、如果鲁迅有信给她就好了
七、“最狡狯的狐狸”
八、对苏先生的建议
苏雪林是五四时期崛起的作家。她从事文学创作和参加文学活动时，难免和各派文人接触。她在1949年后离开大陆，一个重要原因是不认同“新中国”，逃避共产党对她“反鲁”历史的审查。想不到她于1952年从法国来到台湾后，又要接受另一种形式的“审查”：由《反攻》杂志的主编寒爵向其反攻，清算她“拥鲁”的历史老账。因而她也只得反“反攻”，写了《为〈国闻周报〉旧账敬答寒爵先生》7，认为寒爵是以“软刀冷箭”对付她，属“诬告”，是想“拜鲁迅做徒孙”。寒爵读后不胜愤怒，写了更长的《苏雪林先生可以休矣》8进行澄清。声援寒爵的还有连赫侯、凤兮、林祈登等人。9其中最有实力的是文学史家刘心皇。
和寒爵一样，刘心皇也是大陆迁台作家。还在1939年，刘心皇就在河南洛阳由抗战周刊社出版过《抗建文学论》。赴台后以整理新文学史料著称，其代表作是《抗战时期沦陷区文学史》10。和苏雪林论辩时，刘氏任当时号称台湾三大文艺团体之一的“中国青年写作协会”总干事兼《幼狮文艺》主编。这个刊物因登过前面所述的寒爵文章被苏雪林大骂，并无理要求《幼狮文艺》：“一是永不登寒爵的文章；二是撤换主编；三是登报道歉。”刘心皇看到苏雪林如此狂妄和凶悍，便怀恨在心，伺机报复。机会终于来了，那就是苏雪林“话往事”时漏洞百出，刘心皇便赶紧前来助寒爵一把，发表《从胡适之死说到抗战前夕的文坛》11、《欺世“大师”——与苏雪林“话”文坛“往事”》。12这两篇文章写得比寒爵更具“学术”性。
刘心皇认为，苏雪林反对鲁迅，“是感情用事的‘反鲁’，谩骂式的‘反鲁’，不是有理性的‘反鲁’，没有说‘平实话’，以至完全落了空，甚至还有反效果”。这就是说，刘心皇和苏雪林同属“反鲁”营垒，所不同的是刘心皇认为“反鲁”不应用世俗的方式，应讲求学理，这样才能像过去的新月派的“反鲁”那样有力量，才能像“民族文艺运动”的“反鲁”那样有效果，才能似“文艺自由论辩”时那样取得社会力量的同情。其次，刘心皇认为苏雪林除“反鲁”方法不高明外，“反鲁”的时间也落后——在鲁迅死了后才反，在他生前不敢反，远不如下列仍健在台湾的“反鲁”英雄：如新月派代表人物梁实秋，《文艺月刊》主编王平陵，《现代》主持人之一苏汶（杜衡），“文艺自由论辩”的主将胡秋原。再次，刘心皇认为苏雪林在“说谎”，她并非“一贯反鲁”。证据之一是苏雪林远在1929年元旦在《真美善》月刊上发表过《烦闷的时候》（署名绿漪），自招“很爱引用”鲁迅的文章，而且“这几年来写信给朋友”时，“也总是引用鲁迅的话”。今查苏雪林的文章，她引用鲁迅的话并不涉及政治，所引的是“烦闷恰似大毒蛇缠住我的灵魂”一类的比喻，且用来说明苏雪林自己烦闷的心情。刘心皇挖空心思用此材料证明苏雪林政治上的“拥鲁”由来已久，显然论点与论据不符。因此他给对方扣上“欺世大师”的帽子，也够吓人的了。刘心皇抛出的另一个重要证据是苏雪林在鲁迅“左倾后四年零八个月”即1934年发表了长达一万五千三百字的“拥鲁”文章：《〈阿Q正传〉及鲁迅的写作艺术》13。此文称仅《呐喊》、《彷徨》这两本书，“已经使他在将来中国文学史上占到永久的地位了”。尤其称赞《阿Q正传》“与世界名著分庭抗礼，博得不少国际的光荣”。又揄扬鲁迅小说“用笔的深刻冷隽”、“句法的简洁峭拔”、“体裁的新颖独到”。其实，这里讲的都是艺术性，而非政治态度问题。可在形而上学猖獗的刘心皇看来，“反鲁”就得一反到底：从政治到艺术，从人品到文品，从立场到技巧。其实，不用非此即彼的逻辑判断看，“反鲁”的人不一定会从头反到脚，并可能喜欢《阿Q正传》，也可能引用鲁迅的某些警句，称赞鲁迅的语言为“标准的白话”。可在*的日子里，“拥鲁”就意味着“拥共”，因而许多作家哪怕喜欢阿Q这个人物形象，也得赶紧划清界限，声明自己根本不喜欢甚至没读过鲁迅作品。难怪苏雪林对这件往事讳莫如深，待被“检举”后不得不在《为〈国闻周报〉旧账敬答寒爵先生》中解释说，她是从艺术角度赞扬鲁迅的，“我所反对的是鲁迅的为人及其杂文所引起的恶劣影响。对《阿Q正传》，我直到于今还说他写得很不错”。14这是一种比较实事求是的态度。 。 想看书来
苏雪林（3）
苏雪林以死呼救
“文坛往事辨伪案”的第二个“伪”是指苏雪林借悼胡适之名美化自己，甚至说大陆50年代前期动员了所有历史学家、哲学家、文学家，写了三百万言的批胡文章，皆“导源于那一回我的反鲁事件。我这只火老鸦，带累了胡先生遭了一场回禄之灾，至今余焰犹燃，并且愈烧愈炽。我真对不住胡先生呀”。这显然是借名人抬高自己。其实，大陆清算胡适思想，首先是因为他在政治上不离国民党。其次是他在学术思想上从实验主义出发，提倡以考证取代研究；又倡导整理国故，以此为武器去“抵抗马列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这压根儿与苏雪林的“反鲁”事件沾不上边。要说是因谁而引起，也是因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而引起。这就难怪刘心皇在《欺世“大师”——与苏雪林女士“话”文坛“往事”》中指苏氏的七篇“悼胡”文章，“完全是‘扬己’的，而‘悼胡’仅属于陪衬地位，这真是‘攀胡’的杰作”。15
寒爵、刘心皇对苏雪林的《悼大师，话往事》的文章提出批驳后，苏雪林气急败坏，写了据说多达四五十封信，有的投向治安机关，对寒爵加以诬告；有的投向教育机构和文化界朋友，对寒爵、刘心皇散布流言，称对方是“左派作风”、“文坛败类”。失去理智的苏雪林顾不得基本的逻辑常识，当她得知刘心皇要把论战文章印为《文坛往事辨伪》一书发行时，到处找“文艺界的同志力加劝阻”，还上告警察部门，邀台湾警备司令部的政治部副主任“介凡先生来再三劝告”，可刘心皇还是我行我素，苏雪林只好以死呼救：“文化舆论界再不有所表示，我生死便危在旦夕，还要预备出国！”16这“死”，一方面是指把血压高的老年人“活活气死”，二是指被骂死。在*时代，像刘心皇写的《苏雪林女士与鲁迅的关系》17一类的文章，把正常的文艺批评演变为政治陷害的手段，它无疑具有“告密”作用，可把人置于死地。用刘心皇自己的话来说，扣红帽子的后果是“轻则坐牢，重则可杀头”。18因而，苏雪林无法吞下这一口气，向“中国青年写作协会”写公开信骂刘心皇为“无耻文棍”。刘为了报一箭之仇，决定继续发行《文坛往事辨伪》一书。苏雪林又写作《栽诬和恳求严厉制裁》的信件，再次“泼口恶骂”，刘心皇忍无可忍，再自印一册《从一个人看文坛说谎与登龙》，多达三百二十二页，比上一本几乎厚两倍。
一场严重的政治恶斗
刘心皇、寒爵与苏雪林关于“文坛往事”的论战，被柳浪称为“苏·刘·寒交恶事件”。19其实，这不是谁与谁“交恶”，而是一场严重的政治恶斗。本来，文学史料一般是不具政治性的，且属“过去式”，但在*时代，如果这史料与政治有关，与“拥鲁”有关，与左派有关，那就超出学术范畴。刘心皇、寒爵抛出苏雪林当年的“拥鲁”材料并加以影印重刊，主要不是为了学术上的求真，也不是“纠正文坛往事说谎的邪恶风气”20，而是利用学术讨论达到特定的政治目的，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双方上纲上线的目的，是为了维护文坛的自身地位，维护既得的利益，为的是自己能安全地度过*时代，不被当作嫌疑分子抓进牢去。
学术论争应遵守起码的游戏规则，可论战的双方无论是刘心皇还是苏雪林，均有许多违规做法。我们不能因为刘心皇是靠“史料说话”就认为他没有问题。其实，刘心皇的史料有不少是捕风捉影、牵强附会的。如刘心皇在《苏雪林怎样揄扬左派》21中，“揭发”苏雪林1952年12月发表有《三十年写作生活回忆》22，内云“郑振铎经常日写万言，怪不得他那么多产。我对于这种作家每羡慕不止，只恨自己学他们不来”。这里讲的只是写作速度问题，丝毫不涉及作品的内容。可在“*”时代，只要是提到大陆文人就犯忌，更何况用的是赞扬的语调，因而这便成了刘心皇强加给苏雪林的向左派文人频送秋波的罪证。这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刘心皇有的文章史料倒对，但推论却是错误的。如在与苏雪林“话往事”时，根据鲁迅1935年给“三郎”（萧军）的书简中对周扬以鸣鞭为业绩的满腔怒火，便断定鲁迅“死前的一年，已经在*了”。23这是典型的以偏概全的误读。周扬并不代表共产党——正如刘心皇不是国民党的化身，反他不等于反国民党一样——对周扬一人的不满不等于就是对共产党的不满，更不等于*，这应是常识。
苏雪林（4）
寒爵和刘心皇用揭老底的办法证明苏雪林不是“一贯反鲁”，其实很符合苏氏的思想逻辑发展。苏雪林深受五四文化的熏陶，以至在与教育当局的官员谈青年的心灵怎样才不会被“赤化”时，又不自觉引用鲁迅语录“救救孩子”24，这叫积习难改。我们不能要求苏雪林从登上文坛那一天起就“反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