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又不自觉引用鲁迅语录“救救孩子”24，这叫积习难改。我们不能要求苏雪林从登上文坛那一天起就“反鲁”，正像“*救国团”主任蒋经国当年也左倾，参加过共青团一样。
刘心皇、寒爵与苏雪林的论战，经历了由文学意义上的批评，到政治上揭发和思想意义上的算旧账，再到*的总抨击这样一个不断蜕化的过程。这个过程包含了文学史观的蜕化、思想的扭曲和批评方法的庸俗化。毫无疑问，在这个过程中，刘心皇对苏雪林的人品与文品的污蔑占了极大的比重。仅《“丑恶的魔鬼”之事实种种》的小标题便可见“刘某这么惨毒地整她”：
一、苏某对罗敦伟、易君左之“无理毒骂”
二、苏某对胡适先生之“无理毒骂”
三、苏某对鲁迅的“毒骂”
四、苏某对郭沫若的“毒骂”
五、苏某对郁达夫的“毒骂”
六、苏某对陈独秀的“憎恶和仇恨”
七、苏某对李金发的“毒骂”
八、苏某对孟子的“毒骂”
九、苏某对曹雪芹的“无理毒骂”
十、苏某对寒爵的“无理毒骂”
十一、苏雪林对刘心皇的“无理毒骂”
十二、苏某对作协之“无理毒骂”
十三、苏某对于青年的讥骂
十四、苏某对于国家的辱骂
十五、苏某对其祖母之“毒骂”
十六、苏某对其父亲之“毒骂”
十七、苏某对其丈夫之“毒骂”
在刘心皇看来，苏雪林从古骂到今，从政治家骂到文学家，从辱骂国家到讥讽青年，从毒骂父亲到毒骂丈夫，真是罪该万死！可这里讲的所谓“毒骂”，只不过是罗织罪名罢了，如刘心皇所列举苏雪林“辱骂”国家的例句：“她原是一个爱国者，现在她恨起中国来了！”这是苏氏作品中《棘心》的一段。刘心皇由这段话得出苏雪林“毒骂”中国的结论是不能成立的。因为爱祖国可以正面表达，也可以侧面乃至反面表达，何况有时“恨”也是“爱”的一种表现。还有刘心皇用苏雪林的学生王敬羲说苏雪林讲课“口齿不清，发音又极尖”25，以致听不懂，便判定苏雪林不是“诲人不倦的老教授”，其立论之武断，推论之荒谬，分析之简单，态度之粗暴，不能不使人感到惊奇与愤慨。
当然，使人惊奇与愤慨的还有苏雪林本人。她不该“在紧要关头时，不忘记摆出妇女骂街的姿态，不管三七二十一的对‘敌’破口大骂，或揭发对方过去的隐私，或针对对方个人的短处相讥，早把学术问题和争辩置一旁不顾”26，更不应动用专政机关去解决学术争论问题。关于后者，苏雪林倒是有“前科”的：她早先就向刑警大队诬告台南青年诗人张明仁、王宪阳的问题。27这次又向治安机关写黑信，这不但不能解决问题，反而会使论争走向“案件化”。本来，鲁迅的作品应如何评价，鲁迅的思想与艺术如何既有联系有又有区别，留在大陆的文人是否均该一棍子打死，对来台的作家胡秋原、郑学稼是否还要“审查”他们过去亲共的历史，在*期间还能否自由讨论文学问题，这确是当年台湾文学界应多做探讨的领域。但无论是刘、韩还是苏雪林，都不是在认真讨论这些问题，而是想借这些问题从政治上击倒对方，故这场论战一开始便被包围在一种难以说清的诡异气氛之中，以致苏雪林本人也被自己造的谣言所击中。
苏雪林（5）
从反面宣传了鲁迅
在将近两年的论争中，刘心皇为写论战文章和编印发行两本批苏小册子，耗去了无数的时间和精力。他有关苏雪林文坛“说谎”的书简就多达九封——
为苏雪林乱飞黑信造谣生事辟谣致友人书
为社会风气和文艺的堕落致友人书
为出书辩诬致友人书
为赠送《文坛往事辨伪》致友人书
为苏某欲扼杀《亚洲文学》致友人书
为苏雪林狡辩“作协”会员大会会期问题致“作协”书
为前次辟谣信已得效果致友人书
为苏雪林说“无耻文棍亦虚拟之词”自证其诽谤致“作协”书
为反驳苏某自撰之《苏雪林教授访问记》致友人书
这些书信牵涉许多文坛是非，并连累了不少人。无论是声援刘心皇的，还是同情苏雪林被“算旧账，挖老根”的筠叟先生28，这都是对他们宝贵时间的侵占和浪费。这场论战还浪费了《自立晚报》、《世界评论》、《醒狮月刊》、《亚洲文学》、《反攻》、《作品》等许多媒体的宝贵篇幅。虽然这场论争是由苏雪林不实的“话往事”的文章引发的，但“话往事”本身就是双刃剑。当苏雪林用“流氓大师”、“青皮学者”来称呼鲁迅和用写黑信的方式诬告刘心皇，而刘心皇又用编书的方式去伤害苏雪林这位老作家的政治生命和艺术生命，甚至是用其做彻底搞臭、搞垮苏氏的政治棍棒时，这件事已走向“案件化”和“新闻化”，已与文学无关，与苏雪林无关，甚至与刘心皇无关。如果在刘、苏两人均已先后作古的今天还纠缠于某些细节（比如郁达夫未能到暨南大学任教，是否系“某女作家”苏雪林写诬告信上诉*而砸掉了郁达夫的饭碗；苏雪林说胡适请她吃饭，在“受宠若惊之余，竟有一点如醉如梦，疑幻疑真的感觉……”，是否属于“亲爱礼敬之处”或是暗恋上了胡适），人们就将永远看不到事情的真相。我们今天看到的事情真相不是苏雪林是真的“拥鲁”还是“反鲁”，也不是刘心皇是否真的在求证文坛往事的真伪，而是从中看到“*”环境下的白色恐怖，如何使一场学术论争变成了互扣红帽子的你死我活的争斗，使批评者与被批评者之间的关系因泛政治化变得如何剑拔弩张。
当文学史家刘心皇写下“文坛往事辨伪”这一书名时，其开端就是结局。无论此笔墨官司谁胜谁负，都意义不大。这其实是一出闹剧。这场闹剧虽然使神圣的学术讨论受到羞辱，但也有积极的作用，那就是在禁谈鲁迅的年代从反面宣传了鲁迅，正如1953年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在劝苏雪林不要出版“反鲁”专书时说，“台湾同胞并不知鲁迅为何人，鲁迅集子在台湾又是禁品”，现由她不断写文章谈“拥鲁”还是“反鲁”，这“不是替鲁迅做宣传吗？”29尤其是高喊“鲁迅崇拜万勿提倡”的苏雪林，甚至把国民党兵败大陆归结为鲁迅“投共”，这是对鲁迅另一种方式的“抬举”。苏雪林用自己的拳头击伤了自己，刘心皇用“丰富”的史料所打造的亦是一根很粗的反效果的耻辱柱——正如当年作鲁仲连的柳浪所说：刘心皇非难、牵绊与打击苏雪林，其作用是“无形间有利于”*。基于此，我们对他们反鲁、反左在“感谢”之余，还要指责他们互扣红帽子助长了当时的白色恐怖气氛，在学术上既亵渎了鲁迅，也伤害了胡适。30
总之，“文坛往事辨伪案”是一面本能*与无法躲开30年代文艺的镜子，映照出“悼大师”的苏雪林与“往事辨伪”的刘心皇各具形状的灵魂。可悲的是，刘心皇在1996年去世前夕，还对这笔官司念念不忘，当他得知笔者写过一本《台湾当代文学理论批评史》31，在书中提及“辨伪”一事时，除给笔者写了一封长信大骂苏雪林外，还寄来一包发黄的《文坛往事辨伪》和《从一个人看文坛说谎与登龙》，要我转武汉大学“苏雪林著作陈列室”，企图用当年出书和今天送书辩诬的方式洗刷自己“检举”苏雪林有“拥鲁”前科的耻辱，而却把不择手段攻讦老作家、欲置人于死地的更大耻辱留给了台湾文坛乃至两岸文坛。
谢冰莹（1）
叶落归根的“中国第一女兵”
“文儒武侠一身当”
在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文坛上，有三位女寿星：大陆的谢冰心，台湾的苏雪林，由台湾到北美的谢冰莹。
不少人常将谢冰莹与谢冰心误认为两姐妹。其实，称冰莹为“舍妹”的冰心生于1900年，为福建长乐人；称冰心为“家姐”的冰莹，生于1906年，为湖南新化人。冰心比冰莹出名早。虽然冰莹还在学生时代就读冰心的作品，在抗战时期的成都听她演讲过《闲话燕园》，从冰心那里吸取过不少营养，但两人走的是不同的创作道路。如果说冰心是属闺秀型的作家，谢冰莹却是“战士型”文人。一个阴柔，一个阳刚。一个囿于个人的情感天地，一个却跑到前线去，替军队服务。她们两人第一次见面为1944年。谢冰莹曾自豪地告诉别人：“我与冰心不是亲姊妹，而胜似亲姊妹。”
谢冰莹的成名作是《从军日记》。作为北伐时代最活跃的一个女兵，她将自己参加平息鄂西夏斗寅叛乱，随军出发新堤的生活经历写了出来。这里当然有艺术加工，如作品写了一个农协会员董海云——“他知道自己的贫穷，不是‘天赋之命’，而是军阀、土豪劣绅、地主买办资本家的剥削使然”，如此激进的思想，正符合北伐精神，因而当时主编武汉《中央日报》副刊的孙伏园读了后，把这组文章从1927年5月14日连载至6月22日，后引起巨大的反响。接着著名作家林语堂将其译成英文在《中央日报》英文版连载，另有俄、法、日、朝鲜等文的版本问世。从此，谢冰莹蜚声文坛。当时曾有军政要人打听作者的性别。法国大文豪罗曼·罗兰从欧洲致函赞赏谢氏的佳构。美国友人史沫特莱则称谢冰莹为“女性的骄傲”。
鲁迅和谢冰莹也有过交往，1930年4月到1931年11月的《鲁迅日记》，记载了他们之间的五次往来。
谢冰莹自小聪颖好学，崇尚自由，反封反帝。在长沙女师求学时，颇受校长徐特立的器重。后赴湖北，入黄埔军校武汉分校，与赵一曼、罗瑞卿同窗。她个子不高，皮肤有些黑，脸上有雀斑，剪着男式分头，身上的衣服也是男式的，连说话也粗声粗气，简直比男人更像男人。对这位男性化的女作家参加北伐一事，何香凝深受感动，于1937年10月2日赠诗谢冰莹：“征衣穿上到军中，巾帼英雄武士风。锦绣河山遭惨祸，深闺娘子去从戎。”冰莹曾陪同田汉、柳亚子一行同访前线，田汉当即赠诗一首：“谢家才调信纵横，惯向枪林策杖行。应为江南添壮气，湖南新到女儿兵。”在保卫大武汉时，黄炎培与冰莹在武汉不期而遇，欣喜异常，也有诗《赠冰莹》，其中一首云：“早读冰莹美妙文，云中何地识湘君？可怜相见沧江晚，九派浔阳压寇氛。”柳亚子也和她有交往，谢冰莹曾住他家。别看他说话结巴，诗却写得很流畅。他在1933年写有《寿冰莹——浪淘沙》的词，开头云：“绝技擅红妆，短笔长枪，文儒武侠一身当。”另有一首《送谢冰莹赴前线》诗：“三载不相亲，意气还如旧。歼敌早归来，痛饮黄龙酒。”
武汉是谢冰莹成名的地方，又是她认识既是同学，又是同志，后来还成了革命伴侣符号（前夫）的地方。当时武汉有几家报纸，唯独《武汉日报》副刊“鹦鹉洲”才有薄酬。为了糊口度日，谢冰莹将许多稿件寄《武汉日报》，但还是解决不了生活问题，以至一周之内在汉口、武昌跑来跑去，还是找不到合适的工作。后来她干脆抛开个人得失，和许多爱国作家一样走出书斋走出厨房，投入到抗战救国的行列。1937年，她组织“湖南妇女战地服务团”赴沪宁一带工作。1938年4月24日，她又到山东采访，写出了振奋人心的《踏进了伟大的战壕——台儿庄》，其中有这么一段令人难忘的警句：“中国的土地，一寸也不能失守！台儿庄，你伟大光荣的战史，将与日月同辉，与民族永存！” 。 想看书来
谢冰莹（2）
1940年，谢冰莹在西安主编国统区鲜见的大型文艺刊物《黄河》，众多名家均为她撰稿。这期间，她的创作欲望空前旺盛，先后出版了《新从军日记》、《在火线上》、《战士的手》、《姊姊》、《梅子姑娘》、《写给青年作家的信》、《抗战文选集》及《在日本狱中》。对这段生活，她在后来出版的《我的回忆》中写道：
我的生活是充实的，我的生命是活跃的，我整天陶醉在革命的歌声里；那些雄壮的歌声，可以使我的精神振奋，可以使我的意志坚强，可以使我的感情热烈！那时候，我和两百多个女同学，完全忘了自己，只知道国家民族。尽管个人的力量是那么微弱、渺小；但团结，就是一股不可抵御的力量啊！
一边教学，一边笔耕
1943年夏，谢冰莹从西安来到成都，在制革学校任教。日寇投降后，她高兴地赴汉口任《和平日报》（原《扫荡报》）及《华中日报》副刊主编，还创办了幼幼托儿所。1948年夏天，谢冰莹来到沈阳寻找写作素材，但到了山海关因铁路被毁坏而无法往前走，好容易从山海关到北平，这时远在台湾的梁舒来信，称台湾省国立师范学院中文系聘请她去当教授。于是谢冰莹便积极筹划赴台之事。她的先生明达（贾伊箴）起先反对，最后还是同意了。她先到上海，住女作家赵清阁家。8月下旬离开上海，谢冰莹带女儿莉莉先到台湾，住台北和平东路2段4巷18号，丈夫和儿子暂留北平，不久也到了台湾。
到台湾后，谢冰莹虽称对政治不感兴趣，可政治却主动找上门来。1950年5月4日，她出席了官方的“中国文艺协会”成立大会，还和有名的右翼文人张道藩、陈纪滢、王平陵等十五人一起当选为该会理事，并成为当时所谓爱国小说家之一。1955年5月5日，“台湾省妇女写作协会”成立，发起人有苏雪林、谢冰莹等三十二人。该会于1969年4月20日改名为“中国妇女写作协会”，谢冰莹仍是该会的台柱人物。
谢冰莹的文艺观比较守旧。60年代初，新锐女作家郭良蕙在《征信新闻报》“人间”副刊连载长篇爱情小说《心锁》，由于大胆地描写了性心理，苏雪林便以卫道者身份著文斥《心锁》为“*”。谢冰莹也在《自由青年》第337期发表《给郭良蕙女士的一封公开信》。在此信中，不仅指责《心锁》的“黄色”，还攻讦郭良蕙在“搔首弄姿”，还说她“发了财”。苏、谢的文章均是“妇女写作协会”受少数人操纵、导演出来的女作家攻击女作家的一场闹剧。后来，“妇女写作协会”干脆开除了郭良蕙的会籍，然后向“内政部”提出检举书，“内政部”便据此查禁了《心锁》。谢冰莹在这里起的作用无疑是负面的，不利于作家的自由探索。
到台湾后，谢冰莹另一个变化是由不迷信鬼神到向佛门皈依。在1956年拜师后，她还取了“慈莹”的法名。促使她信佛的背景是：1954年，谢冰莹为《读书杂志》写长篇小说《红豆》，当连载到第3期时，难以为继，只好暂停。由此她忽然想起有求必应的观音菩萨，于是虔诚地带了日用杂物到庙里居住。向菩萨叩拜后，她受阻塞的灵感便畅通起来，一夜之间就写了五千多字。由于在庙里多住了几天，连载小说终于完成。乍看起来，这个故事有点玄，其实是由于作者换了一种创作环境，在庙里摒弃了一切俗事的干扰，灵感之鸟才向谢冰莹重新飞来。但谢冰莹并不这样看。她把这个故事描绘得栩栩如生，并更坚定了她“信则有，不信则无”的看法。她为了表示对宗教的热衷，特地在家里请了尊观世音菩萨像，以便每天膜拜。即使是桌上摆的白银小塔，也不忘放来自印度的舍利子。由于对佛教耳濡目染，她便开始改写佛经故事，这方面的书有《仁慈的鹿王》、《善光公�